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贫困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是在本世纪60年代人类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结构激剧变化的总体态势下，在西方经济学中迅速崛起的一种经济理论，主要探讨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形成过程和人力投资的成本与效益。人力资本理论的生产，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内涵，而且对于近40年来世界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战略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理论，直接来自于19世纪末形成的“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生产函数概念，它表明了一定的产量来自一定的生产要素组合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后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在柯布(charles cobb)——道格拉斯(Paul Douglas)生产函数概念的基础上，对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从而阐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新古典学派”提出的资本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只涉及对物的投资，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们以此为出发点，扩大了“投资”所包括的范围，提出关于人力资本及其经济效果的概念。
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首次提出了“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概念，强调教育、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两个家长、两种投资的模型将这一思想形象地表述出来。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strumilin)在其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中率先提出了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他用劳动简化计算法算出，对工人进行一年的初等教育可比同样时间在工厂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1.6倍，他是最早用数量计算方式来阐述教育经济意义的经济学家。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尔什(Wolsh)发表了《人力资本论》一文，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以后收入相比较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用教育费用效益的分析方式来计算高中和大学在经济上是否有利的问题。196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d·W·schultz)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的观点》的著名演说，首次提“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概念，并建议把通过对儿童和成年人的教育，改进他们的健康和营养从而提高劳动质量和劳动者收入的过程看成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在1962年舒尔茨出版了《教育经济价值》一书，阐述了人力投资的成本及教育经济效益的核算，从而完整地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教授在长期的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生产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人口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观点已无法解决今天的事实，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重要。他进一步提出，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资本实际上仅仅是指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厂房、机械设备、原材料和燃料等多种物质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这样的资本概念是不完整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仅仅看重物质资本的形成是不够的，为了有效地利用可以得到的资本和技术，还必须充分注意对吸收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舒尔茨试图建立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全面资本概念，他认为，物质资本是体现于物质产品上的，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包括量与质两个方面，量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从事现有工作的人数及百分比，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社会的人力资本的多少，就是指技艺、知识、训练程度与其它类似可以影响人从事生产性工作能力的东西。舒尔茨教授具体论述了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健设备和服务的各种开支；在职训练、正规的初等、中等及高等学校教育的支出；非厂商所组织的成人教育训练，特别包括农村的推广教育，也是人力投资的一项内容；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等等。在上述人力资本的投资中，舒尔茨特强调了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投资，教育活动是隐藏在人体内部的能使人的能力得以增长的一种生产性活动，教育不是一种消费活动，相反，政府和私人有意识地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它蕴藏在人体内，会在将来作出贡献。
舒尔茨对教育社会经济效益的计算，特别是用国民收入中教育贡献所占的比例，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效益的指标具有相当广泛的意义。他通过人力资本理论的阐述，彻底扭转了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还流行于经济学界的以物质资本为中心的经济理论，把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在内的、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投资都看成是生产性投资，并在经济发展中产生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增加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
二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进一步肯定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对人力资本投资也明显地有助于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更多的实物投资，减少人口赡养负担，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中，教育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这些贡献是特别明显的。本世纪80年代以后，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把教育和科学摆在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用于国民教育投资的增长率始终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为迅速摆脱不发达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不顾压缩其他建设项目而带来的重大损失和一切困难，也选择了教育先行的发展道路，并不理会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关于教育投资必须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理论忠告。例如非洲的刚果人民共和国，不顾每人年收入仅220美元的经济落后状况，大幅度追加教育投资，在整个70年代保证了平均每4个居民中就有一个进免费小学接受教育。1990年，刚果的人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了1010美元。喀麦隆在1967-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10%多一点的情况下，把它的教育经费猛然增加到6.5%，经过20年的努力，1990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960美元。这两个非洲贫困国家1990年列世界109个国家排名的59位和62倍，大大高于同期中国人均GNP370美元和排名87倍的水平。拉丁美州的古巴虽然资源有限，也迅速地向普及小学，成人扫盲教育的方向发展，并扩大了中等教育。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成本收益率进行计算后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收益一般是很高的，教育不仅能够改善劳动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收入增加，还可以取得改善健康和营养状况以及降低生育率的效益，这又会导致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教育投资中，初等教育的投资的社会效益率为最高，受过教育的农民有相当高的生产能力。如受过四年教育的农民种植的作物收成比没有受到教育的农民种植的作物收成高13%。据世界银行测算，在依靠教育普及、知识扩展、技术等带来劳动者素质提高而形成的全要素生产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发达国家为49%，发展中国家也达31%。
