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进论文,中央论文,张国焘论文,西路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西路军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或在张国焘的错误指导下失败的观点和西路军自始至终是执行中央命令，与张国焘毫无关系的观点。前者来自毛泽东在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的断语，这一断语其后成为论述和研究西路军的基调；后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学者重新研究西路军后得出的结论。现在拥护前者的有之，赞同后者的亦有之，笔者也曾发表文章支持后者。〔1〕尽管如此，西路军的一些问题， 即西路军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形成的；为什么史学界长时间要坚持传统观点等等问题仍然困扰着笔者。带着这样的困扰、疑惑，开始重新寻找资料加以研读，从而形成了如下看法。
一、传统观点的形成及缺乏依据
所谓传统观点是指西路军是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的观点，它开始于毛泽东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甚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支持，它的具体内容是：“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2〕尽管现在有的学者认为， 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提出这种观点，丛进在其《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中认为：其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此时西路军虽有伤亡，但主力还存在，所以在西路军还没有失败时，毛泽东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其二，1936年12月，还没有清算国焘路线，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去宣称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文章认为这一断语是在“1937年3 月西路军失败和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中央会议之后，对讲稿进行整理补充时所加”〔3〕。笔者赞同丛进的观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无论当时毛泽东在文章中是否有此断语，但加进这一断语的这篇文章却给日后的西路军研究以很大影响。事实上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从1937年初就存在了。凯丰在1937年2 月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就指出：“国焘开始提出川康的计划，后来虽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的北上是与中央的北上基本不同，他的北上是向青海、西宁发展，在这次到达甘肃后，仍把部队向西开进，可得到证明。因为国焘根据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他认为现在是退却的时候，他认为向西退却才能保存力量，如川西北、西康、西宁等等。”〔4〕 随后在1937年3 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也认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5〕对这一点， 《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行了解释：“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造成了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到处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6〕至此，传统观点还不算形成，因为这里仅仅指出的是西路军的失败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而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具体的或者详细说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进、组成西路军以及失败是由张国焘造成的是在1937年12月毛泽东接见部分西路军将士时指出的：“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扩大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7〕这段话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1）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是张国焘没有经过中央而偷偷所为；（2 ）西路军的西进是逃跑主义；（3）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张国焘路线的结果。
显然这是缺乏依据的：第一，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及西进不是奉张国焘之命而是奉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之命，所以称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的说法缺乏依据。对此，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及陈铁键的《论西路军》已有充分的论述，不再赘述。
第二，西路军的西进也不是奉张国焘之命而是在宁夏战役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奉中央军委命令西进的。当三个军渡河并取得初步胜利，准备偕同河东红军共同北进攻取宁夏之时，由于敌军大举北进，河东红军无法如期实现宁夏战役，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并作出《作战新计划》，对渡河红军作出了新的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准备以一年为期，直接打通远方，与苏联加强联系。随后西路军的西进，建立永凉根据地，再次西进，再次建立临高根据地都是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进行的，与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
二、新观点的提出及其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红西路军问题也是其中之一。许多研究者和当时参战的西路军指战员发表了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和回忆录，而其中竹郁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实探》（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陈铁键的《论西路军》（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以及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最有份量，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西路军与张国焘毫无关系，西路军是执行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牺牲是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必要代价的观点。其基本论点是：（1 ）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路军的组成及西进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而不能将其视为退却，更不能同张国焘路线相等同；（2 ）西路军的失败不是由于执行了张国焘右倾错误而造成的，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任务多变，是为了掩护河东红军和友军，即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然而新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第一，新观点始终没有说清楚为什么长时间党中央、毛泽东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如前所述，1937年初还在西路军尚未完全失败时，或刚刚失败之初，党中央就把西路军的组成及失败同张国焘错误联系在一起了，而此时张国焘仍然在陕北，仍然是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么为什么对中央的这种指责他没有辩解呢。如果西路军果真同张国焘无关，那么张国焘不可能不辩解。我们从凯丰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曾为自己辩解过，如对此上还是南下是不是路线分歧这一原则问题上，他就在《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中辩解过：“假如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8 〕而唯独他在西路军问题上没有辩解，退一步说，如果当时他不好辩解，或无法辩解的话，那么当他在国外写的《我的回忆》时完全有条件进行辩解，而他却没有辩解。然而对这种奇怪现象无论是徐帅的回忆录还是竹郁、陈铁键的文章都没有给予回答，这不能不说是新观点的不足。
第二，新观点在西路军失败原因上过分地强调了失败是由于任务多变造成的，却忽视了其本身即西路军领导在判断、指挥的失误的探讨。事实上，西路军的失败与西路军领导者的指挥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当宁夏战役流产后，党中央曾询问西路军主要领导人，西路军能否独立打通新疆时，他们声称马家军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完全有把握消灭二马，打通国际通道。这里犯了轻敌的错误，正因为不了解对手而又轻敌，所以当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他们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时，他们并没有表示出不同意见，结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动变成了被动，进而走向了失败。
三、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
西路军到底同张国焘有无关系，这是西路军研究中争论最多也是最为集中的一点。我认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有两种历史资料不容忽视。
