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硬实力”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实力论文,试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硬实力困境是指当今国际关系行为体在面临安全与发展问题时，传统的硬实力手段受到越来越大的局限从而无助于实现外交目标，甚至会加剧各种问题的破坏性，然而受到有限理性制约的各行为体又总是倾向于采用硬实力手段解决问题。
只要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陷入硬实力困境，并阻碍着国际社会的进步。2009年12月7-18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聚集一堂，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会上，各个国家，尤其是排放大国，在如何分配减排限额、分享资金技术支持、是否接受国际监督等所有议题上均产生了巨大分歧，甚至上演了“密谋文本”闹剧。在全球变暖这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面前，我们看到的只是各个国家基于相对收益考虑的激烈较量，尽管所有国家都面临共同的生态脆弱性。整个会议最终只达成了一个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相对于环保意义，这次会议更像是各国深陷硬实力困境的全景展示。
在传统安全领域，硬实力困境同样困扰各国。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沿三十八度线陈兵百万，朝鲜对于核武器的执著追求更使得朝鲜半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紧张的地区之一。但对于朝鲜来说，拥有核武器在今天能否保证其内部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对于朝韩双方来说，爆发一场战争是否符合半岛南北各自的利益？尽管高昂的战争成本是南北双方都难以承受的，然而以战争相威胁，并保持大规模军备水平却是它们共同的处事方式。深陷硬实力困境中的国家犹如笼中困兽，一方面，纵有尖牙利齿也冲不破钢筋铁笼，另一方面，又徒劳无功地周而复始。
本文将首先对硬实力概念进行明确界定，进而提出两条假设——时代变迁使得硬实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不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选项；但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国家往往倾向于采用硬实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以描绘当前国际关系中这一现象，并试图解释其成因。
一、硬实力的概念界定
在国际关系领域，将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部分，约瑟夫·奈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其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奈将软力量描述为“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①，与之相对，硬实力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典型方式就是军事大棒加经济胡萝卜”②。此外，奈还列举了软实力的三个来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③而传统上为国家所倚重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则被划入硬实力的范畴。通过奈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两个方面的重要认识：即实力的构成要素和对其使用方式。
首先，奈根据国家实力构成要素各自的特性，将其分为软的和硬的两类——军事和经济等侧重物质性的实力是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侧重观念和交往能力的实力被视为软的。这种简单的划分方法易于操作且符合人们的直观印象，在中国学界中也获得了较多的认同且流传极广，如门洪华主编的《中国软实力方略》中，就将可以构成中国软实力的要素列举为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形象等五项；④阎学通在一篇旨在对中国软实力进行量化分析的论文中，将一国的软实力要素分为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能力三个方面，并进而详细区分出九项构成要素；⑤刘庆和王利涛的论文《近年国内软力量研究综述》，也对中国学界如何从实力构成要素角度对国家实力进行软的和硬的划分进行了介绍。⑥但是，仅仅依据国家实力要素的各自特性而简单地把一部分实力要素归类为软的，另一部分归类为硬的划分法有着明显缺陷。如果说价值观和文化是软实力，那我们该如何理解摩根索意义上的“文化帝国主义”⑦？比如苏联在东欧地区强制推行的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所引起的当地社会的普遍不满，以及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推行的奴化教育所激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如果把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看作是硬实力，我们又如何理解奈自己所宣称的“硬力量有时也有吸引人或者软的一面”⑧？比如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尊重，以及由于积极筹划集体安全机制从而在战后为美国赢得的西方世界的尊重。除此之外，正如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展示的那样，单纯依据要素归纳软实力和硬实力，会造成该理论范畴无限扩大的趋势——每个国家都可以将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在某一方面的独特优势视作软实力——并由此丧失解释力和科学性。⑨
只是单纯从实力构成要素方面界定硬实力和软实力显然是一种粗枝大叶的简化，并且有使该理论丧失对国际关系现实解释力的危险，只有考虑到对国家实力构成要素的使用方式，我们才能理解为何直观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会留下互相联系、互相加强甚至互相转化的印象。真正赋予国家实力软或硬特质的是对实力的使用方式，以及深藏其后的观念和价值指向。在奈的定义中，军事手段和经济实力只有被作为“大棒”和“胡萝卜”来使用，才能发挥出“惩罚的威胁”和“回报的承诺”的效应，才能成其为硬的实力。郑永年和张弛在对软实力进行动态分析后阐述了相似的观点：“国际政治中的软硬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感知，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同一种力量资源既可以表现为软力量，又可以表现为硬力量”；“如果受力者是被动、不情愿、被迫地接受某种力量及其导致的结果或事实，那么这个力量就具有硬力量的特征”，他们同时还指出判断实力的软硬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和受力者的差异。⑩周琪和李枏也指出，“奈的软权力理论是以输出国为中心的理论，它忽视了对接受国政治、文化、价值观、社会发展过程的关注”。(11)正如温特所言，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于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12)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受力者有多大的差异，硬实力背后反应的是一种自利的、无视其他行为者利益和感受并且强调斗争与零和博弈的传统外交观念。与之相反，软实力则更多反映了考虑其他行为体的感受和利益，强调合作与共同获益的外交观念。
