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基于滇西北和贵州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贵州论文,贫困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案例论文,滇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规模扶贫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仍然比较缓慢，贫困人口比例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减贫的速度也低于全国非少数民族地区的速度①，因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投入，希望通过加快民族地区减贫的速度以缩小民族地区与全国的差距，使民族地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缩小少数民族与全国的差距不仅仅意味着增加收入，同时还要增加公共物品供给、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进而使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更快地融入市场经济，并在市场经济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②。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环境退化及民族地区传统的断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引发了对发展后果的怀疑和批判，反思单一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重新判断政府、市场和传统在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反思强调当地人的主体性，关注现代社会中传统价值的复兴[1]。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表明，不论发展主义导向的减贫还是传统的复兴都不足以应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问题。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被不断调整以解决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这个调整的过程是通过不断反思实现的。在这里，反思不再是一种批判，而是一系列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特点在于对变化过程的适应。本文基于云南和贵州的两个典型案例，说明反思何以发生，以及如何通过反思而采取行动。 一、贫困：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 贫困是一个外来的概念，通过对贫困的界定可以识别贫困对象，分析贫困原因，进而采取干预行动。贫困的识别在于将贫困人口从非贫困人口中区别出来，从而实现发展干预的目标瞄准。尽管贫困人口的地理分布是分散的，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属于特定的群体，并且因为被区别于社会的主流而形成“贫困亚文化”[2]。相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贫困群体是特殊的现象，是一种非主流的文化。 少数民族的贫困经常被表述为与主流社会的差距，特别是收入差距。比如国家民委测量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数据就是根据收入测量的③。随着多维贫困概念被引入，学者发现，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与主流社会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还体现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许多方面。比如汪三贵借用了多维贫困概念，分别从教育、健康、生活设施、金融和资产等5个维度来测量少数民族的贫困[3]。这些指标所衡量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与主流社会的差距，或者换个角度说，是与非少数民族地区趋同的程度。比如用作测量指标的现代教育、用电、电话、电视等，是典型的现代社会生产的物品。当贫困被解释为差距的时候，贫困就往往被作为落后的同义词，这也正是许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提出跨越式发展的原因④。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叠加了三个概念，即贫困群体、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概念的叠加将少数民族所处的独特区域条件、社会文化与贫困密切地联系起来，贫困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特征所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群体特征。少数民族为什么会发展缓慢且贫困较多呢，其原因多被归结为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有因素，比如偏僻的地理条件、贫乏的资源禀赋、落后的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阻碍了少数民族进入市场。向玲凛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自然地理环境上，贫困地区的空间分布呈现与生态脆弱地区高度耦合的格局，多以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为主”[5]。汪三贵的分析除了批评经济增长政策的失误以外，还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特有的生计文化对形成贫困有很大影响[3]。在与国家互动中的长期历史中，许多少数民族主动选择了交通不便和生态脆弱的地区，按照斯科特的理解，正是这些独特的自然条件保护了少数民族远离国家的控制。而被看作与现代化和市场化难以契合的特有生计文化在很多时候是少数民族适应当地自然条件而形成的。但是在反贫困的话语下，这些都被看作是他们发展的障碍。 