现代决策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基础_认知心理学论文

现代决策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基础_认知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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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是人类的固有行为。从有人类就有管理,有管理,就有决策。但作为决策科学,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决策理论是在本世纪40年代以后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H·A·西蒙和斯坦福大学的J·G·马奇等人倡导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提出了与传统决策理论有根本性差别的新见解。

现代决策理论强调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决策问题,的确是西蒙的重要贡献,但并不等于说在西蒙等人之前没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决策问题。传统的规范决策理论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效用,一是概率,而这两个概念都与心理机制有关。因此,许多主张采用效用期望值作为决策准则的传统决策论者,为了解释其效用变化律的特点,往往也求助于心理学的研究。如G·T·费希纳于1860年提出的“感觉强度的变化与刺激强度的对数变化成正比”的定律,往往被看成是解释效用递减律的依据。至于概率方面,自从30年代F·P·拉姆齐提出可根据主观概率做出决策以来,人们就开始关心研究形成主观概率的心理机制。但所有这些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它的心理学依据都是早期的比较初步的东西;二是它的目的比较单纯,只是为了证明传统规范性决策的正确性;三是它所研究的心理机制十分狭隘,远没有说明和解释现代决策行为中的复杂现象。

西蒙等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人类决策的基本规律,研究了决策思维的信息输入、加工及输出过程,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扩展到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范围,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人的决策过程,产生了人工智能的新科学,为现代决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决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认知心理学对人类知觉的研究,展示了人脑对决策信息输入的操作过程,为现代决策理论解释人类决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决策有赖于知觉,知觉有赖于两种不同形式的信息——来自环境的信息和来自知觉者自身的信息。如果没有环境中的刺激就不会有知觉,而另一方面,如果知觉者自身的记忆中不具有合用的信息,也不会产生知觉。也就是说,为了确定某一事物的意义,人们需要把环境刺激和头脑中已具有的有关知识连结起来。这是一种定向、抽取特征的过程,当前的信息与记忆中的知识相对照,然后再定向、再抽取特征。这种循环过程直到获得满意的知觉为止。在决策中,这种多次循环是非常必要的。通常,首次循环并不能产生精确的抉择,但它可以缩小所需抉择的范围并对进一步抽取特征具有指导意义,这样在以后的循环中便可以逐渐产生出精确的抉择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人的知觉不仅受外部输入信息的影响,而且也受人们已有的、有组织的知识经验的影响,即概念或图式(我们通常叫做经验)的影响。

关于经验在决策中的作用,西蒙曾经作过详细的描述,“首先,人类先前获得的有关某类抉择的经验,会给人们指明所面临特定选择的一些特征。同样,人们也可以用想象实验来代替真实实验;人们可以在自己的心理追踪每一个备选行为的后果,并从中挑选出一个备选行为,而不用对每个备选行为逐个的实际检验。其次,人类的学习因有信息沟通而获得了莫大的好处。他并不是把自己的努力完全放在想象的或真实的实验上,而是利用参考文献,也就是别人通过这方面的长期实验和研究所得的结论。他也可以根据亲身的成败经验去挑选和修改他人积累的经验知识。人的优势,就在于不必对其面临的每一个具体决策都一一确定结果。通过实验、知识交流,以及对后果进行理论预测等方面,人们只要做出比较少的实验,便能获得广泛决策所需的依据。”[①]

经验对人类的决策行为有时产生积极作用,有时产生消极作用。当现有环境中的刺激与人脑中原有的经验相吻合时,会使人类对刺激的加工更快、更准确,从而加速对事物的反应和抉择。相反,当环境中的刺激与人脑中原有的经验不符合时,它将延缓对这种信息的加工过程。

在过去的30年中,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探讨了人类决策的产生过程,确认了这个过程不是神秘的或魔术般的,而是可以进行分析的。人类能够根据知觉经验,采取实验的方法,通过知识的传递和理论的推断,对某种决策产生的结果作出估计。这种过程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合理决策的基本条件。正是由于能将过去的经验以某种模式储存在记忆中,才会导致今天的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专家系统。

现代决策理论强调信息联系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重要的不是获取信息,而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分析,使之对决策有用。同时提醒决策者,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须注意信息处理的结果。在这方面,认知心理学有关记忆和思维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记忆使人脑形成联想机制和检索机制。它们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是,一旦需要,就能把记忆存储提取出来。因为有了记忆,人类才能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把所收集到的信息甚至结论储存在头脑中,当再次遇到同类问题时,不用重新研究,便能利用那些信息。

