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军[1]2001年在《论严复的历史观与国民性改造》文中研究指明为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与冲击以及近代中国的日益衰亡，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以力图通过对国民的改造来推动社会的全面变革，并最终使中国摆脱殖民枷锁，推进国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近代化。这一思想是以其历史观为基础的，其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等进步思想都是通过对那些曾在西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过重大影响的西方名着的翻译而介绍到中国来的。这种除旧布新的努力为中国令人厌倦的思想界带来了一缕难得的清新。 本文即力图描绘出严复对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所做的思考的大致轮廓，详细说明其国民性改造的具体内容，分析其理论的历史局限并高度评价那些对当今中国寻求人的现代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合理因素。在写作中，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问题和每一则史料，以期能够对严复的思想给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描述和尽可能公正的分析与评价。
陈勇军[2]2010年在《严复的制度与国民性互动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推动公民教育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系统工程,需要积极借鉴古今中外的教育资源。中国近代着名思想家严复,把人的现代化与制度的现代化联系起来,形成了制度与国民性互动的思想。该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民主化进程起着积极作用。然而,学界一直把该思想机械分割为国民改造和制度变革两个问题,分别进行研究。这种缺乏整体把握的研究方式,导致学界对严复思想出现了种种误读。因而,从整体入手研究严复制度与国民性互动思想,不仅有利于消除思想误读,而且有利于客观评价严复的思想地位,对推动当代的公民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着眼于严复制度与国民性互动思想的整体性,主要采取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制度经济学、政治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理论,集中探析其形成过程、理论体系、理论困境、历史价值和现实启示等内容。第一章主要研究该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理论来源和具体过程。研究发现,该思想是在分析反侵略战争屡屡失败的原因、总结洋务运动受挫的教训和回应洋人对中国国民的批判等基础上形成的；它既吸收了中国力命论、道德修养论和变法论等思想中的精华,又汲取了西方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国民教育思想、近代民主宪政思想、近代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它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戊戌变法失败前的思想发轫期、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前的系统形成期和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思想转折期。从人的现代化素质结构看,严复在思想转折时期对传统伦理文化的提倡,并不意味其变成了保守落后的人物,而是显示其对理想国民的认识更为科学,对现代化的人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二章探讨了严复对旧制度与国民劣根性互动关系的分析,内容包括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国民性制度根源的探析以及对国民劣根性固化封建制度的分析。研究显示,严复对近代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全面的,对这些劣根性与旧制度的关系的分析也是非常深刻的。他发现君主专制与国民劣根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近代中国现代化艰困的重要原因是,国民劣根性使中国封建制度具有极强的抗变性。当然,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存在绝对化、西方化和笼统分析等局限性。第叁章主要研究严复突破旧制度与国民性均衡状态的思想、推动新制度优化国民性的设想和新国民催化新制度的思想。研究发现,严复基于国民劣根性与君主专制的共生关系,提出了一条独特的民主宪政之路：具体制度改革——塑造理想国民——理想国民催化民主宪政。这条路立基于“趋乐避苦”的人性预设,试图通过具体制度的重新安排来改变国民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进而实现改造国民性。它以“积微成着”为原则,坚持内生自发与外生自觉两种方式相结合。在这个变革方案中,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理想国民和推动制度变革等同等重要,同时进行。因而可以说,严复作为中国实现振兴切入点的“教育”,不是学校教育这个狭义教育,而是涵盖制度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内的广义教育,把严复归于教育救国论者应是误读。第四章主要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分析该思想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人心风俗改造思想、戊戌维新派新民思想和五四启蒙运动的关系。研究说明,尽管近代中国没有按照严复所设计的路径发展,但该思想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影响和历史价值：它批判地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人心风俗改造思想；通过为维新爱国志士贡献理论武器等方式有力支持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新运动；为五四启蒙运动培养了大批运动主将,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确立了人本价值取向。第五章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工具,分析严复制度与国民性互动思想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互动供给不足——威权动力缺失,互动需求不足——国民动力消解,互动时间压迫——不能满足民族快速复兴的需求,还有互动空间有限——制度选择空间狭隘。从理论本身来看,困境原因主要是由于该思想中存在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矛盾以及理性人与非理性人的冲突。从历史背景来说,这些困境源于制度与国民性互动存在传统路径依赖,并且深受当时严峻环境的制约。第六章阐述严复制度与国民性互动思想对现代公民教育的启示。一是公民教育制度创新应该遵循公正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适宜导引原则和协调一致原则。二是公民教育制度创新要坚持强制性变革与诱致性变革相统一。叁是要形成以政府调控为主,形成个人、社会和教育机构共同参与公民教育的基本制度体系；要以提高公民教育实效为目标,逐步建立与公民教育基本制度相配套的各类具体制度；要坚持规范创新与价值创新的有机统一。总之,严复制度与国民性互动思想,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独具个性的一章,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跨世纪的意义。
李文远[3]2011年在《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研究》文中指出近代进化史观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历史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形态和关键环节。从中国历史观的发展历程来看,主要经历了叁个阶段,即变易史观、进化史观、唯物史观。近代进化史观既脱胎于传统变易史观,又成功超越与突破了传统变易史观的理论阀限,是中国人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它在我国历史观发展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历史贡献主要有叁点:一是彻底颠覆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信条;二是成功完成了变易历史观的近代化转型;叁是有力促进了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可以说,没有传统变易史观的历史积淀与创新发展,中国近代就不可能融合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形成影响深远的进化史观;同样如果没有进化史观所做的理论探索与具体实践,中国人也不可能迅速接受并广泛传播唯物史观。近代进化史观的形成与发展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联,息息相关,二者之间是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进化史观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鲜活丰富的变革实践则为进化史观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广阔的空间。进化史观不仅是推动变易史观近代化转型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理论动力。