将现代社会的福利体系作为参照系统，就很难避免将少数民族的贫困看作是落后和不足，所谓落后就是在发展的序列上，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被认为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指标是收入，但是收入往往与市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许多少数民族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信息；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并不以追求收入为目的，而是要满足生活、社会和文化需求⑤；国家政权往往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晚，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有限，如现代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都与其他农村地区不能相比。当这些特点都被看作是落后的表现，反贫困的过程就是消除这种差距的过程。 尽管一些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学者批评现有的发展模式忽视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强调发展中当地人的主体性，但是在具体阐述不同划分贫困类型的时候，仍然没有脱离上述分析的框架，如王建民和陆德全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划分为“自然资源匮乏性贫困”“与市场连接不足或过度依赖而导致的贫困”“开发过程中制度缺失导致的贫困”，以及“基本社会服务体系欠缺而导致的贫困”[7]，在这种归类的背后仍然是发展话语。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形成了对滇西北和贵州贫困的主流解释。贵州被认为是贫困严重且脱贫速度比较慢的地区。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起，贵州就是全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30年后，这个格局仍未有根本转变。按照2 300元的国家新贫困线标准，2012年贵州贫困人口1 521万，占农村人口的45.1%”⑥。而在滇西北的迪庆，“1991年迪庆州第三次贫困户、贫困人口普查中，全州农业总户数为52 747户，根据当时的人均年口粮200千克、现金纯收入150元的双项标准，迪庆州共有贫困户15 324户，贫困人口76 548人，分别占迪庆州总户数和总人口的29%和28%。”“至2013年年底，根据2011年国务院调整和确定的2 300元的贫困标准，迪庆全州依然有16万余的贫困人口。”⑦减贫就是要使这些贫困人口达到主流社会的水平。在沈红早年的研究中，少数民族贫困的产生是一个不断边缘化的过程，这种边缘化不仅仅指少数民族人口向边缘地区的流动，而且也意味着经济边界、地理范围和文化范围的变化。因此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本质是对边缘化过程的逆向推动，也就是主流化，或者说是向主流市场经济的回归[8]。 但是这种主流化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并招致批判，这种批判集中在发展的后果、主体性、文化等多个方面。在埃斯科瓦尔看来，这种对于贫困的解释，完全是由那些外来的发展者基于自己的利益建构起来的[9]。 发展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并提高当地人收入，但是发展也会带来许多与原有预期不同的结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一定受益，更不能保障当地贫困人口一定受益。比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最先进入市场的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和产品，而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的开发经常会导致资源的破坏或环境的恶化，比如矿产资源开发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和环境问题[10]。其次，如果说少数民族贫困是边缘化的结果，发展也不一定意味着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主流化，如果没有特殊的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很容易在经济开发过程中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在采矿、旅游等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都经常发生，特别是少数民族中的贫困人口更容易被边缘化。三亚旅游开发中当地黎族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斥在外就是一个典型[11]。 发展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失败，而这些失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来自于左右着发展和减贫的外来者，包括决策者、开发商和专家。这些外来者不懂得地方知识，甚至许多人也不关注当地人发展，因此批评者提出了发展主体的问题。人们批评那些发展官员如同上帝一样，根本忽视当地人的意见和利益[12]。因此他们提出谁是发展主体的问题，强调当地人的知识和当地人的决策，以及当地人的受益[13]。 在这种话语下，贫困被认为是发展所导致的，发展将脆弱少数民族直接暴露于市场风险之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护，就很容易使他们陷入新贫困[14]。在发展研究看来，开发导致贫困的原因有两个，即结构性的问题和知识性的问题[4]。开发将原来相对封闭的欠发达地区纳入发展体系中，但它们只是处于边缘地位，这导致了欠发达地区经常从开放的市场中受到损害。比如进入市场经济要求生产的专业化，而许多欠发达国家恰恰因为专业生产某种农产品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附庸，并受到发达经济体的盘剥。在市场链条中，不发达地区多处于末端，也是最脆弱的。除了这种结构原因之外，发展失败也来自于外来的专家学者对于当地情况的不了解，将一些僵化的发展模式在不发达地区套用。他们以先进的科学技术自居，简单将其他地方的发展经验移植到欠发达地区，并因此造成新的贫困。因此要保护本地人的发展利益，就需要以当地人为发展的主体、重视当地人的传统知识和借助本土的传统。