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研究：基于三种研究方法的叙事分析_行动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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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4)04-0028-08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并席卷全球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波德里亚等。它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质疑、反诘与批判现代社会，反对现代性所推崇的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专业化、一元化、同质性等科学与理性话语图式，反对宏大叙事、巨型理论、话语霸权、权力宰制、真理永恒，主张微观叙事、生命主体、真理相对、多元性、异质性、非主流，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主流话语合谋支配下的农民、工人、同性恋、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等弱势人群。迄今为止，后现代本身并没有形成系统明晰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学界对其所持态度也是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僵化的社会生活领域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创造力；而反对者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将可能摧毁既有的公共道德和社会秩序。然而，无论是支持者抑或是反对者都不能否认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其所持的批判、质疑与解构精神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研究拓展了无限的空间，有力地撼动了传统“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新的研究范式，催生了拓展个案、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

       借此，我们尝试将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研究接连在一起，理由有二，一方面，社会工作研究系社会研究之一种或一部分，社会工作本身并无独特的研究方法，社会工作研究系将一般社会研究方法与技术应用到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从事有关社会工作之调查研究。①因此，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研究之影响同样适用于社会工作研究；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本身具有高度契合性，具体理由有三，其一，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专业和道德实践，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它不断嫁接和融合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理论成果而形塑拓展自身。纵观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其实质上是一种不断与时代新思潮交融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受到西方宗教慈善理念和科学主义的影响逐步形成一门助人的专业和职业；20世纪前30年结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心理学相关理论发展出个案社会工作方法，30年代至50年代融合了系统论和功能论发展出小组工作方法；60年代又深受女性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反越战运动而形成社区社会工作方法；80年代接受了管理主义发展出个案管理和社会工作行政等；90年代之后又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形成了社会工作通用模式、叙事治疗等。其二，社会工作的主要职责是“扶危济困、助人自助”，其主要服务和研究对象是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包括贫困者、流浪者、失业者、少数族群、罪犯、吸毒者、同性恋、有色人种、老人、妇女、儿童等等，他们或因社会制度、政策和生理等原因而遭遇了主流社会的排斥。社会工作不仅关注这些弱势人群的处境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更关注“生命个体”，强调其人格尊严和多元化需求，根据个别化的需求原则与服务对象一起挖掘其潜能和激发主体性，为其赋权和增能，并鼓励其发声，这与后现代主义倡导的许多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其三，社会工作的服务和研究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冷冰冰的物，因此可能会偏重于强调感性世界而拒斥理性世界。强调通过尊重、接纳和共情等原则试图进入服务对象的内心世界，聆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体验他们的处境与遭遇，反对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此外，社会工作研究尤其重视增进研究对象的艺术性，而淡化其科学性，这些与后现代主义的主张的人性和感性也是高度重合的。综上可知，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的高度契合性将二者紧密地接连在一起，为社会工作研究方法创新与反思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一、拓展个案与社会工作研究

       个案研究是一个具有多重意涵而又饱受争议的概念。英国兰卡斯特大学Malcolm Tight教授认为，个案研究虽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研究领域，但其身份却一直是含糊的，它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抑或方法论，也可以是一种研究设计、策略和途径。对此，Malcolm Tight通过综合Stake and Yin两位学者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个案研究是一种灵活的标签，它可以被应用到任何社会研究中，特别是当我们所作的研究没有恰当的方法和语汇来形容时，我们不妨用个案研究来指称。②以此观点为依托来看社会工作研究，毋庸赘述，社会工作是一门系统性的应用社会科学，主要涵盖微观层面的个案与家庭社会工作、中观层面的小组工作和宏观层面的社区工作等。这种由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整体性决定了个案研究可以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个案研究更多指一种研究方法的指向)。不仅如此，在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个案是一个边界清晰而又具弹性伸缩的概念，它既可以是个人、家庭、团体、机构，也可以是整个社区或村落。无论如何，个案的最终落脚点都要回归于作为生命主体的“人”。以“人”为中心扩散开来，个案研究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深度研究，从纵向维度看，研究者需要通过参阅文献、口述历史等方式探寻有关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知识，以便于在时间架构中了解研究对象的状况；从横向维度看，研究者需要通过问卷、观察和访谈等多种方式探求研究对象在当下社会情境中的状况。借此，研究者通过纵横两限度收集资料进而达至对个案深入细致的分析。

