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发展前景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西方史学是新史学蓬勃发展且取得重大成就的时代，从前面各篇的介绍中，我们已略见一斑。今后的西方史学将如何发展，以及发展至何种面貌，由于顾及到社会因素、学科因素以及西方史学自身的因素等多种情况，在此笔者难以评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发展前景作出最一般的预测。正如前辈史家吴于廑所说的那样：“凡属前进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口，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本文谈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前景，其依稀在望的情景可能也是这样。不管怎样，我们且从西方新史学晚近以来的变化谈起。
一
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西方新史学日渐发展，曾昂首阔步，雄踞史坛，风行一时。自此以后，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是，正当新史学家踌躇满志的时候，新史学行之有年也产生了种种弊端，例如：历史被新史学家无限的切割而被弄得支离破碎，在细微、割裂的各个题目之间缺少联系，成为“砸得粉碎的历史学”；他们一味寻求“结构”与“深层”，注重研究那种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忽视那些对历史进程确有影响的重大事件，栩栩如生的人物及人的能动作用不见了，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新史学家的作品，或成百页的论文或数千页的宏著，他们非常喜好附有大量的图表，充满数理公式，以致一般读者无法读懂，在专业学者群中也鲜有反应，失却了历史学所应负有的社会功能。
新史学的现实必然会导致史学内部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甚至可以追溯到新史学最为蓬勃发展的年代（注：1967年，美国历史理论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在《关于叙事史札记》一文中公开声称：“当前历史研究中的叙事倾向是不合时宜的，需要修正。”（《历史和理论》杂志，1967年第3期）可见早在60年代末，正当新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学界也不乏有叙事史复归的呼声。从曼德尔鲍姆写的那篇《关于叙事史札记》的文章中，可以察觉出60年代末期，当是叙事史复兴的最初阶段。），但是更明显的变化则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在劳伦斯·斯通提出“叙事史的复兴”之前，就这样指出过：“但是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却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种信条，因为政治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有关权力的一系列问题又向新史学提了出来。同样，正如皮埃尔·诺拉所指出的，历史事件由于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从而重新恢复了名誉。……”（注：J·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年鉴学派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新史学内部这种变革的倾向。年鉴派史家历来反对十九世纪传统史学赖以生存的“三大支柱”，即叙述史、政治事件史和英雄传记，倡言“长时段理论”和深层的结构功能研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确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至70年代末，年鉴学派的新一代领导人却针对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著文作出反思，重新提出事件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意义，并已具体的史学成果来纠偏，如勒胡瓦拉杜里写出了《蒙塔尤·一个奥克族的村庄》、杜比写出了《布维涅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等叙事体新作，研究重点也明显的出现了向社会文化与精神状态史的转移。在法国年鉴学派之外的欧美诸国，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至70年代末起则与日俱增了。
1979年，劳伦斯·斯通撰文《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注：载《过去与现在》第85期（1979年11月）。），在这篇轰动一时的论文中，他断言：“新叙事史”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井井有条的科学解释的企图的终结。”斯通此论，语惊四座，在西方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回响。
1980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撰文《叙事史的复兴：若干评论》（注：载《过去与现在》第86期（1980年2月）。），不赞同斯通的上述见解。与斯通的论断相悖，他认为新史学目前所出现的一些变化只是方法上的改变，指出斯通所揭示的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新史学的破产，而只是使用望远镜还是显微镜的问题。
我国学者姚蒙指出，政治层次重要性的再一次受到重视，是“年鉴派史学范型的发展和新史学潮流向史学各领域的深入”（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9页。）的结果，此见与斯通的观点也并不一致。
对“叙事史复兴”这一些现象的分析，各派意见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新叙事史在80年代又重新得到更多的历史学家的青睐，正如伊格尔斯在《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十年回顾》一文中所指出的，“近十年来，叙事式的方法在历史著述中实际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式的历史学现在已经极为流行了。”（注：伊格尔斯：《八十年代的历史回顾——十年回顾》，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一书中，更从理论上来谈论这一新史学内部所发生的变化了。学界通常用“叙事史复兴”来概括晚近以来西方史学所发生的这种新变化（注：也有人称之为“新的老史学”(A New Old Hisory)或“新的新史学”(The New New History)。），对这种变化我们目前还难以下定论，但似乎可以提出以下值得注意的一些方面。
