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映论到中介论——威廉斯及其文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映论论文,威廉斯论文,中介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西方国家中，除共产党和一些左翼政治团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外，学术界也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能以科学而客观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不断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借鉴意义。雷蒙·威廉斯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者。由于他的许多著作还未能翻译过来，也缺少对他的详细介绍资料，所以我们对他还了解得不多。这里我主要根据他的代表作之一《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英文原文中的一些资料，对他提出的“从反映论到中介论”作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威廉斯出生在一个劳动阶级的家庭。193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被深深吸引。他的出身背景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观点很容易接受。在大学学习期间及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威廉斯对这些理论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他西方流派也做了探索。在这样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威廉斯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文学理论，而是与其他流派作比较研究，在比较中不断发展新的观点，力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的局限与困境。他先后写成了著名的《文化与社会》、《传播交流》、《乡村与城市》和《核心概念》等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是威廉斯对早期文学、文化分析的一个新发展和延伸。在该书中，他分析了从马克思本人到卢卡契、阿尔图塞及戈德曼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他发展了自己的路子：把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及文学理论融合为“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学理论放在文化学视野中去考察。该书在西方文艺理论界及广义的文化研究领域，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一个飞跃的发展和开拓。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理论及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诸如“文化”、“语言”、“意识形态”、“感情结构”、“决定论”、“符号与指义”、“风格与形式”等等，威廉斯都做出了精辟而独到的分析和阐述。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分三个大部份。第一部份“基本概念”是对“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的探讨。威廉斯追溯这些概念的起源、发展，并对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他有关的重要理论之间的撞击做了精彩的讨论。由于威廉斯具有雄厚的西方哲学及文化理论的基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去理解，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孤立的、封团的学派去理解。这正是他的理论深度之所在，也正是他的写作风格的独特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论点出发，而最终发展和开拓这一理论。第二部份“文化理论”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化霸权主义等作了深入分析。“从反映论到中介论”就是在这一部份中提出的。威廉斯认为在文艺理论中，唯物主义的传统历来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对社会现实或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反映。文学艺术的本质被看成是一面“镜子”，反映现实的生活。有的真实地反映、有的错误地反映。威廉斯批判了这种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或社会“决定论”，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把社会生活与文化创造或者说“本文”的关系看成一个能动的、双向的过程。但是威廉斯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进一步对这个复杂的过程作出具体的阐述。他的“中介论”正是力图对这个多层次、多面性的能动过程作出描述及阐释。对威廉斯来说，文学作品不是对社会生活（客体）的简单反映，因为在创作过程中，语言不仅仅是摄入社会生活，而且同时也从中转换了原有的社会内容。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基于社会生活，但其本质是对社会生活的转换，这个转换的中介作用（mediation）与反映论、决定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中介论中，文学作品不再是简单的反映机器，全权受制于社会生活的局限；相反，文学作品的创造力与再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认同。这样，语言、文学不再是与社会物质生活相对独立的活动，而是这个社会物质生活的一部份。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反映”，而是“创造”（production），对新的意义及观念的创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介论”具有更多的能动性，它既不抛弃社会生活，又辩证地引人了文学作品的创造作用。第三部份文学理论是对具体的文学创作、作品、作者的本质及关系的论述。他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对物质文化及文学创造的具体性的重视。他的分析重在对社会历史的具体性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