       尽管个案研究应用于社会工作领域有众多优势，但也必须直面和规避其自身不足的羁绊。学界对于个案研究的质询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有人认为个案研究是一种不太可靠和客观性不高的研究，因结论来自访谈、传记和文献资料，如不经科学的设计与分析，而相信人的判断，则难免有偏见和偏差；另一方面，个案研究样本较少，不能作推论或一般化，如借以作概括论断，则必犯“以偏概全”之弊。③事实上，这种非议仍然没有挣脱实证主义的立场与视界，仍然是用实证主义的四个原则(非干扰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和代表性)检视个案研究。对此，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的研究为我们探寻了一条全新的出路，他从方法论入手将科学分为实证科学和反思性科学，并指出这两种模式是共生共存的。其中实证科学受到“情境效应”(访谈、回应、场所以及情景效应)的限制而无法完全实现它的四个原则。④而反思性社会科学则完全反实证主义的四个原则而行之，它遵从干预性(通过刺激来窥视研究对象更多的隐秘)、过程性(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移动来体验研究对象置于各种情景中的反应)、结构化(重视研究对象周遭制度结构等外部“力量场”的作用)和重建(个案的独特性有助于重建理论)等原则。在这样一种方法论的观照下，布洛维付诸于考察赞比亚铜矿公司的民族志研究进而提出了拓展个案的研究方法。拓展个案法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民族志当中，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建立连接以预测未来。⑤它一般涵盖四个相应的研究程序，首先，以某一学术理论和地方性知识为依托，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与互动从观察者拓展到参与者，通过干预和研究对象的反弹而了解更多信息；其次，研究者在不同的时空中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将各种“情境知识”拓展为一种社会过程；再次，将研究个案与其余个案连接起来寻求其共性，并放置于历史和制度结构中审视，将社会过程拓展到结构性力量。这点与米尔斯倡导的社会学想象力是不谋而合的，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它促使人们将微观的生活历程放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脉络和制度等结构性因素中理解，进而更好地理解二者之联系；最后，在前三次拓展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原有理论或建构新理论。由此看来，拓展个案法有力回应了实证主义的诘难，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个案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当然，布洛维也提及了个案研究存在的权力效应问题，如干预、过程、结构化和重建可能受到支配、沉默、对象化和规范化的威胁⑥，在此不再赘述。

       总括而言，拓展个案法与社会工作研究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相融性。对于高度使用对话和沟通的社会工作来说，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是一种“民族志”，个案、小组和社区是社会工作者的“田野”，个案辅导、小组活动和社区服务是社会工作者的“研究”。拓展个案法应用于社会工作研究或可以有四种程序(如图1)：一是社会工作者带着检视和重塑某种理论观点、政策问题、服务模式的态度进入田野，通过与服务对象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塑造一种互为主体性的氛围，试图去呈现和挖掘服务对象的真实生活图景和生命历程；二是通过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与境遇中(如不同的个案、小组、社区活动中或者日常生活中)窥探研究对象的反应，从而将各种场景贯穿起来呈现研究对象的生活全景，并与其余个案进行类比寻求其共同点。与此同时还应检验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操守、理论、技巧的应用效果；三是将这些服务对象问题的共性与社会制度、结构和政策等因素勾连在一起，审视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于个案的影响；四是通过个案呈现和工作过程分析进而探求超越个案本身之外的东西，即进一步研究发展社会工作知识，建构理论体系和提炼实务模式。由此可知，这四种研究步骤由具体到抽象涵盖了描述性研究、探索性研究、比较性研究和扎根理论研究等。由此也可以看出，拓展个案研究的优势在于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即可深入细致全面了解研究对象之全貌，并上升到宏观知识建构层面，所谓“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镬”。

      

       图1 社会工作中的个案研究模式图

       以拓展个案为导引来审视一项具体的研究，如欲了解当下中国农村五保老人的生存状况，我们可凭借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总体上掌握有关五保老人的数量、地区分布、年龄结构、收入支出、身体状况、精神健康和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的数据，无疑这些数据可使我们对五保老人的生存状况有总体上的认识。然而，我们也必须警醒，这些数据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总体性的抽象“五保老人”，而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与上述调查相左，如若我们任意选取一个五保老人作为个案，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能设身处地体验其常人生活，如实再现其在不同场景中的生活境况，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个异于数据调查呈现出的五保老人，或许“白天一个人、夜里一盏灯、白天等黑夜、夜里等天明、冷暖无人知、生病少人问”⑦才是其的现实生活图景。而后，我们将此个案与其余五保老人的个案进行类比，才有可能真正体味和了解五保老人共性的生活处境和实际需求，我们将这些五保老人的生活境况放置于宏大的传统文化脉络、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框架中来审视，才有可能真正找到造成这些弱势人群生活境况的原因，从而提炼出社会工作介入五保老人的服务模式，进而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社会政策。

