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近代经济三元结构的产生与发展（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之二论文,近代论文,生与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三元结构呈顽强生命力的内在原因
长江三角洲的近代工业、传统农业尤其是农村商品工副业这“三元”经济并存的结构之所以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几起几仆，顽强生存，是有其内在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的。三元结构的内在生命力，源于近代中国的国情，源于中国老百姓求生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有限生存条件的特点。这个总状况的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通过农村商品性工副业的中介作用，在近代工业传统农业经济间产生了既相互矛盾的冲突，又具强烈互补和依存的关系。从整体来看，互补和依存关系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对三类经济自身、即构成国民经济基本部门的工业、农业和农村工副业的正常生存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民生，也起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三元结构中的任何一元发生问题，就会影响其他二元；三元结构相互间的必要协调关系受到损害，就会出现社会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
（一）农村商品工副业、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的协调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必要
通过农村商品性工副业这一“中元”结构的联结，城市近代工业经济与农村传统农业经济产生了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协调关系。这对近代工业的重要性在于：农民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发展起为工业所需要的商品性经济作物生产，为以农产物为原料的工业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农民为了发展商品性家庭工副业，又必须购入大工业生产的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农民还要消费大量的无从自给的城市工业品用以生活之需。如此又形成了国内大工业品的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从而，农村经济和传统农业的发展就为新的民族工业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对农村经济来说，大工业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向农村推销工业品，打开农村市场；同时又需要为自身的发展寻求可靠的原料保障。这就又形成了近代工业向传统农业提供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同时又成为农村经济作物和工副业产品的重要主顾，从而为传统农业和农村工副业向“现代”的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
本文第一部分，已就长江三角洲传统农业和商品工副业对近代工业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三元经济部门各自的成长发展之作用做了较多的说明，兹不赘述。这里欲说明的是，三元部门结构间协调关系的破坏，对三部门经济自身及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危害，从而表明三元结构及保持三者间的协调平衡关系是有其客观必要性的。
我们已经知道，二十年代末以后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土布生产陷入愈益不利的外部环境之中，受到重大打击，同时，全国的土布生产也陷入严重不景气中，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土布业失利与三十年代初开始的全国棉纺织工业危机之间的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棉纺织工业陷入了一场历时近五年的危机之中：“1931年下半年起，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开始陷入逆境；1932年后演成危机，直至1936年下半年，才稍稍复苏”〔66〕。
这是一次棉纺织工业品“过剩”引起的市场危机，危机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特征，则是机制绵纱的市场过剩状况远远超过棉布。棉花价格下跌较小，棉纱价格猛烈下降和销售艰难，是“棉纺业所最感苦闷者”。“可是在织业方面，由于国外供应的锐减，棉布制成品的市价却是相对稳定的”〔67〕。
上述状况，可由下列数据充分证明之：其一，从价格上观察，机纱价格下跌幅度大大超过机布，详见下表：〔68〕
表4上海批发物价指数表
年份棉花棉纱本色棉布 漂梁印棉布针织品
1931 100.00 100.00100.00 100.00 100.00
193283.881.1 88.489.6
100.1
193384.369.9 73.280.493.8
193486.866.1 68.975.671.9
193584.465.7 86.670.968.6
其二，机纱销量锐减，市场缩小。严中平曾以上海棉纱之销量对此加以说明，并指出，上海棉纱之输出国外者极少，而国内市场之由厂家自销者又极少，所以上海客帮交易量，大体是能代表各地市场的盛衰状况的。
表5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的各市成交现货棉纱量及指数（数量单位：包）
年份 华 北 华 东
华 中
数量
指数 数量指数 数量指数
1930
90492
100102739100 142282
100
1931 64 369 71.182 267
80.1115 813 81.4
1932
7 480
8.252 267
50.9 98 126 70.0
1933
2 052
2.358 255
56.7 60 640 42.6
1934 53 830 59.5 91085
88.7 45302 31.8
1935 41 285 45.666 233
64.5 70 093 49.5
1936 40 100 44.3
129 738 126.3 73 980 52.0
年份
华 南 全 国
