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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1935—）文学创作不同时期的主导意识分别为“徒劳——墙壁”意识、“性——政治”意识、“残疾儿——核武器”意识和“乌托邦——森林”意识。
“徒劳——墙壁”意识
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曾深受著名教授、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渡边一夫（1901—1975）的影响，他热心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作品，与此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他起初写有《兽声》等剧本，其后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先后问世。《奇妙的工作》发表在《东京大学新闻》（1957）上，被荒正人推荐为“五月节奖”作品，平野谦则在《每日新闻》文艺评论栏中著文，称之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作品”。在这篇小说里，作者通过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对当时青年学生的特点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这些彼此相似、缺乏个性的日本学生被拴在了一起，完全丧失敌意，显得有气无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对我来说，那些热中于包括政治在内所有事情的人，不是过分年轻，就是过于老成。我今年20岁。在这个奇妙的年龄，我也觉得太累了。”这个有气无力而又疲惫不堪的青年，杀了一天多狗所得的报酬只是被狗咬的一个伤口，而且还有可能被警察传去作证。这种“徒劳”乃是当时青年陷入的阴暗环境的形象体现。《死者的奢华》载于《文学界》（1957）上，故事内容与前者相似。小说结尾写道：“我想，今晚非得干一通宵不可了。这种活儿又困难，又麻烦，又非常费力气；而且，为了让办公室付给报酬，我还得出面交涉。我急忙跑下台阶，但却有一种膨胀的、沉重的东西涌上喉咙，吞咽下去又翻滚上来。”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反复描写战后日本青年这种“徒劳”意识，乃是由于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等则是“墙壁”的内涵。这种意向可以从他1958年发表的小说里得到证实。获得第39届芥川奖的短篇《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而降落山村的遭遇。起初，村民们害怕他，仇视他，把他当成怪物；后来，则逐渐喜欢他，亲近他，把他当成伙伴，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如此。小说以充满诗意的笔调写道：“我们多么喜欢黑人士兵啊！夏日午后，照射在湿淋淋皮肤上闪亮的阳光，铺石小路上的浓重阴影，孩子们和黑人士兵的体臭，沙哑的欢笑声，这些充实的旋律几乎令我难以形容……我们感到这袒露着发光、强健肌肉的夏天，这犹如油井突然喷出一般把我们浑身涂满黑色重油的令人喜悦的夏天，将永远持续下去，永远不会结束。”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村里便接到上级命令要把黑人送到县里去，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黑人在抗拒中被杀死，主人公“我”也受了伤。这表明村里人和黑人的友谊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一碰上“墙壁”就会被粉碎。中篇小说《拔芽打仔》，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其中有一段主人公“我”和逃兵的对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战争结束以前的短时间里，我要是能躲在这儿就好了。”逃兵说，好像在热切地祈求，“国家一投降，我就会获得自由。”／“我”说，“非常自由吧？”／“我和你们都还没有自由。”兵士说，“我们被封闭起来了。”／“别想村子外边的事，老实呆着！”“我”生气地斥责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干什么都行，别提外边那些家伙的事！”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逃兵意识到他们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是被限制在“墙壁”之内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逃兵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们果然为这有限的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人们在强权面前无能为力，在“墙壁”面前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是将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视为“墙壁”的话，那以短篇《人羊》则显然是把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当作“墙壁”的。这篇小说在描述一群外国兵（当然是指美国兵）“惩罚”“我”和其他日本乘客时写道：“外国兵反复唱着一支像童谣似的简单歌曲。犹如打拍子一般，一下一下地拍打我那因为寒冷已经开始麻木的屁股，并且不断地笑着。／打羊，打羊，啪，啪！／他们兴致勃勃地用外国话反复唱着，地方腔调很重。／打羊，打羊，啪，啪！”我们不难想象，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作者是怀着满腔愤怒叙述这个故事的。此外，《突然变成哑巴》和《战斗的今天》等，也是表现类似主题的作品。
