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承续与变迁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脉络。回溯出版业7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要不忘本来，科学把握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坚守出版事业的初心和使命；吸收外来，彰显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宏大格局；面向未来，在扩大和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方面有新作为。本期《焦点论坛》推出的一组文章，在揭示我国出版业70年光辉巨变中的不懈探索和发展规律的同时，更有助于我们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将往，促进新时代出版业行稳致远，谱写更加壮丽辉煌的篇章。
承续与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与身份转型*
□文│李林容 陈 成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综观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从三个阶段阐述，1949年至今我国出版业所做出的不懈探索与变革实践以及蕴藏其中的承续与变迁。
[关键词] 出版业 新中国成立70年 改革
纸质印刷图书即将终结，大数据、智能技术重构出版业，传统出版产业链土崩瓦解……诸如此类有关出版业变迁的滔滔之论不绝于耳。然而，大量事实表明，我国图书出版营收收入增长仍在提速，图书出版业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那些对于媒介技术深怀乐观的未来派学者反复诉说着他们寄托于技术的欲望与梦想。这些话语将一个新的时代先验地摆在我们面前。或许正如大卫·赫斯蒙德夫所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弄明白自己正在阅读的是针对当下之事的分析，抑或仅是对未来的预测。[1]
在循环系统疾病中，心律失常是导致器官性病变的最常见类型，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心脏起搏器植入术作为一种高效的手术治疗方法，具有安全性高、创伤小、操作简便等特点[3]，因此广泛应用到临床治疗当中，然而患者在术后恢复的过程中因护理不及时会出现全身乏力、胸闷气短等症状，严重降低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了治疗效果。通过此研究，对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加以结果分析，现报道如下。
有鉴于此，要为新中国出版业70年发展勾勒一幅较为清晰完整的实景图，本文的研究思路将共时地涵盖“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两大层面。首先，“显性逻辑”是指本文外显的篇章结构与段落划分。景跃进曾“用辩证法中的‘正反合’过程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从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2]与这一过程相应，我国出版业的70年演变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正反合”历史发展轨迹。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高度政治化时期。此时，我国出版业以显著的“政治身份”存在，运行于高度计划管理和国家统收统支的体制条件下。1978年改革开放起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版业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去政治化时期。全国出版单位相继转为盈亏自负、经济独立、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产业运作实体，以市场、商品为核心的图书生产、流通与消费模式开始兴起并逐步走向高潮，出版业的“经济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再政治化进程。为了解决出版乱象，建设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出版事业，我国在出版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反经济“脱嵌”的保护性行动，催生了出版业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身份”。
滨湖到济南只有早上七点半一趟列车。第二天早晨，欧阳橘红顾不上修饰零乱的头发和通红的双眼，天刚亮，她就去了火车站，比雷志雄先到一个小时。
从具体的实践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出版业通过开展一系列反经济“脱嵌”的保护性行动，形成了“社会市场”抑制“市场社会”的局面。“‘社会市场’是一种经济关系‘嵌入’社会关系而构成的现实状况，而反之，当社会关系‘嵌入’经济关系时，它们就会形成‘市场社会’。”[12]著名学者王绍光在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细致地分析后发现，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深重危机，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压制”了社会政策，引发了社会公平、医疗、环保等诸多问题，此后，蓬勃的“反向运动”开始出现在我国大地上，一个“社会市场”逐渐被催生出来。[13]
一、“政治身份”挂帅：1949～1977年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出版业
要理解这一时期我国图书出版与发行的运作思路，首先要对这一时期我国统领性的政策方针有所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对大量历史客观因素的细致考量，党和国家领导人确立了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总体性政策方针，即由政府来调节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出版业同样运行于这个总的经济方针下，当时我国一系列出版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打造和优化计划型的出版政策体系。[3]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出版业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存在于各个解放区但互不相连的新华书店，另一部分则是国统区的出版业。为了从顶层设计层面全面调整和改造中国出版业，1949年11月1日成立出版总署，统一全国出版业务。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总署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下做出了一系列促进出版事业发展的举措。我国出版业开启了高度政治化的30年。
