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整合後的歷史唯物主義重建——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爭論之實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论文,分解论文,馬克思主義爭論论文,馬克思主義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學術界出現了一種新氣象，就是加大了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出版的專著和譯著多達160餘種。其聲勢之大，已非一般學術研究可比。中國大陸學術界之所以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具有如此大的興趣，根本原因在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性或批判“正統”，並且獨樹一幟。在中國大陸的學術語境中，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指西方所有自稱或自發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和思想(例如，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非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第四國際、廣大的社會民主黨和歐洲共產主義思想家)，而是專指受到“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批判或者曾經批判過“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儘管學術界在以後的研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成員被逐步擴大並且顯得龐雜，但研究的主旨依然在於，是否提出了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思想？因此，梳理並且弄清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西方馬克思主義起源於對西方社會的關注；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前後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在西方的崛起，以及戰後被稱爲“晚期資本主義”的西方社會的普遍異化，導致西方馬克思主義尋求自己獨立的哲學見解。由於這些見解超越並且批判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因而理所當然地受到“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長期排斥和批判。 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指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大致分爲三個階段：在列寧主義興起以前，主要是指恩格斯(F.v.Engels，1820-1895)晚年以後以伯恩施坦(E.Bernstein，1850-1932)、考茨基(K.J.Kautsky，1854-1938)爲代表的主張議會道路的第二國際①；在列寧主義興起以後，主要是指把武裝鬥爭作爲單一策略的第三國際②；在斯大林主義興起之後，主要是指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1879-1953)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史簡明教程》(簡稱“《聯共(布)黨史》”)中撰寫的第四章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③作爲框架的哲學體系。這三個階段、三個“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策略雖然不同或者相左，但分析社會的框架卻基本相同，其內核都是《聯共(布)黨史》第四章第二節的理論，即追求貫穿於自然、人類社會、人類思維中的普遍規律。這個普遍規律由於貫穿於三大領域，因而基本的內核實際上就是指自然規律。斯大林“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就是把歷史規律歸結爲自然規律，把歷史唯物主義看作是辯證唯物主義在人類歷史中的應用，忽視了人類歷史的特殊性和人的能動性。在歷史觀上，由於把物質生產看作人類歷史的唯一基礎，忽視了對人類社會的總體性研究，忽視了對人、人群共同體、人的生活世界的基礎性研究，忽視了對社會有機體其他各種生產的研究，包括人的自身再生產、人的社會關係再生產、人與自然關係再生產以及人的精神生產的完整研究，並且把歷史看作是五種生產方式直綫演進的過程，因而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斯大林的哲學框架早在伯恩施坦那裏就已成雛形。伯恩施坦認爲，歷史唯物主羲本質上是“獨斷主義”和“宿命論”的。它本質上不是歸結爲人的運動，而是歸結爲物質的運動：“關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正確性的問題，就是關於歷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問题。做一個唯物主義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現象歸因於物質的必然運動。根據唯物主義理論，物質的運動是作爲機械過程而以必然性實現的。”正是物質運動的機械性和必然性，決定了歷史過程的機械性和必然性，社會運動纔本質上表現爲自然運動。“把唯物主義轉用於解釋歷史，就意味着從根本上主張一切歷史的過程和發展的必然性。”④“決定思想和意志趨向的形態的是物質的運動，思想和意志趨向以及人類世界的一切現象因而也是物質上必然的。”⑤因而，人的主觀因素對於歷史而言是不重要的，“人的意識和意願表現爲非常從屬於物質運動的因素”，必須“把人僅僅看成歷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幾乎是違反着自己的意志而執行歷史力量的任務”。