总之，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创作（1957—1958年）中，“徒劳——墙壁”意识属于主导地位，因为“墙壁”意识产生了“徒劳”意识，“徒劳”意识加强了“墙壁”意识，二者互相作用。正如作者在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一书《后记》里所写的那样：“这些作品大体上是我在1957年后半年写的，其基本主题是表现处于被监禁状态和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性——政治”意识
在大江健三郎1959年至1963年的创作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逐步取代了“徒劳”意识和“墙壁”意识，占据了中心地位。
大江健三郎这时之所以特别重视“性”，是因为受到美国作家诺曼·梅勒（1923— ）“留给20世纪后半叶文学冒险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的领域了”这一观点的启示。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里，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南靖男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战后闭塞的社会现状，探求通向未来的道路，结果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一走进车站，便淹没在人流里。混乱庞大的人群把他推来搡去，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的侧腹被一个坚硬的东西顶住，疼痛难忍，但身体仍然不由自主地被人群席卷而去。他想：我们知道自杀是唯一的行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自杀。但我们却没有勇气付诸实施。于是我们继续活下去，去爱，去恨，去性交，去参加政治运动，去搞同性恋，去杀戮，去获取声誉。”虽然这部作品受到批评，可是作者本人却置之不顾，声称“我现在仍然深爱这部长篇小说，我认为这只能是我的小说”，并且表示“在动手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可以说是牧歌式的少年们的作家，但从这部小说起，我却希望成为反牧歌式的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另外，通过这部小说我还明确地决定了以‘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方法”。发表于1963年的中篇《性的人》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时代》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进一步描绘了主人公J的种种同性、异性滥交行为，据说是为了证实人和人性都是真实、可靠的存在。这表明作者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江健三郎认为人可以分为“性的人”和“政治的人”两类，这两类人具有相反的特性。他在随笔《我们的性世界》里写道：“政治的人”拒绝绝对者。当绝对者开始存在时，“政治的人”的政治机能便会被封锁被窒息。为了和绝对者共同存在，必须像牝从属于强大的牡那样，放弃“政治的人”，而以“性的人”的身份接受绝对者。大约正因为如此吧，大江健三郎既关心“性”，又关心“政治”；既描写“性的人”，又描写“政治的人”，这就是他的“性——政治”意识。
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天皇制的态度。不言而喻，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上小学时，他曾因每天早晨到奉安殿参拜天皇照片不认真而被校长用巴掌或者拳头痛打。这或许可以看出他那幼小的心灵中藏着某种反抗强权的种子。在日本战败时，当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后，他又曾暗下决心，要为天皇而死。不过，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主要还是在战后才最终形成的。日本战败投降时他只有10岁。在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接受的是新宪法所宣布的民主主义思想，是社会上日益浓厚的民主主义气氛，这些因素促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所谓民主主义者，可能是我的人生理想吧。我打算尽可能与地上和天上各种各样的权威毫无关系地生活下去……在政治上反对天皇制，也是因为我希望成为民主主义者。”这可以说是大江健三郎政治态度的宣言。