二
在谈及世界史体系的创新时，我们曾说过这样的话：创新离不开继承，所谓创新，实际上是在对旧传统与陈见予以批判与扬弃的基础上的一种继承，在史学发展史上，无论是某个学派的赓继，还是某种学说的繁衍，都离不开前人的思想遗产，分析近年来新叙事史复兴的现象，也应作如是观。
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导言”中，一开篇就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虽然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研究历史的方法已失去统治地位，但它与历史著作的悠久传统的联系并没有中断，撰写历史的方法有一种高度的连续性。（注：伊格尔斯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言”，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在这里，伊格尔斯指的显然是叙事体的写作方式作为一种历史编纂的基本体例，早在古典史学时代就奠定了它的基础，至近世则日渐完备，更成了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最崇尚的文体。新叙事史如果仅就历史著作编纂的文体而言，它确与传统的叙事体又恢复了联系。其实，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这正如美国历史学家J.W.汤普森所言，“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叙事史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它能够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页。）
但新叙事史之所以名曰“新”，当然也有与传统的叙事史不同之处。这种区别主要是从理论上对叙事本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新叙事史家认识到分析因素应是构成叙事史的重要因素，应当把叙事与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叙述，不仅作为一种文体，一种历史著作的编纂形式，还应当把它上升到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加以探讨。“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陈腐的，没有叙事的分析是不完善的。”（注：盖伊：《史学的文体》，纽约1974年版，第189页。）美国历史学家盖伊的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新叙事史家对叙事的应有的认识，如美国史家所写的新政治史著作，它在注重叙事的同时，亦留意理论分析，利用计量方法，颇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史。另外，在历史著作的内容方面，新叙事史“与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注：伊格尔斯：《八十年代的历史回顾——十年回顾》，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因此，新叙事史所涉及的历史领域要比传统的叙事史广阔得多。
新叙事史与新史学的关系也不是割裂的，而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新叙事史在历史研究的主题、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继承了新史学的积极成果。已如前述，新叙事史并不排斥理论分析，但新叙事史家的理论分析已不同于以前的新史学家，其重点是要阐明历史写作的美学本质以及与之相应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因此，他们在历史研究的上述几个方面同样显示出了它自身的新的特点。例如，以年鉴学派所要建立的总体史而言，新史学家对那种近乎不变以及独立于人类活动的结构的历史的偏重，而忽视了历史事件与人物，导致了不满，因而使历史学变成了社会学而失去了自身的特点。新叙事史家所要建立的总体史，既不是简单地回复到叙事史、事件史，又要力图克服新史学家的结构史与事件史、政治史之间的对立，通过摒弃新史学关于总体史写作中的流弊，继续坚持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历史综合，确立新的总体史，这正是在继承基础上的一种创新，也是力图把结构史与叙事史相结合的一种新尝试。（注：参见陈启能：《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叙事史的复兴也使我们看到了西方史学家在科学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惑。众所周知，西方新史学科学化的道路是通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结盟来实现，从战后西方新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对这一途径的正确性似毋庸置疑。但正如真理走过头也会变成谬误一样，这种正确的科学化的途径也走过了头，其结果不仅逐渐失去了历史学科的自身的特点，而且发展到后来连历史学自身能否独立存在也令人生疑。于是，新史学家们重又“拨乱反正”，在史学实践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向传统史学的叙事体回归的倾向。显然，这不是向传统史学倒退，而是针对新史学在科学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弊端的一种纠偏。然而，新叙事史在纠偏时，却又导致了另一种偏差，亦即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并使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倾向明显滋长。由此可见，西方史学确实存在着容易偏激与好走极端的倾向。
回顾西方史学史，至近世以来西方史学曾在或偏于论证或偏于叙述之间摇摆：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修词派”重视论证，而同时期的考证派却长于叙述；十七世纪的博学派显然继承了复兴时期考证派的风格；而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家喜好论断与推论，其特征是偏于论证派的；十九世纪的兰克学派，是明显偏于叙述派，但兰克学派的变种普鲁士学派又显然是接近“政治修词派”传统的；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是倾向论证而非叙述派的；而同一世纪英国牛津学派又转向叙述派的风格了。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史上这种或偏于论证或偏于叙述的钟摆情况更是出现了错踪复杂与重叠交叉的情况，战后西方史学的这种曲折的发展，也是再一次地演绎了西方史学史上这种或偏于论证（分析）或偏于叙述（描写）的钟摆现象。西方史学的发展如同人们行走的左右两条腿，或左或右、或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或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或科学化占优势或人文化显威风，简言之，或偏于论证或偏于叙述，始终无法摆脱跛腿的命运，西方史学的这种好走极端与非此即彼的特点，突出地暴露了它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不过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西方史学在行进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抉择的困境，也要看到西方史学也许正是在这种不断摇摆的行进中，获得了进展，有时甚至不无“天才的闪光”。