       二、叙事与社会工作研究

       叙事或叙事研究是相较于“实证主义”和“宏大叙事”而言的一种理论视角，更是一种经验主义和行动取向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被广泛地应用到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学科领域。叙事，不言而喻就是叙述、言说、呈现和讲故事，故事也是一种文本，其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面对面的讲述、录音、日记、传记、个人信件、小说、田野札记等等，一般以个体讲述的方式居多。叙事研究就是指任何应用或者分析叙述资料的研究。⑧在不同学科领域叙事研究的着重点与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的，在历史学领域，叙事研究主要通过微观口述日常生活史来补充和修正宏观大历史；在社会学领域，叙事研究主要用来呈现少数族群和非主流群体的生活图景，聆听其发自内心的声音；在教育学领域，叙事研究主要通过再现个体学习经历进而诊断其学习障碍；在文学领域，叙事研究主要用来分析故事讲述的形式、结构和效果等；在心理学领域，叙事研究主要指通过当事人讲述生命故事来矫正其行为或者改变其固化的认知模式；在社会工作领域，叙事研究除了具备社会学领域中的“发声”功能和心理学领域中的治疗功能之外，还有助于研究者与参与者生命意义的提升。由于研究主题之所限，如下我们主要探讨社会工作领域中的叙事研究。

       社会工作是一门“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科学，也是一门帮助当事人找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艺术，其实质是处理人的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社会工作实践和社会工作研究主要是基于社会工作者与当事人的对话和互动展开的。⑨由此，聆听并深切体悟当事人的生命故事成为了社会工作者的必修课，尤其在个案与小组工作中。而叙事研究是一种能够深入了解个体生命的最佳方法，它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工具用于社会工作实务过程来呈现当事人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便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也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帮助当事人重塑生命故事，以便更好地应对社会环境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叙事研究作为一种呈现“弱者声音”的研究工具(如图2)。

      

       图2 叙事研究呈现“弱势群体声音”模式图

       社会工作的使命是“助人自助”，这里的“人”主要指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或因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交织作用而被误解和污名，他们卑微的声音被淹没在主流话语中，因此遭遇社会的排斥和边缘化，进而激发了他们的自我排斥与反社会行为。对此，社会工作者应深入到当事人的生活世界，与其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给其提供充分的话语空间，引导当事人进行主体性讲述。工作者通过收集、整理并以各种文本形式呈现当事人久被主流社会尘封的声音，进而与主流社会连接，逐步摆脱他们污名的境地而开始自我接纳和被社会接纳。比如艾滋病、同性恋与“失足妇女”等弱势群体，由于他们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其处境与行为或多或少与社会禁忌“性行为”相互纠缠不清，因此很容易被社会大众用一种“性道德”的评判标准来审视和考量，由此被主流话语建构为一种“危险与不洁净”的群体而遭遇了疏离与排斥。对此，如若我们能够通过叙事来呈现他们的生命故事，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使大众更多地体会他们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才有可能用一种“常人视角”来审视这些“非常人”群体。由此看来，叙事作为一种呈现弱者声音的研究工具，并不需要诉诸于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技术，只需研究者或社会工作者放下研究者和专家的姿态，作一个“一无所知的倾听者”，与当事人共同进入一个话语矩阵，真正接纳和尊重当事人，聆听他们的故事并为其“赋权”和“发声”。随着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各类社会弱势群体不断涌现，这方面的实践研究将留给社会工作者无穷的探索空间。

