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启示_恩格斯论文

20世纪30、40年代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启示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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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指的是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产生的以布朗基、卡贝和德萨米等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恩格斯把它称为“工人共产主义”〔1〕。在我国,长期以来, 有几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一是认为19世纪初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峰,唯有它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在它以后产生的空想共产主义,同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一样,都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的东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批判地吸收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对于在它以后出现的空想共产主义就不用去挖掘了。因之,对于19世纪30—40年代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著述较少,特别是把它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研究工人共产主义为当代工人运动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更少涉及。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19世纪30—40年代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产生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派别已先后趋向没落,走向反动,而科学社会主义尚未诞生这一短暂的时期。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条件。它是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产物,确切地说, 是在这次革命中出现的早期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作为当时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2 〕的代表者,它们既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派有作为早期无产阶级的客观反映者和代表者之区别,也与同时代的法国的路易·勃朗、蒲鲁东和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又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一致要求直接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建立工人共和国,并积极为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和前人比较,法国工人共产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现实精神大大加强了,空想成分相对减少了。我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学说从它的产生到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前是进步的、革命的,它在某些方面比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其中包含的许多天才猜测和合理因素至今仍是可以借鉴的,它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一点,经典作家的论述可以说明。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起源于英法和北美。〔3〕列宁也指出:“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4〕然而,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当时不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学说都不能冲破“空想”的藩篱,存在着如同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般缺陷,是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表现。这种共产主义,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5〕。尤其是到40年代以后, 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逐步成熟,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扩展和激化,新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有新的革命理论。而工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却基本上一直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不能正确回答和解决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愈来愈不能适应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故而逐渐地被工人阶级所抛弃,其学说也日益趋向没落、反动,终于为科学社会主义所代替。

我们从上述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产生、发展到消失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革命者不应站在工人运动、政治斗争之外,而必须置身于工人运动之中,参加阶级斗争尤其政治斗争的实践,与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有所建树。布朗基、卡贝和德萨米之所以被公认为工人群众的领袖原因就在于此。

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主要生活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到1848年革命时期。他们的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当时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其思想是伴随者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的发展,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逐步形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法国的社会主义是“通过政治达到的”〔6〕,这时期, 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运动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在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面前,行动型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空论的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重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描述不同,他们不是超然地站在阶级斗争之外,做局外人、旁观者,而是更注重行动和实践。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公开发表文章,创办刊物,建立以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为主的革命组织。高举革命旗帜,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和革命活动,与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带领他们为直接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而英勇斗争。

布朗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法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运动。他经历并参加了从复辟的波旁王朝到巴黎公社时期法国历次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他的一生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就是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到死为止。”〔7〕可以说,在革命实践活动方面, 布朗基超越了以往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之,得到了革命导师的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8〕”, “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9〕。 列宁也称赞他是“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10〕德萨米的一生是短促而又紧张的一生,他个人生活的历史是同他从事的革命活动密不可分的。他在30年代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他不仅创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不遗余力地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颇为广泛的宣传。他组织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聚餐会,创立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积极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去。坚持革命路线,毫不动摇,带领工人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而搏斗。主张和平改造社会的卡贝从1840年至1848年脱离工人运动去向新耶路撒冷进军以前,也是努力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他所著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和他所领导的《人民报》,在法国享有盛名,并由此引起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伊加利亚运动。卡贝的著作被劳动群众当作新的“福音书”,他本人被追随者称为“慈父”。当时,法国信仰卡贝学说的将近50万人,这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工人信徒特别多,其组织遍布各工业城市。《人民报》的发行达到数万份。卡贝因此被恩格斯誉为“法国无产阶级公认的代表”〔11〕总之,这个时期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都同工人群众站在一起,进行不懈的革命斗争。虽然他们的斗争都遭到失败,但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迫使国家朝向共和制发展。他们也因此遭受到反动派的迫害。卡贝曾被捕、抄家;德萨米被监禁、罚款过,所著《公有文库》部分被焚毁。布朗基所受的迫害最残酷、最长久,被捕入狱7次, 两次被判处死刑(后均改为无期徒刑),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50多年中,有37年是在反动政府的监狱中度过的。这些工人共产主义者由于自己出色的革命活动赢得了法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普遍拥护、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在1848年革命期间,布朗基、卡贝都曾被列入预先拟定的革命胜利后工人共和国新政府成员的名单。德萨米在同年4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也曾被提名为侯选人, 只是因资产阶级的阻挠才落选。