西方史学自80年代以来新叙事史的复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些变化，我们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方法上的改变，似乎涉及到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但就总体而论，还不能说是一种新的史学范型的确立。我们大体倾向这样的意见，新叙事史的复兴，是现当代新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对自身缺点的一种纠偏，或者说是新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并不构成绝对的对立。至于说到新叙事史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前已述及，两者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说新叙事史的复兴是倒退到传统史学。当然，战后各国的传统史学，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还不可小视。新史学不可能完全排挤掉传统史学，但后者终究还达不到与新史学分庭抗礼的地步。
从新叙事史的复兴来观察今后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走向，它将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趋势呢？这里引证中外两位学者的见解，以求达到“管窥蠡测”的功效。
前苏联学者古列维奇这样说：“下一世纪的历史科学将首先是一种以心理学和文化学为方向的知识。这个预测是以对史学的最新流派也是最有前途的流派的研究为依据的。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而主要的是，还需要获得应有的理论基础，史学就会变成关于人的科学”（注：古列维奇：《历史科学与历史人类学》，《哲学研究》1988年第1期。）。
我国学者陈启能这样说：“西方史学愈益重视的是人的研究，人的主观世界的研究；表现在史学写作上是人文化取向的加强；表现在方法上是对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等方法的重视；表现在跨学科研究上是与研究人（尤其人的主观世界）的学科结合的增多；表现在题材上是文化、心态等比重的上升，等等。”（注：陈启能：《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中外两位学者的识见，将会有助于我们考察今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前景。看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史学的人文化趋势将会加强，但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并由之而引起的或论证或叙述，或科学化或人文化的摆动，并不就此终止，说不定就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西方史学又向科学化倾斜，摆向另一端。
三
在谈及当代西史学的发展前景时，有一点需要另作论述，那就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它不仅同前述西方新史学在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新的变化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未来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相牵连。
界定后现代主义同定义现代主义一样，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对后现代主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较为认同的说法，对于这样一个相当宽泛与繁杂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只能罗列若干表征以见一般。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是一股起于西方社会的思潮，它发韧于战后，正式出现是在60年代（尤其在1968年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之后）。既称“思潮”，必须有“思”，且其“思”已形成为“潮”，它从最初风靡欧美的文艺思潮，而日渐超越文艺领域，扩至哲学、社会学、美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股颇具声势的社会文化思潮。从许多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一种反思和批判，当然这里并不存在严格的时间序列，即不能把后现代视作现代之后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反传统、反体系、反中心的思维模式，于是，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则成了对它的特征的一种概括。（注：参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引入当代中国的一种西方学说，已在学界激起了回响，当然是不同的回响。热衷于此的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已经来临，它不仅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目，而且逼得人们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又说，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是当今文化、哲学、美学研究的前沿，一切重大的理论命题和困境无不与之有关。同时，对它的研究将在文化的若干方面对我们走向现代化具有启示和反思意义。这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值得我们全面重视和深入探究。（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8页。）但也有对此泼冷水的，如有人就对这种“后现代化热”批评道：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应当说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国家、民族现代化百年大任远未完成，国人的科学、理性等现代素养仍很欠缺，在这种现实情境中奢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显然是对当代历史、文化现状的误读；世纪末的中国急需的是健全的“现代性”，而非“后什么现代”，前现代的文明处境让我们根本“后不起现代”，拥抱后现代主义不会使我们争取到超越于现代化、优于现代化的东西，而只会引领我们走上文明的歧途。（注：李万刚：《中国后现代，这是哪跟哪》，《中华读书报》1988年1月14日。）