彭南生[4]2000年在《论严复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文中研究说明在清末改造国民性思潮中 ,严复首次提出了国民“恶根性”问题 ,本文从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改造方法等方面对戊戌时期严复关于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认为 ,严复站在中西对比的高度对国民“恶根性”表现的分析只是对国人中某些阶层、群体存在的“恶根性”的批判 ,对其形成原因所作的探讨则是比较深刻的。他主张改造国民“恶根性”从改造传统教育着手的思想虽然只是站在传统经济结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反传统 ,具有片面性和不彻底性 ,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张婷婷[5]2013年在《中国近代维新派启蒙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说，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其实，启蒙也是一种近代化的理论先导，是传统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环节。维新派作为一个中国近代特殊的政治群体来说，在思想启蒙这个思潮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维新派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虽然和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和相同的历史渊源，但维新派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又有着时代和环境所赋予的比较鲜明的个性特征，即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复杂的表现形式。康有为引进西方进化论与传统的《春秋公羊传》结合，提出“公羊叁世”的进化史观，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要的精神支柱，这样一种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由此推出封建专制必然灭亡，从而进一步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使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观具备了近代哲学的特点，对于启蒙近代国民的思想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谭嗣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概念“以太”，来建立自己的仁学体系，抨击封建专制并最终提出“冲决网罗”的呐喊，口号中洋溢着反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精神，引进近代的平等观念，起到了解放思想，鼓舞大众的作用；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翻译《天演论》，主张向中国人民灌输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梁启超提出新民思想，改造国民劣根性，从而达到了启蒙的目的。
汪浩寰[6]2013年在《严复体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严复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一生为了使国家能够振作起精神,能够强盛,倡导体育不遗余力,有丰富的体育实践和独特的体育观。对严复体育思想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体育价值取向的了解,也有助于国人对体育观的认识有所提升,对推动我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严复思想等相关内容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严复的体育言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全面的挖掘与客观评述严复体育思想的形成背景以及主要内容,并结合其思想特征追寻给现代体育发展带来的深层启示。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查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追溯其根源,得出严复体育思想的背景主要源于历史时代、社会、文化、个人四个因素；结合严复的体育言行等事迹,得出了严复首倡叁育思想、主张运动强身、重视妇女运动与中西合一,体用一致的四个体育观点；并在严复体育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其体育思想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历史局限性、层次性与互动性等特征；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研究与分析可知,严复体育思想研究对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影响,并对现代社会中的教育观、身心观、救国观起到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牛田盛[7]2007年在《论严复现代化观念的原创意义及其局限性》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及其它着述中所宣扬的进化史观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方法,以及自由、民主、合群等现代理念无疑对解决近代中国现代化问题具有启蒙意义。基于进化史观,严复的现代化方案是一种渐进改良的现代化方案,其现代化方案的局限性也源于其进化史观的局限性。
刘伟力[8]2009年在《严复科技观》文中指出在中国的翻译届、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严复作为近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在社会、政治、翻译、教育等思想方面作出许多贡献,而且在科学思想方面也有其独特贡献。和众多有志之士以及爱国之士一样,在清朝末年那个激流多变的年代,严复为救国强国进行着不懈努力和探索。但又有所不同的是,严复不仅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又接受过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可以说是集中西学于一身。他以救国为己任,博古通今,广泛涉猎中西文化知识的精华,通过翻译、教育、办报等途径向国内积极传播西方科学,并把达尔文进化论引入中国。在倡导西方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同时,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对中国传统的学术理念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救国的科学世界观、科学文化观、科学方法观、科技比较观、科学教育观等科学观点,构成了中国科学思想的宝贵内容,促进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而达到了对中国科学的思想启蒙。严复对近代科技的探索和构建不仅在当时有着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影响了近代一批又一批的思想理论家,而且对于我们当今人文精神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传播西学和救国的实践中,对于科学的发展、科学救国等,严复提出了众多自己的观点。本文着重从基于天演的科学世界观、科学文化观、科技比较惯等方面对严复所提出的这些科学观来进行剖析。全文主要叁个部分第一部分笔者主要通过严复所接受的与西方科学有关的教育背景、受郭嵩焘的影响、留学归国后所从事的西方科学教育叁个方面来叙述严复科技观的形成期。通过严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的经历、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理性批判来叙述严复科技观的成熟期。第二部分将严复的科技观键入历史的纵横坐标中去深入研讨。主要通过科学世界观、科技文化观、科技比较观、科学功能观、科学方法观、科学教育观六个方面来阐述严复所提倡的主要科技观。第叁部分主要通过翻译、教育、办报来叙述严复科技观实现的叁种主要途径。