在体现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识的小说中，1961年先后发表于《文学界》的两篇作品《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占有重要地位。这两篇作品都以1960年10月日本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成员少年山口二矢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政治事件为题材，尖锐揭露和严厉谴责政治暴徒的行为，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严重警告，《文学界》杂志不得不登出谢罪广告。一场风波暂且平息，但《政治少年之死》仍长期不能收入其后出版的各种短篇集里。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以上两篇是作者“性——政治”意识结合的产物。诚如松原新一在《大江健三郎的世界》中所指出的那样：“《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的英雄，可以说浓厚地浸润着在这个意义上的‘性的人’的性格。《我们的时代》中南靖男和赖子的关系可以与17岁少年和天皇的关系加以比较。它们在构造上是相似的。在这里，少年是‘牝’，作为‘黄金之幻影’的天皇陛下乃是‘强大的牝’。少年接受这个‘牝’，并完全从属于它。他和天皇这个‘绝对者共同存在’，在这个‘绝对者’面前表示彻底顺从，完全放弃‘私心’。”作者有意把这个“英雄”写成手淫成癖的人，大概正是出于政治批判的需要吧。
大江健三郎是个执著的人，只要确定某种主张便不肯轻易更改，哪怕遇到阻力也要坚持己见。当上述两篇小说引起麻烦时，作者本人始终没有退让。非但如此，他还在此后发表的小说中继续与天皇制对抗，如《自己擦掉眼泪的日子》（1972）和《同时代的游戏》（1979）等都显示出这样的倾向。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日本政府决定授予他文化勋章，他当即表示拒绝。从一定的意识上说，这也是他的“政治”意识在起作用。
“残疾儿——核武器”意识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他的长子于六月出生，但因头盖骨异常而濒临死亡，经医生抢救后勉强活命成为残疾婴儿；二是他于八月前往广岛进行原子弹爆炸后果调查，深受刺激，大有感触。残疾儿的出生是他个人的不幸，核武器的威胁是人类的不幸，而他则必须同时承受这两种不幸。所以，他把这两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个人私事入手来写这本书，也许不太妥当。但是，收入书本的所有关于广岛的随笔，无论是对我自己来说，还是对自始至终一直负责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君来说，都是深深触动心灵的。因此，我想把1963年夏天我们两人一起初访广岛时的个人私事写下来。在我这方面，是自己的大儿子处于濒死状态，躺在玻璃箱里，几乎无望恢复；在安江君方面，则是他的大女儿死了；再者，就是我们共同的友人因埋头研究使用核武器的世界末日战争，在精神上垮了台，终于在巴黎自缢身亡。”[①]这说明他是怀着对残疾儿的忧虑和担心前去访问广岛这个人类首次遭到核武器摧残的城市的。那么，在这次访问之后，他又是怎样考虑残疾儿问题的呢？他决心以广岛和这些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检验一下自己内心的硬度。可见他已经决定以广岛人为榜样，和残疾儿一起顽强地生活下去。
围绕残疾儿问题，大江健三郎在1964年先后发表了短篇《空中怪物阿归》和长篇《个人的体验》。有趣的是，这两部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个人的体验》里，当主人公听说妻子生下一个残疾儿时，起初曾经想尽办法逃避现实，不打算救活婴儿，而希望听任婴儿自然而然地死去。可是他终于通过长期痛苦的精神磨炼醒悟过来，全力以赴挽救婴儿生命，并且下定决定要和他共同满怀希望、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但在《空中怪物阿归》里，主人公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没有救活婴儿，自己也自杀身亡。作者之所以会在同一年里写出两部结局相反的作品，也许可以说在作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
在1964年以后，大江健三郎又继续写了一系列小说和随笔，表示自己养育残疾儿童的决心，诸如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和随笔《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年）、《冲绳札记》（1969—1970）、《作为同时代的战后（1973）以及对话录《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1971年）、《自己擦掉眼泪的日子》等。除此之外，还应特别谈到1983年由讲谈社出版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新人啊，醒来吧》。这本书的各短篇篇名都取自英国诗人布莱克（1757—1827）的诗句。作者有意把自己的个人问题特别是自己与残疾儿20年共命运的问题提出来，这可以从其中安排的环境和人物与作者周围现实生活大体吻合得到证明。不过，《新人啊，醒来吧》仍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有所不同。这就是说，作者并非单纯地记述自己和残疾儿，而是通过布莱克的诗句，通过残疾儿的生活，讨论在核威胁状况下的人类命运。他在《灵魂如星，降向跗骨》中写道：“残疾儿是不会站在制造和使用核武器一边的，他们的手显然不会沾染上核武器。而且当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受到核攻击时，他们也将是最容易受害致死的，他们具有反对核武器的正当权利。我看到坐轮椅到广岛参加反核大会的残疾人以及帮助他们的学生，印象很深。”
大江健三郎对核威胁特别敏感，甚至对处于核威胁之下的当今社会的前途感到悲观，并不是偶然的。除了1963年访问广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外，1962年他的一个朋友自杀身亡的事件也强烈地震动了他的心弦。据说此人因对当时发生的“古巴危机”感到绝望而走上自杀的道路。关于此事，大江健三郎在《和平与战争的形象》（1965）一文中写道：“在古巴危机的一周间，T在自己的头脑里描绘着世界战争乃至核武器—最终战争的形象，把他的想象力全部倾注进去了。于是，他感到恐怖不安、疲惫不堪。如同物体超越弹性界限便不能再恢复常态而终将折断一般，一周的危机过后，T的精神状态再也不能恢复平衡，终于垮台了……但我认为，岂不是正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像他那样对于未来战争充满想象力的人，我们才能确信人类最终会以理智对待核武器吗？”