1963年,西蒙教授和他的学生建立了一个称为“EPAM”系统的关于人类识别能力的模型。根据这个模型,西蒙认为,人类存取信息的能力是通过识别增进的,迅速地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再认。1973年,他和戚斯对棋手的高水平技能做了研究,发现高水平的棋手由于在这方面发展了大量的特殊结构,几乎有大约50000个不同的形式的棋谱存在于他的记忆中,而且会很快地被再认出来。因此,在表现这种能力时,思维过程就极为迅速,决策水平就极为高超。而人脑的记忆组块取决于先前的经验和识别的灵敏度。在国际象棋大师的记忆中,识别熟悉组块是和关于当前在棋谱中发现那些组块时可能要做的决策的有关知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研究无疑给现代决策理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心理法则:人类决策需要记忆装置。心理学研究某些不变因素,研究记忆的固定组块数目,不只是为了解释简单的认知现象,而是为了更复杂的思维和人类的决策行为。人类完全可以训练自己积累有关方面的大量的信息,把为解决某一问题而收集起来的信息以及从这些信息中得出的结论储存起来,并学会记忆组块,以便在发生同类问题时用来作出新的决策。

近年来,心理学家与经济学家联手对决策中的思维过程进行了研究,使我们对人类在解决问题和非程序化决策制定中使用的信息过程有了较多的科学理解。他们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在解决问题时,人类的思维是由程序控制的,而这个程序将把无数的简单的信息过程组成复杂而整齐的序列。这一假设使计算机模拟人脑解决问题获得成功。正如西蒙教授认为的,“试探—启发式和手段—目的分析这两种策略的提出以及相应的计算机程序的建立,标志着对思维心理学的研究从传统的实验心理学方法跨入了信息加工的领域,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人的思维行为。”[②]

西蒙等人认为,人类解决问题特别是复杂问题,主要采用的策略是“启发式”。西蒙提出,实际解决问题时,每走一步,都要设想几种走法,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就退回重新选择。这叫做“知觉策略”。从决策的角度来说,如果决策的尝试没有成功,就要对问题进行反复研究,其关键在于要依赖外部信息和指导性目标信息。其实,决策的整个过程就是由解决问题的接连不断的尝试构成的。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所有失败的尝试,也是对某些问题的一种决策。任何决策都是在反复抽象,反复研究中形成的。

在决策中,手段—目的分析的主要特征是把目标分成子目标,通过找出问题状态和目标状态之间差别,运用一些技巧和过程达到子目标,再通过达到子目标、子子目标,一步步引导达到总目标。这种解决问题的策略,西蒙把它叫做“目标递归策略”。这些递归出来的目标是程序性目标。美国心理学家K·敦克尔的研究表明,最终决策的产生要经过几个中间的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对前几个阶段而言,都具有决策的性质,而对后面几个阶段而言,则具有问题的性质。对问题的改变和中间决策的这种连接,就构成了决策过程的“心理轴心”。认知心理学所提出的这些信息加工模式已经得到了现代决策理论的普遍承认。

现代决策理论将决策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程序化决策技术的心理基础是人的思维定势,即一种内化了的习惯。非程序化决策技术的心理基础是人的直觉思维。

在程序化决策过程中,定势是帮助符合目的的行动方式持续下去的重要途径,具有“从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的范围内排除情况反复”的作用。定势一旦形成,当人们需要采取适当的行动时,不必再有意识地进行决策而能对同样的刺激和同样的情况产生相同的反应。只要某种定势对实现目的来说是合理的,它就能对合乎目的的行动起有益的作用。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对定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人的心理是一个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系统。这是因为人的心理具有一种自我组织的功能,它是一种对内部的反应模式,对内部的心理模式,是一种对所接纳的所有信息进行加工调整,产生积淀进而系统化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在接受外部刺激的过程中,人的心理不断矫正估计模式,又通过概括和简约,形成特定的简化模型。因此,当相似的情境出现时,反应便以这种简化模型为中介实现。所以,定势本身是一种整合活动。