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出版理念与出版业务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出版理念上，我国出版事业的精神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双重属性”被第一次正式明确。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地否定了中国出版发行工作的营利目的与经济属性。但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83年出台的全国性文件中对此作了划时代意义的革新，第一次特别指出了我国出版工作与出版物的商品属性与经济身份。我国的出版单位虽依旧被视为事业单位，但它实际上将采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这标志着对我国出版事业在定义上和认识论上的飞跃。随后，我国出版业的稿酬发放体制与图书定价管理体制相继修改。以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替代了之前的一次性稿酬制度，逐步下放了书籍的定价权力，以呼应出版业的经济属性。与此同时，在“人员走出去、经验请进来”的理念下中国出版业进一步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人通过访学、参观考察、学习培训等走出国门的方式学习了其他国家，主要是前苏联和西方国家先进的出版管理理念与方法。1979年中国出版代表团在陈瀚伯与陈原的带领下访问了英国。除了相关负责人亲自走出去，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还做了诸多引进来的工作。一大批国外著作或直接或以合作的方式被引入国内，例如1979年出版的《少儿百科全书》与1980年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
在图书发行方面，统一全国范围内的新华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出版业改造的工作重点。新华书店自1937年诞生以来，一直是我国民众书籍、信息等的主要获取来源，肩负解放区书籍出版、印刷和发行的重要使命，由此决定了它一经诞生就主要作为国家的政治宣传者和教育者而存在。1959年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新华书店从党营调整为国营。该举措进一步提升了新华书店在我国出版事业建设中的地位，奠定了我国国营出版业的发展基础。随后，在国家统一指导下，全国范围内的新华书店开启了轰轰烈烈的集中运动。“到1960年，全国已建立新华书店门市部5872处，并且还在农村经营百货的供销社中建立了2.3万个供销社售书点。”[6]与此同时，国家也对旧有出版事业展开了调整。其中对国民政府官营出版机构进行了分别对象的没收或接管，而对国统区的私营出版业则以改造、扶持为主。至此，我国形成了以国营出版业为骨干，私营出版业团结在旁的出版体系，奠定了我国出版业的初步格局。
第2阶段，继续推进“四同步”工作机制，以副中心道路新建、改建和扩建为契机，全面推进城市副中心新城155 km2智慧交通管理科技系统建设.
经过十多年的恢复性发展与出版体制、出版观念、出版业务的全面改革，我国出版业呈现出了全新的图景。首先直接表现在图书品种与印数出现的井喷式增长。到1994年，全国的图书品种几乎达到了1976年的8倍，突破10万种，总印数则达到1976年的2倍多；同时，出版社的数量和规模也在迅速地扩大。[8]这些成绩无不源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改革。然而，正如卡尔·波兰尼所预示的一样，“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力量”。[9]此后大量事实表明，精神生产领域一旦走向市场化、商业化的极端，一旦将“经济身份”作为其核心的身份追求，就势必会造成一些惨重的后果。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版事业的建设过程中，一些出版社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应，争抢“热点”，生产了一批重复、质量低下的出版物。一些出版社甚至还将出卖书号、刊号、版号作为生财之道；抑或是降低品格，出版发行一些粗制滥造、庸俗无聊、宣扬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的图书商品以谋取高额利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愈发深重的矛盾，将数量增长、规模扩大与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等量齐观的老旧思维逐渐“破产”。为了解决出版乱象，促进中国出版事业可持续发展，我们的领导集体在“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工作原则下，开启了“重新政治化”的选择，一步一步地催生出了我国出版事业的“社会身份”。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大多聚焦于企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忽视了品牌建设问题。然而，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高瞻远瞩和持续的努力，才能看到明显成效。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品牌价值管理方面相对滞后。
二、“经济身份”乍起：1978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去政治化”的中国出版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市场逻辑在这一时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的重要运作机制。出版业也被这一时代潮流裹挟其中，一度呈现出“去政治化”的态势。出版事业的“政治身份”走向黯淡，“经济身份”显露头角。
祖母信奉的瓜达卢佩圣母，代表着与西班牙殖民文化相对的墨西哥本土文化，是墨西哥的文化身份的象征。（石平萍,2005:25）赛利亚对祖母态度的变化在本质上也是对祖母所代表的墨西哥传统文化的态度变化。祖母长期被赛利亚视为“可怕祖母”。在叙述祖母的故事中，她逐渐理解了祖母严苛的外表下对儿孙们的爱，感觉到了与祖母之间的联系：“我就是可怕祖母，我成为她，看到了她的内心。”（424）
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业的改革主要围绕着出版体制、出版观念与出版业务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出版体制的改革。1982年，文化部在其发布的《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主三多一少”图书发行体制。该举措率先打破了过去长期以来新华书店作为发行渠道的单一格局，大量民营书店开始正式进入我国图书发行领域，极大地丰富与活跃了我国的图书发行市场。之后，我国民营书店不断地向现代化、专业化、信息化与公司集团化进化。以席殊书屋、三联书店、先锋书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性民营书店开始成长起来并逐渐壮大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版图中的重要力量。1984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地方出版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国出版发行单位经营体制转型的重要议题，提出要将中国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单位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单位”。1988年，确立了“三放一联”图书发行体制。“三放一联”是“一主三多一少”的延伸，其目的是为了打破地区封锁、促进公平竞争，进而建立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图书出版发行市场。通过在各个部分融入市场力量，我国出版业开始在市场、经济与竞争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