威廉斯的理论当然也有缺陷，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新观点，但却未能作深入阐述。但我们深信威廉斯的理论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文学理论提供了建设性的桥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只是对他的“从反映论到中介论”的理论作初步评述。威廉斯在《从反映论到中介论》一文中，用“中介论”的概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文化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决定意识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把这一原则用“反映论”做了进一步发挥，他把列夫·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于是反映论就成为前苏联文艺理论中具有指导性的理论。继而斯大林又提出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艺术也是上层建筑，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经济基础，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关于反映论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在前苏联学术界和文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我国知识界也产生过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全国学前苏联、学马列主义的高潮中，哲学界、文艺界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当时，有人把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作了简单的解释，曲解了列宁用“镜子”比喻托尔斯泰的作品的原意；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作了机械的解释。因此，也有不少人对机械的“决定论”和镜子式的反映论提出质疑，并提出“能动”的反映，以及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和能动作用的见解。威廉斯对这些问题，作了极有创见的大胆的阐述。他说：
“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后果以及它对生产力及其决定作用这一过程所作的特殊而有限的阐释，常常变成对艺术和作为‘反映’的思想描述，有时甚至还成为一种理论。‘反映’这一隐喻在分析艺术和思想方面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个形而下的过程及其所包含的关系都已证明了它与若干根本不同理论之间具有一致性。艺术可以说是‘真实世界的反映’，但是在这种对艺术的界定中，每一术语都长期处在必不可少的争论中。艺术不仅仅是对世界‘表层现象’的反映，而且还是对这些现象之后的‘现实’（即世界的‘内在本质’或世界的‘结构形式’）的反映。或者说艺术不是对‘毫无生命力的世界’的反映，而应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反映。这种种论点阐述入微，深刻精妙，十分引人注意。”
威廉斯在这里概括了几种见解：一种把“反映”看作是“真实世界的反映”，是“自然的镜子”；另一种则认为艺术不仅仅是世界“表层现象”的反映，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的反映。再一种则认为艺术是对“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反映。但所有这些观点，如果用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去解释，就势必陷入困境。所以，威廉斯又说：
“唯物主义似乎对这些论点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挑战。如果说真实世界是物质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在其基本的构成形式中发现这个现实世界。但是这些形式将不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那么反映就必将成为对实体现实的反映。这很可能导致‘错误反映’或‘歪曲的反映’这一类概念产生；而其中的某种东西（如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就会妨碍真实的反映。同样，‘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也可以被视为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因此，其反映就不是独立自主的，而只是一种实体性的功能作用。”
在威廉斯看来，这种唯物主义观有两个主要观点。首先，把意识解释为仅仅是“反映、回声、幻影和净化”，并把它与意识形态诸概念之一联系起来讨论。作为这一不够充分的解释的一种必要补充，那种以物质世界的真实知识为基础而把意识作为“科学的真实”的解释也得到了有力的强调。这种解释可以比较容易地扩展到包括对“知识”、“思想”领域本身的阐释；但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它又大大忽视了“艺术”本身，并使艺术显得过于直露。在这些论述中，对艺术最通常的阐述便是一种实证主义理论，其中“反映”这一概念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艺术的真正功能被界定为“现实主义”，有时也被叫做“自然主义”—这两个十九世纪产生的术语本身就深受种种相关的科学概念的影响。艺术反映现实，否则，它就是错误的，或是不重要的艺术。那么什么是现实呢？真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被普遍描述为“基础”，而艺术则是它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唯物主义对客体的看法上，有关真实世界的学说导致了这样一种艺术：一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表现事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活动也是客体）。但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只有通过把所谓“基础”看作是客体才能得以坚持达到。这样一来，复杂的艺术创造过程被简单化了。