数量指数数量指数
1930
160429
100495942
100
1931 102 952 64.2
365 401 73.7
1932 163 616
102
321 489 64.8
1933
89 587 55.8
210 534 42.5
1934
110861 69.1301078 60.7
1935 112 975 70.4
290 586 58.6
1936
89 681 55.9
333 498 67.2
资料来源：各期纺织时报，转自《中国近代棉纺织史稿》第376、214页。
（原注：1930、1931年两年包括牛庄、安车、秦皇岛三东北帮在内，1932年起这三帮即自沪上绝迹。）
上述各项数据均表明，我国三十年代发生的棉纺织工业危机，主要发生在机器纺业方面，体现为机纱的滞销和机纱市场之过剩。
我们已经知道，纱厂销售的机纱，就全国整体来看，其主要用途是作为农村手织业的原料：“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纱厂的建立，根本就是以手织业当做销纱对象的”〔69〕。我们又知道，农村土布早已受到洋布的严重排挤，尤其自三十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手织布的重要市场东北被日本侵夺，更对土布生产予以剧烈打击。而土布生产的萎缩，必然导致对机纱需求的下降。由此，完全可以断定，三十年代棉纺织工业危机与农村土布业的失利有直接的重要关联。正如当时人士所指出的：“长江向为销纱最多之区，年来京沪沿线各县之织业日趋衰落，织机大半停工，致内地一帮，购数甚微”〔70〕。
（二）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对农村经济的重大作用
三元结构中的“中元”即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从“传统”向近现代的演化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是对过渡中的传统农业、农村经济的重大支撑作用。这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农民家庭经济的不可缺的重要来源：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或反哺了薄弱的小农经济中的纯农业生产。
在鸦片战争前的许多世纪中，商品性工副业早已成为农家经济中弥补自给性农业种植业不足的主要来源。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城市近代经济的影响，可以认为，商品性工副业对农家经济收入的影响愈趋增加。“妇女纺织佐衣食，不第乡落，虽城市亦然”〔71〕，“查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后，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72〕。“江湾高境庙、七宝、莘庄等地农民，农业收入均不能维持家庭生活，不得不靠织‘卖布’来补不足”〔73〕。就具体地区来看，南通县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般情况是，农民年均出售土布收入约占全收入的比例为：小自耕农30.3%，半自耕农52%，佃农为65%，佃农高达75.6%〔74〕。这些数据表明，商品性织布业在农民家庭经济中占有极重要地位，且农民越是缺乏土地，经济越是穷困，就越需要发展家庭工副业，工副业在家庭经济中所占比例越高，以至超过农业本身。在无锡等地，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乡村比户育蚕，每年农民获利八百余万元，每担春茧贵至五十元以外；桑田占全县十分之三，每担桑叶价贵至三元以外；现今每亩桑田产桑十担，而每亩稻田有时收成尚不满两石，相比之下，桑田利息较厚”〔75〕。无锡等处之所以几乎“家家载桑，户户养蚕”，正是因为蚕桑业收入甚高，在农家经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据说，“苏属的农民，在前清并没有大规模地饲养家蚕，顶多不上十箔，总是养一些当玩意儿，那时的茧价每百斤也只得三四十元。民国以后，茧价不跌，反见上涨，农民看见这养蚕的利息很不差，养蚕的农户渐多，种桑的面积也跟着扩展起来。我们看到江苏常、锡一带，桑树那样多，也都是民国以来才种起来的。茧价愈涨，种桑愈多。至民国十三年茧价每百斤贵至八、九十元，民国十五六年茧子更贵，有至百元甚或一百二十元者”〔76〕。尽管自二十年代末以来由于世界蚕丝市场大萧条的影响，江浙地区的蚕桑业受到极大摧残，但据抗日战争初期日本满铁对无锡小丁巷、郑巷、杨木桥三村的典型调查，出售蚕茧收入占中等偏上农户的现金收入比例，仍高达49.39%〔77〕。
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在两个基本方面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大局。一方面是在日常生活上支持了农民家庭。凡需从市场上购买的生活用品，例如从不敷自给自足的口粮、衣被直到油、盐、酱、醋、烟、酒，锅碗瓢盆，多要仰赖于工副产品出售所得之货币购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据1950年对吴县浒关区的调查说：广大农民农业收入所得，不能维持最低生活，在乡的大多数群众都靠各种副业生产，以弥补生活的不足。该区农村主要副业有草席、草包、草绳等，有些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依靠副业生产收入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78〕。对无锡砖坯业的调查说：在郊区及离城较近的潮音、吴蒋、下甸等乡，以做砖坯为主要副业的达二千人之多。这些地区土地较少，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仅八、九分，贫农每人仅占五、六分，故除少数地主富农外，其农业收入一般均不够维持生活，因此，大都依靠做砖坯来解决生活困难〔79〕。工副业对农村经济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支持、反哺了薄弱的家庭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资投入，凡农业自身难以解决的，均仰赖于工副业的收入。如农具、肥料、较好种籽、各项生产性投资如戽水费、农忙帮工支出等等。从对养蚕业的调查来看，蚕茧登场时节，“亦正是农民口粮缺乏和农忙开始的季节，故农民往往以此项收入作为春季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之主要来源”〔80〕。江南重要蚕桑区吴江县震泽、严墓等地，养蚕是当地农民的主要副业，“该地农民都养蚕以弥补农业收入不足。在收茧后，很少有人出售鲜茧，大都是把它抽缫成丝出售，换回一部分食粮，以防灾荒；同时购买肥料，用于稻田，如此非但增加了农业产量，而且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81〕。