在程序化决策中,人们往往是下意识地以内在的简化心理模型去套实际情况,甚至有时会出现内在的心理模型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时,人们也会按照模型同样地重演一整套行为程序。实际上,一个人在注意到他能够了解的那些刺激以前,往往就作了决策,开始行动了。这是因为定势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一定情境的特定方面而忽视另外一方面。受定势支配的那一部分决策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自觉注意的范围。所以人们常常发现,日常生活中人类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决策行为似乎不是客观理性行为,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为是由指明注意方向的刺激所引发的。而且,对刺激的反应,虽然有一部分是推理性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习惯性的。

由于定势是一种思维的定势,所以在程序化决策的现代技术中,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是认知心理学对现代决策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它使过去属于职员工作范围的好些常规的程序化决策和数据处理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

定势在程序化决策中也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定势可以使人们形成对某一事物的“成见”。这种极端的认识往往会否定客观的思考而作出极端的决策。如果先入为主,就会对事实避而不见,拒绝接受真理,使决策受到定势的欺骗。所以,决策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心理上的思维定势和情感定势。主观上的情绪性的倾向和固定的思路成分越多,则决策失误的概率就越大。可见,定势不仅决定着人们最有可能制定哪些决策,而且,它也对人的判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非程序化决策在现代决策理论中,是被关注的焦点。人们在进行非程序化决策时,通常采用的传统技术是判断。当进行一个极大难题的非程序化决策时,通常需要决策者发挥创造性。但这些技术的心理过程至今尚很少为人们所了解。

早在30年代,巴纳德在其所著的《经理的职能》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非逻辑”决策的意义。他认为,经理人员或行政长官并不是象其他专业人员(比如科学家)那样,往往以有条理的理性分析为依据去制定政策。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决策情境进行快速的直觉反应。继承并发展了巴纳德理论的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西蒙更明确地提出了“踌躇——选择型”与“刺激——反应型”两种决策模式的区别,提出不但不能反对后者,而且还要在组织决策中扩大后者的应用范围,实现决策的“惯例化”。

美国学者曾在70年代对83项战略决策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仅有18项决策是通过比较明确的分析方法提出来的,其余大多数也是靠直觉判断制定的。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出现了分歧,以西蒙为首的认知学派认为直观决策的大量存在本身就说明有其存在的心理基础,应进行认真的研究以提高直观决策的有效性。但规范决策学派则坚持相反立场,认为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只有理性决策才是科学的,要逐渐减少到最终消灭直观决策。为此,认知心理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理论依据。

(1)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人们无法事事作出完整、彻底的理性判断。人类的神经传递速率不是很快的,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作出大量的推理分析。西蒙在研究人工智能时曾估计过国际象棋的走法数目,他估计一盘棋赛的任一给定状态大约有30种合乎规则的走法,对方也会有30种可能的反应,于是每走一步加上对方反应就有30×30=900即约10[8]种走法;一盘棋的平均总步数可以合理地估计为40步左右,那么全盘棋自始到终的下棋走法约有(10[3])[40]=10[120]种之多。要想通过理性分析来对这么大量的走法一一进行比较之后才选择出一种最合理的走法来,不但人脑的神经传递能力不能胜任,就是用每秒能从10亿种走法中选出一种最佳走法的电子计算机去进行选择,也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棋手们能做到“一望而知”,显然靠的是直觉。

(2)直觉来自于经验,变证明了的经验为直觉,是直观决策的心理基础。经验,在认知心理学中叫作图式。强调图式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是认知心理学对现代决策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图式在人的直观决策中有两种作用:第一,图式是一种信息接收系统,环境中的信息只有与个体具有的图式发生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对外部信息的抉择,不是取决于刺激物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被激活的图式特点,即人们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特点。在决策过程中,人们普遍会重视那些发生过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及亲身经历(或周围人亲身经历)的事件。第二,图式提供了从环境中提取信息的计划,也就是说,当某种图式被激活后,人们将预测环境中某种信息的出现并积极进行探索所需要的信息。奈塞曾经指出,预测和期待是图式作用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中,往往要对多种因素进行预测或研究,如法律、预算、时间、制度、交易成本、预期收益等等,当每一种因素都在被分析比较证明过之后,人们就会直接推理出他的一个新的抉择。显然,人类的这种变证明了的经验为直觉的能力大大有助于人类的决策。

认知心理学对人类决策行为的心理规律的研究,其最终目的在于揭示人类决策过程这一“黑箱”,使大多数人能认识到决策行为的可训练性,以大大地缩短这一学习过程,这无疑对决策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美〕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②纽艾尔和西蒙:《GPS,一个模拟人类思维的程序》,《心理学动态》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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