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5-0009-06
梁启超在他的黄金时代，以新锐的思想和浪漫的文字征服了包括胡适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坦然承认，“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由后学一变而为先进，梁启超晚年大量系统性的学术著作，却是在胡适及其著述的刺激下完成（注：不少民国学者对后五四时期梁、胡二氏学术的亲密关系，皆持类似的观点。譬如钱穆就说：“梁任公谈诸子，尚在胡适之前，然其系统之著作，则皆出胡后。”参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4页。伦明说：“（梁任公）晚岁友王静安、胡适之诸公，学益近。”参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75页。钱基博说：“梁启超清流夙重，亦心畏此咄咄逼人之后生，降心以相从。适之亦引而进之以示推重；若曰：‘此老少年也！’启超则沾沾自喜，标榜后生以为名高。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5页。梁启超的“晚年变法”，胡适及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一直接的刺激，但也有其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并非全是盲目“跟着诸少年跑”。）。梁启趣和胡适的初晤，无疑是梳理二十年代整理国故运动中两人思想学术碰撞的起点，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因为史料误读而长期没有还其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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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为了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替亡友丁文江（在君）写了一部传记，中间谈到和梁启超的初识：“我认识在君和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任公的考察团中还有蒋百里方震、张君劢嘉森诸位）。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大概也在那个时期。”[1](p.52)对于这段回忆，胡适的学术助手胡颂平作过考证，结论是：“先生从（民国）四十四年秋到四十五年春天写完《丁文江的传记》。那时《梁任公年谱长编》还未印行。根据《梁谱》收录先生的信札，先生和梁任公初次见面是在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丁传》内说‘认识在君和新六好象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因记不起确实的年月，故用‘好像’二字，其实是他未出国以前的事。任公是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启程赴欧，九年三月五日返抵上海。”[2](p.328)据此，胡颂平在编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将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晤时间确定在1918年11月23日[2](p.327)。
1918年11月，天津南开学校举办建校十四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来校演讲。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也接到邀请，行前他请曾任梁启超秘书的徐新六（振飞）致书于梁，代为介绍。11月20日，胡适又亲自去信，表示“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徐、胡致梁启超的两封信都收录在《梁启超年谱长编》里，编者并且加上一段说明性文字：“是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先生始识胡适之。”[3](pp.872～873)
梁启超和胡适的两种年谱都认为二人初晤是在1918年11月23日，唯一的证据便是上引胡适致梁启超的信。严格地说，在缺乏梁、胡见面的直接资料的情况下，这封写在三天前的信，仅能说明11月23日两人有可能见面。而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找到梁、胡会面的直接证据。因此，有些论著一方面接受两种年谱的说法，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梁、胡见面的具体详情无从知晓。而大量的论著则不作辨析，直接沿用两种年谱的说法（注：完全袭用梁、胡年谱说法的有关著作，可参见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第13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年份不清）；耿云志编：《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6～67页；白吉庵：《胡适传》附录《胡适年表》，人民出版社1993年。承认见面情况不明的论著，参见耿云志：《胡适与梁启超》，收入耿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71～172页；赵润梅：《胡适与〈老子的时代问题〉》，收入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有意思的是，在当事人之一胡适的1920年3月21日的《日程和日记》中却赫然记着：“宗孟宅饭，初见梁任公。谈。”（详后）这段文字恰好和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的回忆遥相呼应。胡适在日记里郑重写上“初见”两字，似乎不是随便写的，如果一年前他和梁启超的确有过一次见面，就不会加上这两个字。