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减贫过程中，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不断构成冲突。扶贫是一个外来的干预过程，外来的资金，以及由资金所带来的理念、信息和技术也无可避免地进入民族地区；而在进入的过程中，发展所固有的问题也会不断地显现出来。如果说现代市场化发展的目的是推动个人的发展，但是在扶贫中包含了更多公平和互助的因素。随着发展过程中问题的显现，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也会相应产生，人们会重新认识传统。如果说“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观察，国家社会从古至今始终都是‘现代性’的体现，它的基调始终是突破传统追求进步以满足人的个体需求。传统社区，无论是血缘地缘还是族缘或宗教信仰的社区，则与人性绑缚的更紧”。“沟通、理解、发挥和协调社会、社区和人性暨文化这三个实体的三种自行，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5]。 沟通、理解和协调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反思和行动的过程。只有在行动者那里，反思和行动才能构成一个整体。在云贵山区发生的几个小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发展的主题是如何反思并付诸行动。 二、作为发展过程的反思和行动 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反思和调整，才能走出所谓现代和传统的二元对立，既要减缓少数民族地区因发展不足存在的贫困，也可以避免发展所带来的新贫困。 (一)反思与发现自我 在许多时候，不仅外来的专家学者持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是贫穷和落后的，少数民族自身也往往将自己的文化看作是落后的，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文化，从而更快地融入现代社会中。然而发展给这些少数民族以认识外界的机会，在遭遇发展以后，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民族文化来应对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滇西北、贵州，乃至青海，我们都看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反思发展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 卡瓦博格文化社⑧是由几位藏族知识分子建立在滇西北的民间组织，从事藏语和藏族歌舞的传授和学习。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 他们所生活的滇西北迪庆被认为是藏族文化的边缘地带，受到汉族、纳西族文化的影响，城市藏族居民多不懂藏语，农村的藏族居民多不懂藏文。在这个环境成长起来的藏族青年的成长道路应该与其他民族的青年一样，接受现代教育，进入现代社会的体系。他们的确也如愿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的，在学成以后成为当地少见的大学毕业生，并成为机关干部。 但是在外求学的经历让他们开始了族群认同。用斯伦农布的话说，他们外出上学以后不断被人问及所属民族，他们因自己是藏族但不会藏语感到尴尬，这促成了他们回到德钦成立民间组织并开始进行成人藏语教学。 通过藏语的学习，他们开始接触藏族的文化，并开始反思当地的发展后果。 在从事藏语学习和教学过程中，他们希望活跃当地的文化，得到城乡居民的认同，于是选择了传统的藏族舞蹈——锅庄和弦子——作为媒介。他们录制藏族的音乐、组织各村开展舞蹈活动，并组织不同村庄之间展开舞蹈的竞赛。 当他们开始组织各村跳舞的时候，他们发现锅庄和弦子具有远比娱乐更重要的功能。首先，这些舞蹈总伴有歌唱，而歌词中充满了藏族的知识、智慧和训诫。其次，舞蹈是一个社会活动，在组织歌舞过程中，当地的民间领袖开始发挥作用。久农村的斯纳尼玛说，在久农，居士构成了村庄的民间领袖。歌舞是一个村庄的再组织过程，通过歌舞，一方面原来分散的村民被组织到一起。此外，通过跨村的歌舞比赛，许多村庄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化解，特别是在虫草和松茸涨价以后，为了争夺资源，村庄之间关系日趋紧张，但是在歌舞，以及歌舞所传达的文化作用下，许多矛盾被化解。随着村庄的再组织，许多原有的社区活动也重新开展，比如讲笑话⑨。 文化社对当地文化的发掘直接促成了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他们通过民间对卡瓦博格神山的信仰成功地劝导当地人减少砍伐雪山周边的香柏木。他们系统地整理了有关神山的各种信仰，促进雪山周边的村庄开展环境保护。 我们可以看到，卡瓦博格文化社的成立和其所采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接触了外部世界的冲击之后进行反思的结果。在现任文化社社长斯郎伦布看来，开放给当地人带来两个方面影响，一方面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留，比如德钦地处藏族文化的边缘地带，因此体现了更多的文化融合，当地人对藏族文化的理解不够。但是开放也见到越来越多的外来人，与这些外来人的接触中发现，外来文化也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先进，而且在外来人口中，当地人逐渐认识到自己文化和资源的价值。 与卡瓦博格文化社的一批藏族知识分子类似，来自贵州的苗族知识青年杨胜文也在组织苗族青年重走迁徙路，掌握民族的传统。对于接受现代教育的这一辈苗族青年来说，他们既不熟悉苗族的历史，也不知道苗族的文化。从小学到大学，杨胜文一路读书下来。无论是个人或家庭都希望他通过读书可以脱离原来生活的村庄，进入城市，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结果是成为一个“公务员”。在大学偶然的阅读使他了解了苗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民族历史的了解使他开始产生对自己文化的好奇。毕业以后的困惑则导致他希望了解自己的文化，“一群飘在异乡找不到根的苗族青年总想为自己做些什么，但在喧闹的城市里找不到方向”，“2009年，一个离我走出校园日期越来越近、一个人生迷茫失落的年份；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贵州乡土文化社⑩；看到文化社致力做的事情，正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于是加入成为文化社的青年实习生，结束后进入文化社工作。