⑥歷史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先定的，我們“必須相信，不管從隨便什麼時刻起，此後的一切現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質的總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關係預先決定的”。⑦伯恩施坦還認爲，歷史唯物主義這種“獨斷主義”和“宿命論”的特徵在馬克思(K.H.Marx，1818-1883)、恩格斯早年思想中特別明顯。⑧正是伯恩施坦這種“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決定論導致了第二國際普遍的“經濟決定論”觀點，包括拉法格(P.Lafargue，1842-1911)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適當地把歷史唯物主義命名為“經濟決定論”，還有德國政論家保爾·巴爾特(E.E.P.Barth，1858-1922)。伯恩施坦說：“我決不想對巴爾特所用的‘經濟史觀’這一名稱感到憤怒，而是不管怎樣要把它看成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最恰當的名稱。”⑩伯恩施坦正是站在“經濟決定論”的立場反對第三國際武裝鬥爭的道路，並爲西方國家和平長進入社會主義提供理論根據。因爲，當時東方國家經濟落後，遠沒形成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而西方國家正經歷資本主義的繁榮時期，不是武裝鬥爭而是議會鬥爭，纔是最有利於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 第三國際“正統”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堅持東方落後國家武裝鬥爭發展道路的過程中，同樣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即不顧西方社會的實際，將一切主張議會鬥爭、弱化武裝鬥爭的政黨和派別統統斥之爲“背叛革命”的修正主義。由於武裝鬥爭在俄國的勝利，因而掩蓋了思想路綫上的教條主義，直至斯大林體系的形成。 斯大林“正統”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越來越僵化和獨斷的直接原因，是想通過社會形態五階段(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直綫演進理論，爲以計劃經濟爲基礎的社會主義開闢道路。但是，他對社會生活作了過於簡單化的理解，忽視貨幣、交換、市場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一概反對市場經濟。他的哲學立場同樣是市民社會，而不是人類社會。這是導致蘇聯模式最後解體的根本原因。馬克思早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條中已指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這裏的“市民社會”，是指“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經濟領域或經濟社會；這裏的“人類社會”，是指包括一切人類活動的完整社會，包括每一個人——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世界。如果從社會生活的完整性角度說，那不僅指物質生產，而且包括人的自身再生產，人的社會關係再生產，人與自然關係再生產和人的精神生產。在斯大林的哲學體系中，他是不談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他認爲，地理環境不重要，人口也不重要，衹有生產方式構成社會的基礎，而這種生產方式僅僅指物質生產方式。這樣一來，構成人類一切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基礎的生活世界就從“正統”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消失了。由於他過分強調經濟對政治的決定作用，導致了政治與經濟關係的硬化，國家的根本目的衹是爲了經濟，國家從社會產生並必須爲公衆服務的社會功能也就從“正統”馬克思主義觀念中消失了。其結果是，雖然經濟發展了，並且國家的權力得到了增強，但最終卻導致了民衆與經濟發展的對立，導致了民衆舆國家權力的對立，民衆在經濟和國家權力的增強中沒有感受到自身的幸福。蘇聯七十餘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始終沒有解決好民生問題，尤其是基本的日常需求問題，民衆對集權政治的冷淡，不能不說是蘇聯最終解體的一個內在原因。而斯大林哲學的“市民社會”立場雖然是唯物主義的，但是卻遠離了馬克思的“人類社會”立場。 正是對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尤其是斯大林強制推行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不滿，導致西方馬克思主義獨立解釋馬克思思想的探索，其間雖然充滿着荒謬和錯誤，但它立足於西方社會現實，直面西方社會問題，關注西方社會命運的頑強探索，依然爲人們創建當代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開啟了智慧之門。 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研究問題的範圍很廣，但重心均聚焦於“歷史唯物主義”——對人類歷史的哲學思考。他們一個明確的哲學立場就是反對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包括斯大林“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內的抽象的“自然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反對自然辯證法，主張歷史過程的能動性、主體性、總體性和辯證性。正像盧卡奇(C.Lukacs，1885-1971)所說，歷史是以人的實踐爲基礎的過程，“僅僅‘用唯物主義’把黑格爾哲學以及全部唯心主義‘顛倒過來’還是遠遠不夠的”。(11)阿爾弗雷德·施密特(A.Sehmidt)也認爲，“不是所謂物質這種抽象體，而是社會實踐的具體性，纔是唯物主義理論的真正對象和出發點”。