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利的认识，是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判断，同时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威胁与挑战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宣示”。[1]（p21）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的结束，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和新特点。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当今世界，在正确把握冷战后世界安全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既是对以冷战思维为代表的传统安全观的否定，同时又吸取了当前世界上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的合理成分，以独特的新视角，反映了中国对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美好追求，有利于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一、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综合的安全观
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内容非常丰富，外延不断扩大。江泽民认为国家安全不应该像冷战时期那样，只注重军事安全，国家安全应该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综合安全体系。其中，政治安全事关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政局稳定，从来都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将“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基础性的、突出的地位。江泽民表示：“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只有建设一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适应的伟大军队，才能可靠地保卫国家安全”。“要维护我们的统一与安全，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一个巩固的国防”。[2]（p455）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在强调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同时，也包含对其他领域安全问题的关注。经济安全就是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关注的重点。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3]（p515）“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成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4]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而科学安全也成为江泽民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指出：“我国是个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必须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能尽快取得突破，一味依靠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的安全。”[5]（p152）文化安全也是江泽民新安全观关注的重要问题。所谓文化安全就是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异国有害文化的侵蚀和侵犯。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素质的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由于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政治斗争阵地。”[5]（p180）江泽民的新安全观还包括对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安全问题的若干立场。
二、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摒弃冷战思维，崇尚世界和平的安全观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德服人、建立信任和崇尚和平的安全文化传统。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历史，使中国人民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深恶痛绝，对和平安宁更加渴望和企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受到的最大威胁仍是大国的入侵和干涉，尽管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并没有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国的领土及主权完整仍然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因此，从对威胁来源的判断来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的威胁并非取决于实力差距，而在于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在于国家所奉行的内外政策。[6]这意味着，判断国际安全威胁的来源时，一国的强弱、大小、贫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的政策。江泽民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一些大国奉行的‘炮舰政策’和经济殖民主义，使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遭到严重侵害，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受到威胁。”[7]“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6]在多极化过程中有两种政策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一是试图以武力夺取霸权的政策，二是以军事力量压制其它力量的崛起以维护霸权的政策。当前，以武力夺权夺取霸权的苗头还没有出现，然而以军事实力来维护霸权的危险则是现实的。江泽民指出：“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7]实质上，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旧安全观之处在于摒弃冷战思维，崇尚世界和平。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反对国与国之间的猜疑与敌视，反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反对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的利益之上，讲求国家之间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以互信互利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损人利己，以世界或地区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取代集团或联盟的安全。大小国家平等协商，共同努力，循序渐进，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
三、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具有强烈爱国主权意识的安全观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西方各国出现的各种新安全观，有的强调个人的安全，有的强调社会的安全，更有的提出人的安全高于国家的安全，人权高于主权。[8]（p25）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使江泽民在处理中国与外界的关系时始终把国家主权放在突出位置，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危及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江泽民认为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不容他国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绝不允许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颐指气使，推行强权政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江泽民在各种场合表达这一立场。“当今世界，有意志，有力量到处干预别国事务的只有极少数富国、大国、强国。而对于穷国、小国、弱国而言，主权是它们保护自己不受欺负的最后屏障。如果把这层屏障突破了，就会为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的行为开绿灯。世界将永无宁日。”[9]（p37）“要使弱国真正感到安全，小国真正享有平等，穷国逐渐走向富裕，富国继续向前发展。”[10]江泽民严正宣告：“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11]（p35-38）由此构成了以主权安全为核心的江泽民新政治安全观。
四、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谋发展求合作的安全观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泽民同样认为，只有一个均衡发展的世界才是一个安全的世界。2003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江泽民主席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反恐问题大会时发言指出：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是反恐的基础，只有在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铲除恐怖主义孳生根源。只有缩小差距，推动社会公正与公平，才能使恐怖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真正实现共赢，共享、共存的全球发展战略，才能让恐怖分子失去藏身之地。[12]各国应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消除经贸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性政策，逐步缩小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谋求共同繁荣，这是全球与地区安全的经济基础。“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应遵循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废除国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贸易歧视和贸易限制，以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10]1997年下半年以来，江泽民十分关注亚欧一些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其给我国带来的影响。他在讲话中多次呼吁人们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能力，谋求自身更好发展，保障国家安全，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
发展是目的，发展离不开合作，合作是发展的途径和基础。江泽民的新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安全文化中的和平主义成分，提出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合作安全观。江泽民认为军事力量负有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使命，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改革军事体制；各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应该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应着眼于预防危机发生，控制冲突升级，维护和平与稳定；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军事干涉行为，提出一切分歧和矛盾都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新思路。江泽民强调，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13]主张在军事领域内开展必要的合作，增加信任，维护共同安全。由此构成了以和平合作为中心的新的军事安全观。
五、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强调各国普遍安全和世界共同安全的安全观
国际社会是各主权国家和其它各种行为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各国的安全既有本国的独立性又受到国际社会系统因素的制约。因此，没有国家的普遍安全就没有世界的共同安全。江泽民反对那种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不尊重他国安全利益，甚至谋求对他国的控制和影响的行为，主张摒弃“零和”模式的安全关系。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享受平等的安全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14]中国不把安全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更不为维护本国的利益而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是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共同安全。江泽民提出：“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7]
各国普遍安全的途径在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实力优势，军事同盟或一致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保证人类共同安全的必要条件。江泽民认为，共同的利益是维护国际安全的首要条件，共同利益对国际安全的保证比实力更为重要，江泽民提出：“安全不能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15]相互信任是实现国际安全的政治条件。而军事同盟未必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稳定。当一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相互信任时，相互之间就不必以军事力量防备对方了。这一地区就不会出现军备竞赛，从而减少因军备竞赛而导致军事冲突的危险。此外，有了相互信任的战略关系，出现利益冲突时，各方也会主动寻求非武力的方式解决纠纷。江泽民认为“国家之间友好，平等，稳定的关系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而“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16]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发展才是安全的基础之一。西方国家的“民主和平论”并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也不能代表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江泽民认为，“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从而加深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国际安全提供坚实的利益基础”。[15]
六、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成功实践深得人心的安全观
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不仅是对传统安全观的反思和否定，而且是人类安全观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二战结束以来，传统安全观的实践不得人心，带给世界的是霸权和战争，而江泽民新安全观的实践深得人心，带给世界的是安定与和谐。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
中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与邻国的争议问题，加强了睦邻友好。本着“求同存异”的思想，中国已在北方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境地区初步建立了安全带和信任带。目前，中国已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越南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与东盟就制订“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保持磋商。在未来争议问题上，中国与有关各方就在争议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也已达成共识。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的障碍。中国把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视为营造周边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积极参与本地区各种形式的区域和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与有关各国一道努力推动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新局面。亚太经合组织、东亚“10+3”等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利益，也增进了各参与方的相互交流、信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努力推动全球和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除了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性多边安全合作外，中国还同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建立了经常性的双边安全磋商机制。中国积极谋求与各大国建立稳定和富有成效的战略伙伴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先后同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美国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同法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同日本建立了致力于和平发展的伙伴关系。在这些战略关系中，有关各方的安全利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维护和实现。由中国发起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上海合作组织是践行新安全观的典范。自1996年“上海五国”合作组织启动以来，中国与该组织的其他参加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安全问题的重要文件，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江泽民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不仅是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同时也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成功指南。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对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