在1965年至1990年的25年间，发展中国家在缓解和消除贫困这个艰难而持久的斗争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均消费水平上实际上增长了70%，作为发展及健康的综合指标的人均预期寿命由51岁延长到62岁，小学净入学率已达到84%。25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奉行以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困的发展战略，在这些政府看来，经济增长了，穷人的消费水平和其它条件也会相应地提高。但是由于增长过程中未能注意开发穷人的人力资本。在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意识到，增长并非减轻贫困的同义语，提供基本需要和社会服务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多种教育、健康和其它社会开支，都会改善人力资源的质量，它和工业投资一样可以是生产性的，例如举办初等教育和贫困乡村的健康项目，就会提高穷人的生产率从而变成减轻贫困程度的手段，因而把减轻贫困的重点转移到直接为穷人提供基本商品、基本食物、水与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初等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以及住房等为主的社会服务方面。在7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针对“绿色革命”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弊端，全面实施“缓解农村贫困计划”使贫困人口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逐步摆脱贫困。斯里兰卡政府在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条件下大大改善了对穷人的社会服务，其结果使斯里兰卡穷人家儿童的入学率达到94.7%，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非常低。这两项指标几乎和发达国家相似。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适当地摆平了经济增长向穷人提供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如拉丁美州的巴西和墨西哥。在这些国家里，一方面政府通过适度的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提高穷人的收入；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是通过提供足够的社会性开支，为穷人提供相对完善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形成增长、社会服务、减轻贫困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在某些工业化国家，普遍推行了改善贫困人口的收入同经济加速增长结合起来的策略，如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亚洲的以色列、日本、南朝鲜、新加坡等国家均采取此项策略来解决本国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考察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这们都遵循一种相似的动态的先后次序：第一阶段，激进的资产再分配，主要集中在土地上，但也对使用和进一步积聚金融资本加以最低限度的抑制，这一阶段可能出现负增长，但是为了创造经济和政治条件以保证今后的经济增长不现出高度的贫富悬殊，这一阶段是必需的。第二阶段：大规模积累人力资本，远远地超过了当时对技术的要求。在这个阶段中，人力资得到重新分配，人力资源的基础大大扩大了，经济机会和对下一阶段的政治压力也随之产生。第三阶段：人力资源迅速地、密集地增长。上述国家通过对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消除本国贫困状态和维护经济增长方面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通过评估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状况和对25年来不同发展中国家实施反贫困战略的经验总结，得出了以下结论：与贫困作斗争最成功的国家都推行一种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并对穷人的人力投资进行投资，增加对穷人在医疗卫生、营养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改善和提高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素质，为谋求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投资于穷人健康能够提高他们的可教育性和生产率，它既能赋予穷人脱离贫困所需要的资产，又能赋予他们免受身体之苦的直接福利收益，这投资能达到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由健康投资和智力投资构成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改造传统经济，加速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措施。为此，这种经济增长和对穷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兼顾的方针成为世界银行着力推荐的，减轻贫困的基本战略。如果说，向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为摆脱贫困寻找出路的话，向穷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则是为了消除贫困的根源，因此，社会服务是任何长期性减轻贫困战略的重要方面。过去的25年来，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向社会特别是向穷人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和发展基础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同这些国家巨大的社会需求相比仍显得远远不足。因此，发展中国家贫困状态的主要问题，是对社会服务尤其是教育投资的作用重视不够，或者社会服务与教育投资没有真正发挥效能或效能低下。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今天，教育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和重视教育发展的经济意义，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致力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战略选择。
三
中国是一个经济很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4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政府一直把缓解消除贫困作为责无旁贷的责任，并为此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在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扶持时间最长，以满足人类基本需要为主要特点的反贫困战略。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中，政府始终把提高人的素质和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1986年-1992年6年间，国家和省、区、地、县分层对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广泛的培训，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直接培训了贫困县、乡领导18000多名，培训贫困地区农民4000万人次，使他们掌握了一至两门实用技术。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脱贫致富中的重要作用，在贫困地区实施了“温饱工程”，并相继引入了“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燎原计划”。1991年中国政府要求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使贫困地区的农民从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大，仅“温饱工程”一项，就为贫困地区增产粮食50亿公斤，解决了1500万贫困农民的吃饭问题。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由经济体制改革触发进入超常规增长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政府通过初步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为缓解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和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经验。在80年代世界贫困规模不断扩大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