俞祖华[9]2014年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叁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认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叁大文化思潮。叁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迭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叁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叁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叁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叁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叁大思潮是叁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叁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叁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叁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叁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叁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叁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叁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叁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叁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叁路向说到牟宗叁提出的“叁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叁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叁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叁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叁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迭共识’”。指出“叁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迭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叁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叁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叁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叁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叁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叁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叁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叁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叁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叁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叁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叁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叁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叁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叁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叁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叁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叁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叁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徐志伟[10]2006年在《“乡土中国”的再发现》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现代中国被迫而又急切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生和发展的文学，因而，受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制约，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价值取向和发展潮流。如果说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经由晚清的一批作家形成了一种追求西方现代性的叙事诉求，那么与之共生或相随的是，经由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作家，也形成了一种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叙事诉求。尽管这个诉求有时表述起来明显有些艰难，面目似乎也不是那么清晰，但他们的存在却使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个极具“张力”的系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今天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值得欣喜的是，这些作家并非形单影只。在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视野中，也有一些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中体现出了与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类似的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诉求。这些思想家虽然来自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学科，但他们的思想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超越西方的现代性，重新组织中国的现代叙事与实践。这些思想家与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相互补充，一起完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别样的表述。这种别样的表述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严复的历史观与国民性改造[D]. 张继军. 黑龙江大学. 2001
[2]. 严复的制度与国民性互动思想研究[D]. 陈勇军. 首都师范大学. 2010
[3]. 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研究[D]. 李文远. 黑龙江大学. 2011
[4]. 论严复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J]. 彭南生. 江苏社会科学. 2000
[5]. 中国近代维新派启蒙思想研究[D]. 张婷婷. 黑龙江大学. 2013
[6]. 严复体育思想研究[D]. 汪浩寰.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7]. 论严复现代化观念的原创意义及其局限性[J]. 牛田盛. 求索. 2007
[8]. 严复科技观[D]. 刘伟力. 东华大学. 2009
[9]. 离合之间：中国现代叁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 俞祖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10]. “乡土中国”的再发现[D]. 徐志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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