它提示我们，是不是存在某种原因迫使双方最终未能实现计划中的那次会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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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梁、胡没有顺利实现1918年11月23日的会面呢？胡适11月20日信中有一句话“适亦知先生近为和议问题操心”，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知识界和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挽回晚清以来丧失的一切主权。向来被人视为“言论界骄子”的梁启超，11月15日在北京《国民公报》上发表《为请求列席平和会议敬告我友邦》的长文，以国民代言人的身份，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鼓噪舆论。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两个主要观点，集中反映了战后知识阶层和国内民众的愿望和态度。第一，深信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倡导的“各民族自主自决主义”，“诚为人道之福音，世界永久和平之根据也”。“威总统及英国前外相格连所倡国际同盟会，吾信其必为二十世纪中最有光荣之产物，虽其圆满成立在于何时，不能决言，然此次和平会议必能将此人类大合同大进化之国际同盟举其最重要之一部分基础从事建筑，吾敢断言也”。第二，中国虽然限于自身力量，没有直接派兵，但也尽其所能向协约国提供了帮助，理应得到出席和会的权力。如果中国被排斥在和会之外，“则我政府我国民惟有严正宣布；凡会议中关于中国问题之议案，无论若何处分，我国绝对不能承认其所产生之义务，我国绝对不能履行”。
几乎在胡适发出11月20日信的同时，梁启超在天津接到北京政府徐世昌大总统的电请，约他入京商讨巴黎和会事宜，梁覆电表示同意。据天津《益世报》11月23日刊载的《大总统拟托梁启超赴欧调查》一文披露：“大总统以欧战结束，中国将参与和议，兹事体大，非事前有熟悉外情之人实地调查，必不能筹策万全，操临时之胜，因于日前电致梁启超，约其来京，有所借重。梁已覆电允许，定于今日午车来京。惟今日晚车尚未能到，总统已派公府某秘书，会同外交部拟妥一委托之公函，俟梁到京后，除面授机宜外，并将此函交梁携赴欧洲，以便与各方面作正式之接洽，而期将来和议上得收完全之效果云。”另据上海《申报》11月25日转发23日下午二时北京专电：“元首电招梁任公来京筹商媾和条件，并敦劝赴欧襄助。”天津的两家报纸《大公报》、《益世报》分别在11月24日、25日的“车站纪事”一栏中登载梁于11月23日乘午车进京的消息。
在中国即将遣团出席巴黎和会的前夕，梁启超被邀入京，这和他在北京政府战时外交政策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着直接联系。欧战爆发不久，1914年冬，梁启超撰写了《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向国人介绍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他认为，世界大战与各国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国人迫切需要加以研究：“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4](p.1)
1917年“一战”面临转折关头，在美国和日本对德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朝野各界围绕对德外交，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较量。梁启超站在维护民族国家权益的立场上，根据其对战争态势和战后世界格局的判断，竭力主张并推动北京政府对德绝交、宣战。“梁（启超）且以文字鼓吹，并时时向政府条陈意见，其影响颇大”[5](p.165)。8月14日政府对德、奥宣战布告即出自梁启超之手。在《外交方针质言》一文中，梁启超特别强调中国参战的理由，“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第二，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6](pp.4～5)。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却与梁启超的一厢情愿背道而驰。参战问题的争论，加剧了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引发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南北对峙等一连串政潮，北京政府陷于事实上的分裂，根本无法采取一致积极的外交措施。而日本却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以巨额贷款为诱饵，1918年9月从段祺瑞政府手中取得济顺、高徐两条铁路产权，接着又通过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进一步扩大了在山东的权益。中国虽然参加了协约国，但面临的处境不但没有改观，却有日趋严重的危险。
梁启超曾经幻想效仿意大利的加富尔，在弱肉强食的国际舞台上，用灵活的外交手腕纵横捭阖于列强之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事实上完全落了空。战后世界汹涌的和平主义浪潮，给予国人极大的希望。利用战后召开和平会议之机，谋求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甚至取消近代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成为知识界和民众的普遍愿望，这也符合梁启超极力主张断交和宣战的初衷。
