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文化大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文化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广泛发展。对于这一事实如何估量与分析，目前还颇多分歧。有人对大众文化于严肃高雅文化的冲击十分忧虑，把流行文化中的低俗部分视为大众文化的总体构成，因而认为大众文化的风行是当前精神文明滑坡、低落的一种显著表现。有人则认为，流行的文化就是大众需要的文化，就是合理的文化，什么港台歌星、影星走红大陆，什么大江南北争相选美，什么王朔小说“躲避崇高”的调侃，等等，既受到文化大众青睐，自然是“为人民服务”之必须，而且是把多年来高悬在严肃高雅艺术上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真正落实到了大众头上。
以上两种意见在国内报刊不时可见，二者在评价态度上互相抵牾，然而细加思忖，似乎都陷入了一种误区，这就是都大概以西方社会学中通行的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来比照中国当前大众文化的流行。
把大众文化与严肃高雅文化绝对对立起来，以严肃高雅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这是西方社会学中“精英文化论”者比较普遍的观点。最早提出“大众社会”概念，并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就是“精英文化论”者。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亦即上流文化、上流社会文化、杰出人物创造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与之对应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为普通百姓容易接受与掌握的较低层次的通俗文化。西班牙哲学家奥尔加特－加塞特认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是现代文化的一大悲剧，这一趋势有可能将世界带入野蛮落后的境地。名震四海的《荒原》的作者艾略特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中虽然承认大众文化存在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他却认为精英文化支配和主宰着大众文化，“由社会的‘最上层’到‘最底层’是一个文化的连续级次。重要的是要懂得，我们不认为较高层次比较低层次有更广泛的文化内容，而是认为较高层次代表一种更自觉的、更专门化的文化。”“文化发展不要求总体向更高文化层次运动，这样的运动不过是阅读队伍列队前进。文化发展恰恰要求，在大量其他人都是比较消极的读者的情况下，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杰出人物。”对大众文化进行猛烈抨击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等著作中指出，大众文化的兴起是由于文化传播媒介的技术化和商业化，大众文化以为人们提供消遣和娱乐为手段，实际上是美化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水泥”，这些文化商品往往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灌输、意识操纵的工具。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西方当代社会中的大众文化进行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值得重视，但对他们全盘否定大众文化的立场以及其中深埋着提倡先锋派精英文化的因子，也是应当有所分析批判的。
我国当前大众文化的盛行，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这一事实的出现不排除在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大众文化产品涌入这一原因。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情况虽然很复杂，但还是不能与西方大众文化等量齐观，也不好直接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来对时下中国的大众文化作总体否定。
另一方面，把目前流行的大众文化的一切形态、样式、作品，全都说成是人民群众主体出自内心的需要，这也经受不住实践的检验，而且这也是七十、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从批判大众文化转而为其辩护的一种说法。H·甘斯在《通俗文化和高等文化》一书中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都是文化，而且大众文化表达了大多数人的美学要求和其他需求，任何一种大众文化的流行都是多元化社会的合理现象，文化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他自己喜欢的文化”。值得深长思之的是，西方社会学的这一总体转向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六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商业化地位业已确定和稳固下来，许多财团与企业纷纷投资大众文化事业。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意识到局促于少数人小圈子狭窄地盘的困境，也有不少人跻身大众文化事业，利用大众传媒，负载反叛传统的意向。正如D·贝尔所说：“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了。它的试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一些社会学家顺应西方社会文化的既定格局，转而充当大众文艺的辩护士，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以为也不能够将这类理论简单移植过来，为大众文化的一切形态和作品叫好。
而且，说长期以来我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一直未能落到实处，直到近年来大众文化的风行，才让这一文艺方向真正“落实”、“归位”，也不见得是有说服力的论断。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根本方向以来，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除文革十年以外，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遵循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文艺大众化或者说发展大众文化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怎么可以轻易地说只有如今的大众文化才让“为人民服务”“落实”、“归位”呢？
当前流行的大众文化，情况较为复杂，其中当然有确实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同时又不乏低俗伪劣、只图赚钱赢利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把一时在群众中流行的东西同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划上等号。对于大众文化热这一新的现象，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分析、研究，引导大众文化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大众文化。
