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编辑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编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1949年到2009年，其研究经历了幼稚、青涩的初级阶段和果实飘香、渐趋成熟的发展历程。回顾60年发展历程，从1949年李次民《编辑学》的出版，到改革开放前编辑学研究的稀疏、散淡；从1979年编辑学研究在我国的复苏、兴盛，再到2009年编辑学研究的枝繁叶茂、云蒸霞蔚，国家政治、社会演变、媒介更替、编辑实践等无不影响着编辑学研究的动态过程、研究内容、路径选择和研究成果等。解析这些影响编辑学研究的因素、因子，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的特征认知明显。
一、从编辑学研究的动态发展过程看，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
编辑学研究虽然以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但编辑活动离不开媒介。媒介变迁与社会变迁共为一体，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媒介的变革。编辑学研究60年，按其内在节律与国家、社会发展特有节律互动。从整体性认知出发，笔者将编辑学研究60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原始科学阶段(1949年—改革开放前)、常规科学阶段(1978—2009年)，即五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5年)为萌芽期、文化大革命及改革开放前(1966—1978年)为萧条期、1978年—20世纪90年代初为研究兴起期、20世纪90年代为发展深化期、2000年至2009年为转型期。下面具体分析之。
(一)政治运动的影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9年新中国成立的60年，以客观的、历史的角度进行观照，前30年的探索有成绩，也有偏差，乃至重大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给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带来极大的破坏。编辑学研究也几近停顿。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进程。编辑学研究也复苏、崛起，从原始科学阶段迅速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从1978年到2009年，“三十而立”的编辑学迅速抽枝、开花、结果，编辑学研究开始步入快车道。在兴起期，由于中央的倡导，知名人士的推进，出版业界和高校等多方面的努力，编辑学研究热潮在我国迅速兴起，一大批专业论文和相关著作得以涌现，编辑学理、编辑历史、编辑方术、编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四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均已展开，发展态势欣欣向荣；在深化期，全国性的编辑学学术组织成立了，编辑学研究的骨干队伍形成了，编辑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得以拓宽，理论研究得以深化，学科建设迅猛发展，尤其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界内部达成了共识，取得了阶段性的理论创新成果；在转型期，基于编辑学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差异化研究、媒介分类学研究，对编辑活动普遍性、共通性的追寻成为热点，从方法论到观念立场，从学术路径到研究对象，小到概念，大到理论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姹紫嫣红的研究成果比比皆是。正所谓，编辑学研究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60年研究的兴盛与否、发展快慢，几与新中国60年的命运相连。政治决策正确，国家兴，编辑学研究则盛；反之，国家遭难，编辑学研究则萧条。
(二)社会变迁的作用
如果说，媒介的发展像一条河，社会的变迁则决定了这条河的流量、流速和流向。借用到编辑学研究来说也是如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编辑学研究诞生。“文革”前17年，编辑学研究处于自发、零散状态，不成系统；“文革”后30多年，编辑学研究逐渐深入，从“三十而立”到“五十而知天命”再到“花甲之年”，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以中长时间的历史观去回溯，社会的变迁也影响着编辑学研究的动态发展。1949年4月，李次民的《编辑学》出版，标志着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开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标志着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开启。尽管编辑学研究的开始与新中国的诞生同在1949年，但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偶然的因素，使得“编辑学研究60年”不像“共和国期刊60年”“新中国××研究60年”一样开始于1949年10月1日。不过，新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革，也同样左右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编辑学研究，如195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根据苏联教授К·И·倍林斯基的“书刊编辑课大纲”讲稿，翻译并编辑出版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就有鲜明的时代印记。1979年，改革开放成为国策，在举国上下形成解放思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热潮。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该文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的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出版物的质量”。它作为开启中国编辑学研究、编辑学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作为开展编辑学研究的总动员令和总指导方针，调动了广大编辑学人研究的积极性，使编辑学研究由无组织的“自发”散漫状态进入研究的“自觉时期”。经历了兴起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深化期的横向拓展、纵向掘进，再到转型期的研究方法丰富多元、研究理念更新的进程。不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编辑工作特点、性质的讨论，还是在新世纪出版转制、媒介转型条件下对编辑职能、编辑活动规律的研究；不管是对单一媒介编辑性质、规律的探讨，还是在“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时代背景下涵盖多种媒体的普通编辑学成为研究趋势，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的时代印记，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编辑学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复苏、兴起，最直接的原因是“出版事业的改革”，而新闻出版事业的“大改革、大发展、大跨越”，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社会变迁的作用呢?正是社会变迁的巨大作用，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才可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蒸蒸日上，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二、从编辑学研究的内容看，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编辑学的产生、发展源于人类编辑实践中的矛盾，永恒的社会矛盾推动着编辑学研究观点、方法不断进步。回顾这60年编辑学研究历程，社会的变迁引发了媒介的变革，媒介的变革又带来了编辑实践活动中的新情况、新矛盾，而关注新情况、解决新矛盾的过程，就是编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反过来说，不管是编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是随着60年编辑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比如，1949年到1965年编辑学研究初期，研究成果几乎全是书、报、刊编辑工作(如1949年的《编辑学》主要探讨新闻编辑，1956年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主要探讨书籍编辑，1965年的《杂志编辑学》主要探讨杂志编辑)；2000年到2009年编辑学研究转型期，研究内容既有传统的书、报、刊编辑，又有影视编辑、网络编辑、多媒体编辑。