(12)恩斯特·布洛赫(E.Bloch，1885-1977)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舊唯物主義的反人道性質：“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主義’的虛假性，正是在於它裏面沒有運動的、變化的和人道主義的因素。”(13)施密特還指出，“自然歷史過程和社會歷史過程之間的種種差異不容忽視。……不容許……把自然規律簡單地搬到社會關係中去”(14)；而作爲第二國際主要思想家的考茨基把人類歷史和人類以前的歷史之統一加以絕對化，其研究方法本質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歷史研究法”。(15)葛蘭西(A.Gramsci，1891-1937)也批評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布哈林(Н.И.Бухлрин，1888-1938)《歷史唯物主義通俗手冊》的舊唯物主義立場：“《通俗手冊》把實踐哲學同庸俗唯物主義、同它的必然是永恆的和絕對的‘物質’形而上學混淆在一起。”(16)普列漢諾夫(Г.В.П леханов，1856-1918)被認爲是俄國“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但葛蘭西認爲普列漢諾夫本質上也是舊唯物主義立場，“所謂的正統趨向，以普列漢諾夫爲代表(參見他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事實上，普列漢諾夫和他所蛻的相反，滑到庸俗唯物主義去了。……普列漢諾夫以典型的實證主義方法提出問題，並證明了他在思辨和歷史方面能力的貧乏”；(17)“他們認爲自己是正統的，因爲他們把這種哲學基本上和傳统唯物主義等同起來了”(18)；他們不瞭解，“從必然到自由的過渡是通過人類社會，而不是通過自然而發生的”。(19)因此，他們所強調的辯證法，本質上是自然辯證法，而不是歷史辯證法。正像盧卡奇所說：“歷史本質上是辯證的”(20)；“認識到這種方法被限定在歷史的和社會的範圍內，這是特別重要的”(21)；“辯證法不是被帶到歷史中去的，而是要依靠歷史來揭示的(黑格爾就常常這樣做)。辯證法來自歷史本身，是在歷史的這個特定發展階段的必然的表現形式，並被人們認識”(22)；“人本身作爲歷史辯證法的客觀基礎，作爲辯證法的基礎的同一的主髓—客體，是以決定性的方式參與辯證過程的”(23)。布洛赫也認爲，“辯證法本身，在人類所創造的世界中就是主體—客體的關係，此外無它”(24)。薩特(J-P.Sartre，1905-1980)也強調，“任何一種辯證法都應該建立在個人的實踐的基礎上”；“如果我們不想使辯證法再變成神學的規律，形而上學的天意，柏拉圖的思想，那就應該使它起源於個體，而不是使它起源於某種超個體的綜合體”(25)；“伯恩施坦……反對辯證方法的聲音叫得最響最尖銳”，因爲“要建立一種徹底的機會主義理論，一種沒有革命的‘進化’理論，沒有鬥爭的‘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就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中去掉辯證法”。(26)由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堅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因而他們思考的重心集中於歷史唯物主義，集中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 “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指向，這裏的“重建”，主要是針對“正統”馬克思主義而言的，當然也不排除他們對馬克思或恩格斯個別論點或主要論點的批評。哈貝馬斯(J.Habermas)是明確提出“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口號的學者。他所謂的“重建”，主要是針對斯大林的歷史唯物主義模式。正如哈貝馬斯在《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所說：“1938年，斯大林把歷史唯物主義法典化，後果嚴重。自那時以來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始終受着這種理論框架的禁錮。現在，斯大林確認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需要重建。”(27)“重建”也意味着需要用新的框架解釋歷史唯物主義：“重建意味着把一個理論分解開，然後在某種新形式中，再將其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充分地實現它爲自己確立的目標。”(28)其他學者雖然沒有像哈貝馬斯那樣明確提出“重建”口號，但從第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開始，他們就開始了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新探索，問題涉及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方面面，內在的目標也聚焦於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這些新思考包括：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公共領域理論，生活世界理論，交往理論，科學技術理論，總體性理論，辯證法理論，現代性理論，異化理論，感性人理論，工具理性理論，文化工業理論，商談民主理論，晚期資本主義理論，帝國理論，生態理論，等等。儘管隨處都能看到他們理論的主觀性和不成熟性，但面向西方社會的頑強探索，依然不失爲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 從思想演進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最初起源於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對20世紀初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理論反思。這個反思的第一個成果，就是必須實事求是地研究西方社會，反對照搬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自然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於是有了盧卡奇、柯爾施(K.Korsch，1886-1961)、葛蘭西的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總體性理論和辯證法理論。