无锡张村区的情况是：“大部分贫苦农民往往以育蚕所得作为夏收夏种之生产资金，一般农民之日常生活费用，部分亦仰给于此。故有“‘吃自田里米，用由养蚕得’之语”〔82〕。养猪是农村又一主要副业。吴县乡间有谚云：“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83〕。可见农民对养猪副业的重视，之所以如此，除卖猪收入外，养猪又可积肥入田，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该县姑苏乡的情况是：养猪是该乡普遍的家庭副业，农业通常用五斗米购进母猪一头，养四个月后母猪可生一窝小猪，再养三个月可将全部小猪（约三担）卖出……每窝小猪可获利二石多米，一年可养两窝……此外，尚可获得猪窠灰肥六十担至一百担（每担猪灰可抵三斤豆饼）〔84〕。总之，对一手紧抓农业生产不放，另一手紧抓工副业生产不放的农民家庭来说，这二者的互补作用是极为紧密的，没有商品性工副业的补农作用，农家以自给为主的农业生产和再生产很难顺利进行，基本原因之一，是仅靠微薄的土地（不合理的封建性土地分配大大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度）难以养活众多人口。
（三）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对分解农村剩余劳力沉积的重大作用
发展农村商品性工副业，也对缓解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稀缺、人口相对过剩的局面提供了较好的出路。在近代中国，城市经济在总体上是很不发达的，城市工商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极为有限。长江三角洲尽管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密度较高，工商业亦较繁盛，但容纳农村人口仍颇为局限。据1929年度和1936年对无锡11个村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状况之调查，1929年，总人口的91.30%仍居住于农村，总劳动力的88.21%属于在村劳动力。在7年之后的1936年，总人口中仍有90.27居于农村，只下降了1%左右。劳动力的86.29%属于农村劳力，只减少了2%。 尽管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和劳力呈上升趋势，但在这可称为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7年中，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比重仍然甚低， 特别是速度甚慢〔85〕。
发展农村商品性工副业，是吸纳、利用相对过剩劳动人口的主渠道。这可由农村中从事工副业人数的众多来说明。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农村工副业，将必然出现极大量的农村劳力无事可干、失去重要生活来源的现象。因为，城市无法容纳他们，而农村中仅仅从事农业也只能利用这些劳动力中有限的一部分。长江三角洲农民从事工副业是农村最基本的特色，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副业可谓一般农民家庭的主要功能，直至近代中国历史的终结。这是常识。以下仅举数例，可见一斑：
青浦县：副业生产以捕鱼、养猪、养鸡较为普遍……养猪、养鸡户在城乡区约占农村总户口百分之五十。
手工业生产，以纺织业为最多，在白鹤区差不多家家织布，户户纺纱。其他各区纺织均盛〔86〕。
江阴县：全县副业有织布、捕鱼、养猪、养蚕、编竹器、打草蒲鞋等。
织布在全县各区都很普遍，是江阴主要副业之一，对农民生活影响很大。全县布机据不完全统计，约十万张以上。从周庄区来看，总人口68 414人，有布机人口达34 988人，占总人口比例51%〔87〕。
武进县：仅靠农业收入不能维持生活，因之一般农民多搞副业生产。根据茶山、政成两个乡的调查，农民兼营副业、手工业者，茶山乡占农户总数96.62%。政成乡占63.52%〔88〕。
吴县保安乡：全乡有“全劳力1937个，半劳力1603个。如按每一个劳动力可耕种土地7亩计算，则单1937个全劳力即可耕种全乡土地， 故该乡农民多从事副业生产，以利用剩余之劳动力”〔89〕。
吴县堰里乡鹤金村：“该村约有百分之九五以上的农户从事副业生产”，主要有：换糖、绩麻线、贩麻线、卖黄莲头、摇鱼船、其他手工业等〔90〕。
无锡县张村区：农村育蚕极为普遍。 该区胶南乡胡家渡二保， “151户中有114户育蚕，占总户口数的75.5%。六堡村83户中育蚕者达75户，占总户口90.4%。一般未育蚕户，多系无劳力和外出谋生者，或系因无桑田而无法养育者”〔91〕。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经济中与农业密切结合的家庭工副业在近代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对其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的重要性之认识是很不够的。相反，在理论上却盛行这样一类观念，认为农业与工副业相结合的形态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从而把农民家庭工副业视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障碍，不仅无须保护、提高之，反而变成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破坏的对象，如此，“才能为现代工业开辟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从长江三角洲来看，这类观念是违背我国历史发展实际的。
长江三角洲的状况表明，农村工副业在传统中国向现代的启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它，近代工业和传统农业才联接起来，发生了相互补益的关系，从而启动了向现代过渡的巨轮。也正因为如此，农村商品性工副业才成为既有别于近代工业经济，又有别于传统农业经济的第“三元”经济形态。近代中国至少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其社会经济绝非是西方经济理论框架中的、截然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中的“三元经济结构”，这是我们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三元结构并不是一种完满、“理想”的经济模式。它是从人多地少，土地等自然资源高度匮乏，而劳动力又相对严重过剩，且又难以被城市充分吸收的产物。中国历史上直至近代的漫长时期中，土地分配难以均平，大量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更加剧了这种“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内部危机，并进一步造成家庭财富和再生产条件的巨大差异。