       再次，我们来看叙事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传统上，心理治疗和矫治社会工作受到福特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影响，咨询师和工作者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专家”和“精英”的身份出现，按照福柯的观点即拥有了话语便拥有了权力，他们凭借已有的专业知识建构了当事人的问题，进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模式和手段。我们来看一个社工师个案辅导的场景：一个被诊断为患有轻微“广场恐惧症”的当事人求助于不同的社工师，A社工师主要接受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训练，他给出的结论是，当事人的症状主要是由幼年人格发展过程中固着在意识或潜意识中的恐惧感所引发，因此应诉诸于催眠和自由联想等技术唤醒并消除这些恐惧感；B社工师笃信行为主义模式，他的论断是，当事人的症状与过往生活某种类似场景中的创伤性刺激有关，是一种应急性反射行为，要消除这种症状可尝试系统脱敏疗法；C社工师是认知治疗模式的忠实信徒，他认为，当事人的症状是由于对周遭环境和事务的非理性认识造成的，因此应该采用理性情绪治疗模式消除其非理性认知；D社工师是家庭结构治疗学派的成员，他推断当事人的行为背后可能有一个功能不健全的家庭结构，从而导致当事人有一种不安全感。因此或许可从家庭方面入手。还有众多的学派和结论在此不再列举。由此可见，同样的一个问题会因社工师的不同背景知识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社工在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塑造和建构了当事人的问题。对此，澳大利临床心理学家师米高·怀认为应将权力的主体从社工师和咨询师转移到当事人，倡导通过当事人讲述生命故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叙事治疗理论认为，在每个人的过往生活经历中都有某种“库存性的知识”，这些库存知识主要来源于过往的生活经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由无数的故事因子库存(如图3左图所示)，这些故事因子有的是成功的、积极的经验，有的是失败的、消极的体验。人们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常常会按照时间顺序建立一些基本构架(如图3右图所示)，在这些基本架构中，有选择性地摆放生命库存中的故事因子来构成故事。

      

       图3 生命故事讲述模式图

       注：该图来源于卫小将、何芸：《叙事治疗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这些故事因子的选取决定了故事的版本，积极的故事因子形成积极的故事版本，消极的故事因子形成消极的故事版本。故事版本不仅可以说明他的过去，定义他的现在，影射他的未来，而且可以塑造生命。因此，叙事治疗主要是辅导员通过引导当事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使他们懂得当前的问题是主流叙事压迫下个体赋予消极意义的结果，进而帮助他们找回那些被忽视和遗忘的积极故事因子，重新建构积极的故事版本，唤醒其改变生命的动力和效能，体验生命的连续性。⑩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个体是依据其自身编制的故事而生活，故事决定了个体的生活态度和塑造着自己的行为和未来的走向。譬如一个下岗女工向社工讲述了她的生命故事，在她的故事中自身以一个失败的角色而被谈论着，出生时因性别因素而被父母冷落；上小学时因成绩不好遭到老师和同学的排斥；中学因早恋而被学校开除；婚后又遭遇丈夫的暴力和抛弃；现在又面临下岗失业；她感觉自身一无是处，这种故事的版本必将使其难以接纳自我。我们通过与其重新回顾生命故事，换一种积极的故事版本来看待故事，如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依然能坚强地面对生活，支撑她在逆境中抗争的是什么?她认为是自己倔强不服输的性格，找到这种应对挫折的生命动力源后，社工从其故事中又捕捉到了她从小和奶奶学过刺绣的质点，进一步了解到她一直没有放弃对刺绣的爱好，业余经常投入到刺绣手工艺的行列，最后鼓励并帮助其开了一家手工艺店铺，开启了其积极的生活姿态。

       三、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研究

       行动研究是缘起于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策略，起初多被应用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后被广泛应用到教育学、政治学、医疗保健和护理学等领域。毋庸讳言，行动和研究是两个具有张力和相悖性的概念：行动主要指实践者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务实性和践行性行为；而研究主要指理论工作者认识世界、创造知识的过程，是一种思辨性与建构性行为。二者的对立仍属传统“学术与现实生活、研究者与参与者、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图式，为了挑战并调和这种图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柯立尔和勒温较早提出了“行动研究”的概念，开始探索行动与研究的有机结合。柯立尔在一项关于改善印第安与非印第安族群关系的研究时，提出了研究结果应该为实践者服务，研究者应该鼓励实践者参与到研究中，在行动中解决自身的问题。(11)柯立尔的观点可称为行动研究的初萌。此后，勒温与其学生在一项关于不同人种的人际关系研究时强调应该将行动与研究密切联系起来，并对行动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他认为，“行动研究就是将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的智慧与能力融合起来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法”。(12)继柯立尔和勒温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对行动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大致可分为三种指向：一是以科利为代表的“科学的行动研究”，强调行动研究者应用科学的方法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研究，认为行动研究是一种小规模的实验研究，它用统计的方法来验证假设；二是以艾莉奥特为代表的“实践的行动研究”，强调行动研究者为解决自己实践中的问题而进行的研究。“行动研究是旨在提高社会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质量、是对该社会情境的研究”；三是以凯米斯为代表的“批判的行动研究”，强调行动者对自己的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13)从行动研究的定义和内涵看，可以发现行动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动态概念，经历了从强调行动研究的科学性，走向强调其实践性和批判性的过程。(14)无论如何，行动研究的主要关怀和目标是解决实际情形中的具体问题。