因爲，如果按照“自然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西方國家具有比東方國家更高的生產力，革命更容易成功，然而革命卻在東方勝利而在西方失敗。其根源在哪裏呢？在第二國際的理論家看來，“十月革命”的勝利不過是俄國革命的“早產兒”，因爲俄國並不具有西方發達的生產力，因而是沒有生命力的偶然性鬧劇。正是對這些關乎人類命運的現實問題思考，導致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反思。 葛蘭西首先亮出了“實踐哲學”的旗幟，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定位於以實踐爲基礎的歷史過程，而非自然主義的庸俗唯物主義立場；歷史的基礎或決定性力量不是“物”，而是以實踐爲基礎的能動的“人”——人的存在、人的生活和人的實踐。這樣，就從哲學的高度提出了歷史過程的主體性問題。在哲學性質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幾乎一致地反對“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以自然爲本體的舊唯物主義世界觀。他們認爲，歷史是人創造的，如果把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歸結爲人之外的自然，其實質就是用舊唯物主義代替歷史唯物主義。正像施密特所說：“不是所謂物質這種抽象體，而是社會實踐的具體性，纔是唯物主義理論的真正對象和出發點。”(29)“不容許……把自然規律簡單地搬到社會關係中去。”(30)歷史唯物主義承認自然規律，但是不停留於自然規律，“考茨基把人類歷史和人類以前的歷史之統一加以絕對化”(31)，因而在根基上滑向了舊唯物主義。針對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庸俗唯物主義，盧卡奇進一步批判了唯心主義的“應用說”，認爲“這種錯誤觀點近幾十年來，尤其在共產黨人中廣泛流行。由於這種‘應用’，產生了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斯大林爲人熟知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中論述這個問題時，就採取了這種態度”。(32)斯大林在這一問題上的錯誤，就是離開了人的實踐和人的生活。 由於以實踐爲基礎，因此，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來，歷史唯物主義“意味着人、現實的和完整的人、‘現實地生活着的人’是歷史的主題，也是歷史規律這一觀念的主題”(33)。歷史本質上不再是與人無關的自然過程，而是以人的實踐爲基礎的歷史過程，因此，辯證法不屬於自然，而屬於歷史，“歷史本質上是辯證的”。(34)盧卡奇認爲：“人本身作爲歷史辯證法的客觀基礎，作爲辯證法的基礎的同一的主體—客體，是以決定性的方式參與辯證過程的”(35)；“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首先是歷史的和辯證的唯物主義”，而不是抽象的與人無關的舊唯物主義。“它是一種把社會發展作爲活的整體來理解和把握的理論。”(36) 循着人的主體性，葛蘭西提出了具有深遠理論影響的意識形態理論。因爲，按照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意識不過是“物質”的被動反映，而西方社會的現實卻告訴人們，意識不僅不是被動反映，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參與現實並駕馭現實；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失敗，其根本原因就是資產階級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正是循着這一思路，葛蘭西、盧卡奇提出了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阿爾都塞(L.P.Althusser，1918-1990)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問題，霍克海默(M.M.Horkheimer，1895-1973)、阿多諾(T.W.Adorno，1903-1969)提出了文化工業問題，鮑德里亞(J.Baudrillard，1929-2007)提出了符號消费社會問題，哈貝馬斯提出了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功能等問題。西方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在資本；忽視資本分析，專注於文化、意識形態路向幾乎構成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現代社會的主流。 針對物質本體論的社會歷史分析方法，盧卡奇提出了總體性思維方法：“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分歧並不在於從歷史來解釋經濟動機的首要作用，而在於總體性的觀點。總體性範疇，總體之於部分的完全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裏汲取的方法論的精華，並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門嶄新學科的基礎。”(37)馬克思在《關於费爾巴哈的提綱》第十條指出的“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市民社會就是經濟社會，人類社會則包括人類生活的全體。因此，如果立足於“市民社會”，在本質上就是對“人類社會”總體的遺忘，這是根本哲學立場的對立。“無產階級所唯一具有的優勢在於它能夠從根本點上把社會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38)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無產階級看到了比經濟更高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和寶貴之處，在於它曾是整體性闡述歷史過程的最激進的嘗試。”