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本土化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所谈论的“女性主义”其概念、其范围、其体系，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层面上，伍尔芙、波伏娃、米尔特、克里斯蒂娃、西苏、斯皮瓦等一连串名字及其理论成果，构成了我们进入中国女性世界的主要路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构成了一种“影响的焦虑”。西方女性主义，一方面是女性主义最为有力的精神支撑与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却又构成了一种后者需要追赶与超越的障碍。这种内在矛盾，很大程度上，蜕变为女性主义的一种悖论性的发展姿态，他者／自身、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文化霸权／民族自尊心等等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多姿多彩却又千疮百孔的奇特景观。正是在这种景观中，女性主义“本土化”方面的问题被凸现了出来。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女性主义的本土化问题，似乎并不特别值得深究。因为，在跨文化的话语实践中，即使是异域的女性主义的翻译与传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本土化的努力——无论如何，在翻译传播过程中，都包含着一定的前理解因素，也蕴蓄着某种本土需要的未来变数。但这些并不构成我们放弃“本土化”问题探究的主要理由，当中国的女性主义越来越远离本土现实成为一种话语象牙塔的时候，当这种倾向越来越成为各方可以质疑和诘难女性主义存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最好藉口之一的时候，女性主义明显的欧化所导致的话语的脆弱与空洞，就使得“什么是真正的本土化”问题，无比尖锐的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无法回避。
在理想的层面上，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应该意味着对本土女性生存经验特殊性的尊重与挖掘，意味着寻找女性本土言说方式的尝试，也意味着在对抗传统的菲勒斯文化基础上、又试图摆脱西方女性主义“母亲”的双重叛逆的开始。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无论是转化异域资源还是发掘本土传统，其本土化努力却呈现出种种误区和盲点，影响了其走向进一步深化。
一、参照系：从制造“镜像”到观照自身
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的时候，毫无疑问，离不开“西方女性主义”这一参照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不仅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成为其效仿和追赶的目标。考察西方女性主义这一至关重要的参照系，很大程度上，可以使我们触摸到，中国的女性主义一开始是如何确立自己的本土化起点的，又是如何来规划自己的本土化进程的。
有着数百年社会思潮历史的西方女性主义，对于只有短短数十年女性主义探索的中国学界来说，构成了怎样的理论强势与心理冲击，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都是在欧美求学和供职的中国学者。在我们的学习、教学、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西方妇女学和女权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中的发展有所了解。更确切的说，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女权主义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和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方法。尽管它们没有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们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1](王政《序》,p.2)
类似于上述这样将西方女性主义神圣化的表达，不仅是某一社群人的基本立场，甚至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女性学界一种普遍的共识，它毫无保留地肯定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学术成绩，也不无自卑地确认了自己的“学生”位置，但是，这样的中国女性学界对于自己弱势地位的指认，以及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向往与憧憬，真能作为女性主义本土化的起点吗？显然，这样的参照系确定是带着某种情绪化的成分在里面的。尽管这种情绪也是由对中国女性现实生存危机的清醒认识为基础生发开来的，但是，其中所暴露出来的对它者文化身份的由衷认同，却是值得警惕的，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反思的。在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知识”参照前提下，“西方女性主义”可以抹杀地缘、民族、文化等诸方面的差异，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权威，成为一种评判的标准。其实在不偏不倚的“参照系”的形象下，也隐藏着一种强势资本全球化希冀制造整齐划一的知识图景的需要。因而无甄别地以文化身份认同作为建立参照系的前提，必然会使女性主义的本土言说出现某种偏离。
首先是基本判断的偏离。尽管西方女性主义主要是立足于女性／男性格局来展开自己的思考的。但是，一旦这种思考降落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壤上，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其中的变异。海外汉学中的中国妇女研究，很大程度上，就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变异就是现实。植根已久的“欧洲中心”或者“白人中心”的知识背景，使得她们对于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的考察，无论如何很难摆脱那种以“文明”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因而她们对中国女性生活的把握，总是要笼罩在自身那种成熟的女性主义的优势阴影下，像“中国妇女缺乏女权意识”这样的观点，很长时间内构成了海外汉学的基本看法[2](p.369)。将中国现实定位在“前现代”阶段，可以说，构成了西方女性主义进入中国女性世界的大前提；因而女性主义更多还是在文明／愚昧、西方／东方这样的大格局内展开，而不是完全紧贴男性／女性这一基本性别框架的。有鉴于此，可以发现，西方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中国女性生活，多多少少还是无法摆脱那种东方“奇观”的意味，在此基础上，很难真正建立起对女性共通悲剧性命运的相互认同。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西方女性主义这种知识视野的盲区——这种盲区现在即使逐步为她们自己所反思和质疑，也是难以克服的。但当这种盲区被中国的女性学界当作一种客观的参照系所洞察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对此加以质疑，这样的参照系，不仅不能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一种鼓励，或者动力，甚至连是否能够映照出中国女性生存的真实面貌，也成疑问。很大程度上，这种参照系已经失去了其作为“镜子”的最基本的功能了。