梁启超积极回应北京政府的邀请，与他当时思想危机的状况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欧洲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爆发的史无前例的血淋淋的人类大屠杀，给予梁启超等一批向往西方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思想冲击（注：伧父（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里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凡研究现代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该文见《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15日。大战的刺激，促使知识界反省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途径，推动了回归本土传统文化的思潮，于是东西文化问题合乎逻辑地成为后五四时期思想领域的核心问题。）。近代西方世界的秩序是由启蒙运动奠定的，而启蒙运动的美好理念却被残酷的世界大战击得粉碎，这些理念曾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呼吁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因此，梁启超非常渴望去欧洲实地考察战后西方世界的社会状况，重新思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走向问题。
北京政府原打算让梁启超以官方名义出行，而梁却认为“现在各国均以国民外交标榜，谓外交不能任政府少数人之主持，须公诸国民”[7]，所以坚持以私人身份赴欧活动，站在民间立场配合政府的外交努力。梁组织了一个半民间半官方的考察团，成员包括蒋百里、丁文江、徐新六、刘崇杰、张君劢、杨鼎甫等六人。为了考察团在欧洲行动方便，梁启超急需争取政府及协约国方面赞助与支持。
11月22日下午5时，胡适如约来天津南开学校作“武力解决和解决武力”的演讲[8]。次日，即胡适信中约定拜访的日子，梁启超乘当日午车进京。联系当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状况来看，他不太可能改变行期，抽出时间与胡适交流墨学，双方见面的条件并不具备。11月至12月，梁启超两度入京，第一次是从11月23日到12月6日，第二次是从12月19日至12月23日（注：参见天津《大公报》1918年11月24日、12月7日、12月20日、12月24日“车站纪事”一栏。）。他和朝野名流、民间团体、外国使节广泛接触，一方面协助政府制定出席巴黎和会的基本方针和酝酿和会提案，一方面为赴欧考察做前期准备。梁启超在京奔忙的时候，胡适因母亲病故，向北大请假一月，11月25日携眷匆匆回乡料理后事[9]，直至次年1月中旬才返回北京。因此，两人在1918年底无缘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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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5日，梁启超结束为期一年多的欧洲考察，回到上海。中国虽然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但山东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北京政府在获悉美国参议院通过山东问题保留案后，立即催促梁启超入京商讨对策[10]。梁此时心境大变，才抵国门，就向各界声明今后不再过问政治，拟全力从事著述，所以对政府的电请态度消极。到3月15日，梁启超返回天津寓所，稍事休息，19日进京。次日，晋见大总统徐世昌，报告欧洲考察经历。这一次梁启超在京仅逗留4天，除和亲近朋友晤谈外，谢绝一切权贵显要的应酬，3月23日即返回天津。据胡适《日程和日记》记载，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梁启超和胡适两度会面。3月21日下午6时，“宗孟宅饭，初见梁任公。谈。”[11](p.113)宗孟是研究系领袖之一林长民的字，梁启超欧游得以成行，有老友林长民向徐世昌建议的作用。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里称林为“我的老辈朋友”，为他终究没有留下自传而深深的遗憾。这次聚会看起来像是林长民为梁启超举办的接风酒宴，胡适虽然没有详述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估计除了一般应酬以外，梁启超有可能向林长民、胡适等人介绍欧洲之行的观察和收获，因为这时他的《欧游心影录》已经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开始连载。3月22日中午12时，“欧美同学会叔衡请吃饭。有任公。谈学生事。任公谋保释被捕学生，未成”[11](p.114)。叔衡是欧美同学会副总干事叶景莘的字。欧美同学会的会址在南河沿石达子庙，当时是北京文化界人士活动的高级社交场所。梁启超所谈的保释学生事，是指2月5日被北京政府逮捕的43名学生代表。梁启超谒见徐世昌时曾提议释放这批学生，返津前夕，他又致书徐世昌，再申前请[12]。
就五四运动以来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趋势而言，梁启超和胡适在林长民（宗孟）家中的第一次相会，颇具象征意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重创以及民族国家危机的阴影促使新知识分子团体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当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以后，研究系的几位代表人物（林长民、梁善济、蓝公武等）和北大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纷纷采取各种方式热情支持学生运动，从而形成一个短暂的知识界的联盟[13](pp.237～238)。据胡适1919年和1920年不完整的《日程和日记》，这一时期他和研究系领袖之间的接触非常频繁。仅1919年11月至1920年3月的四五个月间，胡适与梁善济交往5次（另有2次因故取消），与林长民来往4次（注：胡适1919年、1920年两年的日记称为《日程与日记》，均不完整，1919年日记从11月12日至12月23日，1920年日记从1月8日至5月26日，8月27日至9月17日。）。3月27日，林长民步梁启超后尘，离京赴欧考察外交，胡适与张慰慈等人还前往送行[11](p.119)。这表明双方的关系已经不是泛泛之交。胡适与研究系彼此的接近，为梁、胡二人的正式见面培育了良好的人际网络。