但是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社会各种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制约，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面貌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1996年，中国农村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6500万，其中2700万人的年人均收入不足300元。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耕地资源贫乏、干旱半干旱的深山、大石山区、高寒地区、荒漠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除了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贫困地区生产方式原始、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低下、生态严重失调等外貌特征外，教育事业发展的落后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极端薄弱是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特点。其突出表现在教育经费短缺，教育结构单一，师资水平低下，教育不具备培养适应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专门人才的机制和功能。这种状况直接决定了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低下和文盲半文盲占劳动力主体地位的格局。在扶贫开发进入全面攻坚的历史阶段中，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在继续加强物质救济和区域发展援助的基础上，着重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等社会服务，从而彻底地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贫困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战略重点。这是有效实施中国政府《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不容置疑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政策调整的思路。中央政府和贫困地区政府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担负起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任，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建立以中央财政为主体的“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基金”和实施阶段性中央教育援助计划，集中资助、扶持、协调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贫困地区政府除了要提高各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外，还要从地方机动财力中挤出一定的经费支持教育，有条件的贫困地区应将当地财政收入增长的大部分用于教育投资，而且教育经费的增长要高于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和地方产业的发展速度。成人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除了中央统一安排和支持的部分投资外，主要应依靠贫困地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大专院校、工矿企业等社会力量来举办。同时，借鉴“以工代赈”方式兴建校舍、修缮危房、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此外，随着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要引导贫困农户提高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逐步通过教育支出的增加使贫困地区劳动者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之一。在强化国家投入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多渠道、多方式集资办学的体制。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结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贫困地区教育结构与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之间的矛盾在于比较重视基础教育而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及成人文化教育。这样，尽管每年都有数量不少的中小学毕业生，但其中真正能够适应贫困地区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却又非常缺乏。因此，必须根据贫困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改革和调整教育结构，在坚持“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成人文化科技教育为辅助的贫困地区教育结构，配合贫困地区农业资源开发和农业科技进步，进一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办好各类农民学校，特别要办好各类农村职业学校。针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低的问题，一方面在贫困县的每个特困乡选送10名高中毕业生到本省（区）农科院校进行专业技术培训，重点学习畜牧养殖、经济林果及商品经营等适用技术。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在贫困县建立“扶贫开发培训中心”的有效方式和途径，结合当地县农技站、农技校、职业中学以及有关部门联合举办各类培训班，向农民推广“-看就懂、一学就会”的实用技术，如地膜玉米、生猪快速育肥、果茶树病虫防治及改造技术等，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逐步做到为每个贫困户培训出一个明白人。
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结构的调整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一支有良好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向之一。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先发展贫困地区师范教育和进行多渠道，多方式的师资培训，尽可能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改革教育系统工资制度，提高教师工资待遇，逐步使教师的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贫困地区各行业的平均水平。采取坚决措施彻底解决许多贫困地区长期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坚持不懈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树立和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使教师工作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重的职业。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身体素质平均水平的高低是该国或地区劳动力人口素质状况的决定因素，人口的身体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劳动力资源总量及其发展，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提高人口的智力水平的基础，必须在严格控制贫困地区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人口素质。中央政府和贫困地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医疗卫生和营养保健事业的发展，大力完善以满足贫困地区人口基本需要的反贫困战略措施，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口的住房设施和饮水设施。增加对贫困地区卫生基础设施的经费补助，提供专项经费用于培训医务人员，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贫困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在地方病多发区要做好地方病防治工作，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大力完善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公共医疗卫生和优抚安置制度，严格控制呆傻低能、遗传性疾病患者、传染病患者的人口再生产。提倡优生优育，改进后代身体素质，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身体素质的普遍提高，从而为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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