其中常规科学阶段的编辑学研究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一般说来，只要说起1978年后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兴起，有几个关键性事件不可回避，比如：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1983年11月，第一届出版工作者年会召开，1985年，《编辑之友》更名并公开出版和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挂牌等。正因为新时期编辑学研究一开始是建立在出版工作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的编辑学研究不仅研究者是出版工作者，而且研究的内容也离不开出版；再加上当时正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此背景之下编辑学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出版、实用，或偏重实践内容的讲解，或重视基础理论的阐发，如我国书刊编辑学方面的第一本著作——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6年版)，我国科技读物编辑工作方面的第一本部门编辑学著作——王耀先主编的《科技编辑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年版)等。特别是《河南大学学报》于1985年创设的编辑学研究栏目，起名就是《学报编辑工作论坛》，定位明确，针对性、实践性突出。②难怪编辑学研究家邵益文先生在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时说：“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应用编辑学的知识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至少在书刊编辑方面是这样。”③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以出版社为代表的编辑出版部门不得不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面对这种转变，编辑出版工作遭遇了如“以市场为导向，一切向钱看”，还是“坚持出版物的质量，以社会效益为标准”等新情况、新问题。这一时期的编辑学研究重心也就随之发生了转移，如以研究编辑学、开展学术活动为己任的中国编辑学会于1992年在北京成立，1993年召开的第一届学术年会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重点探讨“图书是不是商品，怎样看待它的商品性”。不仅如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编辑学会在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学术年会的基础上，于1995年、1996年、1998年接连举办了三届学术年会，年会的主题依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特点和规律”“新时期编辑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担负的任务”“编辑审稿、加工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重点探讨的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工作实践、编辑活动特点。包括编辑工作要不要适应市场经济，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如何既按精神产品的生产规律办事，又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如何既强调出书对路、编辑工作必须大胆创新，又坚持编辑工作的基本规范和基本要求；如何既重视编辑策划的重要作用，又强调审稿、加工等在新环境下的特有价值；如何既强调编辑的主体地位、能动性发挥，又强调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等等。编辑实践的变化，带来了编辑学研究的新鲜、时尚，富有生机。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新闻出版单位改制、转型及互联网的普遍应用，编辑的实践活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如编辑活动领域由上世纪的书、报、刊、广播、电视等扩大到了光盘、磁盘、计算机软件等载体；编辑活动的频率由比较长的时间加快到了即时出版、现场转播；编辑活动由单向向多向、交互式转换，由静态向动态转换，等等。面对这种新的经营环境、新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编辑学研究的内容也进一步跟进。比如，中国编辑学会于2000年到2009年召开了10次年会，主题使用“新形势”、“转制条件下”、“深化出版改革条件下”的就有6次，研究的内容既有“新形势下的责任编辑工作”(2000年)、“深化出版改革条件下编辑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2005年)等新形势下出现的具体编辑工作问题，也有“科学的编辑人才评价体系”(2006年)、“编辑与文化”(2009年)等新形势下出现的“形而上”的实践问题。其实，又何止是实践问题?转型期媒介形式的更新，编辑活动范围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大编辑”概念的产生；对多种媒介形式编辑活动规律共同性的探讨，也使普通编辑学理论的构建，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增长点。可见，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使编辑实践多姿多彩，编辑实践的多姿多彩使编辑学研究内容不断更新，编辑学研究内容的新鲜、时尚使编辑学研究与时俱进、深化发展。正所谓，编辑学研究这条河的特征随社会的变革、编辑实践内容的变化发展而澎湃向前。
三、从编辑学研究的路径看，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征
研究路径影响着一门学科研究的科学价值。一方面，它反映出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范式、主要内容和方法；另一方面，它决定了研究者剖析问题的角度、深度，直接影响着问题的阐释力、评价力和预测力。观照60年编辑学研究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其路径选择既重理论又重实践，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征。
作为一门在编辑活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编辑学既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又具有全面的实践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既构成了编辑学的丰富内涵，也成为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1949年编辑学研究在中国迈开第一步起，对编辑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就拉开了序幕。④随后几十年，尽管每个阶段的研究内容不同，但对编辑过程的陈述，对编辑工作经验的总结，以及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升华，都是编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以常规科学阶段的编辑学研究为例，20世纪80年代，尽管编辑学研究偏重实务、出版工作总结，但理论研究的成果依旧引人注目。例如，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的《编辑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探讨了编辑学的普遍原理、共同规律，提出了文化缔构编辑观、信息智化编辑观，开辟了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一派——文化缔构派(也被称为编辑学研究的中原学派)；⑤刘光裕、王华良著的《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从理论的高度，对编辑的社会本质、社会作用、社会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编辑中介观；高斯、洪帆主编的《图书编辑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从理论上阐明编辑学的基本原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笔者前面谈到的实用性非常突出的阙道隆的《实用编辑学》等著述，在注重实用，研究编辑工作、编辑实务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编辑学的理论建树。如阙道隆的《实用编辑学》提出的图书编辑学包括总论(图书和出版的一般史论，编辑过程，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等)和分论(重要门类读物的编辑原则和方法)的框架，为编辑学研究理论框架的构成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编辑学会在北京成立，不仅召开了4次学术年会，也举办了3次理论研讨会。