我一直对苗族的历史感兴趣，为自己苗族的古歌、指路歌所着迷；于是找到雀鸟这一群伙伴，共同回到故乡；重走祖先迁徙路，重新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11)。但是找寻历史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家乡，他们受到许多非议，因为他们的行为与人们的预期完全不同。人们预期这样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应该走出大山，成为国家的人，而不是要回去学习“迷信”。他们遭到父辈的批评，同辈的嘲笑，但是按照杨胜文的说法他们的行动逐渐得到理解。 在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率先感受到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促使他们思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进而采取一些行动以发掘本土文化，这构成了反思发展的第一步。 (二)反思与适应行动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民族传统是发现自我的过程，他们更多地关注精神层面的内容，比如卡瓦博格文化社对机构的定义是从事民族文化的发掘，与一般的非政府组织不同，他们很少从事与生计相关的项目。在他们看来，一旦市场开放，赚钱的冲动足以使人们迅速地投入到经济发展中，但是在发展中如何保持平衡，这才是文化社应该关注的。文化社希望通过文化社的活动，使当地人更多地关心起精神层面的内容。然而对于普通的村民来说，他们在发展中遇到许多问题，使他们的反思更多地来自于他们的生产实践。 德钦位于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农民多生活在高山和峡谷中，农牧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松茸和虫草的价格飙升和旅游开发，当地农民收入增加很快。但是变化并非都是正面的，首先，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虫草、松茸和药材的价格飙升刺激了大量采集，并威胁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次，市场冲击了当地的人际关系，因为资源而产生了许多矛盾和纠纷；同时，收入增加也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大量低质量的加工食品对当地人的身体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问题促进当地居民思考，他们需要如何调整和制定社会规则以应对这种新的变化。我们在德钦的调查发现，他们不是拒绝这种变化，而是适应这种变化制定了新的规则，如雪达村禁止村庄周边采药和明永村的收入公平分配制度(12)。 许多德钦人发现，近年来农村得病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高血压和癌症。他们认为饮食结构的改变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比过去喝更多的酒，吃更多的工业加工食品。而雪达村的人认为各种药用植物的减少也是疾病增加的原因之一。雪达村具有丰富的药材资源，这曾经给他们带来许多收入，但是药材的大量采集造成了资源的枯竭，这不仅影响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重要的是可能影响到当地人的健康。 在他们看来，尽管原来很少食用雪莲花、冬虫夏草，但是这些植物都在自然界中生长，这些植物的成分会散布在空气或水中。但是随着这些植物被采伐殆尽，空气和水中有益人体健康的成分在减少，人们健康自然会受到影响。为了保护资源，全村开会决定，村子周边禁止采集药材，偏远高山地区的雪莲花和冬虫夏草也要控制采集。 停止采药肯定会减少当地人的收入，如果将增加收入看作扶贫的指标，那么他们的收入肯定会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以生活改善为指标，他们的生活状况似乎有某些改善，至少他们希望将来生病的人会减少。 与雪达村不同，明永村处于澜沧江峡谷中，没有高山牧场，也无处采集药材，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更少。因此他们更清楚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由于认识到资源的制约，早在20多年前村里就做出了全村农户数量不能增加的决定。当年全村有51户人家，现在仍然是51户。保持农户数量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减少人口出生，在德钦的藏族村寨中，出生率总体是比较低的，在明永村，由于农户数量不再增加的规定，所以大多数农户只有两个孩子。其次就要维持人口的进出平衡，一个家庭的子女长大以后只能一个人，通常是家里的长子留在村内继承家产，其他的子女只能出嫁。 随着明永冰川的开发，明永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每户仅牵马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元，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决定，他们仍然认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农户数量不增加的规定仍然保持下来。 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资源的公平分配就至关重要，因为资源是供全体村民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在旅游开发以后，村民仍然保持了平均分配的传统。旅游开发带来的主要收入之一是牵马的收入。景区被旅游部门管理以后，门票收入属于旅游部门所有，留给当地人的只是为游客提供马匹的收入机会，这个机会是被严格平均分配的。早年游客不多，每家只能提供2匹马，按照顺序排队。游客增加以后，每家也增加到4匹马。由于收入机会很平均，所以从房屋的建筑来看，村庄的财产也大体上是平均的，每户的房屋大小和质量都相差无几。 要减少对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维持社区的公平，村民对待生活和收入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现代的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消耗和收入的追求几乎是无限制的，而在生态脆弱地区，认识到资源有限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是很重要的。 