五四以后研究系知识分子程度不同的思想转向，是观察梁、胡初晤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背景。研究系是从清末立宪党演变而来的政治团体，其社会基础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部分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分子。研究系不同于民初许多昙花一现的政团，一直以在中国实现民主立宪为政治纲领。为实现其政治思想，研究系长期周旋于北洋军阀和政客之间，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主张，充当政治帮闲的角色，迎合执政军阀的个人野心，幻想能在军阀专制的体制里实现真正的民国。战后世界及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给予研究系领袖们以强有力的思想震撼，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他们的政治幻想，他们的视野发生了转变，从紧盯当权者下移到广大的民众身上，从政治运动转移到文化运动上。
梁善济在五四以后不久，做过一次题为《学生的文化运动》的演讲，认为现在弥漫世界的是民主潮流，阻挡这一潮流的势力集团将被逐步淘汰，中国的“民治”希望寄托于学生的文化运动（注：关于梁善济五四时期的思想变化，参见郭汾阳《新兴资产阶级士绅代表人物梁善济》一文，载《晋阳学刊》2001年第1期。）。梁启超甫一回国，就发表《欧游心影录》，详尽地记录了他对战后西方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以一种乐观主义的笔调渲染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使命，同时对自己民初以来的政治生涯做了否定性的批判。他意识到必须抛弃依赖军阀实行社会改良的救国之路，转而“从国民全体下功夫”，“个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依靠国民全体的觉悟建设民主政治[14](p.23)。林长民也经历了类似的思想觉悟。3月12日，他在国民外交协会举办的饯别会上，检讨过去和军阀政客“与虎谋皮”的痛苦经历，“鄙人前此对于政治问题，当新旧势力蜕嬗之际，不宜操之过急，故所主张宁偏于缓进方面，其间常有不可告人之隐痛，然皆隐忍持重，无非委曲以求全，顾其结果与期望相反。今者既无全可求，则为私人计，无委曲之必要，为团体计，更无委曲之必要，惟有披沥所信，勇往迈进而已”。有此新觉悟的林长民自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涯“从此亦焕然一新”[15]。
梁启超还在欧洲的时候，就与国内外同道密切联系，规划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全力从事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活动。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掌握国内有影响的重要高等学府，创办刊物，选拔优秀人才资助留学，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而五四后的北大，正如蒋梦麟描述的：“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都会到达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16](pp.115～116)北大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巍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重镇。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二书先后问世并风靡海内之后，其声势骎骎直逼他青年时代的启蒙导师梁启超（注：毕生没有摆脱“胡适情结”的钱穆注意到：“适之以后生晚学，新归国，即克与任公、静安鼎足并峙。抑且其名乃渐超任公、静安而上之。”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岳麓书社，1986年。）。研究系试图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所作为，自然无法脱离和胡适等北大新文化领袖的合作。
梁、胡订交以后，双方在学术和政治方面开始有了实质性的交往与合作。据胡适1920年的《日程和日记》的记载，5月6日，胡适送杜威一家去天津，顺途拜访梁启超，梁对胡谈“做中国史事”，胡认为“颇有见地”[11](p.151)。一年多以前，胡适曾欲以晚辈身份拜访梁启超，请教墨学问题，结果未能如愿，时融不久，双方却换成平等的身份面对面的论学，个中变化耐人寻味。8月27日，两派人物齐聚梁善济的家中讨论宪法问题，出席者有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和胡适[11](p.359)。8月30日，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又约胡适、蒋梦麟、梁善济等人在中山公园吃茶，商讨邀请罗素来华讲学之事[11](p.362)。梁启超对胡适作品开始认真阅读，并和胡适往返通信论学。他读了《尝试集》以后，专程写信给胡适说：“《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祝矣。”[17](p.1234)10月18日，又致书胡适，请他为新写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作一批评文字，并说自己准备着手写文章评论白话诗和《中国哲学史大纲》[3](pp.922～923)。
五四之后，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纷至沓来，“输入学理”不会自动实现“再造文明”，“重估价值”却估出了迥异的价值，短暂的知识界同盟就在重估价值的过程中瓦解了，从而走上各自的“再造文明”之路。研究系的思想转向，虽然促成了梁、胡的初晤，以及此后一系列交往，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弥和彼此在政治、文化和学术观念方面的深刻分歧。研究系一直比较重视拉拢胡适，而返观胡适，却刻意保持双方的距离，对梁启超晚年的思想文化主张多有批评。后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群体的聚散离合，凸现了现代学术思潮内部复杂的面相。
收稿日期：2003-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