因此，本文认为，硬实力或软实力表达的是实力要素同实力使用方式的结合，实力要素是载体，使用方式是划分依据。硬实力就是通过强制、威胁或利诱等方式对国家实力要素的使用，其背后反映了一种强调斗争的利己的外交观。
二、时代变迁与硬实力的局限性
硬实力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国际关系行为体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最主要手段，教派冲突、王朝战争充斥历史的每个角落，到20世纪更是发挥到极致，发生了两次几乎毁灭人类文明的总体战争，以及充斥着军备竞赛、核武威胁和意识形态征讨的冷战。然而，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硬实力在今天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局限性逐渐凸显，难以实现行为体利益最大化，这是硬实力困境的第一个假设。
首先，在以复合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传统安全观无论与何种国家实力资源相结合，都面临着失去效能的命运。硬实力在当代世界逐渐丧失解决问题能力的观点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样的观点具有时代特质，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硬实力的失效越发凸显。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复合相互依赖指的是各国均处于一种需要付出成本的依赖关系中，这种情势下的各国均具有某种程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从而促使国家更审慎地评估其外交行动的成本，进而影响到其外交决策。比如中美两大国之间，已形成互补共赢和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截至2009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23991.52亿美元，其中大致有70％为美元。(13)中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1-6月，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321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尽管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进出口数额分别下降16.9％和15.6％，但是从较长时间段来看，仅2004-2009年5年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就增长了110％，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了124％，对美出口增加了83％。(14)尽管相互依存并不必然意味着合作与和平，然而在如此紧密的关系下，两国如果依然诉诸传统安全观来解决双边问题，势必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不仅是经济领域，表现在政治领域的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以及表现在文化领域的全球文化景观的出现，无不敦促着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和公民转变传统思路，用新的视角观察反思我们的社会。
其次，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制约着各国物质实力的无限增长，同时也制约着不计后果的硬实力竞争。马基雅维利曾如此告诫君主：“只有依靠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15)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各个国家，尤其是具有雄心的国家无不投身于国力的积极发展以求得权力的最大化，“所有积极参与权力角逐的国家实际上必须以追求自己的权力优势而非权力均衡为目标……所有国家势必寻求环境许可下可能得到的最大权力”(16)。国家为生存安全而寻求发展以谋得权力本无可厚非，然而，无限制地追求硬实力的发展是否能够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安全？
当代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均认为安全是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的根本目标，安全的保证寄希望于国家实力的发展。然而摩根索强调的“环境许可”也在提醒我们思考，今天我们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保证生存安全的目标。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我们必须对硬实力的追求进行限制，竭泽而渔的竞争必将伤及所有国家的生存安全。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一书为我们揭示了地球资源有限性和实力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以及建立在二者之上的战备的发展都受到地球资源有限性的制约。作为无限制工业化的结果，全球气候变暖威胁到世界粮食的供求；臭氧层不断耗损直接危害人类及各种生物的健康生长；对森林的盲目砍伐导致土地荒漠化以及各种有害物质的跨国传播。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所有主权国家在仅有的地球面前都面临着共同命运，这要求国家自我约束，通过合作实现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的安全，其矛头不仅直指物质性的国家实力，更指向对国家实力的运用方式。
最后，硬实力难以达成国家目标还突出表现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灾难性毁灭力量。在可以将地球毁灭无数次的核武器面前是否有胜利者早已不言而喻，而伴随着核武器的不断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打击能力的同时，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遭受核反击的威胁。硬实力意味着传统安全观和国家实力的结合，而传统安全观往往造成国际冲突不断升级的危险，升级的顶点就是核武器的使用。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又与运用硬实力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理性初衷背道而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及其扩散已经对硬实力的使用提出了警告，并且要求所有国家都认真考虑转变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以寻求合作。