在德钦的农村，我们看到大多数村民对生活保持了比较平和的态度。明永村在明永冰川的旅游开发以后，尽管收入提高，但是村民仍然维持着农田的耕作。久农的村民曾经因为争夺虫草和松茸资源，与周边村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经历了冲突以后，他们开始反思所得和所失。后来回村的僧人格能和居士斯仁尼玛与卡瓦博格文化社一起组织学习藏文，并学习传统经文和道德，纠纷渐渐平息下来[16]。 在我们访问这个村庄的时候发现，与内地农村不同，这个村庄中有许多年轻人，每年除了挖虫草和捡松茸的两个月需要全部住在高山地区比较辛苦以外，其他时间很悠闲，因为土地和牲畜的数量都不多。尽管有大把的时间，但是他们并没有外出打工。他们之所以不外出打工是因为他们觉得有限的收入足以使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年挖虫草、捡松茸、农业和畜牧业加在一起，收入有2～3万元，这些收入已经够家庭日常开支了，要外出打工，也许可以增加更多的收入，可是工作很辛苦，生活并不会快乐。其实在久农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在市场的逻辑下，他们的行为显得有些落伍，但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外出打工尽管可以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他们也会面对更多的问题，甚至痛苦。 上面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些个案，但是我们发现这些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德钦的农村。我们从中可以想象，如果给农民更多的选择机会，也许他们会选择一种更折中的发展模式？在这些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推动的，如果市场力量没有那么强大，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在别的地方也会看到。 三、政府和市场下的社区行动(13) 中国的改革是国家推动的市场化过程，而贫困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少数民族还存在许多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文化、制度和规范，因此减贫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强力推动的市场化过程。国家、市场和社区的互动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在这个反思过程中，各方利益在相互调整，并逐渐形成地方的发展动力。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文化和环境的双赢策略，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但是在开展旅游以后，许多矛盾也相应产生，首先是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事实上大众旅游所需要的文化经常是表演文化，借用了民族文化的形式，但是却缺少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是保留生活中的民族文化，或者将民族文化市场化，是在乡村旅游中矛盾的焦点之一；其次，发展中外来资本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分配，也是引发矛盾的焦点。黔东南的朗德和西江都是著名的苗族乡村旅游点，尽管发展模式不同，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国家、市场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在不断调整，那些对旅游完全陌生的本地人逐渐成为积极的行动者。 贵州的朗德和西江都是著名的乡村旅游点，两个案例清楚地说明，在地方政府推动的旅游市场化过程中，村民在反思其效果的基础上，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以调整政府、资本与社区的关系。 郎德的开发比较早，而且主导朗德开发的政府部门是文物局，文物局向村民灌输了强烈的保护意识，认为只有保留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才能吸引高端游客，并使村民受益；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村民多次拒绝了政府支持的资本进入，担心资本进入以后会导致民族文化受到破坏，并进而对村庄的秩序产生坏的影响。村庄旅游开发基本是由村民主导的，尽可能地保留了村庄原有的格局。 同时为了保证村庄内利益分配的公平，村庄实施了所谓“工分”制度，“工分制”首先是就业方式，村内所有人都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接待游客，不仅会跳舞的可以跳舞挣工分，不会跳舞的可以参与活动，制造气氛。所有参加旅游接待的人都会得到多少不等的“工分”；其次，工分制也是一种分配形式，由于技术和重要性不同，参加旅游接待的人会得到数量不等的工分并按照工分分配旅游收入。 但是村民主导的旅游开发因为没有与外界的旅游市场密切结合，并且因为没有接受地方政府的建议引入资本进行大规模开发，在西江等村的竞争下，游客下降，收入锐减，原来依靠旅游的村民又外出打工去了。朗德旅游开发的兴衰促成当地人和政府都在反思其兴衰的原因，不同的政府部门有不同的意见，地方政府积极推荐旅游公司的开发模式，而上级文物部门则希望朗德保留更多非商业色彩的文化；村民也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具有较高商业意识的村民更希望通过商业机制的引进促进旅游开发，并且打破工分制的分配方式，而大多数村民却顾忌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破坏，特别是社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朗德试图通过提高村寨的文化内涵来吸引深度体验游的游客，并保持其村庄内部的公平与和谐，如何实现这个目的，还在探索中。 当村民主导的开发遭遇困难的时候，地方政府所推荐的资本开发旅游的模式也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西江基本上是在政府支持的公司开发模式下进行的，因此其旅游业迅速火爆起来，村民几乎没有抵制地接受了这种开发模式，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因为利益的分配，社区与公司之间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痕。 