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迁的利益驱动分析———个新政治经济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发展战略论文,视角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现实政治经济运作中长期处于一党执政的状态，主流意识形态又 一再强调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便导致了现实的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的 利益(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的不够，在宏观层面上更是如此。但不容置疑的是，即使在 单一、稳定的执政党内部，也会由于决策层偏好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出 台，从而对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不同的影响。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也印证了这一点。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从决策到经济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的漠视也大大 降低了当前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这点亦应当引起当前经济工作者的 重视。
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解释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 法论及有益的借鉴。就笔者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来看，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严格 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方法论。如Andrew·Gamble(1995)所说：“ 新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任务是找到把制度主义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重新结合起来的各种方 法。”在实际的研究当中，新政治经济学广泛借用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 派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分析工具，而它们之间的联结点则是行为主体背后的异质性 (注：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把事物的不同特征称为“异质性”，或是利益的“非一致性 ”。)。具体就宏观政策而言，与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政策由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决定 的假设不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政策是由政治机制决定的，因而反映了大多数社会强势 集团的利益(Gilles Saint-Paul,2000)。当然，在中国，由于政治运作的机制与西方不 同，各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决策的影响渠道及力度也与西方大相径庭。但是，中国最高 决策层偏好的不同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与西方派系斗争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周期仍有着 某种相似性，因而有必要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进行较为深 入的分析。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提出问题；第二部分进行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 回顾；第三部分借助Hibbs(1997，1987)的派系政治周期模型与Becker(1983)的利益集 团理论，提出独立的Hibbs-Becker模型(以下简称H-B模型)来分析由于决策层偏好的不 同而导致的中国各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价值趋向，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不同时期相 关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不同压力对决策层偏好变动的影响；接下来在第四部分中，得出 相关的结论，根据上述H-B模型，对建国以来社会发展战略变迁(如“两个大局”观)背 后的利益驱动作了简要的分析，以验证第三部分的逻辑框架；并进一步提出研究的不足 之处。
二、Hibbs模型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一般来说，我们把由于政治的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的经济周期称为政治经济周期(PBC)。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选举时间的不同会引起政府政策的变化及经济产出的波动 ，反过来也就是说，政治家(特别是执政党)会试图操纵经济的走势，从而来提高其再次 赢得竞选的可能性(或所谓的选举年经济)。经济学家把这种经济波动称为机会主义政治 经济周期，例如Nordhaus(1975)提出的PBC模型。但是，稍加留意即可看出，这一模型 在中国显然是不适用的。第一，由于模型本身的缺陷。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的假 定前提是，对于那些代表性选民来说，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偏好一致，而且是短视 的，因此允许机会主义的决策者在选举前刺激经济、减少失业，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慢慢 消化通货膨胀带来的成本。(注：这同时意味着机会主义执政者可以通过操纵宏观经济 的发展路径，也意味着执政者自己没有通胀或失业的偏好。)这种假设过于严格，而且 显然与现实情况是不相符的；第二，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没有 与执政党相对抗的反对党，机会主义动机似乎并不存在，对于中央政府来讲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无法简单套用上述机会主义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开始重点关注选民利益的异质性，派系政治 经济周期理论开始出现。它们一般都立足于选民利益的异质性，用不同政党对经济政策 的不同偏好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周期。自从Hibbs(1977，1987)首先建立基本 模型来分析由于选民的利益差别而导致不同政党对不同政策的偏好，从而导致宏观经济 的周期性波动以来，有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Frey与Schneider( 1978)集中研究了机会主义动机与党派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只要执政党拥 有令人满意的支持率，而且注意不到自己在选举中的危险，便会追求其意识形态上的目 标，但当这对其再次当选产生影响时，机会主义动机便会占上风，由而同一执政党在执 政初期与后期的政策追求是有偏差的。由于该模型的特性，Frey与Schneider模型又被 称为相机抉择型党派信徒模型。另外，Alesina(1987，1988)在原始的Hibbs模型中引入 了理性预期的形成因素，从而得到了理性党派信徒型模型，认为在任期的前半段，不同 政党的政策目标可能偏差会更大。还有，Hibbs(1994)本人也提出了政党目标随经济状 况进行调整的新模型，证明即使选举结果中不存在不确定因素，随着政党执政期的延续 ，也会存在党派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的情况。因此，从这一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来看 ，其对现实的宏观经济波动还是有相当的解释力度的。