应当看到，目前的大众文化与从解放区发展而来的群众文化活动相比，有几个不同的新的特点，也存在一些相应的新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目前的大众文化以影视歌为主，与大众传播媒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广播、电视、录音、录相的迅速普及，电视机、录相机、录音机进入家庭，使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自然与由传播媒介负载的大众文化相连，使大众文化成为了与日常生活镶嵌在一起的组成部分，不是专门的、独立的业余文化生活。目前，我国年出版录音带2000多种，年销售音像制品2亿多盒（张），其规模、速度、范围都是以前的群众文化活动不可企及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导致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普及，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家电产品的发展、普及，使文化普及手段达到万千家庭，这是目前大众文化风行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生产力前进，而且直接影响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媒介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既使党的宣传喉舌可以有更大功效，同时又为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重要物质手段。从古到今，虽然从来都有大众文化的存在，《诗经·国风》中的若干作品就是大众文化，但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拥有发展大众文化的最好条件，使大众文化真正实现其大众性、普及性。这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理论家本雅明所指出的，现代技术提供了改造旧有艺术生产关系，实现艺术与群众结合的新关系的可能。只要大众传媒的普及不中断，大众文化的流行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我们应当正视这一趋势，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其次，目前风行的大众文化以娱乐、消遣为主，这与以往群众文艺活动寓教于乐，强调教育功能的社会作用有较大差别。这一差别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目前我国的社会转型期，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工作负荷加重，而在紧张繁忙的劳作之后，又有比以前更多的娱乐与消闲的需要。大众文化以其娱乐功能，舒展了人们的生命张力，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文化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标志。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否定娱乐性背后总有或正或反的意识形态导向。国内流行的大众文化中，港台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音像制品占有不小比重。其中确有积极进取的作品，但不容小视的却还有在流行歌曲中渲染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在影视中展现色情、凶杀画面，传播腐朽生活方式的地方。美国政客布热津斯基在《两个世纪之间：美国在电子时代的作用》中说：“如果说，罗马献给世界的是法律，英国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活动，法国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的民族主义，那么，现代美国献给世界的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大众文化。”布氏是美国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狂热鼓吹者，他向我们奉献的大众文化在娱乐的轻快愉悦中不能说一点没有包裹着和平演变的凶器。事实上，任何文化都不是单纯的娱乐。艺术作品的娱乐性只是美感心理的感官层次和情绪表层的活力。大众文化强化了感官和情绪表层的快适，但在心理深层同样会引发或隐或显的理性渗透。向心灵渗透的不仅是愉快本身，而且更多的是与愉快裹挟在一起的思想倾向、人生态度。国内制作的大众文化作品中，在娱乐性背后的思想层面上也有良莠混杂的情况。某些先锋派文化人近年步入大众文化制作圈，不改反主流意向，对所谓“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嘲讽、揶揄，传播消极思想。
第三，目前风行的大众文化一般都具有商品性，群众一般都要花钱买消费，这与以往群众文化活动的非商业性是不相同的。由于这一特点，以大众文化消费为指向的文化娱乐产业悄然兴起，各地兴建不少歌厅、舞厅、台球厅、电子游艺厅、影像放映场所等等，成千上万的人出入其间，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此类产业占有不少份额。国家主管的新闻、出版、电影、电视事业也在改革中企业化，以畅销书刊的发行量、电影的拷贝发行数、音像制品的销售，角逐大众文化市场。文化艺术的某些产品，特别是与大众传媒结合紧密的大众文化产品，具有商品性，应当在市场中求生存和发展，这是随着改革深入而出现的新的认识、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和趋势的存在，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是带有必然性的。人们经常在讨论文化艺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性、市场运作问题，我以为主要应当指确实需要市场培育、发展的大众文化产品，而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的一切文化艺术生产统统纳入市场运行轨道，前一段时间，把所有艺术生产全部推向市场，就造成了在市场竞争中大众文化对弘扬主旋律、艺术品位高的艺术品的排斥和挤压，低俗的大众文化制品充斥市场，获取文化霸权，形成这种格局，自然就是精神文明的滑坡。
大众文化必须依赖市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既使大众文化在文化市场建立以后，如鱼得水，自在发展。同时又必然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有的经营者、制作者，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来从事、经营大众文化，往往采取非法手段，在文化娱乐场所搞“三陪”色情服务，制作、贩卖、放映淫秽音像制品，盗版私印畅销书，等等，这种现象屡禁不止，说明大众文化依赖市场发展，本身就有无序化的因素。这是市场无序化中大众文化反文化的方面。另外，在各大城市迅速发展的各类文化娱乐场所，出于市场竞争需要，装修和设备大多向豪华型发展，内地大城市夜总会的消费水平一般在每晚人均100元以上，不少直接为富豪服务的KTV包间每晚人均消费1000-2000元。沿海城市的这类消费水平更高，为展歌喉一掷千金的奢侈场面屡见不鲜。这种势态的发展，必然将广大人民群众拒之于这种“大众文化”之外，并且滋长奢侈腐败的社会风气，许多人不赞成把目前的大众文化一概冠之以“为人民服务”的美名，这是一个原因。在市场运作中发展的大众文化，如果走向无序化和贵族化的趋势，所谓大众文化，就既不是大众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反大众、反文化的。
第四，大众文化有专营的制作人、经营者，这些人对大众文化起主宰作用，这与以往群众文化活动由群众自创自演明显不同。由于改革开放冲击了旧有的文化艺术生产体制，又由于大众文化具有上述三个能适应时下潮流的特点，一些在旧有体制培养下具有文化创制能力的文化人，或者出于发展大众文化的真诚目的，或者认准与大众媒体相连的大众文化能快速名利双收（这种动机并非都不合理），或者在先锋派的窄小艺术道路上走不下去了，纷纷下海参与大众文化事业。大众文化有广泛的受众，但公众对大众文化的接受、欣赏，甚至入迷，出现追星族，并不是公众的自发行为，而是由制作人、经营人经心策划、引导所致。
实际上，文化大众的核心是大众文化的制作人、经营人，在大众文化的市场利益份额中，他们是主要得利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某些西方社会学家也早就指出了这一点。D·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指出：“从社会学家角度分析，文化大众有三种类型的构成者。它包括的不仅有文化的创作者，还有它的传播者，……正是同一群人，作为作家，杂志编辑，电影制片人和音乐家等等，为更多的大众文化观众生产普及的产品。”而在这三种类型的人中，创作者、传播者主宰着大众文化的方向和面貌，是文化大众的中坚，是他们在塑造着广大观众、读者的审美趣味。卡拉OK演唱自然是群众参与的自娱自乐活动，但卡拉OK盒带、唱片并不是群众制作的，他们只能在制作人已经预定的曲目中，既定的文化选择中，作出个人有限的选择和发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批文化大众的核心正在利用大众文化产品的制作、经营权，控制着大众文化市场，一方面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有的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直接向公众鼓吹和灌输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并通过大众传媒对他们个人生活的采访报道，以他们的与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区别、甚至相对抗的生活方式进行文化展示。
以上简要地分析了目前国内流行的大众文化与以往群众性文化活动有所区别的四个方面的特点，这些新的现象有现实发展的客观必然因素的一面，同时也有新出现的问题。对这些新问题，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分析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