西江的旅游开发是在政府推动下开展的。随着大规模注资，政府全面主导和介入了西江乡村旅游的决策和经营管理。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西江景区管理委员会，并由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主持旅游开发和出售门票。门票收入的分配由政府决定。 旅游开发在带来村民收入普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多的矛盾： 首先是外来开发商的大规模进入，除了加入客栈、餐饮、休闲娱乐和手工艺等经营的小商小贩外，县委、县政府正在开辟更多如四星级以上的星级酒店，规模标准的民间斗牛场，赛马道等质量更优、空间更大、利润更高的对外招商引资推介项目。这些外来投资者挟资金和经营优势，不断把本地人“挤”出核心区。 其次，村庄内部收入分化加剧。由于村民家庭的地理位置不同、在旅游中的投入不同，以及政府所采取的一些特殊补助政策都导致了原来相对收入均衡的村庄内部收入分化，与此同时，随着土地被征用，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单一，且随着物价水平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更加困难。最终村民发现，与原来所预期的不同，旅游开发并不是使所有村民的收入都会平衡地增加，而是导致了严重的收入分化。 第三，村民原有的互助传统正在迅速地弱化。比如原先村内亲邻间的义务性劳动交换，现在全用货币一次性结算清楚。村民的生活成本上升，尤其是现金支付的压力急剧加大。村民认为旅游大会后贫富差距使人际关系出现了隔阂。2008年以来，村民之间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收益机会不均，产生了争抢客源等新的矛盾，且越来越多。 市场经济在瓦解社区，但是在与政府的相互冲突中，社区的共同利益又把村民凝聚起来。由于政府强势和全面介入旅游开发和社区生活，使得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空前加剧，屡屡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比如在政府决定提高门票价格以后，当地居民表示，政府收取门票并未获得村民同意，擅自收取门票使村民感到自己作为资源主人的地位未能得以体现；加之村民对门票的收支情况不甚了解，收取门票给村民经营、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从而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2009年，西江即出现多次村民用石头围堵寨门的事件。之后，作为妥协，政府同意村民到入口处接亲戚朋友可不买门票，西江于是出现带客逃票进村的“专业户”，每年能收入十几万；就此，政府又调整了规定：凡是执黔东南身份证的人进入西江可不买门票，事态基本平息。就在2012年8月，政府因门票收入流失太多而取消这项规定，西江再次爆发群体性事件：大批西江民众聚集在景区入口处埋锅造饭，场面一度失控，所有客人均可自由进出。雷山县政府出动了所有警力维持秩序，而村民一直不肯离开，直到政府同意给村民一笔“奖励”以补偿“损失”。 地方政府可能会将这些群体事件简单地看作利益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村民对发展结果的反思，并进而采取行动，调整发展策略的行动。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是调整利益分配，还没有考虑这些矛盾纠纷背后涉及发展方式的深层原因。但是随着大规模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发展幻象被打破，深层的发展方式问题会逐渐浮现。 从表面看，朗德和西江是两个不同的开发案例，表面上的结果很不一样，但是其实质都是在经历了迅速的发展以后，当地人并没有成功地融入到市场经济中。这给当地人一个反思的空间，当地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中去。 贵州的案例比较滇西北的案例更加复杂，因为滇西北的案例主要是重塑社区内部的关系，而贵州的案例是要在政府、市场的关系中，重新定位发展的方向。 四、讨论：在反思中发展 经过大规模反贫困以后，中国的贫困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相对贫困，随着贫困线的提高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扶贫的任务越来越瞄准于特定的贫困人群。但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地理区位、文化传统和贫困纠结在一起，使得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成为一个政府干预下的发展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既要采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措施，又不得不关注区域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外来干预的发展措施在提高收入的同时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就成为扶贫中不得不高度关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或模式可以复制，因此在发展中就需要不断调整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而调整就是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上述案例表明，在反思中，可以重建发展的主体、修正发展目标和调整发展措施。在这里，反思不再是一种理论或批判，而是行动。 第一，与对发展的批判不同，反思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原有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不足以应对所出现的问题，因此被卷入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德钦人开始大量采集当地的菌类和药材，还是贵州的旅游发展，都是少数民族被卷入发展的过程。尽管政府推动了这个过程的产生，但是当地居民并非是被动参与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发展过程的建构。