总而言之，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强调权力斗争的现实主义思维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尤其对物质性的硬实力要素的作用构成制约，硬实力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三、有限理性与硬实力惯性
基欧汉在其代表作《霸权之后》一书中，修正了传统国际关系学界的行为体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指出由于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行为体的有限理性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现实。(17)通过行为体的有限理性假设，我们可以提出关于硬实力困境的第二条假设，即受到有限理性制约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往往倾向于采用硬实力手段解决国际纷争，本文称之为硬实力惯性。
具体来说，硬实力惯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势：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总是倾向于采用硬实力手段维护国家利益，而无论硬实力手段是否适用。硬实力惯性或体现在理念上，即用传统安全观审视国际政治各种事件；或体现在实际采取的政策工具上，如用武力大棒或经济胡萝卜解决问题。18世纪，当美洲13个殖民地与英国矛盾不断加深意图独立时，英国决意采取武力手段进行镇压，然而经过战争，殖民地最终还是取得了独立，英国实力也遭受重创；一战结束后，法国采取不断增强军备，缔造小协约国集团，巩固马其诺防线等措施预防德国的再次崛起，然而二战中法国依然没有逃脱沦陷的命运；“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上下同仇敌忾，一鼓作气先后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然而恐怖主义并未得到根治，美国除了要承担巨额军事开支外依然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在东亚，尽管二战已经结束近60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然而横亘在中日、韩日之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高昂，各国似乎都在为历史的重演“时刻准备着”。
无论硬实力能否达到国家的预定目标，硬实力似乎总是国家在解决问题时的首选，硬实力依赖已经作为国家对外决策和思考国际政治问题时的惯性思维存在。那么，是什么让国家不能与时俱进从而受到硬实力惯性的羁绊？其原因必然是复杂多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理念的滞后和利益集团的压力。
首先，硬实力惯性来源于行为体滞后的理念。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硬实力背后反映了传统安全观的行事逻辑，当国家决意采用硬实力手段时，决策者一定相信这种手段能够解决问题，虽然事实经常与决策者的初衷背道而驰。那么，国家决策人员对于硬实力手段的迷信究竟从何而来呢？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使它们产生了相互经验、相互期望和相互认知，这种相互认知确定了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身份定位。(18)国家正是根据这种从互动而来的身份决定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权力的方式。英国在与美洲殖民地的百年互动中确认了自己宗主国的地位，当后者意图独立时，宗主国的惯性思维促使英国以武力干涉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原有地位，历史的经验未曾给英国提供一个寻求其他方式重新确定二者关系的空间。同样，在法国和德国的互动历史中，法国确认德国是自己的天然敌人，历史经验告诉法国，唯有不断增强自身权力并限制德国实力的增长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尽管两国在二战后缔造了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但也很难说舒曼的初衷不是为了对德国的军事实力的复兴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19)同样，历史互动的经验认知使得国家受制于硬实力惯性的逻辑也适用于今天的东亚各国。
“勉强的历史模拟和似是而非的宿命论政治理论比纯学术理论更为糟糕；它们可能会转移美国人的视线，使之无法认识到自己面临的真正问题之所在。”(20)约瑟夫·奈的这句话稍加修改将同样有助于我们认识硬实力惯性：拘泥于历史的经验和似是而非的宿命论政治理论比理想主义的学术理论更为糟糕，它们可能会羁绊住所有国家的视线，使之无法认识到客观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其次，各种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向国家施压，促使国家表现出硬实力惯性。所谓利益集团，就是指社会中的一些成员为了共同的集团利益而结合在一起，通过积极行动而达到共同目的的一种社会组织。(21)如果我们认可在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主张，那么国家就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利益集团，只不过在不同政治体制下利益集团的表达方式和所起作用不尽相同；不同的利益类别决定了不同利益集团施加影响力的方向；利益集团资源的多寡、权势的大小则决定了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大小。然而利益集团的共同点是，总要通过言论和行动，通过与政党和政府机关的互动关系施加影响，反应和维护本群体的利益。(22)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我们从利益集团角度观察国家硬实力惯性的绝佳案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指出：在政府各部门，我们必须防止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寻求不应当有的影响。(23)军工复合体的触角遍及美国政、商、学三界，成为美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不言而喻，军工复合体的利益所在就是为军火买卖寻找商机，国家决定加强军备甚至处于战事之中之时，正是军工复合体利益最大化之时。遍及政、商、学三界的利益分享者无不从各自领域出发，帮助美国寻找敌人以保持一定的紧张状态。不可否认，在任何国家，军事部门都作为一个强力部门存在，而随着军事工业不断与民事工业相结合、与学术部门相结合(在美国，突出表现为由军工集团资助的大批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库)，一定程度上反映军工集团利益的政策将会对各个国家的整体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国外压力，军事行动的理由牵强，结果是深陷战争泥潭，而最大受益者莫过于接纳和掌控巨额军费开支的军工集团。