       行动研究在社会工作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传统上，社会工作界较多倾向于应用“实践行动研究”和“批判行动研究”，因为社会工作者具有研究者和行动者双重角色，他的服务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行动研究的过程。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借助于实践行动研究来探究专业价值、伦理、理念、理论、模式和技巧等如何更好地应用在服务过程中，从而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也要通过批判性行动研究对自己的服务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特别是反思工作者与当事人(服务对象)的权力结构平衡关系，如是否建构了当事人的问题，是否存在着压迫性和宰执性关系等。近年来，随着后现代“去专家化”、“去精英化”和“主体性复活”等理念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扩散，学界开始重新思考行动研究中当事人的身份和角色问题，即行动研究中没有所谓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社会工作者与当事人同为研究者和技术专家，当事人在研究中行动，社会工作者在行动中研究，其共同目标是致力于解决当事人的问题、唤醒和提升社会意识等，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理论性低，可以是有形的文本也可以是无形的解决问题过程。这种行动研究可称之为“赋权式行动研究”，赋权式行动研究主要应用于社区发展、社会照顾、环境保护与弱势群体维权等层面，其具体可分为几个步骤(如图4)：第一步，社会工作通过当事人来访和社区探访确定研究的主题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问题一般非个性的而是共性的，主要由社会结构性(制度、政策等的失当)压迫因素造成的；第二步，社会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社区通过问卷、访谈、观察等方式收集相关的资料评估社区居民的需求，了解当事人对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希望改变的意愿等；第三步，通过个案访谈与焦点小组等方式连接社区各方力量，通过民主决策推选和培植社区领袖；第四步，社会工作者连接各种资源就相关的问题和知识对社区居民开展社区教育，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唤醒居民的社区意识；第五步，在社区领袖的带领下，社区居民通过辩论、讨论、协作等方式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第六步，整合各类社区资源，按照行动计划采取行动，行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集体请愿、静坐、游行、公开言说、借助媒体力量宣传等等，在行动过程中注重社区凝聚力和社区主体意识的培养；第七步，为了推动社区行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社会工作者协助社区领袖和居民进行社区能力建设，凝聚居民力量，总结已有经验，修整社区目标，利用媒体等宣传途径扩大行动影响力，获取大众的关注和支持，推进社区行动健康发展；第八步，行动结束后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居民根据最初的目标和采取行动的状况一起进行评估，主要包括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其中，过程评估主要是通过反思实践行动，评估社区居民们的无形质素的提升，如社区凝聚力、社区意识、社区民主决策和应对社区问题的能力；效果评估主要是衡量和检视社区问题的改变程度；最后，可将整个行动的过程以一种书面或图式的形式呈现出来，内容主要包括取得成功经验和行动失败的教训等，这就是赋权行动的研究成果。

      

       图4 赋权式行动研究模式

       注释：

       ①③李增禄：《社会工作概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50页。

       ②Tight,Malcolm 2010,“The Curious Case of Case Study:A Viewpoi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3(4):329-339.

       ④⑥[美]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8页。

       ⑤同上，第79-80页。

       ⑦何芸、卫小将：《着力强化农村五保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基于社会工作的分析视角》，《理论探索》2012年第4期。

       ⑧艾米娅·利布里奇、里弗卡·图沃-玛沙奇、塔玛·奇尔波：《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诠释》，王红艳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⑨Larsson,Sam & Yvonne Sj?觟blom 2010,“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Methods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9:272-280.

       ⑩卫小将、何芸：《叙事治疗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1)(12)(14)陈向明：《在行动中学作质的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

       (13)同上，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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