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重视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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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明显下降,经济增长和资金积累已主要依靠工业和服务业;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已在80年代中期解决,整个经济的增长也已开始由过去粗放的外延型扩张转向集约的内涵型增长。为什么这时仍然要继续强调重视农业,并且要求加速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我们认为,理由有三:

一、农产品供给仍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项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率先进行改革,有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生产总值以年均7.3%的速度增长。1984 年农业又一次大丰收,人均粮食、棉花、油料占有量分别达到393公斤、6公斤和11.5公斤,虽然与当时国际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但由于流通改革滞后,市场上普遍出现了“卖粮难”和“卖棉难”。于是有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今后经济发展,主要是抓好工业和服务业。但是,1985年粮食生产大幅下降很快就给这种盲目乐观的论调敲了警钟;接着连续四年农业生产的徘徊,成为国民经济被迫进行治理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90年代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始终强调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自1992年粮食生产连续丰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稳定,因而虽然国民经济一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逐步顺利“软着陆”中继续维持着年均12%左右的发展速度。有关部门曾对1978—1996年粮食产量增长率与GDP的可比价格增长率作过回归分析, 结果相关系数高达0.85—0.87。

实践证明,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象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不能放松粮食和其他基本农产品生产的增长。因为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仍呈加速增长态势,而农产品的生产则只能在波动中缓慢增长。

我国90年代后对农产品的需求所以加速增长,首先是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农产品的直接需求量。据测算,我国人口增长率,近期仍在1 %以上,直至2040年才可实现零增长;据有关研究单位测算,“九五”期间,年均增长的人口不少于1500万,如以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计算,粮食生产需年均增长1.5%左右。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的转化需求量比直接需求增加更快。 进入90年代,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已由直接消费植物性食品为主向植物、动物兼顾的消费类型转变。据计算,人均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 以肉蛋奶为主的副食品消费将增长1.07个百分点,而以粮食等为主的主食消费则下降0.11个百分点。消费更多的畜产品,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粮食转化,而且,我国动物性食物以猪肉为主,又是粮食密集度最高的肉产品(每产1斤肉,转换率最少需要4斤粮食),因而不仅要求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加速转化,而且其总需求量也呈加速增长趋势。

我国90年代后农业生产所以只能在波动中缓慢增长,首先是我国人均资源贫乏,如人均耕地只有1.2亩,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25%, 水资源条件也不容乐观。而工业化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要侵蚀农业资源。据统计,“八五”每年净减少耕地507万亩,比“七五”增加了107万亩,而且大量侵蚀的是沿海和城市周围的高产良田。其次,农业投入报酬递减现象已日益明显。 据统计,1994年与1984年相比, 粮食物耗产出效率由70.56减少为15.16,下降78.56%;棉花物耗产出效率由1.084减少为0.148,下降86.35%。为此,要保持农业生产增长,必须增加物质和资金的投入。但长期以来,农民收入低下,农业比较效益低,又使有限资金逐步外流;国家资金紧张,对农业支援的能力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往往是农产品供给紧张时加强支援,如调整价格、增加投资等,一旦供求缓和,就逐步放松。所以,如果资金的供给状况、主要是农民的收入状况不能改变,农产品的增长将和过去一样,不但缓慢,而且不断波动。

二、 农村居民收入过低已愈来愈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我国长期来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前,为了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个相对雄厚的重工业基础,政府曾长期通过工农产品交换中的“剪刀差”,强制农村为重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并且采取城乡隔绝的方法,把几亿农民挡在工业化大门之外,以致经过20多年发展,农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重,仍高达8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1978年还由2.4倍(1952年)、2.5倍(1957年)扩大到2.9倍。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超常规增长,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幅度较大,加上政府调整工农关系,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增长很快,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曾一度缩小到1985年的2.24。但不久,由于农业生产连续四年徘徊,乡镇企业面临城市庞大工业的竞争,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停滞,因而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再度扩大到1992年3.1倍。