威廉斯还认为，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定中，这两个术语的产生都是从不断地、激烈地强调人类的社会知识开始的。自然主义是对超自然主义的替代，而现实主义则是对有意进行歪曲（如浪漫化、神话化、美化）的艺术替代，然而在“把客体作为现实本身”这种特殊的学说中，每一个概念的内容又减弱了它们的独立性，艺术创造被纳入一种静态的、客观的学说中，人们可以根据科学真实这一准则以及它们在艺术中的“反映”而分别把握“现实”、“真实世界”、“基础”。而这一标准事实上是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而定的，它削弱了艺术创作的相对独立性和主观创造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必然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唯物主义理论。因为只是在非常简单的情况下，客体—反映模式才能被实在地阐明或证实。另外，在“机械唯物主义”（把世界仅看作客体而排除其能动性）与“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生活进程视为人类活动过程）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而最简单的“反映”理论正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但是如果不把“真实世界”孤立地仅当作客体，而是把它理解为实体性的社会进程，并具有某种特殊的内在本质和趋向；那么似乎就会产生另一种不同的解释，艺术就被视为不是对毫无关联的客体和肤浅事件的反映，而是对隐含于其下的根本动力和运动过程的反映。这一切反过来构成了“现实主义”（动态的）和“自然主义”（静态的）之间的根本区别。
为了避免把反映论归结为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现象的“镜子”似的反映，而不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所以又提出透过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这就是艺术反映现实的所谓“本质”说或“规律”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现实生活现象的真实反映可能是一种假象，可能是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歪曲，因此要能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具有本质意义的“规律”，才是真正的真实。威廉斯对此也有了深刻的分析。他说：
“显然，除了在做某些特殊而重大的改变的情况下，以上所述与任何‘反映’学说都有根本的一致性。在此，从抽象客观性转向客体化进程观念的运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客体化进程的观念，几乎可以在对这一过程中已知（被科学地发现并证明的）‘现律’的界定的同时，又被还原到它最初的那种抽象的客观主义状态中。于是，艺术就被定义为‘反映’这些规律。现实被理解为实体性社会进程的基础，艺术则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只需把现实所提供的知识与人们创造的实实在在的艺术相对比，就可检验出），这种艺术就是对现实的歪曲，或者是浅化。这不是真正的艺术，而是意识形态。这种标准还可大致延伸为一些新的范畴上的区别：不是进步的艺术，而是倒退的艺术；不是社会主义的艺术，而是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而是大众文化。这些区别几乎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艺术不是反映一些客观事物而是反映真实的、可是以检验的社会历史进程，这种重大的艺术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阐述。它既是一种文化纲领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流派。”
威廉斯特别指出，这种理论也遭到了许多持旧观点者的激烈抨击，它被这些人视做是唯物主义所产生的一个恶果。其实，这种理论的错误之处正在于它还不够唯物主义。他认为各种艺术反映论的缺陷在于：“它通过自身说教性的形而下的隐喻方式，压制了艺术家对素材的实际加工（从最终意义上说就是对实体形社会进程的加工），即压制了一种艺术品的创造，抛弃了这一实体进程而把它转化成仅仅是一种‘反映’，那么，艺术活动（其中艺术品既具有‘实体性’，又具有‘想象性’）的社会性和实体性特征，便丧失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说受到了‘中介’说的挑战。”显然，威廉斯指出了各种艺术反映论的缺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把艺术当作是上层建筑，不加区别地要求它直接反映基础。无论是客观现实现象的直接反映，或是客观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律的反映，或是内心世界的反映，都忽略了艺术创作活动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是一个对素材加工的主观能动的创作过程，是把社会性和实体性加工转化为艺术品的“能动性的过程”。他的这些见解，对克服艺术反映论中的“自然主义”和“本质”、“规律”说导致的概念化、教条化缺点，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威廉斯并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他反对的是在艺术反映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种种曲解，所以他说他提出“中介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只不过是反映说的进一步空化而已”。
三
针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反映论学说，威廉斯提出“中介”论，究竟有什么意义？“中介”的含义是什么？对此，他作了比较明确的解释：
“‘中介’说意在描述一个能动性的过程。它最突出的基本内容就是：如同在对手与陌生人之间进行调解、协调或解说。它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则一直是这样一种概念：在整体性中调和对立面。由于各种分立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种更为中庸的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间接性’与‘直接性’间的区别发展为强调‘中介’是彼此分立的各种活动之间的间接联系，或者说媒介。”
这段话说明两层意思：第一是把“中介”作为一个能动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家主观能动的创造性活动过程。这样，文艺就不是像镜子那样对客观现实的简单的机械功能反映，而是通过“中介”进行能动的创造过程。第二层意思是通过“中介”这一创造性活动过程，能动地把“反映”与“被反映”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作了“协调”和“解说”，实际上就是“转化”，是能动的艺术创造，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影像临摹，也不是对“本质”或“规律”的理论分析。“中介”是艺术家在“反映”与“被反映”之间的一种独立的、自由的艺术创造，是一个“能动性过程”，而不是被动的静止的机械反映。威廉斯自认为“中介”论对“反映”论是一个新发展，尤其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中介作为描述‘社会’与‘艺术’，或者‘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过程的术语，其吸引力显而易见”。他所说的“中介”，不是“中间媒介”的意思，而是一个创造过程，威廉斯说：
