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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次又一次表明，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要积极吸收借鉴外国在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动态过程。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传统和巨大生命力、创造力的伟大民族，如果不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土地，从自己人民的需要出发，坚持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艺术，在文化艺术领域丧失独立性，最终就会成为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附庸，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我们对于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一切优秀的、进步的文化艺术成果，要注意积极学习和借鉴，如果拒绝学习和借鉴，那也是错误的。”这是非常正确的。
积极吸收和借鉴外国一切优秀的、进步的文化艺术成果，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内在需要，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在其漫长的历史行程中，几乎都不是孤立地、平行地发展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即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向前演进。特别是过去和现在那些发展和进步较快的民族文艺，总是历史地开放的，总是处于同其他民族文艺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活跃的相互交往之中，总是勇于和善于吸收借鉴别国别民族的文艺。这也许是人类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的普遍规律之一。灿烂辉煌的我国唐代文艺是如此，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文艺是如此，20世纪异军突起的拉美文艺也是如此。反之，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艺，只要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不会有前途的。我国的近代文化艺术就是如此。毛泽东曾说过：“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又说：“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为此他多次提出：“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借鉴外国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他并且针对我国近代文化的状况，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是在半个世纪之前说的，但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其意义。新时期以来的十几年里，我们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艺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与欧美、俄罗斯、日本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相比，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动态的过程，并不是纯民族的和恒常不变的东西。拿我国的文化艺术说，它在历史长河中曾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外民族的精粹，把它们融会整合于自身之中，变成自己的血和肉，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
在文化艺术领域里，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拒绝学习和借鉴外国是错误的。同样，不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不从自己人民的需要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盲目引进外国的一切，也是不对的和有害的。过去和现在的外国文化艺术都不是统一的，纯粹的；应该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应该无批判地继承或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曾指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都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是我们对待外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只有通过这种历史的、辩证的、具体的分析，才能吸收借鉴其中优秀的、进步的、健康的东西。
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文化艺术，其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改进、丰富、提高和发扬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是为了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洋为中用”。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艺，在对待外来文艺的问题上，总是采取为己所用的态度，并按自己的特点和方式去处理，去吸收。这几乎是一种普遍性、规律性的现象，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走向成熟的标志。
每个民族的优秀文艺总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总是同自己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语言、习惯、感情、审美趣味、表达方式及生活特点紧密相连。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它的文艺有自己的规律，自己的过程，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色。外国文艺毕竟是外国作家艺术家根据当时当地的生活创造出来的，不可能完全适合此时此地的我们民族文艺的需要。因此，“洋为中用”不仅有一个能不能用的问题，也有一个用什么和怎么用的问题，一个与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的需要相结合的问题。即便是非意识形态性的科学、技术、生产设备、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在引进它们的时候，还得考虑我们的国情和需要。如果引进农业机械，还得因地制宜，决不能把一切先进的全都拿来使用。至于具有意识形态性的那部分精神产品，情况就更不能同日而语了。外国文化艺术领域中即使是有益和合理的东西，由于社会发展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必须加以充实、改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洋为中用”又必须和“推陈出新”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决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文艺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一个伴随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扬弃的“自身运动”；不突破传统，不勇于革新，不根据生活的新要求进行创造，那就无所谓文艺及其发展了。
文艺应该不断地求新创新，也应该不断地吸收借鉴外国文艺的新东西，新成就。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外国文艺中，尤其是在西方文艺中，新东西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宛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因此对“新”必须采取具体分析。不是一切“新”的都是好的，美的；也不是一切“新”的都比“旧”的好，都比“旧”的美。不应该把人类文艺的历史进步直线化、简单化。要看到，不仅蒸汽机时代的优秀文艺，甚至连四轮马车时代的优秀文艺，也可以作为我们文艺的榜样，也可以成为我们永久的接受和欣赏的对象。这如歌德所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这如别林斯基所说：“曾希金不是随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如马克思所说：“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抑“旧”扬“新”或厚“今”薄“古”，都未必正确。那些看起来是“新的”，自诩是“新”的，不等于在本质上都是新的，正如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一样。例如，当前西方文艺中那些追求刺激、恐怖和宣扬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那股执著反对逻各斯中心的解构主义思潮，那种消解传统主流思想的“少数话语”，等等；虽然有其合理的成分，尤其是在彼时彼地，但在本质上都不是真正的新东西。从整体上看，它们与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大相径庭，基本上是不可取的。即使如此，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艺术中诸如此类的新东西，仍是必要的。这如鲁迅所说：在经过“占有”和“挑选”之后，采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办法。
而且应该看到，就在当今的西方文化界，对这些东西也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的。其中不少人对西方“文艺的衰亡”表示了深深的不安和忧虑，认为当代西方的衰落是科技扩张、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反文化的本质。著名的德国西方文学史家、批评家汉斯·迈耶——这位“陪伴了本世纪西方历史出现的重要文化潮流”的历史见证人。也不无感慨地说：“现在西方文化已经走进死胡同。一边是艺术家的深深寂寞，绝望和悲剧；另一边是文化企业的堕落，其堕落达到的丑恶程度，连以揭资本主义文化疮疤出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活着时都没有诊断出来。”与此同时，一场西方的文化批评运动正在西方各国广泛地蔓延开来。我想，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倾听这些声音，不能不全面地考察西方文化的这些态势。这对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