在不同问题领域会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扮演硬实力惯性推进器的角色，比如气候谈判中的重工业利益集团、自由贸易谈判中的劳工利益集团以及伊斯兰国家的宗教集团，等等。尽管我们难以对特定利益集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一国政策作出精确测量，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各个利益集团作为一国内部最活跃的社会组织，无不倾其全力影响决策部门。
当然，一定时期的特定国际制度安排、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等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也会对决策者的认知能力造成影响。当我们了解到硬实力在今天所受到的局限以及硬实力惯性的作用后，硬实力困境也就浮现了出来。
本文在厘清硬实力概念及本质基础上，探讨了随着当前国际政治的发展硬实力所面临的诸多局限，以及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有限理性制约的国际行为体所表现出来的硬实力惯性，提出这二者的结合造成了硬实力困境。这样初步的讨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参与者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
像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一样，硬实力困境也不可能做到对国际政治的全面完整描述。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国比小国更容易陷入硬实力困境；倾向于改变现状的国家比维持现状国家更容易陷入硬实力困境；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容易陷入硬实力困境。
大国倾向于陷入硬实力困境，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地位和影响力要比小国更多地陷入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中，运用硬实力的成本更加高昂；另一方面大国内部的利益集团也有更多利益牵涉到国际政治之中，从而加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此外，当今的大国大都有多次参与国际关系历史重大事件的经历，历史经验往往为大国处理国际关系事件打上深刻的硬实力烙印。
企图改变现状的国家，也就是摩根索定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不满于国际秩序的现状，谋求在新的秩序下使本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由此受到积极外交的压力，硬实力更有可能成为其外交手段，比如朝鲜。尽管维持现状国家也需要增强军备，采取硬实力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但其更倾向于以武力作为一种威慑，一种消极的防御手段，因此陷入硬实力困境的可能性小于倾向于积极运用各种手段改变现状的国家。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多元化，以及安全问题的不可分割化，硬实力手段受到的限制更多，如果说在传统安全领域硬实力手段和硬实力思维还有其可应用之处，那么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硬实力困境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理念的滞后性与非传统安全的新特质冲突更为强烈。
注释：
①[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版，前言部分。
②[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63页。
③[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11页。
④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13页。
⑤阎学通：“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26页。
⑥刘庆、王利涛：“近年国内软力量理论研究综述”，《国际论坛》，2007年，第3期，第40页。
⑦[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98页。
⑧[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24-25页。
⑨相似观点参见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9页。
⑩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6-9页。
(11)周琪、李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83页。
(12)[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2页。
(13)叶东秀、王霞：“我国外汇储备现状”，《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年6月，第70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9年1-6月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统计表”，http://ozs.mofcom.gov.cn/static/date/date.html/1.(上网时间：2010年10月29日)
(15)[意]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版，第117页。
(16)[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第七版)》，第244页。
(17)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信强、何曜译：《霸权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七章“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
(18)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52页。
(19)参见陈乐民著：《20世纪的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版，第65页。
(20)[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第119页。
(21)杨光斌著：《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79页。
(22)杨光斌著：《政治学导论》，第179页。
(23)Dwight D.Eisenhower,"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Speech",1961,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eisenhower001.asp.(上网时间：2010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