从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和随笔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心目中核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制造核武器，一个是开发核能源。前者固然是理所当然的忧虑，后者其实也不无道理。这只要读一读他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什么是文学（二）》的讲演词便会一目了然。他说：“我为什么对自民党开发核能的主张持怀疑和警戒态度呢？这是因为目前并没有把核武器和核能的开发完全分离开来，今后还会采取更进一步和核武器结合起来的形式进行核能的开发，这是我具体的、现实的危机感……”
自写《广岛札记》到现在，大江健三郎一直在以各种形式进行反对核威胁的斗争。在日本战后作家中，写过反对核武器和核威胁作品的人固然为数不少，但像他这样持之以恒地进行反对核威胁斗争的人却屈指可数了。
“乌托邦——森林”意识
大江健三郎虽然对于日本现实社会不满意，但又未能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范例，于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早在1966年，他就在一篇题为《乌托邦的想象力》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其后，他经常不断地在自己的小说随笔和谈话里进一步具体细致地描述乌托邦的内容。如在对话录《寻找乌托邦，寻找物语》（1984）里，他说自己所谓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不过他又加以解释道，这个“森林和山谷”“虽与实际存在的东西相似，但又似是而非”。可见他的乌托邦仍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只存在于主观想象之中。
《同时代的游戏》可以说是他所写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乌托邦小说。这部长篇是经过作者周密设计和考虑之后写成的，是他的重要创作成果之一。全书由六封信组成，其中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即几百年前山村的建立过程，昭和初年村民和大日本帝国军队的50天战争，“我”所参加的现代反体制运动。六封信中，最令人感到兴味的是第四封信，即“武功赫赫的50天战争”。这封信生动地描述了武装精良的大日本帝国正规军与普通村民百姓的斗争过程，刻画了敢于与强权作斗争的不屈不挠的英雄形象。在这些英雄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在日本历史上当然不存在这样一场战争，它完全是作者头脑中的产物。作者借此表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这场战争是以非常喜剧性的方式进行的，但它也是这部小说最富于悲剧性的地方……我认为森林是无限的。在这种无限的森林之中不能生存下去的村里孩子们，被徐福式的真正领导者所指引，创立别的共和国，这是我的梦想。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就是表现这种方向。”
1986年作者又出版了一部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长篇小说《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我”是作家，住在城市；“义兄”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住在森林。“义兄”在森林里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即公社），但后来由于一个突发事物而瓦解。这说明根据地虽是为人们所欢迎的，但毕竟不能长久，是理想化的和非现实的。作者曾在该书出版后不久说过：“如今要是具体地考虑到应有的未来，那么出现的仍然是‘公社’。一个集体的成员，彼此大体了解在做什么，但却不大加以限制。这种‘公社’里才有所谓‘美好的村庄’。我觉得大家在那里生活，岂不是最好的吗？”这或许就是作者心目中乌托邦的情景吧。可惜的是，“义兄”的根据地垮台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既希望出现这种根据地，又对它的出现持悲观态度。
上文已经说过，大江健三郎心目中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这表明他的“乌托邦”意识是和“森林”意识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森林”有时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是抽象的、非实际的存在，是体现其想象世界以至神话世界的所在。他初期的不少作品，如《饲育》和《拔芽打仔》等故事都是在森林和山谷展开的，其中的“森林”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在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1962）里，有主人公“我”潜入森林的一段描写：“我走进森林。犹如游泳者走下游泳池铁梯子让身体完全没入水中一般，在森林中屏住呼吸慢慢下沉，觉得森林覆盖了自己的头部，好像游泳者的头部被水面覆盖了那样。于是，夜幕降临了。我站立不动，低垂着头。我必须让森林把自己同化，如同野兽、树木、小草、腐殖土中的菌类一样，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还原为森林的细胞。”