在图书出版方面。1949年10月，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将党内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作为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重中之重，其次是中学与小学的教科书籍。党内文件包括“一切公开发表的党的决定、决议、指示、总结、声明、发言人发言等，一切有关政策的规章、条例等”，[4]这些文件被统一地编著为“政策丛书”系列进行出版。《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当前出版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1949）强调了“保证干部用书的供应”要求。其目的是提高中国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干部用书主要指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内的12种优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5]除此之外，新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是当时的核心出版物。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间，在中央的部署领导下，我国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成果斐然。但后来在极左思潮和“文革”影响下，我国出版业进入了“寒冬”，全国图书出版与图书发行事业一度发展缓慢。
三、“社会身份”显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重新政治化”的中国出版业
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就曾强调，要认识到新出版事业的两重性，尤其认识到出版、发行、印刷工作的政治性，出版事业是一项政治任务。“出版跟着运动转”，新中国出版事业建设的前30年无处不体现着高度的政治色彩与政治意味，出版业的“政治身份”显而易见。从首要出版政策文件到干部读物，从接管、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到改造国统区与私营出版业，从出版业的“大跃进”到出版业从业人员参加大炼钢铁运动。1949～1977年我国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战线，其一方面运行于高度政治化的历史环境中，另一方面也以它的政治身份为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大环境助力。显然，我国出版事业的这一运作模式是与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的，是自洽的。而问题在于，高度政治化的运作方式由于过于强调出版事业的意识形态身份，则不免将出版事业的发展单一化、模式化、工具化。直到1978年，全国出版图书仅为1.50万种，并且其中的政治出版物占据了绝大多数，学术、文学、科技等类型的专著寥寥无几。[7]这一时期，我国的图书出版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品类上来看都是较为匮乏的。解决“书荒”难题，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阅读需求已成为当时中国出版业改革的迫切问题。
在论及“重新政治化”的涵义时，景跃进说道，“所谓重新政治化并非是指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治的回归，而是指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纳入公共领域的视野”。[10]这一思路与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提出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社会”的理解遥相呼应。布洛维指出，“社会是一个同国家和市场同行但又异于国家和市场的核心位置”。[11]结合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进程来看，改革开放前的高度政治化背景使得我国出版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失去了自我的品格与活力。而在之后的去政治化时期，出版社纷纷追求“独立”，看似摆脱了附庸身份，但“文化产业”与“市场走向”的狂飙突进不仅给出版业自身发展制造了混乱、乱象，更为重要的是还导致了“去政治化的政治”。而重新政治化则是“否定之否定”的再政治化选择，是我国出版业开始走向“社会身份”，走向行动自觉，走向成熟的表现。
本文的“隐性逻辑”则是指分析过程中暗含的“承续与变迁”的研究思路。承续与变迁首先是一个基于较长历史时期的历时脉络。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整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变化无不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国出版业的行业动向，出版业态始终同当时的社会形态息息相关。同时，承续与变迁还代表着一个更为平衡的分析视野。图书出版并未终结，旧的模式并未全部被扔进历史故纸堆，将技术的发展等同于传统出版业的过时显然有失偏颇。这种话语不仅掩盖了出版业内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更抹杀了我国出版业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核心机制的生命力与面对时代变迁时自我革命的魄力。尽管传播工具与阅读习惯都在持续发生变化，但出版的本质依旧是传递思想，出版人的使命始终是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优秀文化传播，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承续与变迁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我国出版业独特的文化脉络。
这一“反向运动”在我国出版业的再政治化改革发展中表现尤为显著。首先是整体性工作思路的调整。1994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提出了我国出版业要从“以扩大规模数量”的阶段向“以提高质量效益”转移的重要工作思路。之后，中国出版业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阶段性转移”的战略实施。为了应对图书质量低下的问题，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定》，此后，国家开始连续五年对图书质量进行审查。为了应对出版秩序混乱的问题，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开始大力查处出版单位“买卖书号”的违规行为，发布了《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大刀阔斧地处理了一批违规出版社。同时，国家还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对图书出版数量增长过快的问题进行了修正。种种举措使得我国图书品种稳步增长，图书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在这之后，重拾出版业的公共文化服务身份与构建“两个效益”相统一的机制体制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建设的核心。2006年，为了在农村地区打造中国特色的新型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机制，我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农家书屋”公益性文化服务工程建设。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全国范围内发文，该文件继续强调中国文化产业改革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关系的主要议题，将我国出版发行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效益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层面，2019年，我国图书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在《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指导下全面正式展开。该办法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作为出版发行的核心导向。