其次是本土化方向的偏离。对于西方女性主义参照系的全面认同，除了构成我们对于中国女性生存现实的基本判断之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暗示了我们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未来发展方向上，都应该与西方女性主义保持一致。因为，在其预设的逻辑起点上，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而这正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最需要弥补的。这样的逻辑是一种简单思维方式下的类比，是以忽视知识生产的特殊语境为前提的，会使中国本土成为“西方”这一空间的延续，使中国的女性运动变为西方女性运动滞后的翻版，从而湮没了其独特性。一直困扰中国女性学界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概念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使上述弊端呈现了出来：
从8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妇女研究者选择了“女性主义”来指称西方的“feminism”的译词，同时又出现了用“女权主义”来支撑西方的“feminism”、用“女性主义”来指称中国妇女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现象。这一现象隐含着一种将中国妇女的实践同国际妇女运动的实践作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区别的倾向。译者们担心这种将中外妇女差异本质化的倾向会在国内妇女研究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造成思想障碍。[1](王政《序》,pp.10～11)
从表层看，“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概念纷争，只是反映了一种翻译名词上的侧重点差异；实际上，却揭示了中外女性学界对于同一现实切入的角度与知识背景的差异，以及由此隐含的权力之争。“译者”所忧虑的，并不是“女性主义”这一名称是否切实的指认了中国妇女的性别要求：而是这一概念有可能使其无法与西方妇女运动进行沟通。结合其上下文来看，其潜台词就是，中国的女性理论资源本来就来自于西方，当然没有理由不与西方的女性理论在话语上、在思维方式上保持一致。这种思路，尽管重视了不同的“女性主义”中“女性”这一核心内涵的相似性，同时却也掉进了另一个泥潭：完全以相似性抹杀了差异性，将参照系置换为“真理性”的存在，将知识的传播完全等同于知识的生产，贬斥与无视中国女性生存的特殊性，剥夺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明显就是把“本土化”当作了“西方化”的另一种形式。在这样的思路下，女性主义对于本土经验的言说显然在无形中被消弭了。
我们并无意抹煞或否定西方女性主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但应该将这种影响加以区分和控制。西方女性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参照系出现，但是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阻碍和遏制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的发展。所谓作为参照系是指，它就是以“它者”的面目出现，其作用就是在于提醒种种“差异”的存在，它并不等同于“真相”，而可能只是一种失真的“镜像”。因而，我们并不能完全以此作为介入中国女性生存现实的依据，当然更不能以此为蓝图来设计女性主义的未来走向，从而使自己沦为一种丧失主体意识的影子存在。
二、差异：从价值判断回到学理判断
无论如何，中国的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女性主义之间，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如何认识“差异”，以及如何来利用“差异”这种资源，无疑是女性主义本土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它涉及到底以何种立场和姿态来总结我们的本土经验，以及如何重新确立女性主义和西方女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
从19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国女性的觉醒一开始就自觉地依附在一个民族国家建构的梦想中，并且自此以后，一直没有得到独立的释放。五四时期，妇女问题被当作“人的觉醒”的一部分而受到启蒙知识分子重视，“女性”由此被纳入到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的女性解放一直是作为武器或者工具，被各种社会思潮所塑形、所利用。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的女性主义逐渐向西方女性主义靠拢，更加强调女性主义的独立性，注重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边缘话语的激进立场，发挥女性主义对于主流文化的断裂、颠覆与解构作用。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定位上、在形态上、在功用上，前后形成了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产生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传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与西方女性主义的注入所形成的差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由西方女性主义彰显出来的这种“差异”，我们常常会给予一种负面评价。我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女性其实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的一种载体而已，从出发点到归宿，更多的是与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有效体现了女性的自觉和需要。因而我们会更赞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那种“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主义激进书写，以为只有与主流文化形态断裂，女性主义才找回了自身。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评价中，一直拥有独立的女性主义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扮演着一个潜在裁判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判断。