理论研讨会的主题依次是“编辑学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1994年)、“编辑学研究的任务和学科定位”(1995年)、“编辑学理论框架”(1997年)，对编辑学学科定位、理论框架等核心理论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如针对编辑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就出现了三种观点：基本理论、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并重、编辑理论与编辑业务相结合。这对于编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具有奠基之功。该时期的编辑学研究非常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结合，比如，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主攻方向和学科定位，明确规定为“编辑学研究，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编辑理论为重点和主攻方向，重视社会主义出版编辑活动的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回答现实生活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繁荣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服务”。⑥除了中国编辑学会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其他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也做得比较突出。如徐柏容的《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既讲理论又讲实践，既重学术又重操作，并且注意“学”与“术”的结合，理论实践兼具；雷起荃主编的《学术编辑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不仅“对学术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基本范畴、编辑活动、编辑劳动的性质、特点、功能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编辑学的10个基本范畴和学术编辑的基本范畴”，而且“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探讨了编辑过程的若干问题、学术编辑的素质和管理等问题”，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突出；向新阳的《编辑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编辑劳动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说明了编辑劳动的含义、性质、内容、作用，它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律，阐述了编辑劳动者的职责、地位和应有的素养……在史论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也做得比较好”。⑦还有任定华主编的《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景春的《文艺编辑学》(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尤红斌的《编辑学概论》(百家出版社1995年版)等，都值得肯定。
编辑学研究60年中的最后10年，“入世”带来的编辑出版业国内外竞争的加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媒技术的革命性跃进，以及以出版改企、编辑转型为中心的编辑出版业的体制转型，使编辑工作从性质、内容、特点、任务到理论、实践，出现了一系列必须面对的新情况、一连串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编辑学研究不仅在实践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比如2000—2009年，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的10次学术年会，分析和研讨了新形势下编辑活动的新特点等，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审视和探索。除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的以“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构建”(2000年)、“编辑规律”(2001年)、“以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为中心的编辑学基本理论问题”(2003年)、“编辑创新与编辑学理论研究”(2006年)等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外，还发表了大量对编辑学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基本规律等论争的文章，出版了张积玉等的《编辑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靳青万的《编辑学基本原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姬建敏的《编辑心理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柏容的《编辑选择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周国清的《编辑学导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编辑主体论》(岳麓书社2009年版)等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在2006年中国编辑学会换届后，新任会长桂晓风提出的“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很好地适应了当今时代编辑出版业改企转制、文化产业化、媒介交互融合、载体多元化、编辑职业范围拓宽、活动领域扩大的现实，赋予了文化、媒体、编辑这些既有概念新的内涵，丰富了编辑学理论研究空间，也使编辑学理论研究、实践研究的视阈更开阔。⑧正所谓，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创新也来自于实践。正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使编辑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成果丰硕，编辑学学科体系日臻完善。
综上所述，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的特征同新中国60年的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兴则研究盛，社会稳定、国家繁荣则研究深入、进步。分析这些特征，一方面，便于学界把握编辑学研究与时俱进、纵深发展的活动轨迹和学术脉络，寻找编辑学研究和发展的规律，对预测未来编辑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便于社会各界借编辑学研究60年的整体图景，观感我们伟大祖国6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沿革，特别有利于总结经验、找出不足、探讨规律、明晰思路，为今后我国编辑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提供借鉴。
注释：
①王振铎，龙玉明.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编辑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46-151。
②姬建敏.从一个栏目的成长看我国编辑学研究30年.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47-150。
③邵益文.评我国12本编辑学著作//邵益文.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39。
④姬建敏.我国第一部编辑学著作简论.出版发行研究，2010(10)：72-75。
⑤王建平.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20年综述.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77-184。
⑥邵益文.编辑学的五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邵益文.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88。
⑦邵益文.第三批新出版的编辑学著作印象//邵益文.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54-260。
⑧姬建敏.编辑学研究的现实路径探寻——从中国编辑学会历届学术年会与理论研讨会主题出发.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49-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