如前所述,农村居民收入过低直接阻碍着农产品供给的增长。因为农民的投入是农业生产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我国人口中农民长期占80%以上,改革开放后比重有所下降,1996年农村居民仍有近9 亿人,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消费群。他们的需求如何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带来的农民需求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城市轻纺工业的恢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不但为城市工业生产建设提供口粮、农业原料和资金,也为工业品的销售提供市场。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在强制压抑消费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建设,而且以重工业自我服务为主,消费品供应经常处于短缺状态;同时满足温饱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全国关心的是农村不断增加农产品的供应。因而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过低,影响市场需求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问题没有显露出来。

80年代以来,由于农业的加速发展使全国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同时市场机制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资源的配置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逐步成为农村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三年治理整顿出现的市场疲软,开始以为单纯是1988年抢购风和过去经济发展“高速度、低效益”的滞后效应,后来才认识到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过缓是重要原因。因为,80年代初我国经济所以能以GDP年均9%的速度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农村市场为主体的消费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拉动了消费类产业的高增长。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降速,尽管城市市场在城市改革高潮中迅速扩张,接替农村市场成为消费继续扩张的主体,并继续拉动轻纺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但1988年后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储蓄大幅上升,城市消费市场扩张的势头显著回落,这时农村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大量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因此不得不积压在仓库。

进入90年代,出现了重化工业主导经济增长的势头,资金积累增长也加速,因而目前投资消费成了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力。但这种状况是不能维持太久的。因为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最终依赖居民消费的增长,否则将重蹈过去重工业自我服务的覆辙。另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把经济的增长只建立在城市居民消费的基础上。我国今后所以能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根据国际经验,主要因为我国是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巨大、消费层次丰富的地区。当城市居民不断进入新的更高的消费档次时,几倍于城市的广大农村居民将从沿海到内地逐步跟踪城市的消费轨迹,普及家用电器,改善住房条件,甚至购买汽车代步,从而大大延续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并促进汽车制造、机械电子、建筑业等新一代主导产业的形成,带动工业和整个经济高速增长。这里力争农村居民的收入快于城市、或与城市同步增长是问题的关键。目前我国工业消费品多数已是买方市场,虽然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其中农村需求不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果农村居民收入过低的局面不能很快扭转,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继续扩大,工业消费品供需脱节、供大于求的矛盾,必将导致阻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三、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迅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由数量、规模的扩张转向质量、效率、效益的提高,它在不同行业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农村与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城市不同,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综合发展各项事业的广大地区。由于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城乡之间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严重不平衡,所以农村经济是我国经济最薄弱的一环,其发展内容既与农业密切相关,又不限于农业,其增长方式也与城市不同,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并深刻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认为,当前农村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是经济发展由以增加农产品供应为核心转向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为核心,因为收入是效益的直接体现。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在严格的计划控制下,不断增加农产品供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和目标,其增长模式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行政统一安排下,农村产业单一,粮食生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但农村工副业被严重抑制,而且农业生产活动也偏重于粮食为主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十分薄弱。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许多宜林宜牧的农地,一度被垦为粮田,既产量低,又造成水土流失。其次单纯追求农业单产的提高,质量和效益如何,往往得不到重视,因而高产有时却并不增收。第三,由于农业生产队积累很低,农业投入能力严重不足,农产品的增加,主要依靠农民大量投入活劳动,实行精耕细作。

改革开放前农村经济这种增长方式,对解决当时我国人民在低收入下的温饱问题,曾作出重要贡献。但以高劳动力投入来单纯换取低价值的粮食、油料等基本农作物的数量增加,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是较低的。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的销售由国家按规定价格统一收购,农产品的短缺很难引起价格上调,相反,受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影响,农民收入被压在很低的水平上。所以如长期坚持这种增长方式,必须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曾使农村的经济增长方式走向极端,如把长途贩运等商业运输活动当作搞资本主义经营,甚至取消自留地、农村集市等,以致粮食虽连年增产,但农民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更使这种增长方式走到尽头。