对西方女性主义参照系的质疑，使得我们有理由重新思考并定位这种“差异”是否只能停留于负面评价。我们发现，其实差异是随处可见的，即使是西方的女性主义，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着各种主义流派，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说，英国女性主义更为看重社会实践，因而像阶层、制度、底层这样的概念，是她们津津乐道的对象；而法国女性主义更为看重女性个体经验，对于压迫女性个体存在各种权力结构比较敏感，等等。但是，对于这样的差异，我们却很少给出孰优孰劣的判断，我们只是说，这两种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都体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社会语境、文化传统的影响与要求，都是本国女性主义实践的一种结晶。
为什么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其他各国的女性主义所产生的差异，不能从这个意义上去进行理解？其实撇开西方中心论所导致的先验的价值判断，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案。李小江在《新时期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一文中就指出：
妇女与国家的关系，在西方女权运动中是一个弱点，因此长期以来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盲点。今天已有所弥补，这个弥补恰恰是借鉴了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运动的经验而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探索在今后国际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3](p.357)
与西方女性主义深深植根于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不同，中国的女性传统总是与群体文化精神扭结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的女性与女性观念，与其特殊的文化语境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女性主义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当然也不可能撇开其前提，这一点即使是海外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伊沛霞在《内闱》中就认为：
宋代妇女生活的语境既包括权力的结构，也包括帮她们给自己定位于这些权力结构内的观念和符号。它嵌在历史之内，其特征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塑造并反过来影响那些进程。家族和社会性别体系毕竟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强调妇女的能动性意味着把女人看作行动者。正如男人一样，女人占有权力大不相同的位置，她们做出的选择促使家庭和家族体系更新并产生细微的变化。[4](《自序》,p.2)
这说明，中国女性主义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没有往独立运动的方向发展，这既是一种生存策略设计的需要，也体现了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特点。从其演进的过程来看，应该说还是针对国情，是有效的。
这样说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中外女性主义各自的发展特点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能相互置换的，因而对于其间的差异，不可能用一个共通的女性主义标准去加以衡量，去判定其价值高下与得失。西方数百年来蓬勃开展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确提供了丰富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确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这只是一种学理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并不能据此作为我们更加认同西方女性主义贬低自己的女性实践的理由。如果一定要做出一种价值判断，那么也只有搁置在本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历程中去加以定位。
因而可以认为，通过参照系发现“差异”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发现“差异”的目的并不在于“趋同”，也不是以先验的价值评判立场来判定其他形态的女性主义有“矫正”的必要，而是要立足于“差异”，去把握“差异”背后的本国女性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从而促进各个地域、各种形态的女性主义多元发展，以自己相对独立的声音加入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大合唱中去。
三、资源：从横向移植到内外整合
既然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与西方女性主义不同的道路选择，那么，由此来看待8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主义更多向西方女性主义汲取营养的转向，也就变得富有争议。由此就引出了女性主义本土化的第三个内容：今后中国的女性主义依赖的资源是什么？中国已有的女性传统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
从今天看来，女性主义在80年代以后的转向是各种因素集体施压的结果：有对“公正客观”的参照系的膜拜，有对“差异”的自卑，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女性学界内在的焦虑。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从一开始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有急功近利的倾向。急功近利不仅表现为我们心态上的急躁，那种急于跟上发达国家女性主义运动的迫切，而且还表现在，在这种心态下，我们很容易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简单化为一种现实解决方案。我们习惯于以“第二性”的理论去批判传统的男权文化，用“自己的房间”来强调现代女性个体经验守护的重要，以“边缘”、“解构”、“后殖民”来言说中国当下女性主义运动的特质……。