其一是凯丰的文章，党中央的决议，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张国焘本人的回忆等。凯丰的文章，党中央的决议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已在本文第一部分论述过，这些文献都是在西路军尚未完全失败或失败之初就已存在的文献，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资料，按历史学家的分类属于第一类资料，即可信的，能够作证的资料。而张国焘的回忆属于当事人的回忆也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他本人回忆说：西路军是执行了他筹划已久的“西进计划”“我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9 〕尽管竹郁在文章中对此批判说：“叛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什么，西路军是执行他的‘西进计划’，纯粹是谎言，谎言是无法改变历史，而历史终会拆穿谎言的。”〔10〕但张国焘毕竟是当事人，对他的回忆我们绝不能用简单的谎言两字概括。所有这些资料我们都可以认为是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这些文献的一个共同特点即西路军是受张国焘指使的，或者说西路军与张国焘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大量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同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来往电报以及中央当时的决策，指示，命令等，这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进以及两度建立根据地都是受中央军委及红军总司令部指使的，与张国焘的关系不大。
同样是最原始的资料，同样是第一类资料，然而结论却如此不同，甚至相反。怎样看待这两种相反的结论呢？怎样对待这两类资料呢？，传统论者更多的强调第一种资料，而新观点则看重第二种资料。那么这两种资料之外能否寻找到第三种资料，能否得出第三种更切合当时实际的观点呢？笔者认为有第三种资料，也能得出第三种观点，即西路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的资料和观点。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央的西进计划与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说起。
中共中央的西进计划也就是打通国际路线，早在1935年6月，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军委就致电红四方面领导人，提出了今后的战略方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11〕这是迄今为止查到的最早提出西征的记载。1935年8 月毛尔盖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上述主张；同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陕北，向中央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工农红军靠近苏联。这样，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剩余的只是解决怎样打通国际路线的问题。1936年6月26日毛泽东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 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认为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张掖）、凉（武威）、肃（酒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所以他要求一方面军务必在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夏马鸿逵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同时电告四方面军，外蒙与苏联已订立军事互助条约，共产国际盼望中国工农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一方面军自东征回师后正猛力发展陕甘苏区，以渐次接近外蒙；要求二、四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由此可知，中共中央自1935年6月，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就提出了西征计划，而到1936年下半年已基本成熟了西征计划。
几乎同中共中央西征计划的同时，张国焘也提出了自己的西征观点：其西进观点开始于建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这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到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张国焘始终坚持的一个主张，即建立一个“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12〕的各民族的联邦政府，第一次提出了西通青新的主张；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又反复强调了西进主张，关于这一点他在叛逃后写的《告国人书》中说得很清楚：“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的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13〕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后，更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西进观点。
中央有西进的计划，张国焘有西进的企图，在此情况下，在张国焘放弃分裂党和红军的前提下，为了顾全大局，党中央及中央军委采取妥协策略，让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并在随后组成了西路军，关于此以下三点可以为证：
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虽然表面上同意北上的方针，但同时多次表示了还要西进的企图，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陇西通谓，折而向西，奇取甘肃的河西走廊。”〔14〕他认为“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15〕显然他的北上同中央的北上不同，是要向西发展。而此时中央也认为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同意北进是张国焘路线破产的标志，至于提出独立进取甘西等只是具体军事部署上的分歧，不属于路线之争。毛泽东也说：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正是在这样情况下，为了迁就张国焘，中央采取妥协态度，同意了红四方面军提出的先机渡河，奇取甘北的意见。
第二，凯丰在1937年2 月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很清楚地道出了中央的妥协原委：“中央在与国焘争论最厉害时，为了顾全党内和红军的团结，曾经允许迁就国焘向西宁的计划。但他（中央）一刻也不放过向东发展的计划，在给国焘第五电中说：‘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在这电中为着求得红军当时的团结，中央认为在东出不利的条件下，可以向西宁、青海发展，但并没有放弃再行向东发展的计划”。〔16〕可见当时为了团结张国焘，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央作了妥协。
第三，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也说明了中央的妥协政策。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对张国焘还是采取了妥协政策，当时党中央及毛泽东已经感到张国焘有“借宁夏战役计划以营私”的企图， 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确“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但为使宁夏战役能够顺利进行，不仅同意了由红四方面军组成西渡黄河之主力，而且为了争取和缓和同张国焘的矛盾，一方面恢复使用“朱总司令、张总政委”的两种名义，另一方面再次致电彭德怀，要彭德怀与张国焘处理好关系，使他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的坚决性，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可见在整个过程中，中央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为了争取张国焘采取了部分妥协政策，而西路军本身可以说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
既然是中央的妥协，那么为什么又要把西路军的失败说成是张国焘错误的结果呢，如前所述这是持新观点的文章所欠缺的部分，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又是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不如此就不能解决整个西路军的争论问题。笔者以为有这样两个原因：
第一，中央对张国焘作了让步，让其部队西渡黄河并组成了西路军，对此中央及毛泽东内心是不满的，是不情愿的。随着西路军在河西的失利和失败，这种不满情绪越来越表现出来了，而此时（1937年初）也正是清除张国焘路线的时期，这样西路军问题也就成了批判张国焘错误的一个重要证据。这可以从当时很多资料中得到印证。
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央对西路军本身在河西的活动不太满意，甚至将西路军的很多活动看成是继续执行张国焘错误的行为。如1937 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的《党的工作副刊》发表的《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中就这样说：“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和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使西路军遭受失败。”〔17〕很显然，将西路军的指挥上的某些失败看成是张国焘错误在部队中的继续，这是中央及毛泽东长时间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连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西路军研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绝不能用一种资料来概括全部，应对应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注释：
〔1〕周忠瑜：《西路军失败原因再认识》，载《西北史地》，1989年第2期。又对《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载《攀登》，1989年第4期（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12期）。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98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人民出版社，1991。
〔3〕〔10〕《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第28～30页，第18页，1983。
〔4〕〔5〕〔6〕〔8〕〔13〕〔16〕〔17〕《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46页、第10页、第81页、第31～32页、第621页、第46页、 第80～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7〕转引自《社会科学》、（兰州），1989年第2期。
〔9〕〔14〕〔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51页、第301页，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1。
〔1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12〕《中共同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载《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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