评判上述言论的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任务，但不管怎样，在论及当代西方史学及其发展前景时，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是吗？后现代主义思潮在70年代至80年代成为一种颇具实力的思想潮流之日，就是前文中谈及的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萌发之时。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后现代主义学说对史学发生的影响，远远及不上文学、美学、哲学，史学的滞后性在这里也得到了印证。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称呼与现代主义史学一样，都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思潮，不可能不对史学发生影响，乃至革命性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学思想上，而非具体的史学实践，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如此。这里的“史学思想”，既指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通常表现为历史观；也指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通常称之为史学理论（狭义上的）。
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历史观与西方传统史学所沿袭的历史观是互不相容的。在西方史学史上，基督教史学第一次打破古代作家关于人类发展的循环论观念，在他们那里，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直线运动。近代以后，历史的进步观念更深入人心，我们不是看到许多历史学家把历史分成若干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阶段，历史成了有规律且连续发展的种种学说吗？进入二十世纪，这种线型的历史观念，曾受到文化形态学派的訾议，后现代主义则更是激烈地反对这种历史观，在他们看来，不是存在一种历史，而是有多重的历史；历史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多重的、多层面的；不存在一种时间，而是存在着许多时间。（注：参见陈启能、张艳国：《当前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回答》，《社会科学动态》1996年11月。）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这种多重的、多中心、多元的论见，是继文化形态学派之后对西欧中心论学说进行批判的一次更全面的清算，世界各文明是价值相等的论述在他们那里又融汇了某种新的含义，就像苏格兰诗人彭斯早就祈望的那样，“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从对方的视角去观察与思考问题。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自身的看法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理论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否定客观真实性，这既与传统史学家兰克的“教诲”相悖，也与现当代西方史学家科学化的追求相悖。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也有说什么“历史首先是对情节的叙述”等等。他们摒弃解释。个别如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甚至否认任何解释的存在。如此看来，后现代主义重视历史学的人文性、艺术性，叙事的作用在他们那里被凸显了，故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称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并声言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西方历史思想未来的发展方向。（注：郑群：《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史学》，《世界史年刊》1996年（总第2期）。在中国大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我所看到的除前引陈启能的“答问”外，还有就是这篇论文了。可见，当代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的反响还是很微弱的。）我们的确需要研究历史学家叙述语言的结构、意义等，但研究史家叙述语言之结构和意义，怎能取代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和意义的探索呢？故对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说法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总之，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西方史学多方面深远的影响，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作出认真的研究。有消息说，“新历史主义”将继后现代主义之后而登上史坛。果如是，那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回应。
作者附记：承《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厚意，邀作者从97年第4期开始，设立《当代外国史学》专栏，较为系统地介绍现当代的西方史学，至此共撰七篇，现己告一段落。在刊发这组系列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鼓励与支持，一些刊物按期转载了拙文，使之扩大了在学界的影响。在此，借这一角对《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尤其是主编王斯德教授的帮助，对广大读者的厚待致以诚挚的感谢。拙文疏漏与不当之处，亦望得到大家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