第二,革命者必须有高度的理论修养,研究新的科学理论,才能用科学理论去宣传、组织群众,引导他们朝向正确的道路前进。

这一时期的工人共产主义的局限性,如果说从它的产生到1848年以前主要是由于客观限制,那么,到了1848年以后,他们仍不能上升为科学,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客观条件了。可以说他们的主观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其中没有高深的理论修养是他们学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卡贝虽然一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宣传,执着追求和探索新的社会制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活动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他仍存在自然神论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性情高傲,蔑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为别人都想窃取他的成果,而拒绝与他们合作,这自然不利于卡贝学说的完善和提高。德萨米虽然极其重视理论、重视哲学,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企图从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发来建立其思想体系,被马克思称赞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12〕。但他的历史观仍是以自然法学说即理性主义为指导,而且也缺乏经济学知识,无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探索未来的理想社会。此外,他英年早逝,只活到47岁,这也影响和限制了他的思想和学说的进一步提高。布朗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是一位刚毅不屈、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他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理解较深刻,对马克思有好感并尊重他,晚年研读过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然而,他既没有高深的哲学造诣,也没有精湛的经济学修养,历史观上也存在理性论的深刻烙印。尤其是他长期呆在狱中,一出狱又忙于实际斗争,没有机会进行深刻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深造。加之,由于布朗基仅仅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革命行动,而不是把它作为思潮、理论、运动、制度来全面理解。因而主观上他就忽视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遥远的,只有等夺取政权后才会提到日程上来,目前没有必要去研究,也没法去研究。因而,他十分鄙视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方案的论争,认为这是毫无价值的,是地地道道的繁琐哲学。总之,布朗基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革命性同科学性的分离。它的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确实是令人钦佩和赞叹的,但其科学性、理论性则贫乏得令人惊异。恩格斯中肯地指出:“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13〕上述种种原因尤其理论上的薄弱肤浅,使布朗基即使到晚年也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始终徘徊于空想共产主义的体系之中,无法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境界。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革命者仅有本能的革命热情是不成事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研究新的科学理论,用它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才能运用科学理论宣传、组织群众,引导他们朝向正确的道路前进。对此,列宁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政党,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可见,理论对于指导运动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此外,没有高深的理论基础也不能对实践经验作出正确的总结,布朗基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他虽然反对空谈,主张实干;反对改良,主张革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不懂得革命不能光凭实干,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要有明确的纲领和路线,要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取得胜利。这也是他总是错误地估计主客观形势,多次发动起义而遭到失败的一个深刻原因。总之,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理论上的缺陷,使他们不能给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又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真正力量,从而也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第三,无论是在过渡时期,还是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都应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关于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革命导师作过重要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都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并剥夺剥夺者以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指出这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将“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14〕列宁也说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5〕然而,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虽然他们的改造社会和未来理想社会方案同前人相比,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显然被忽视了。以布朗基为最典型。这些工人共产主义者都犯了一个重要错误,就是不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了解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所显示的生命力估计不足,不懂得当时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与资本主义工业所造就的生产力是基本适应的,从而主观主义地企图用人为的手段去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他们在当时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硬要直接实现体现工人根本利益的过渡,结果不论是卡贝的和平过渡还是布朗基、德萨米的革命过渡,最终都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保证,否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退一步地说,即使工人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工人共和国侥幸取得胜利,建立起来,按照他们的过渡方案,不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难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勿庸置疑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综观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它们都在生产力问题上犯了重大错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严重挫折直至演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忽视发展生产力,没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

第四,仅有正确的目的、长远的目标而缺乏明确的、可行的短期行动纲领和正确的途径步骤也难以成事。

在理想与纲领的关系上,应该说,长远的理想固然重要,短期的行动纲领更是必不可少。前者是后者的奋斗目标和结果,后者是实现前者的前提条件和保证。布朗基、卡贝和德萨米都是有远大理想和长远目标的人。他们的理想社会方案,其目的和方向大体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还缺乏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短期行动纲领,而且都不懂得在主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必须做深入细致、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积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开展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争取扩大现实的无产阶级权利。而是在法国资本主义还处于生机勃勃的上升阶段,就想立即或尽快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高度的全民公有制,实现其理想社会,那是根本不现实的。在实践中,布朗基、德萨米采取的是硬拚的态度,制订和推行的是一条依靠少数革命者和少数密谋组织的领导和活动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不顾一切地发动武装起义则是布朗基密谋组织的特点。他不能正确地估计阶级形势,也不管革命的客观条件和经济政治条件是否成熟,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领导核心,就采取冒险行动,发动起义,失败一次再来一次,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当然,这是不可取的。因而,他只能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16〕。斯大林对布朗基有个评价,“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导,风暴时期的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没有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17〕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布朗基学派的密谋的特点,在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的起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时运动的领袖们虽然支持群众运动,但没有采取措施向群众阐明运动的意义。他们把自己的密谋工作引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最同情密谋的人都不知道5月12 日召集他们是为了什么。由于没有群众的支援,因而一批批零零星星的密谋者的起事,很容易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这一点,布朗基直到晚年才有了一定的认识,注意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可是毕竟是很有限的,其范围没有超出巴黎地区,真正有组织的队伍也没有超过万人。那些布朗基主义者更是蛮干,结果走向同马克思、恩格斯决裂,终于被工人阶级抛弃的下场。而被称为和平共产主义者的卡贝,在1848年6月起义后, 目击政权和革命果实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对在法国实现他的主张失去信心,便和他的一批信徒脱离工人运动到美国进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公社的试验,建立了一个不足1500人的“新袖珍耶路撒冷”移民区。由于他的移民区是处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加之,由于地理环境的恶劣、经济的困难和内部的矛盾纷争,他的移民区正如欧文的这类试验的悲惨结局一样,只维持了8年,到1856年就基本解体, 其影响也逐渐消失了。以上说明,正确的目的、长远的目标只有奠定在切实可行的近期行动纲领的基础上才能得以逐步实现。另一点,理想社会的实现,也离不开正确的途径和步骤。因为,途径和步骤是达到目标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人共产主义者不谙此道,结果都犯了错误。

注释:

〔1〕〔12〕《马恩全集》第2卷,第278、167页。

〔2〕〔3〕〔5〕〔8〕《马恩选集》第1卷,第244、173、236、610页。

〔4〕《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

〔6〕《马恩全集》第1卷,第575页。

〔7〕参见布朗基:《有关武装起义的指示》, 载《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2页。

〔9〕《马恩全集》第30卷,第612页。

〔10〕《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3页。

〔11〕〔14〕《马恩全集》第4卷,第47、489页。

〔13〕〔16〕《马恩选集》第2卷,第588、589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

〔17〕《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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