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构建新时代良法善治的国家治理体系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法治解读
李林
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党中央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问题并作出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决定》的作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在历史新起点上巩固和发展我国上层建筑的国家体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法治化，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制度化和效能化，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法治角度来学习、阐释和解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应当抓住以下几个关键词。
其一，良法善治。构建一整套公正良善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并把它们切实有效地付诸实施，是良法善治的基本要求。良法善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决定》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良法善治”一词，但通篇贯彻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法善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要求。例如，《决定》强调要重视国家治理的善治功效，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等等。这些内容都显示，我国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符合国情和民意、行之有效的良法善治。
其二，宪法实施。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指出，宪法是国家各项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充实宪法的重大制度规定，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作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切实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努力把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
NLRP10是NLRPs家族中唯一不含LRR结构域的成员[27]，NLRP10并不通过形成炎症小体调控caspase-1而发挥作用。因此，认为其可以负性调控其他炎症小体[38]。此外，Lautz等[39]发现NLRP10与NOD1信号通路下游的RIP2，TAK1以及NEMO作用，作为NOD10炎症体活化的适配蛋白，通过影响p38和NF-κB的活化促进由Shigella flexneri诱导的免疫应答。
其五，法治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领域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决定》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法治改革”的提法，但是实质上至少蕴含着三个方面“法治改革”的要求：
其四，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建设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决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高度重视。必须抓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努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新局面。
假定“接地故障”发生在三个不同的位置（0 km，80 km，160 km）。表3给出了可变间歇时间控制混合方案获得的性能与预期结果之间的比较。
其三，国家法制。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从国家法制的意义上看，《决定》提出我们党经过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形成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这些制度中，绝大多数体现为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并由国家法治保障贯彻施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需要继续坚持和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好，及时把实践中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
（2）对漕河渡槽伸缩缝进行更换U型止水带处理，并通过在止水带上、下表面涂刷具有很好亲和性和变形协调性的黏结材料处理基面、采用高刚度不锈钢“凵”型钢板固定止水带、止水槽丙乳砂浆封填等措施，起到拦截水流、高效防渗的目的。
一是全面依法治国要与全面深化改革在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相匹配，法治中国建设要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最新战略部署相协调，根据《决定》的新要求重新设计和全面推进法治领域的改革。
二是深化法治领域的改革，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社会治理、政法等方面的改革，着力解决诸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形成”等法治领域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努力构建诸如“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更加协调统一、高效有序、相互配合的新型党政权力制度体系，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建设的现代化水平。
三是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全面系统改革。如果完全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用老办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者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来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应当更加注重加强法治领域改革的统一领导、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全面推进，增强法治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各项法治改革能够“系统集成”，形成整体效应，发生“化学反应”。
（本文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 责任编辑：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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