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共八大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盛会，距今已有50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中共八大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成果颇多。本文拟对近十年来中共八大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下概述。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共八大是我党对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其持肯定态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一）中共八大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是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①
有些学者认为，八大从实际出发，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比较深入的探讨：坚持中央和国家统一领导的同时，给地方和企业一定的自主权限，建立一个比较灵活的多层次的领导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保持少量的个体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建立一个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体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提出要建立多种多样的灵活的生产经营体制；要改革统购包销制度，理顺价格，建立统购统销与自购自销相结合的流通体制；开放自由市场，建立国家市场与自由市场相结合的市场体制。八大对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②
有些学者指出，中共八大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指导方针；从实际出发，规划近期和远期发展目标。③ 八大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功绩主要有：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理论；初步提出了区别传统模式的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正确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和若干经济政策。④
（二）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开端，它提出的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影响深远⑤
学者们认为，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八大提出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上，八大提出只有上级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方面，八大提出农业合作社应在不影响合作社集体生产的前提下，适当地给社员以必要的个人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允许农民经营适合个人经营的各种农副业；在商品流通方面，八大强调必须改进统购包销制度，以改变死气沉沉的市场状况。⑥
另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八大召开前后以及八大会议上，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设想，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改革管理体制，给地方、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等等，形成了初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⑦
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内民主生活搞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它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前七年防“左”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些对党的建设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
学者们认为，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概念，并明确形成了执政党意识。八大会议上集中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的几个主要问题：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首要任务是更加密切地联系广大人民群众，代表人民利益；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党的建设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执政党要自觉接受权力的监督；加强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等。中共八大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虽然是初步的，但从最早树立执政党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共八大阐述的这些思想，还是把握了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⑧
有的学者认为，八大关于执政党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它明确指出了党的地位的变化，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强调执政条件下要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强调执政条件下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扩大党内民主，健全集体领导；强调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指出要正确开展党内的批评和斗争；强调要提高党员和干部素质，还要保障党员的权利。这些为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⑨
还有学者指出，八大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提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新设想和新方针，特别是在规范党内民主生活方面建树颇多。例如：规范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构想；会议体现了较强的开放性特点；中央委员的选举突出民主的原则；强调集体领导和扩大党内民主；提出限制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思想；强调监督作用；提出民主法律化、制度化思想。⑩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探索
中共八大制定的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政策，明确地规定了我国的政治战略，对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
学者们普遍认为，八大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有益探索。它主要提出和解决了四个重要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统一战线的关系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前途问题；机关、学校、企业内部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11) 特别是会上强调的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同我们党和政府合作的观点，以及积极地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的民主政策，提高了少数民族参加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12)
有的学者还提出，中共八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正确的阐述了法制建设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要作用。八大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从事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同时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13) 它强调应当健全法制，保障民主，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是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强调用法制保障民主的实现，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重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4)
局限性与不足
中共八大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和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由于历史的局限，它虽然提出了许多新方针和富于创造精神的设想，但也存在其局限性。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八大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足：关于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上，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状况估计的过于严重，以及对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上思想准备不足，对冒进思想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可能具有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没有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相当长期、极其艰巨的任务；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说法不当，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只是从提法上改变，并未真正触动隐藏于其背后的不正确思想；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认识不够清楚，以简政放权、分权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并没有冲破苏联模式的框框；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有重要缺陷，八大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提出的一些要求没有完全落实到具体工作中。(15)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加速完成，中共领导对社会制度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作出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会议议程也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结论显得比较粗糙。另外，毛泽东不赞成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却又主张不要急于修改这个结论。当时围绕八大作出的结论，理论界进行过专题讨论，但没有形成集中的看法，无助于统一认识。以至于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八大的结论，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并逐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一系列危害。(16)
还有人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它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任务，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和措施保证。八大正确地估计到当时所面临的伟大历史转折，却没有认识到干部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思想转折；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但对于党内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的保守力量估计不足；它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但对全党正在滋长的突出个人的风气并未制止。这些局限性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17)
党章未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八大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且在新修改的党章中也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个问题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原因研究主要有以下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八大党章中未提“毛泽东思想”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本人多年来一贯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也同意不提毛泽东思想；与苏共对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所持的态度有关；与中共八大为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扩大和发扬民主的作用，强调集体领导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八大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个人崇拜错误的历史教训。(18)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发生了偏差，他们并没有弄清，“毛泽东思想”和其个人理论的关系，没意识到它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毛泽东能够肯定自己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将自己的理论上升为中共指导思想的地位，因为他清楚革命的成功不是他个人贡献的结果。正是对二者这种认识上的不足，才导致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地位的动摇，加之苏联斯大林的反对，终于促成八大未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19)