可以说，本土女性经验的言说，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实验场，而且这种实验，由于带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常常沦为“缺啥补啥”的眼前行为——比如说，在运用“第二性”理论之前，我们不大会想到要去了解：它是在什么语境下诞生出来的，和什么样的知识生产背景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现实语境又是什么，是否有差别从而可能导致知识的变异……。在这样的转向中，女性主义无形中便是以西方女性主义参照系的存在来取代自己的思考，以现成话语的消费来消解自己的话语创造，其知识生产的力不从心可见一斑。我们当然不能指望这样的知识体系能够真正契合中国女性生存的现实。也正由于这种契合度在事实上是大打折扣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就很自然地被打上了问号。要想真正确立女性主义的存在意义，仅仅满足于话语拼贴，满足于西方女性主义提供的空洞的“女性”维度，显然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的话，会发现，其实女性主义的上述症状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它们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近20年来，中国的学术界相当程度上也被笼罩在浓重的西方话语之下，理论创新沦为理论的挪用与移植，原创力为话语游戏所取代或遮蔽，总体处在对本土经验近乎“失语”的境地。也就是说，尽管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相当边缘的话语，其话语的构成与表现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从其缺陷的基本形态来看，更多还是与其文化语境保持着同一性。女性主义目前的困境与缺陷，主要还是与“中国本土”思想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而并非是由于其“女性主义”的立场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女性主义要想走出目前少有作为、人云亦云的误区，恢复自己对于本土语境的话语能力，恰恰并不能够依靠西方女性主义，并不是要加强女性主义这种话语的特殊性，而是要将自身问题的解决与中国整个学术界原创能力的培植联系在一起。至少在本土化的问题上，较之于西方女性主义，中国的女性主义与本国的学术资源之间的距离应该更近。即使是对抗和清算传统的菲勒斯文化，也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加以抛弃，而是要在注人新的性别观念的基础上颠覆其旧有知识结构，而不是无选择的一概消灭。
支撑这个观点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就西方女性主义而言，尽管也形成了一整套女性主义知识谱系，但是在其内部，各国的女性主义还是形成了各自的风格与流派，无论是英国学派、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如上节所述，它们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侧重点以及基本目标，还是有着鲜明的区别的。而它们之所以能从一元格局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并不回避本土资源的浸淫。本土的女性传统自不必说，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们对于看起来与女性主义无关的思想资源的借鉴、改写与重组。英国女性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5](pp.86～102)，美国女性主义之于黑人民权运动[6](pp.239～270)，所得到的启发当然是巨大的，尽管这种启发有可能是以批判的形式进行的；法国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渊源，更是公开的秘密。德里达关于二元对立结构的“悬置”与“延异”理论，拉康之于文化象征结构的发掘，在女性主义审慎的立场下，构成了法国女性学派基本立足点与言说思路[6](pp.387～393)。可见，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固步自封，本土其他思想资源事实上成为丰富与壮大其力量的有效途径。
这个观点的另外一个依据也许还可以用一个真实的个案来进行说明：著名的跨国连锁企业沃尔玛为了保持商品廉价水平，涉嫌非法雇用童工，遭到了美国一些人权团体的攻击和抵制，美国的女权组织亦是其中反应较为激烈者，她们不仅自己带头抵制，而且还号召其他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也加入她们的行列。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行为无可非议，但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我们却可以质疑其行为的立足点：在类似于世界女性大联盟的号召中，美国的女权组织是否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生存特点考虑了进去？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底层女性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其福利待遇并不比美国的童工好到哪里去，一旦她们真的加入声援队伍，拒绝购买由美国童工生产的廉价商品，不仅会使自己的生存陷于困顿，更为重要的，会使那些更富有侵略意味的另外一些跨国公司的高价商品获得了合理存在的理由。这是否意味着，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来说，一种正义性的行为（声援童工）要以另一种更为根本的正义的行为（第三世界抵制跨国公司更多的经济剥削）的丧失为代价。我并不想讨论美国的童工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底层女性谁更值得同情，只想说，任何一种理论都离不开其生发的土壤，都有其特定的丰富内涵，也都有其特殊的价值观照，这正是它存在的最为合理的理由。“女性主义”尽管立足于一种特殊的人群划分（男性／女性），但不能将其单一化，也不能将其孤立起来进行看待。地域、国家、民族、阶层、宗教等因素依然是其不容忽视的因素，它们共同构筑了“女性”的多元形象、多种身份，使“女性”从空洞的概念还原为富有现实性的生命个案。在同一个沃尔玛事件中，美国的女权组织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者所敏感、所关注的完全可能是两类人群、两类内容，这是完全正常的，不需要去统一的，女性主义其出发点与归宿只能是“中国女性”，是“中国”这一特定的文化空间与经济地域赋予女性的特定处境、特殊感受，而不是普泛性的“女性主义”的“中国化”，否则它将无法确立自己的价值立足点。
这样说来，加强而不是割裂与本土其他思想资源之间的联系，发掘本土多种资源作为养分，显然正是女性主义走出“失语”误区的当务之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盘折服在本土其他思想资源中，从而迷失自己的立场。只有当启发与批判以悖论的方式构成了女性主义发展的张力时，女性主义才能以观照本土同时又兼顾女性命题的姿态向前奔跑，才能一步步地走向本土化的彼岸，从而建立起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性别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