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传记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传记文学史纲要”述评_文学论文

国内外传记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传记文学史纲要”述评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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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在所谓“后现代”时代,某些传统的文学形式日益成为“夕阳艺术”。但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传记文学虽然也是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在20世纪却能焕发青春。据统计,目前在欧美国家,每年出版的传纪作品已占全部出版物的5%;在我国, 大约每年也有上千种此类作品面世,只不过有的是以纪实文学的名目出现而已。可以说,无论在我国还是欧美国家,传记文学正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

与此相联系的是,传记文学研究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一大热点,所不同的是,中国直到近几年来才逐步发展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1988年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最近又成立了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从80年代以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传记文学课程。尽管如此,由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迄今尚未出现多少值得称道的成果。就在这种情形下,南京大学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史纲》),努力将中外传记文学作综合的、比较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本书的及时问世,不仅满足了现时学术界、读书界对此类著作的一种迫切需要,同时也使人看到了这一学科未来的希望。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式样,是古老的、悠久的,但以它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我国又是年轻的、崭新的。正因为如此,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研究者必然会遇到令人棘手的双重困难:一方面古今中外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传记文学史料堆积如山,一方面前人可资借鉴之研究资料又严重缺乏。换句话说,一方面是千头万绪,一方面又是无头无绪。本书著者面对如此艰难而尴尬的局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历时十载,终于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果。

打开这部《史纲》,读者感到的首先是规模的宏大。 全书共七章50万言,第一章导言对传记文学作了理论的界定,探析了传记文学的本质和范畴,以此作为全书的主脑;然后用六章的篇幅分六个阶段论述东西方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希腊、希伯来、罗马、意大利、英、美、法、德、俄苏等十个国家)的传记文学的历史,上自公元前12世纪前后的《诗经》、荷马史诗和《圣经·旧约》中的传记发轫,下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国传记的最新发展。作者主要着眼于文学传记,但对于其它各种相关的传记形式,如学术传记、资料传记、传记理论、传记工具书等也给予适当的注意。这样,就为三千多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传记的演进描绘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轮廓。

作者的这种结构框架,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便于对各民族的传记进行横向的比较,探寻其异同,论证其得失;另一是把传记文学当作一个整体追本溯源,考察其规律,界定其本质。即是说,作者是从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角度来考察传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除了课题本身的难度之外,这样的目标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资料的收集和考定,线索的梳理和把握,多种外国语文的释读和移译,作品的判别和定位,理论的构建和阐发,以至阶段的划分、章节的编排等等。以一人之力把诸多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内容和形式都极不相同的传记作品纳入同一叙述和评价的轨道,其繁难可想而知。

不言而喻,选择《史纲》这样一个研究课题,首先要依赖于作者对资料的详细占有和深刻把握。为了建构本书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作者在这部《史纲》中论析了各个时代和国家最重要的传记作家三百余人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七百余种,这一部分无疑是全书的主体。古今中外的传记作品汗牛充栋,传统的文学史著作,对传记作品都只提到少数几种名著,60年代之前的几种欧美传记史,也有一种专注于少数名家的倾向,忽略了传记本身的特点,力图把它置入纯文学的轨道。前人的这种只注目于少数名家名作、或只涉及作家而不顾及作品的片面做法,显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因而所得结论便可能是不准确的。《史纲》不同于这种做法,而是着眼于全部作家作品的研究。全书不仅对司马迁、班固、普鲁塔克、约翰生、鲍斯威尔、卢梭、斯特拉齐、茨威格、莫洛亚、艾德尔等古今中外传记名家,都有相当长篇幅的分析,而且,对那些虽然未臻一流,但有过广大读者、或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传记作品也纳入研究范围,并展开充分论述。如中国清末梁启超的作品,美国牧师威姆斯的第一部华盛顿传记,德国传记家路德维希的通俗传记,弗洛伊德的《达·芬奇》,苏联从30年代开始的大量英雄传记等等。这样,通过这部传记史,既可以全面了解传记的历史发展,也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和社会心态的变革。