(39)施密特強調了經濟對人的從屬性：“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和無產者同樣不是形而上學的解釋原理，經濟應從它支配一切的地位回到爲人服務的從屬地位去。馬克思理論中的‘唯物主義的東西’，不是宣告經濟具有這種優越地位。”(40)“經濟的人應該被超越，以便顯示總體人的自由。”(41)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把社會發展作爲活的整體來理解和把握的理論”(42)，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中重建馬克思主義”(43)。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起源，緣於對資本主義異化和法西斯集權恐怖的理論反思。這一反思，隨着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表而匯成人本主義洪流。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諾、賴希(W.Reich，1897-1957)、馬爾庫塞(H.Marcuse，1898-1979)、弗羅姆(E.Fromm，1900-1980)、列斐伏爾(H.Lefebvre，1901-1991)、薩特的異化理論、人學理論、愛欲理論、大衆心理理論、日常生活理論、否定性理論、社會批判理論是這一反思的最主要成果，阿爾都塞、沃爾佩(G.D.Volpe，1895-1968)的科學主義傾向可以看作是對同一個問題的回答。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檢驗理論徹底性的試金石。面對法西斯的滅絕人性，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反應就是對“人”的肯定，強調人的存在和人的生命的至高無上性，而這一點恰恰是斯大林“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薄弱環節。正是後者對“人”的排斥，“把人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中排除出去，纔使存在主義思想在認識的歷史整體化之外復興起來”；“馬克思主義如不把作爲自己基礎的人重新纳入自己之中，就將變爲一種非人類的人本學”；“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作爲歷史的和結構的人類學，就是研究人本身，因爲人類的生存和對人類的理解是不可分離的”；“這樣，對生存的理解就表現爲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人的基礎”。(44)弗羅姆也認爲，“人”是馬克思關注的核心，“他的目的就是要讓人從物質利益的支配下解放出來，讓人從他自己的安排和行爲所造成的束縛自身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如果人們不理解馬克思這一關注點，那就無法理解馬克思的理論”。(45)正是對滅絕人性的“新的野蠻狀態”的反思，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面世後，全世界掀起了一場人學高潮，人們轉而批判法西斯戰爭，批判人的全面異化。在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的批判性恢復中，西方馬克思主義起了功不可沒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另一個理論焦點，是對“國家”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認識。列斐伏爾認爲，“國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最高點，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最核心的內容”(46)。在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理論家看來，國家衹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他們完全忽視了國家與社會、人民的關係。一個政權，當它與資本完全結合在一起並互相勾結時，它本質上就是獨裁主義國家。“國家資本主義乃是當代的獨裁主義國家。”(47)法西斯主義的實質是“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殘酷地壓迫人民”；“不管它如何喬裝打扮，它的既定目的就是使個人屈從於外在的目標，並且削弱真正的個性發展”(48)；“‘極灌主義’不僅是社會的一種恐怖的政治協作，而且也是一種非恐怖的經濟技術協作”。(49)因此，任何政權，不管它如何稱呼自己是社會主義，如果最終的結果是人民的無權，那麼本質上依然是獨裁主義國家。“一切形式的獨裁主義國家都是壓抑性的。”(50)“整體的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制或國家社會主義乃是獨裁主義國家最一般的表現形式。”(51)由此，他們也開展了對蘇聯國家制度的批評。馬爾庫塞認爲，“斯大林主義的高度恐怖和希特勒統治鞏固相符合”(52)，“斯大林就是黨和國家……黨和國家是斯大林”(53)；“如果在國家中佔優勢的是官僚主義的集中制，那麼這就表明領導集團達到飽和以後成了狹隘的小集團，他們努力的是永久保持自己的利己主義的特權”。(54)斯大林的做法，“代表了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歪曲。不管它是多麼無意識地產生出來的，這種歪曲應歸因於人民群衆結構上的束手無策”。(55)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自治，社會主義的進步是“是靠那些曾作爲自主的並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組織逐漸被廢除的程度，靠群衆，絕大多數人參與管理，即‘社會自治’的程度來衡量的”。(55)國家理論的提出，表現爲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重心從文化、意識形態向政治國家的轉向。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起源，緣於對晚期資本主義(56)和蘇聯式社會主義最新變化的理論反思。