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既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为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因为农民已经摆脱行政的束缚,在市场引导下,自主进行生产经营。他们关心农产品的增长,更关心自己收入的提高。因此,虽然增加农产品的任务仍然很重,通过农民的实践和创造,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具雏形,并取得明显成效,具体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打破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创办乡镇企业,走农工商并重发展的路子。因为围绕农业和农村其他资源的生产进行生产资料供应、病虫害防治、机械化服务、产品的加工、包装、贮存、运输、销售,是农村能够就近承担的活动,同时由于这些非农业劳动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有利。而通过这些非农业活动,却大大增加了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实践证明,即使是比较简陋的乡镇工业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也几倍于农业。所以,以农业为主,工业、商业、运输业相应发展,就能迅速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1984-1987年由于乡镇企业加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每年约有1000万人向非农业转移,所以虽然农业“超常规”增长已经结束, 但农村居民的收入继续上升。 1987年农民家庭生产性收入中来自非农业部门的比重,由1984年的20.5上升到28.1,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和乡镇企业以工补农资金不断增加,因而在农业增长中劳动投入的贡献已很微弱、主要依赖资金投入的80年代中后期,有效地阻止了农业潜在的滑坡趋势。

二是彻底打破原来单纯追求农产品数量增加的农业生产格局,以增加收入为动力,按照市场提供的需求信息,不断调整农业生产。除了在增加粮食等基本农业产品时十分注意品质的提高和努力降低消耗外,过去一直比较薄弱但收益较高的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果蔬业等加速发展,既增加了农民收入,也较好地适应了城市居民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

三是增加资金、尤其是科技的投入,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产出。80年代以来,活劳动的投入仍然需要,但其产出弹性已很低。有人作过统计分析,如以1952—1978年和1979—1989年两个时期作比较,劳动投入对农业产值的弹性由前期的0.54降为后期的0.21,资金的弹性则由前期的0.62增为后期的0.86。由此可见,增加资金的投入是必然的趋势。但资金的投入必须与科技相结合,为科技的投入创造条件。因为十几年的农业实践已证明,只有不断提高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才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继续增加农业的产出。

四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和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组织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分散作业、农产品销售市场信息不灵、竞争的风险大,曾使农户生产大起大落,造成很多损失,但他们逐步学会了以农业产业化和提高自组织程度来适应市场的波动起落。这几年在农村不断发育成长的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种加养一条龙、农科教相结合等产业化形式,就是农民把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生产与农产品大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实行规模经营、降低农业风险、提高农业效益的一种创造。在山东、江苏等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较普遍的地区,这种生产方式已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

但是应当看到,作为增长方式,农村经济发展中以居民收入为中心的一套做法还处于形成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提高,而且只在少数地区比较普及,多数地区特别是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由于思想观念、市场发育、以及资源资金等条件的限制,以增加农产品供应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政府对农业的具体政策指导上,往往因城市农产品供应紧张而对农产品增长的关心胜过提高农民收入,对农村的索取胜过支持。因而片面强调农村以务农为主、不断增加农产品的思想时有流露。如1979—1982年经济调整及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曾是主要的压缩对象,使乡镇企业一度萎缩;后来虽然肯定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必要性,但城市工业没有从兼顾城乡、支持农村的角度作相应的调整,以致乡镇企业为了与庞大的城市工业相竞争,不得不增加资金投入密度,大大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如过分强调农业增长靠政策,大大降低了国家对农业资金投入的比重,使农业的基础建设一度有所削弱。

因此,如何使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由增加农产品供给转向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成为全国上下关心的大事和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重点,如何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重点,并使其与建设小城镇相结合,如何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优质、高效、低耗农业,并使其产业化、规模化,加速促进全国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一项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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