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坚持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在不 同时期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不存在异质性。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中行政力 量主导的痕迹过于明显，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产 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用派系政治经济周期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具有相当的可行 性。具体到本章中，笔者将借鉴基本的Hibbs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在修正其定义、内涵 的基础上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迁与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转变之间的关系( 注：在最初的模型中，Hibbs是由观察美国两个政党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开始的，这 又源于两党选民经济偏好的不同。尽管在中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选民政治，但由于当前 中国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各利益集团之间具有的不同偏好，我们完全可 以将Hibbs的观点应用到中国当前的现实经济决策中。)并利用西方有关利益集团(
Becker，1983)的压力理论来说明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转变背后的利益驱动。
三、H-B模型：制度变迁与集团利益压力之间的传导机制
1.H-B模型的假设条件。
第一，模型假定社会公平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负相关(注：这里，我们大致可以 用一定时期的基尼系数与GDP增长率来分别表示前者及后者。)，基于这一前提，由于各 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异质性，可以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为两大利益集团：其一相对偏好 更高的经济增长；其二则偏好更高的社会公平程度。由于这两个指标在社会发展不同阶 段的表现不同，两大利益集团在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力量(或者说是对国家最高决策的影 响力)也不相同。
第二，政府力量的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或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来影响 上述两个变量。这种政府主导型增长至少在以前及现在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际上 ，在政府占有或能够配置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并直接或间接主导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及产出的再分配问题，此时的公平与效率之争也是政府 的社会发展战略之争，邓小平的“两个大局”观即是社会发展战略随时代变迁的具体体 现。
第三，执政党最高决策层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决策偏好，而决策偏好的变动取决 于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两大集团的压 力程度也互有消长。同时，我们假定两大集团对最高决策层施加压力都是有成本的，并 且依据一般的经济社会规律，该压力成本边际递增，而从中获得的政策变更的收益是边 际递减的。
2.H-B模型的具体推理。
Ⅰ阶段：政治决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分析。
首先，我们假定经济绩效或执政党的政绩(或整个社会损失)可以通过社会不平等度与 经济效率损失程度来衡量。基于Barro-Gaden模型(注：该模型最初用来表示选民的不满 意程度，其详细解释可见Allen Drazen(2000)，但在本文中则用来表示派系对社会损失 的不同偏好。)，可以给出关于社会损失的线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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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为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所带来的总社会损失，U代表社会不平等度，θ代表社会民众相对于社会不平等度的经济效率损失度偏离的权重，π与
分别代表实际的与民众合意的经济效率损失度。然后，为了表示执政党中派系不同的政策偏好，我们借用Hibbs模型，将上述社会损失函数改写为派系的损失函数：
附图
与p分别代表实际的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两者都是财政政策(或宏观的经 济政策)的函数。然后，我们进一步假定，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也可以把最高决策层 分为两个派系，他们对政策目标有不同的偏好，也即具有不同的损失函数。为了分析的 方便，我们把两个派系分别简化为左翼Z与右翼R(注：这里的左右之分只是为了经济分 析的方便，并无其它特定的涵义。)。其中，左翼Z比右翼R偏好较低的社会不平等度， 因此也能容忍更高的经济效率损失情况，即能容忍更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另外，相对于 实际社会效率损失度高于合意的社会效率损失度(即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合意的经济增 长率)来说，左翼Z觉得现实不平等度偏离于目标不平等度的成本更高。根据上述假定， 我们可以把派系Z与R之间的区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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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要得到派系政治经济周期，在式(3)的三个不等式中，至少一项必须严格的不 相等。然后，通过式(2)，我们可以看出，派系对政策偏好的不同会带来宏观经济指标 的变化，这里当然主要是指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的变化，然后影响到经济损 失函数的变动。另外，根据前文的第一个假定，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 效率损失度之间的替代关系。为了分析的简便，这里我们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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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8)，我们可以得出执政党内部派系Z与R分别进行最高决策时的社会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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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一个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变动的政治经济周期。在左翼Z进行最高经 济政策的决策时，会有较低的社会不平等度和较高的经济效率损失度，而在右翼R左右 决策层时，宏观经济情况便会与之相反。这充分说明，即使在同一执政党内部，由于政 策目标偏好的不一致性，也会导致不同发展阶段宏观发展战略的异质性。
Ⅱ阶段：宏观经济决策背后的利益驱动。