一方面是对资料的充分占有,另一方面则是对资料的较为深刻而准确的把握。所谓把握,依笔者的理解,一是要对所占有的材料加以钩沉抉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则要对其作出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这一点下文将要详细谈到)。而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要求,所有这一切,都不应当脱离读者。在很长时间中,传记往往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对传记的研究大多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史纲》认为,传记是一种认识和展现人性的艺术,因此全书在选材和组材时,始终把分析和鉴赏的重点放在考察传记作品表现了什么样的人性,又是如何表现的上面。比如司马迁的《史记》,一个重要的手法是对比,对此前人已多有论析。《史纲》并不泛泛而论,而是引导读者去体会在对比中活生生的人性展现。如战国四公子以“养士”而著名,书中就引用了四公子“养士”的各一件轶事,再加以剖析,使读者看出四公子性格的差异和人品的高下,也显示出司马迁写作时的匠心。又如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是传记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他选择了其中一些著名的段落,如约翰生的脾气古怪、吃相不雅、举止粗鲁、衣着邋遢之类,让读者领略鲍斯威尔对传主个性的准确把握以及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惟妙惟肖的描绘才能,接着进一步据此分析约翰生的深层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出现的意义。如此把握材料,不仅使论述生动,且富于科学性。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历史已经不只是历史事实的集合,随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学也带有了文化哲学的意蕴。同样的,写作文学史固然离不开作家和作品,但是文学史又不应当仅仅成为作家作品论的汇集。作者多年来从事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对现代学术的趋向比较熟悉,所以《史纲》在论析具体作家作品的同时,就不断和适时地转入理论探讨,清理传记文学历史发展的线索及其内在动因,对传记文学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观照。例如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评价始终是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国古代曾出现过《史记》这样伟大的作品,不过从总体而言,前辈专家如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均认为中国的传记文学并不发达;《史纲》接受了这一观点,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做出一种简单的判断,而是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分析中国古代传记的不足并研究其中的原因,他认为,传记写作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是轶事的运用,如约翰生所说的“严肃”地写琐事是传记取得成功的关键,传记要写出传主的个性,就必须具备相当的篇幅以容纳足够的轶事。而中国,由于文字的繁难,史传大都以简约为上品,讲究“微言大义”,轶事和细节常常被忽略,这就无法表现人物丰富的性格。再加史传都为官方所修,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这就造成了《史记》以后中国传记文学的颓落。这类分析是有说服力和富于启发意义的。又如希腊文学总的说来比罗马文学更富独创性、更具历史地位,但是,从传记文学看,希腊却不如罗马。到公元前5世纪, 希腊各种文艺形式都先后进入黄金期,取得了高度发展,而传记文学却还没有同历史学或哲学分离,还停留在发轫期;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文学遗产又略作发挥,并没有超过前辈的成就,但是他们对传记文学却情有独钟,创造了西方传记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再如在文艺复兴时代和19世纪,西方文学曾两度辉煌,在18世纪和20世纪下半叶却进入低谷,但传记文学恰恰在这两个世纪又进入繁盛期。这种文学艺术发展的内部不平衡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史纲》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心理等角度一一进行了解释,其中颇多新意,足资读者参考。

《史纲》从某种意义说又是一部比较传记史,这是它的再一个特色。比较手法的运用,不仅仅是个具体的操作问题,也是本书的性质和要求所规定的。因为全书涉及大量的中外传记文学史料,不比较不能显出各自的特色和优长。在本书中,各民族传记的比较虽然并不占很多篇幅,但始终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比较的内容除了穿插于历史的叙述和作品的分析之中,而且每章都有“结语”,专门对中西传记文学进行比较。比较文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切入点,可比性的缺乏常常使一些比较文学论著流于空疏,对于那些所谓“平行研究”的作品尤其如此。作者认为,传记文学植根于人类的一种纪念本能,它是处于历史学和文学的交汇点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要求具备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又要求文学的生动和形象,同时它也是作者展示自我的一种手段。在这些基本方面各个民族的传记都是共同的。

中国古代传记同西方传记的主要差别在于传记方法。西方传记通常用动态方法描述“圆形人物”,中国古代传记主要用静态方法描述“扁平人物”。方法上的差异又不是孤立的,它包含种种极为复杂的因素。比如,西方传记方法形成的因素之一是《圣经·旧约》中宗教传记的影响。希伯来人信奉神教,他们把耶和华上帝视为一切善的本源。人从亚当、夏娃起就是有罪的生灵,“《旧约》中的人物被宗教化了,但也因此没有被神圣化,英雄身上同样显示出人性的欠缺,为了证明耶和华的至高无上,就需要具体揭示人的罪恶或弱点”,“人物性格常有发展过程,通过这种发展显示善与恶的转化”(85页),在《旧约》中就已出现人性复苏的主题和人格分袭的描述。而中国古代传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则受到以《论语》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散文和以《春秋》为代表的历史散文的影响,它们除少数例外,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人格理想或政治理想,这种目标不需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到后代,随着封建传统的强化,传记作品成为宣扬忠孝节义、惩恶扬善的工具,描述“扁平人物”的静态方法就被固定下来。

《史纲》的比较文学特色不只表现为对中西传记文学的比较,还表现为对不同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传记的比较。比如作者发现,19世纪西方传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的英雄崇拜,这是由本世纪的西方生活条件决定的,但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区别,传记又显示出不同特色。在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和浪漫精神影响了本世纪的全部历史,因此浪漫派文学家和史学家就成为传记的中心;在英国,由于从18世纪以来小说取得空前成就,小说家和作家就继约翰生之后占据了传记作品;美国传记把在各个领域开创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们视为英雄加以传颂;文化领域是德意志复兴的前驱,以歌德为代表的文化巨人也就成为这一时期德国传记的焦点;19世纪的俄国正为挣脱沙皇专制而苦斗,传记就为那些革命家和民主主义的作家建造丰碑。《史纲》中的这一类比较已经突破了比较文学的传统范畴,显示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开拓,并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其结论是具有创造性的。

当然,从更高的要求看,本书也还有些不足。比如有关现代传记的一章篇幅虽已是最长的,但恐怕由于缺少时间距离,有些比较重要的传记作品还不便提及,而有关德国传记的两节也稍觉单薄。关于中国传记,由于内容极其分散,还需要进一步从大量史料中发掘精华,如我国南朝梁《高僧传》等的遗漏便是一个缺憾。作者的某些理论阐述还可继续完善或作补充。不过,以现代学术意识开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是这部《传记文学史纲》的主要价值。

1994.11.18~199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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