还有人认为，把“集体智慧”和“个人天才”混淆，未能把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而形成的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某些错误思想区别开来，是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深层原因。(20)
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
八大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这一路线最终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对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种观点认为，八大路线的中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八大路线属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模式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局限性注定了八大路线夭折的命运；八大路线缺乏与之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理论的支撑，存在着工作重心再转移及“左”、右倾思想泛滥的必然性；毛泽东对一些问题认识上的二重性及逻辑缺陷，难以保证我党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从而使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缺乏坚实的思想路线基础，具有流产的必然性。(21)
第二种观点认为，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没有把握住主要矛盾，未能跳出阶级斗争的圈子；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缺乏经验；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和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使八大正确路线难以贯彻。(22)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八大路线被中途废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中国共产党并未突破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和固定思维模式；八大的理论基础不够坚实；脱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3)
第四种观点认为，八大路线没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广泛的共识，导致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够，这是八大路线中断最根本的原因；群众基础的动摇，导致贯彻执行八大路线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这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持久的政治运动，使八大政治路线难以积淀成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而缺乏制度保障又使八大丧失了合法性的依据；党的高层领导的意见分歧和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结构单一，导致在执行八大路线时缺乏组织保障，这也是八大的路线容易中断的原因。(24)
中共主要领导人与八大的关系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有益探索，近年来关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者个人与八大关系的研究，也为学者们所关注。
（一）毛泽东与中共八大
对毛泽东与中共八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对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建设的探索上。
一种观点认为，八大时期，毛泽东从我国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实际出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思想。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正确认识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张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同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要不断改革和完善。(25)
另一种观点认为，八大时期，毛泽东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更加民主化，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设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酝酿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适当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企业等。它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26)
（二）邓小平与中共八大
一种观点认为，八大的历史功绩及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与邓小平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他严谨务实的筹备工作，保证了大会的顺利召开；扩大民主的指导思想，使八大成为贯彻党内民主的典范；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既定框架下实现了党建理论的新突破，(27) 其对执政党建设提出许多创见性的理论观点，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党建思想发展的理论顶峰。(28)
另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积极参与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坚持八大路线不动摇的同时又超越和发展了八大路线。(29) 其党建思想沿袭和继承了八大的党建思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党建理论的思想原则；站在战略高度，着眼于大局，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本原理。(30)
八大与其他会议的比较
近十年来，关于中共八大与其他会议的比较，研究者不多，主要是把八大与苏共二十大及中共十六大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
（一）中共八大与苏共二十大
有学者认为，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弊端，结束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为中共八大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制定的总方针及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共八大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同时，苏共二十大在阶级斗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力度以及急躁冒进等问题上的历史局限，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八大带来消极影响。(31)
（二）中共八大与中共十六大
有学者认为，中共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2年后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路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执政，特别是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执政经验日趋成熟，执政水平显著提高。尽管八大和十六大分别烙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孩童”时和“成熟”时的深深印记，其历史背景和面临的具体任务亦大不相同，但却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对十六大确立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路线进行追溯，可以从八大找到其源头；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偏离和搁置起来的八大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在十六大得到了全面的承续和令人瞩目的发展。(32)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关于中共八大的各方面研究，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较之十年前，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面更加广泛，研究问题更加深入，研究角度及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方面，如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对八大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发展政策与八大路线的关系，八大与其他重要会议的比较研究，以及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八大路线进行研究等等，虽然有文章曾涉及过，但研究还不够深入，需要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努力。
注释：
① 孙淑君：《论“八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
② 杨绍安：《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思想》，《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③ 陆安：《论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④ 孙凤梅：《对“八大”历史功绩的再回顾》，《郑州航空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⑤⑥ 常全喜、亢保平：《中共“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殷都学刊》1998年第4期。
⑦ 康沛竹：《中共“八大”前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⑧ 齐卫平：《试论中共八大关于执政党问题的认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⑨ 张宏华：《党的八大对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探索》，《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⑩ 那青阳：《中共“八大”在规范党内民主生活方面的历史功绩》，《呼兰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11) 黄铸：《回顾八大政治报告对统一战线问题的探索和起草过程》，《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 周忠瑜：《党的八大与牧业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3) 章修明、阎曼丽：《论中共“八大”的历史性贡献》，《学术交流》1997年第2期。
(14) 李宏：《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
(15) 方敏：《中共“八大”的历史局限》，《焦作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16) 齐卫平、赵雷：《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结论的认识分歧及其后果》，《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7) 金怡顺：《全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起点——中共八大再析》，《世纪桥》2002年第2期。
(18) 李红娟：《中共八大党章未提“毛泽东思想”解析》，《邯郸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19) 伍启杰：《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探因》，《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20) 李荣武、苑丽梅：《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原因再探析》，《学术交流》1998年第6期。
(21) 王美华：《试论中共“八大”路线夭折的历史必然性》《求索》1998年第6期。
(22) 钟廷豪：《试论中共八大正确路线未能贯彻执行的原因》，《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3) 刘杰：《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24) 黎见春：《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新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4期。
(25) 李宗玲：《再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2期。
(26) 彭厚文：《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探索》，《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7) 陈仲元：《邓小平与中共八大》，《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8) 黄莹莹、付淼：《邓小平与中共八大的召开——邓小平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新发展》，《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29) 胡学举：《邓小平对中共八大路线的坚持和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30) 张兆武：《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兼论邓小平对中共八大建党路线的新贡献》，《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31) 陈金龙：《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
(32) 曹应旺：《中共十六大与八大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