在这种状况下，农民为了生存，在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区位经济条件，开辟出商品性工副业这一新的谋生途径乃是必然的选择。这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自然、社会和经济的生态环境使然。它虽不是什么“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却是适应中国类似于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的国情、区情的一种“合理选择”，其合理性在于：以整体国民经济向“现代化”演进的角度看：三元结构格局为从国外移植的现代工业培植了诞生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又为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演化创立了初始的机缘和条件。从维护农村经济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农村商品工副业这一“中元”结构对支撑农业和农民家庭经济起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还有另一更具根本性的一个大问题是：由于我国近代之国情，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只能吸收劳动力中的很小部分；大工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更难以使就业机会大量增加；如果城市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破坏传统农村工副业的基础上，同时又不能吸收因家庭工副业破坏而丧失重要谋生手段的广大农民就业，则中国社会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成功转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长江三角洲的近代三元经济结构并非始终协调一致，三元结构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巨大矛盾。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大肆侵占及破坏，城市工业与农村工副业原有的生产程度的合理分工与产品间的相互补充，在一些重要行业中变为城乡产业间的尖锐对抗和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它严重影响了大工业与农村产业的协调关系，对大工业和农村经济都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这表明，在近代中国，仅靠自发形成的力量远不足以使“三元结构”之间实现充分的合理协调与分工互补。需要对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主权进行保护，需要国家在正确经济发展战略下进行协调和支援，这些对于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必然产生的三元结构的健康成长，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是近代长江三角洲三元经济结构形成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
注释：
〔1〕学术界对“封建”概念的理解有诸多重大分歧。 本文“封建”一词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泛指自中国土地私有制形成后直至当代土地改革前农村广泛存在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形式。无疑，这种制度和形式也有过重大变化。
〔2〕陶宗仪：《辍耕录》，卷24《黄道婆》。
〔3〕正德《松江府志》，卷4，《风俗》。
〔4〕光绪《宝山县志》，卷14，《风俗》。
〔5〕康熙《嘉定县志》，卷4，《风俗》。
〔6〕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有关数据计算。
〔7〕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53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下引此书均同版，不另注。
〔8〕同上书，第133页。
〔9〕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30页，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印，下引此书均同版，不另注。
〔10〕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135页。
〔11〕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133页。
〔12〕《捷报》，1897年5月28日， 转见江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689页。
〔13〕《统计月报》，二卷六期，1930年6月。
〔14〕张泳泉、章振华《无锡纱号业的经营方式及其特点》，《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第243页。
〔1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辑，第1024页。
〔16〕参见《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
〔17〕《中国实业志·江苏省》，2编3章，农家副业，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1933年2月版，第63—69页。
〔18〕陈慈玉：《近代无锡地区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版本一四卷一期。又据高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第60页，到1930年无锡共有丝厂49家，丝车15326部。两人统计约相差1家丝厂之数。
〔19〕张宗弼：《无锡工业调查》，《统计月报》二卷七期，1930年7月。
〔20〕《无锡丝厂业现况》，《工商半月刊》二卷一号；《调查》，1930年1月。
〔21〕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引此书均同版，不另注。
〔22〕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版一四卷一期。
〔23〕参见高景岳、 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第176—177页，江苏人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引此书均同此版， 不另注。
