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的慈禧观和《慈禧全传》中的慈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慈禧论文,高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慈禧全传》，6卷8册，2，698，000字，誉满海峡两岸和世界华文文学界。《慈禧全传》之所以成功，高阳的艺术工力深厚，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我认为，《慈禧全传》的成功，关键在于高阳具有新颖、独特的慈禧观，因此《慈禧全传》中的慈禧形象既不同于《清史稿》中的慈禧，也有别于《清宫历史演义》中的慈禧，真正是黑格尔老人说的“这一个”。
（一）
在中国历史上，女后秉政的，著名的有汉初的吕后，唐初的武后，宋代的章献刘后、宣仁高后，晚清的慈禧。不过，吕后、武后、刘后是在汉、唐、宋的上升时期秉政，高后是在太平时期秉政，惟独慈禧是在清王朝的下降和战乱时期秉政，秉政时期又最长，达四十八年（1861—1908），而且随着南宋以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重男轻女已深入人心，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慈禧秉政的阻力可以想见。然而，奇怪的是，终慈禧之世，她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政权。民国成立后由清朝遗老们所撰写的《清史稿》，在《后妃传》中给了慈禧以最多的篇幅，对慈禧的评价仍然是赞声不绝：“同治初，寇乱未弭，兵连不解，两太后（按：指慈安、慈禧两太后，实为慈禧一人专政）同心求治，登进老成，倚任将帅，粤、捻荡平，滇、陇渐定。”在《穆宗本纪》二的末尾，又说“穆宗（按：即同治帝）冲龄即阼，母后垂帘。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伐平，中外七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还是为慈禧说好话。即使在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冲突问题上，《清史稿》的编写者们也是右慈禧而左光绪：“德宗（按：即光绪帝）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燥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沄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之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德宗本纪》二）让光绪承担主要责任。可以说，这是清王朝遗老们的慈禧观。
及至民国成立，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慈禧则被认为顽固保守、丧权辱国、奢侈腐败、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晚清的国耻，概由慈禧负责。史家写晚清的历史，也都是本着这一慈禧观来认识和评价慈禧的。
高阳在收集、研究了大量晚清史料及有关慈禧的史料以后，他既不同意晚清遗老们的慈禧观，也不同意民国以后的慈禧观，而是形成了他特有的慈禧观，并以此来指导《慈禧全传》的创作，塑造慈禧的形象。
（二）
首先，高阳认为，慈禧果断、能干，工于心计，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她始终是胜利者。
在《慈禧全传》中我们看到，咸丰帝去世时，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才二十七岁。咸丰帝深知懿贵妃的为人，预测她会在他死后弄权，所以他在临终前对肃顺交代：“除了尊敬皇后（慈安）以外，你还要保护皇后，这件事不容易。懿贵妃将来一定要爬到皇后头上去，你要想办法制止。”“总之要防着她，可也别太过了。”肃顺担心：“皇上万年以后，倘有人提垂帘（听政）之议，奴才不知该当如何？”咸丰回答：“我也想到过这个。本朝无此制度，我想，没有人敢轻奏。”作为对懿贵妃专权的防范，咸丰帝让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等八人为顾命大臣。懿贵妃的处境很不利。然而她处变不惊，内结皇后，外联恭王（奕，咸丰帝的兄弟），一下子把局面翻了过来。她向慈安提出：今后举凡上谕、廷寄、放缺，“太后的那颗‘御赏’印盖在起头，我那颗‘同道堂’印盖在末尾，两颗印少一颗也不行。太后，你看这么办，可使得？”“使得，使得！”慈安站到了慈禧一边。而后，她又和恭王密谋在肃顺扈从咸丰梓宫（灵柩）回京途中将肃顺逮捕，夺得了主宰时政的先机。再耸恿臣下提出两太后垂帘听政，终于实现了由她和慈安共同秉政实际由她专政的预想。在这场斗争中，慈禧心狠手辣，快刀斩乱麻，比起她的政敌肃顺一伙来，确实高出一筹。就当时的政治倾向而言，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比慈禧、恭王更昧于世事，如果让他们执政，清王朝将更快垮台，而且有可能被列强瓜分。所以，对于这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高阳的同情在慈禧这一边。在戊戌政变时，慈禧更是当机立断，对光绪帝实施软禁，对“六君子”残酷镇压。但在高阳的笔墨描写中，他的同情已向光绪这一边倾斜，而对慈禧给予鞭笞了。不过，高阳对慈禧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的魄力和能耐、策划和心机，还是欣赏的。
（三）
其次，高阳认为，慈禧知人善任，办事效率高，在镇压人民起义的血腥事业中，为清王朝立下了大功。对于外来列强，慈禧也不是一味求和，出于争强好胜的性格，慈禧是主张抗御外敌的，只是在抗战屡次失败以后，慈禧才视外敌如虎，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高阳在《慈禧全传》中给慈禧摘了投降派的帽子。这一观点，未必为新中国史家们所认同，但确是高阳对慈禧的新发现。