“‘中介’作为描述‘社会’与‘艺术’或者‘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过程的术语，其吸引力显而易见。我们不要总是想在艺术中寻找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这些现实通常甚至永远是要通过一个‘中介’过程才能被表现出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最初的内涵正发生了改变。这种基本提法可以通过若干不同的途径去理解。在中介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可以简单地作为一个间接表达的问题来看待：即社会现实被‘形象化’或被‘伪饰’；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就是一个通过中介再返回到它们原初形式的过程。这种还原分析和剥除‘伪饰’的分析，其主要依据是：‘意识形态’概念在其中会起到歪曲现实的作用。这种分析法在马克思的三棱镜中是很常见的。”
这里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在现实生活与艺术之间，不是直接反映，而是有一个能动性的转化过程，这就是有创造性的“中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生的社会现实已经过艺术创造性的变化，按一般反映论来分析，认为社会现实被“形象化”或被“伪饰”。因此，按一般的艺术分析方法，就要剥除“伪饰”，通过“中介”还原其本来面目。因为在“中介”过程中，由于受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会产生“歪曲现实”的作用。这也正是艺术反映论者的分析方法，他们总是按艺术直接或间接反映现实的观念去分析，企图去还原现实的本来面貌。而“中介”论者则认为艺术是一种能动性创造，不必把艺术的创造视为对现实的歪曲或“伪饰”。威廉斯并不认为“中介”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有其消极面。他说：
“然而，‘中介’的消极意义是与积极意义并存的。心理分析学上的诸概念，如‘压抑’、‘净化’，大大加强了其消极方面，同时接近于意识形态消极方面的‘合理化’概念也加强了这种消极性。 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它认为‘中介’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没有必要视为是对现实的歪曲或伪饰，相反，不同的存在与意识之间的能动关系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中介作用；这个过程不是孤立的媒介传递，而是各相关物所固有的特性。‘中介’就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它不是此物与所要到达的彼物之间的某种东西。中介作用是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一个积极能动的过程，而不是把形象化，伪饰或阐释加到现实上的过程。”
“中介”既是“一个积极能动的过程”，存在与意识之间的能动关系都要经过中介作用，但“中介”不是此物与彼物之间某种媒介传递，而是艺术创作中各种相关物自身的固有特性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不应把这种通过“中介”作用进行的艺术创造过程，看作是“把形象化、伪饰或阐释加到现实上的过程。”归纳起来说，威廉斯的“中介”说，是针对艺术反映论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他的最基本的论点，就是认为“艺术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上层建筑不直接反映基础；文化是社会的中介。”他自己并不认为“中介”论是绝对正确的，它本身也存在缺点，“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它都存在着根本上的二元论成份。”但是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中介论超越了反映论的被动性，显示出一个积极能动的过程”。因此，他认为“中介说指明了一个能动的、实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永远是一个更可接近的概念。”
威廉斯的“中介”论，并没有能够科学地解释存在与意识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极为复杂的关系问题，也没有能正面阐释清楚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力图纠正艺术反映论中的简单化和机械唯物论的缺陷，充分强调了艺术家的主观积极能动性，强调了艺术品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被动的影像反映，而是一积极能动的创造。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者，威廉斯并不受政治偏见的影响而有意抬高或贬低马克思主义，他是以求实的态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上层建筑不直接反映基础”，而是要通过“中介”的能动过程，这是他的基本论点。他并没有说艺术与社会现实无关，这里关键在“直接”二字，“中介”是一个过程，是能动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艺术对现实来说，不是镜子那样被动反映，而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转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审美主体的才能和创造性。威廉斯自认为他是力图对马克思提出的“真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术语，作出符合艺术实践的解释，是在从“现实”到“言说现实”（即“实体性社会进程”与“语言”）的关系中，寻找到积极能动而广阔的创造天地。
威廉斯的“中介”论，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值得借鉴的意义。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它使我们避免教条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局限，进一步领会辩证唯物论的精神实质。就文学艺术领域来说，它启示人们，艺术创作过程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临摹（即镜子的机械反映）而是一个复杂的、富有创造性的过程，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积极能动的“转化”过程，艺术创作是“始终包括生产与再生产在内的”过程，而不是像镜子那样对现实社会的机械反映。威廉斯是一位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文化学家、文学理论家，他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但他又力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理论上大胆突破，另辟蹊径，这是可贵的。
注释：
〔1〕本文所用材料及引文，俱译自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原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