在现实生活中，大江健三郎不得不离开故乡的“森林和山谷”，只好通过想象和作品唤起对“森林和山谷”的回忆。其代表作之一便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所写的三个故事的共同舞台和重合焦点是“森林和山谷”。蜜三郎和菜采子之所以回故乡，是因为他们生下一个残疾儿，如果继续在东京生活下去，将会面临人格破裂和精神崩溃的危险。经过一段故乡生活，他们似乎在一定的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所以小说最后一段写道：“我、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离开洼地以后，我的工作是尽力让妻子从保育院接回的儿子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等待另一个婴儿出生，同时戴上头盔喊叫斯瓦希里语，不分昼夜地击打英文打字机，过着满是汗水和污泥的非洲生活，无暇顾及自己心中所出现的问题……”由此可见，“森林”是拥有一定“魔力”的。从社会背景上看，作者在1967年将这样一部小说付梓，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反现代论”有着某种联系。所谓“反现代论”，是指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开始对未来感到担忧，害怕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害怕日本将会被更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于是人们对“现代化”表示怀疑，提出“何谓现代”的问题，提出实行“反对现代和回归土著”的可能性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带有此种色彩。
在其后一年发表的《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大江健三郎回归森林的思想表现得更加明确。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当核炸弹和人造卫星散发的／放射烟尘和光线之毒／侵蚀所有城市，所有村庄／的人、家畜和作物时／在森林里发生的却是令人吃惊的／生命更新。森林的力量越来越强／所有城市，所有村庄的／衰弱，反而使森林恢复生机。／因为放射烟尘和光线之毒／被树木、草叶和湿地苔藓／吸收而化为‘力量’。／看吧，树木和草叶不会被炭酸瓦斯杀死／而是产生氧气／要想在核时代延续生命者／应当自己同化于森林之力，逃离所有城市／所有村庄，到森林里去隐遁吧！”
进入70年代以后，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意识继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物都对“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怀有同感，并且最后不得不和核时代权力的代表者进行决战。这表明作者的“森林”意识更进一步朝着批评时代的方向发展。又如《同时代的游戏》将对抗帝国正规军队的普通村民的根据地设定在“森林”里，这个“森林”显然含有象征意义，它使村民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作者可能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启示读者在当今时代应如何生活。此外，长篇小说《M／T森林的奇异故事》（1986）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等也是“森林”意识的体现，而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和最近新作长篇小说《燃烧的绿树》等围绕“树木”展开故事的作品则可以视为“森林”意识的延续和发展。
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意识与文化人类学者山口昌男所提出的“中心和周边”理论有联系，受到俄国形式主义者所提倡的“陌生化作用”理论的启示。他在1978年出版的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的方法》里写道：“具体地从写小说的立场来看，创造站在周边性方面的日本人典型，是扩大我们的小说世界的手段……我国的近现代文学为日本文化的一般性倾向——中心指向性的单一化趋势所包围，没有打破它的力量。从历史的观点重新加以考察并非没有意义，将站在周边性方面的人，即在所谓周边性条件下被‘陌生’的人，作为文学典型积极加以创造；而这乃是为了批评并超越我们文化的中心指向性和单一化趋势所进行的想象力训练。”由此可知，他表现和强调“森林”意识是为了改造日本的文化结构和文学结构，以便进一步提高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水准。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始终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家。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残疾儿）和人类社会的不幸（核威胁等）交织在一起，他对现实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格外敏感；但这些并没有把他吓倒，他仍然是满怀希望和信心，而这一点正是他的思想和文学中极为可贵的东西。
注释：
①《广岛札记·广岛行》，岩波书店，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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