高阳描写慈禧一上台，即把镇压太平天国作为头等大事。她明白，依靠满族将领来枚平太平天国已不可能，便信任和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放手让他们在与太平天国对敌中施展才能。但是，慈禧对曾、左、李也绝不“奖励过当，难以为继”，“觉得这确是驾驭人才的一个要诀”。慈禧信任、重用曾、左、李等汉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她除了看准他们的才具外，还看准了他们对清王朝的忠诚和处事谨慎。“这三年来她把曾国藩的奏折看得多了，字里行间，另有一番认识。曾国藩这个人最谨慎，总记着‘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功名太盛，唯恐遭忌，金陵克服，推官文领衔会奏，就可以看出他的戒慎恐惧之心。目前又亟亟乎裁遣湘军，为曾国荃奏传开缺回籍养病，处处显出急流勇退的决心。”左宗棠、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性格不同，修养有别，但对清王朝的忠心并无二致。慈禧重用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信任李鸿章平定捻军，依靠左宗棠镇压“回乱”，取得了“同治中兴”的名声。“同治中兴”实际上也就是“慈禧中兴”，是慈禧使清王朝一时“中兴”。
高阳以史实为根据，写慈禧并非一味惧外，屈辱求全。在帝俄威逼面前，慈禧也希望战而胜之。当时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们也纷纷上奏，意气风发。慈禧看了这些奏章后，“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揭示了慈禧的心态。正因为慈禧作好了与帝俄一战的思想准备，加之曾纪泽在谈判中力争，帝俄只好从伊犁地区撤出。在中法之战中，慈禧也是倾向于与之一战：“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即使在中日甲午之战中，慈禧也是支持开战的。庚子事变中，慈禧以为民心可用，便利用义和团与列强抗战。只是中国国力不如列强，内部又腐败，因此每战必败。慈禧也由此失去信心，全力依靠李鸿章谈和。尤其是当时的清流派，使慈禧大失所望。这些人都主张抗战，在议论和战问题时，纸上谈兵，滔滔不绝，似乎腹有良谋，及至委任他们出征，无论是吴大澄，还是张佩纶，都是一触即溃，一战就逃，损害了慈禧知人善任的名声。争强好胜的慈禧最后转化为怯懦求和，但慈禧初衷并非如此。高阳以为，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慈禧的悲剧。如果说高阳为慈禧辩护，他也坚持：这是历史的辩护。
（四）
然而，高阳绝不美化慈禧。在他看来，慈禧是个权力迷，权力狂。对此，他予以揭露和抨击。
恭王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慈禧的恩人。在辛酉（1861）政变中，如果不是恭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肃顺，慈禧哪能垂帘执政。但到同治四年，恭王即因稍稍侵犯了慈禧的权力而遭严谴；同治十三年，恭王再遭严谴。中法战争失败后，慈禧为了推卸责任，更是为了巩固她的权力，她借手于醇王，撤掉了以恭王为首的全部军机处的班子。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从此恭王一蹶不振。宝鋆是“原品休致”。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翁同和是“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新成立的军机处，以礼王世铎为首，是个听话的班子，“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本来年轻时知人善任的慈禧，进入中年后竟刚愎自用，信任非人，走到了后面，这是权力迷、权力狂的必然结果。
慈安太后对慈禧一直谦让，而且对慈禧的秉政一味成全。慈禧对慈安则表面尊重，虚与委蛇，赢得了慈安的信任。天真善良的慈安，为了表示与慈禧亲如一体，竟把咸丰帝临终时手书给她的遗诏拿给慈禧看。遗诏中写道：“所不能释然者，懿贵妃即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着尔出示此诏，命廷臣除之。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凛遵无违。钦此！”这是慈安的护身符，也是慈安的尚方宝剑。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一切。慈安不知性命交关，夜访长春宫，与慈禧密谈，详叙始末，最后说道：“我们姐妹相处了这么多年，还留着这东西干什么？”她一面说，一面将那道朱笔遗诏，就着烛光，一焚而灭。但慈禧并不为之感动，她为免后患，竟下狠心将慈安毒死。惨无人性，一至于此！恩将仇报，蛇蝎心肠！高阳的春秋史笔，显现了慈禧的原形。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更无亲子之情。她在臣下面前审问光绪皇帝，下令“传家法”，竟要杖责皇帝。这是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想到过的奇事怪事。“慈禧太后的本意，是要皇帝自己承认，曾有犯上的密谋，既不足以为君，亦不足以为子。这一来，不但可为她的训政找出一个不得不然的理由，而且亦为进一步废立作个伏笔。”说到底，还是为了她手中的权。要不是顾虑洋人反应激烈，慈禧早把光绪帝废了。而在她临终之前，她更下毒手置光绪于死地，以免在她死后光绪复出对她不利。她把三岁小娃娃溥仪立为皇帝，表现了她至死不放权力的私心，而不顾这样做是否对清王朝有利。清王朝的“中兴”，“兴”在慈禧的掌握权力；清王朝的灭亡，也“灭”在慈禧的擅权专权。这是对慈禧权力迷、权力狂的辩证法的否定！
（五）
高阳还认为，慈禧在枚平太平天国、捻军、“回乱”之后，权力达到了顶峰，她也从此贪图享受，纵情声色，充分暴露了她的腐朽性。在《慈禧全传》中，高阳又着力在这方面刻画慈禧。