如果我们将发展的结果看作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不仅仅决策者相信童话是可以实现，而且当地居民也相信发展可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但是发展的过程将问题逐渐呈现出来，这必然会促使当地人去反思如何克服发展中的问题。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些问题是生活中的问题，必须在生活世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们除了可以从乡土知识中借鉴以外，也很少有其他工具可以利用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会向本土的传统学习。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包含了许多传统的知识，但是这已经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而是适应性的创新，因为首先有选择地利用传统是为了解决实际面临的问题；其次，他们已经不是自然地继承传统。如果说原来少数民族遵循其文化和传统是建立在千百年传承的基础上，人们很少去问为什么，但是现在他们遵循其文化和传统更多地建立在自觉上，他们必须要问，我们为什么要遵循传统和文化。 第二，反思的目的不是为了怀念传统和文化，而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反思是行动导向的。即使是知识分子的反思，也带有很强的行动导向，如卡瓦博格文化社教授藏文和复兴传统歌舞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娱乐，而是希望通过村庄的集体活动重新凝聚村民。久农的年轻农民留在村庄，他们并非是无奈地留在村庄，如同内地农村老年人那样，而是在村庄的社会交往和集体活动中，建构村庄的秩序。而西江人对旅游开发模式的反思则希望重新确立政府、市场和村民三方的利益关系。 第三，反思需要多方面的参与。如果说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困惑，从而不得不思考其文化和传统在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如果要使这种反思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还需要政府和资本也要进行相应的反思。发展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是国家推动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比较，政府和资本更迷信单一方向的发展过程，因此促使政府和资本的反思是很重要的。在发展的初期，政府和居民更容易达成一致，比如在明永冰川的开发过程中，明永村的农民多次找到地方政府要求改善明永的交通，这才促进政府投资修建了到明永村的道路，从而才使明永冰川开发成为可能。西江的旅游发展在最初也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但是随着发展中问题的呈现，政府与村民的矛盾会逐渐增加，这个时候更需要多方之间的沟通，从而能够确立适当的调整。 反思的发展是多方参与的适应性的发展过程。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发展方式的选择不是靠单一的设计所能完成的，尽管好的设计可以减少发展中的摩擦。发展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决定了作为行动的反思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贯穿在发展过程的始终。 王晓毅、普路平和梁昕参与了滇西北的实地调查，李丽、杨胜文等人负责贵州案例的研究。感谢刘源、盛燕、张松、冯明玲对本项研究的持续关注，更感谢在实地调查中对我们给予支持的专家、政府官员和当地农民。 ①根据国家民委的数据，到2011年，民族八省区的农村贫困人口3 917万，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2%，贫困发生率2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8个百分点。见国家民委网站：http://www.seac.gov.cn/art/2012/11/28/art_144_171801.html。 ②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中承诺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力度。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720/c70731-18565465-1.html。 ③国家民委发布的“2011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结果”，见国家民委网站：http://www.seac.gov.cn/art/2012/11/28/art_144_171801.html。 ④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差距在19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候已经被论及，少数民族被置于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续谱中，是落后于主流社会，参见文献[4]第75页。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有些少数民族被认为是跨越了发展阶段，成为直通的社会。 ⑤比如四川凉山的彝族人养猪和羊主要是为了家庭需要，政府用了数十年时间推广良种猪和羊都惨遭失败，参见文献[6]。 ⑥李丽等：朗德西江比较案例，乐施会内部报告，2014年。 ⑦梁昕：迪庆扶贫调研报告，乐施会内部报告，2014年。 ⑧有关卡瓦博格文化社的资料主要来自于作者对文化社成员的访谈。 ⑨在每年的某个时候，村民会聚集在一起，相互讲其他人的笑话，这些笑话多带有批评的含义，被批评者在幽默的氛围下比较容易接受，批评者也借机表达了自己意见。参见肖玛：晒会，载迪庆藏族自治州社科联主办的《香格里拉论坛(德钦专刊)》，2012年。 ⑩贵州乡土文化社是一个致力于贵州本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民间公益机构。杨胜文曾在这个机构工作，致力于发掘少数民族文化传统。 (11)杨胜文：悄然的变化——苗族青年重走迁徙路有感，乐施会内部报告，2014年。 (12)下面的三个案例曾经发表在《绿叶》2013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合刊。 (13)来自于李丽2014年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