虽然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吸入”市场的反向行动对我国出版业展开了适当的“去商品化”与资源再分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回到了高度政治化的早期阶段。在出版领域，市场依然是各种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并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与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资本的压力，中国出版业的企业化、集团化和产业化正在愈发深入。在2002年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深化。2003年，一批出版单位、发行单位与报社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标志着我国国有出版单位的企业化转制与股份制改革开始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同年，新闻出版总署在全面修订1999年的相关规定后，发布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这一规定取消了以往对我国出版业的所有制限制，放宽了民营企业介入出版物批发、总发行的限制并且鼓励非公资本进入出版发行领域。至此，中国出版业开启了全面开放的新篇章。2004年初，中央决定将除人民出版社以外的出版社全部改为经营性企业单位。2009年3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确立了到2010年年底我国要全面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型的目标。到2012年9月，转制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4]
可以看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与发展效率给我国出版事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后，我国开始以“兼顾”“平衡”的理念处理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间的矛盾。在这一进程中，我国不仅没有放弃出版业的市场化建设，还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市场主体。这是因为，只有集中产业与资本，整合资源，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我国出版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抗衡。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出版事业的市场化建设是在大量“社会政策”的保护中展开的。这些社会政策意义重大，因为它们以将市场“嵌入”社会的形式避免了市场支配、吞噬社会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市场”的先天局限性。即使在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国也未承诺开放出版业，因为作为我国广大人民的精神食粮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组成，我国深刻地认识到，出版产品并非纯粹在市场上供出售的物，出版事业是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身份”而非单一的“经济身份”而存在。
威尼托主要的红葡萄品种有科维纳、罗蒂妮拉（Rondinella）和莫琳娜（Molinara）以及梅洛。用于酿造阿玛洛尼的主要葡萄品种就是科维纳。阿玛罗尼红葡萄酒是五大意大利著名葡萄酒“ABBBC”中的一员，也是威尼托产区最负盛名的葡萄酒。此酒虽然是干型，但常常尝起来有甜味，口感非常浓郁，酸度偏高，酒精度也较高，还带有黑樱桃、红糖和巧克力等香味，陈年潜力很高，很受重口味的酒客所偏爱。阿玛罗尼葡萄酒的酿造过程比普通葡萄酒复杂得多，它是用风干的葡萄酿造出来的干红葡萄酒。酿造一瓶阿玛罗尼葡萄酒所需要的葡萄是普通葡萄酒的两倍多，所以价格并不低。
四、结语
自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出版业走出了从“政治身份”向“经济身份”再向“社会身份”的历史发展轨迹。这其中的每一种身份形态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饱含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据。近年来，在电子媒介、数字景观、智能革命等诸种条件下，我国的出版业态与行业运作方式不断经受着新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出版企业牢记自己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身份”，妥善地把握精神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与商品形态“两大属性”，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出版业自身发展的“两个规律”的理解，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追求两大效益的最佳结合这一“双重目标”，我国出版事业定能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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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景跃进.《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一辑总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黄先蓉，赵礼寿，刘玲武.出版政策体系阶段演进及其效果评估：1949～2010[J].重庆社会科学，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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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urawoy，M.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J].Politics &Society，2003（31）
[13]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14]李长春.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本文系2018年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教改项目“媒介融合与协同创新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机制”（yjg2018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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