根据前文的假定条件，决策层偏好变动的根源在于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反 过来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社会时期社会经济绩效的不同，两大利益集团对最高决策层施 加的压力也是不同的，归结起来，两者之间的博弈才是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决策(或社会 发展战略)具体变动的根本原因。接下来，我们把两大利益集团都看成是“经济人”， 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来进一步分析两者行为背后的利益驱动规则。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上述两个利益集团简称为集团1和集团2。其中任一个利益集 团都想通过影响经济决策来提高其福利。但这种影响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其中，集团1 获得的福利依赖于它施加给最高决策层的压力(或成本)和集团2施加的压力(或称本)， 这里我们分别将其表示为价格P[,1]、P[,2]。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集团内成员的数目以及 使用资源的数量。集团1的较大压力与集团2的较小压力表明集团1对政治程序更有影响 ，较大的影响使得集团获得较多的社会福利。
接下来，我们考虑两集团之间相互博弈下的均衡情况，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两 个集团的总影响固定不变，这意味着规制活动是由每个集团的相对影响来决定的。每个 集团在假定其它集团选择的压力水平条件下选择使其福利最大化的压力水平。由于较大 压力必然耗费集团较多的资源，所以每个集团都不想提供过多压力。一个集团运用的压 力较小即意味着其它集团的影响则会相对较大。考虑到运用压力的收益和成本，给定任 何P[,2]值，能得到最优P[,1]值。ψ[,1](P[,2])是集团1的“最佳的反应函数”，它描绘了集团1相对于集团2而言的最佳压力水平。如果集团2预期运用P[,2]的压力，则集团1的最优压力水平为ψ[,1](P[,2])。集团2施加的压力越大，集团1的影响越小，集团1会运用更多的压力以抵消集团2较大的压力以寻求最优。这意味着ψ[,1](P[,2])随P[,2]上升而上升(见图1)。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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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时期宏观经济绩效的不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导致了最高决策层政策偏好 的变化及经济政策的调整。
四、H-B模型的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模型的前提及推导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由于个体利益的异质性，即使在中国当前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各种具有不同宏 观政策偏好的利益集团也是客观存在的。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异质性是最高决策层内 部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的深层次原因。利益 集团的博弈、决策层宏观经济偏好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三者之间的传导过程可以简单 的用右图2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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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上文中，两大利益集团对决策层施加压力的大小对比决定其对政策的影响力， 而两者又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及对方的反应来决定自己施压的程度。这便导致如下 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由于两个集团施加压力的边际成本均会随之递增，而其收益亦随之递减，因 此，对于偏好更高的社会平等度的集团来说，当前社会平等程度越高(也即社会经济增 长越缓慢)，其对决策层施加压力的边际收益就越低，因此也就越没有动力去对最高决 策层的宏观经济决策去施加压力。但反过来，在这个时候，偏好更高经济增长度的利益 集团的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因而也就越有动力，并愿意付出更高的压力成本去影响最高 决策层的决策过程。如此，与两大利益集团压力消长相伴随的是最高决策层派系间力量 的消长，这同时也表现为在不同时期最高决策层对相关社会发展战略偏好的转移。
另一方面，由于棘轮效应的存在，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施压成本往往会呈现交替上升 的趋势，这说明，利益集团之间为影响最高层的政策决策而进行的竞争耗尽了大量经济 资源，导致帕累托非效率，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双方都保持较低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均衡 。
第三，通过综合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从长期看来，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相机 抉择并不是最优的社会选择，压力成本的交替上升与决策层偏好的阶段性转移必然导致 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浪费。由于经济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决策机制的优化，因此必 须对相关利益集团的约束机制进行研究。就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经验来看，对利益 集团及派系的可行性约束是使相应的宏观政策目标“宪法化”，并通过相应的机构设置 来尽量摆脱利益集团或派系对其的影响。比如说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货膨胀目标写入 法律中，并明确规定由独立的货币机构来对其负责。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利用H-B模型，可以对邓小平的“两个大局观”进行简要的分析 ：我们将东部与西部简单的看成是两个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水平既定的情况下，由于 东部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因而相对更偏好效率；反过来，西部则更偏好公平。接 下来，考虑到两者施加压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当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社会平 等程度越高时，意味着东部利益集团的潜在边际收益较高，因此就越有动力去对政策的 制定施加压力；反过来，当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社会平等程度越高时，则西部利益 集团潜在边际收益较高，其压力也就相对较大。不同时期两大利益集团压力的不同反映 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偏好变迁上，也自然反映在社会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差异上。
最后，我们来看看该模型的缺陷与不足。笔者认为，尽管该H-B模型利用新政治经济学 中的派系政治周期理论与利益集团竞争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现实情况，为分析政治 决策与社会经济绩效，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社会发展战略之间的传导提供了一个 基本的政治经济框架，但作为一种尝试性的研究，仍然在形式与内容上存在着许多不足 之处，有待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加以完善。比如说，该模型在表现形式上较为松散，整合 性不够，前一部分对政治经济周期的分析与后一部分对利益集团压力的描述之间的联系 仍主要靠文字逻辑来衔接，未能用统一的数学推导来进行整合，从而显得不够严谨。同 时，由于无法在对利益集团的压力成本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损失进行数学描述，该模型的 微观基础较为薄弱，有待进一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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