起初，她打算修复圆明园，工费用了一两百万，加上拆除的旧木料折价，总计用到三百万左右，结果因言官反对半途而废。圆明园未修成功，慈禧后来又修清漪园（后名颐和园）。她对太监李莲英说：“有几百万银子，花在清漪园上头，一定有个看头儿。”李莲英顺势拍马屁：“当年乾隆爷替老太后上寿，修了大报恩延寿寺，盖了清漪园，如今万岁寿不也该大报恩吗？”一句话提醒了慈禧太后，她的修园意向越发坚定。“倘或有言官不知趣，像当年谏阻圆明园工程那样，就由皇帝下一道上谕，引用高宗为孝圣宪皇后建寺修园祝禧的祖宗成法，狠狠地训斥一番，看谁还敢多嘴？”但是情况不同了。乾隆帝建清漪园时，国力强大，财库充裕，而慈禧修颐和园时却是国力衰弱，经费亏绌，怎么办？慈禧便借光绪大婚为名，挪用原是办海军的款项修建颐和园。这样就削弱了海军，减少了海军的装备，以致在甲午海战中，中国的海军因火力、装备、速度均不如日本而大败亏输。
慈禧讲究衣着，为此她竟不顾清王朝祖宗规定的成法，派小太监安德海出京去江南制办龙袍。安德海一路招摇，船上高挂龙凤旗帜，还让女戏子在船上奏乐，被山东巡抚丁宝桢缉获，密报同治帝。同治帝瞒着慈禧，下令“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慈禧此举送了安德海一条小命。但慈禧并不认错，却说“小安子该死！”“‘自作孽，不可活’，我心里一点儿没有什么！”其后，慈禧每逢五十、六十、七十大寿，都要大张旗鼓地搞祝寿活动，叫戏班子进宫演出；让朝廷官吏、封疆大员给她送大大的厚礼，这是公开的贪污、受贿。上行下效，卖官鬻爵成风，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随着个人享受的追求，慈禧的私生活也糜烂起来，以致因小产血崩，得了大病。名医薛福辰“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但慈禧又忌讳“崩漏”字样，薛福辰与另一位名医商量后，把慈禧的病定名为“骨蒸”。虽然把慈禧的丑闻一时掩盖了下去，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慈禧的秽声也就远播了。
（六）
然而，高阳并不认为慈禧晚年乏善可陈。他叙写慈禧在庚子事变后也曾企图改革，但终因她贪恋权力，丧失民心，而清王朝的统治机构和官僚集团已从上而下地腐朽，慈禧的改革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高阳慈禧观的又一独到之处。
八国联军的枪炮声，终于使慈禧惊醒过来：不改革是不行了。她支持袁世凯练新兵：“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举国普设新式学堂”；户部“筹设银行，官商合办”；等等。甚至对废除科举一事，慈禧也表态：“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从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像崇绮，心地仍旧不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她主张缓一缓。但是，在慈禧生前她还是将科举废除了。（按：清王朝于1906年在慈禧的旨意下发布上谕：“从丙午（1906）科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这一改革举措，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至少从唐代以来，封建王朝都以科举来吸收、使用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统治集团。废科举，也就是堵塞了封建知识分子的上进之路，等于敲碎了他们原可端在手里的金饭碗，势必引起许多守旧的知识分子的反对。但是，慈禧识大势之所趋，还是以办学校代替了科举。没有相当的改革决心，慈禧是不可能作出这一决定的。
不过，慈禧的改革是有限度的，封建政制不能变，她的权力不能削弱。当总督们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时，以光绪的名义（实为慈禧的旨意）发下来的上谕却只字不提宪政：“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这是说，部分的改革是可以的，但像“实行立宪政体”那样的关系到政制、体制的改革，必将削弱慈禧的权力，那是万万不行的。
及至五大臣考察外国宪政回来，慈禧懂得再不讲立宪即使在朝廷官员和疆臣大吏中也难以通过了，于是在“钦奉懿旨”的上谕中，一方面说，“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把“大权统于朝廷”即统于慈禧，实际上否定了宪政。所以，仅仅改官制的结果，用张一麟的说法是：“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后来“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中华帝国宪政会，“要求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更触犯了慈禧的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命令议处，再次暴露了慈禧的独裁真面目。
当要求立宪已经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股潮流时，慈禧便作表面文章，“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其中规定“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这哪里是立宪，而是更加集中了君主也就是慈禧的大权。因此，当这一上谕公布后，慈禧的“兴致显得特别好”。然而，国事的发展完全不以慈禧的主观意旨为转移，就在这一上谕公布后的第七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慈禧的改革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从上可见，高阳的慈禧观是独特的、新颖的。正因此，《慈禧全传》写成了晚清的现实主义的历史，而慈禧这一形象也将成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的艺术典型而长留后世！
注：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慈禧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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