〔24〕高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桑业资料选集》第179页。
〔25〕金铸范：《永泰丝厂的智力投资情况》，《无锡文史资料》（十九），第71—76页。
〔26〕金晏澜：《江浙蚕业概况及其趋势》，《农矿公报》23期，《调查》，第166页，1930年4月。
〔27〕同上注。
〔28〕“国家蚕桑组调查报告（1962年）”，《无锡地方资料汇编》（四），第31页。
〔29〕严学熙：《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86年4月。
〔30〕沈百先：《两年来之江苏省蚕业统制述要》，《江苏建设月刊》三卷三期（蚕业专号），1936年3月。
〔31〕高景岳：《同步异归——从生产管理看永泰丝厂和裕昌丝厂之成败》，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江苏近现代史论文集》第86页。
〔32〕姚恩荣、邹迎曦：《1901—1949年盐城市盐垦公司与废灶兴垦的概况》，《大丰县文史资料》（七），第94—130页。
〔33〕《通海垦牧公司十年之历史》，第二章：工程。
〔34〕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第五篇：垦务。
〔35〕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第五篇，垦务。胡氏的估算可能偏高。
〔36〕《工商半月刊》卷四，第11号。
〔37〕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573页。
〔38〕查秉初：《清末至解放常州工商业略述》，《常州地方史资料选编》，第100页。
〔39〕《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八编一章。
〔40〕朱龙湛：《抗战前无锡棉纺织工业概况》，《无锡文史资料》七，第55页。
〔41〕《江苏省商业团体谋救济土布业》，《湖南省国货陈列馆月刊》第三三期，《国货运动消息》1935年9月，第5页。
〔42〕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568、574页。
〔43〕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411页。
〔44〕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255页。
〔45〕同上书，第254页。
〔46〕同上书，第169页。
〔47〕同上书，第172页。
〔48〕同上书，第188页。
〔49〕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197页。
〔50〕同上书，第199页。
〔51〕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473页。
〔52〕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474页。
〔53〕同上书，第511页。
〔54〕同上书，第513页。
〔55〕同上书，第548页。
〔56〕《武进工业调查录》。
〔57〕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557页。
〔58〕同上注。
〔59〕徐新吾对鸦片战争前手工棉纺织业中有关商人资本问题作过深入研究，详见《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0〕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532—535页。
〔61〕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246页。
〔62〕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490页。
〔63〕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494—495页。
〔64〕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498页。
〔65〕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十二章。
〔66〕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06页，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下引此书均同此版，不另注。
〔67〕同上书，第234页。
〔68〕《上海物价年刊》， 转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34页。
〔69〕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8页。
〔70〕蒋迪先：《民国二十二年棉业之回顾》，《社会经济月报》卷1期，第51页。
〔71〕（清）金福幸等修，张文虎等纂：《（光绪）南汇县志》，卷20，《风俗》第3页。
〔72〕（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6，户政，农政上，第15页。
〔73〕1962 年老织户张金凤等人的口述， 转自《江南土布史》第243页。
〔74〕据（日）满铁《南通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有关数据重新计算。
〔75〕《无锡实用导游指南》，1921年1月。转自高景岳、 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76〕焦龙华：《我国蚕丝之回顾与前瞻》，《农村经济》1 卷12期，第8页，1934年10月。
〔77〕（日）满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1941年。
〔78〕华东军政委员会：《苏南农村调查》第409页。
〔79〕同上书，第415页。
〔80〕同上书，第378页。
〔81〕同上书，第383页。
〔82〕同上书，第105页。
〔83〕同上书，第411页。
〔84〕同上书，第189页。
〔85〕参见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1920—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86〕华东军政委员会：《苏南农村调查》第26页。
〔87〕《苏南农村调查》，第35页。
〔88〕同上书，第37、48页。
〔89〕同上书，第164页。
〔90〕同上书，第176、177页。
〔91〕同上书，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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