哈貝馬斯、尼科斯·普蘭查斯(N.Poulantzas)、鮑德里亞、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Jameson)的晚期資本主義理論、公共領域理論、生活世界理論、交往理論、科學技術理論、階級理論、文化邏輯理論，可以看作是這一反思的重要成果。如果進一步延伸，也應該包括麥克爾·哈特(M.Hardt)、安東尼奧·奈格里(A.Negri)、大衛·哈維(D.Harvey)、埃倫·梅克辛斯·伍德(E.M.Wood)的“帝國”理論和“新帝國主義”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西斯主義雖然遭到全世界的反對，但是資本與國家的勾結和聯盟卻愈演愈烈。正如哈貝馬斯所說：“國家舆市民社會的利益漸趨吻合。”(58)“隨着經濟的增長，國家與經濟不可避免地日益混合在一起。”(59)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資本與國家的勾結主要表現爲民族國家內的勾結，並且發達國家間因瓜分不均而互相發動戰爭的話，那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與國家的勾結則主要表現爲資本與國家的跨國聯盟。在美國的倡導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再表現爲互相之間的競爭和戰爭，而是由競爭走向壟斷，通過制定新的遊戲規則(例如，建立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現幾個最發達國家對全世界落後國家的掠奪，其結果是資本的全球發展和人民的普遍異化。 哈貝馬斯把新時期的資本主義稱爲“晚期資本主義”，認爲“晚期資本主義”的最根本危機是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也就是說，資本與權力的勾結，導致人民群衆邊緣化，生活世界殖民化，從而把“系統”(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合一)與人民群衆的對立公之與世人面前。哈貝馬斯試圖在不觸動資本的前提下，通過“和平與平等的交往”解決這一矛盾，最後走向主觀空想，但哈貝馬斯提出的危機理論、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交往理論、公共領域理論卻再一次激活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豐富和深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領域，爲堅持和發展當代的歷史唯物主義做出了雖有錯誤但值得深思的理論貢獻。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往往衹從生產的角度而不是從生活的角度理解社會，因而在它的展開中，“社會”往往被理解成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統一，國家的功能也被局限在經濟領域。這樣理解的社會，在本質上是馬克思批判的“市民社會”而不是“人類社會”。“生活世界”理論的提出，實際上提出了長期被人們忽視的社會生活的最基礎領域。它構成經濟與政治的前提和最終目的。衹有生活領域，纔是評判政治與經濟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國家的合理性領域在經濟，但國家的合法性領域在生活世界；衹有人民的擁護，纔是國家合法性的根源。這裏實際上也提出了國家的更高功能，即國家不僅要爲經濟的發展服務，更重要的是要爲人民的幸福服務。衹有後一條，纔是評判國家的最高標準。因而，真正的國家必然是民主國家。它需要平等的和平交往，以形成人民的共識。因而，是否自覺地發展公共領域，成爲評判是否是民主國家的根本標準。 在政治國家與生活世界之間，有一個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領域。這一領域表現爲兩種力量的博弈：一方面是國家通過虛假意識形態對公衆的壓抑和駕馭；另一方面則是公衆通過民間組織和網絡表達公衆的利益和訴求。由於這一領域集中反映了西方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因而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特別關注。哈貝馬斯提出的科學技術是意識形態的觀點，鮑德里亞通過擬真、擬像、符號身份等理論全方位揭示西方社會借助意識形態誤導消費並全面駕馭公衆心靈的深刻透視，可以看作是對第一方面即國家通過虛假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全面駕馭公衆意識的批判。而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理論，則是對第二方面的領悟和深化。因爲，正是這第二方面，長期受到“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忽視。由於獨裁主義國家本質上一定是壓抑公共領域的，因而加強公共領域建設實際上是提出了民主國家的建設道路問題，即不能停留於兩黨競爭的議會制，而必須要有公衆表達意見和共識的平台。這個平臺，就是公共領域。由於民間組織是公共領域協商共識的主體，因而民間組織內部的平等協商構成一切公共民主的基礎。公共領域不僅成爲政治民主的平臺，而且作爲社會結構的一個獨立層次成爲歷史唯物主義新的理論生長點。 “晚期資本主義”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帝國”理論。傳統的哲學教科書很少討論國舆國之間的關係以及資本的國際走向，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不再通過戰爭，而是通過國家聯盟轉向對第三世界的掠奪。由此產生了兩個最主要的後果：一是跨國公司迅速發展並且成爲最有競爭力的經濟實體；二是資本能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自由進出並且財富急劇地向最富有階層集中，一種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駕馭的國際金融資本由此形成。對於這種新的政治經濟環境，哈特舆奈格里把它稱爲“帝國”，並且斷言，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正在消亡；而哈維在《新帝國主義》一書中則認爲，這是馬克思資本積纍理論在當代的最新發展，國家不僅沒有消亡，而且在“剝奪性積景中扮演主要角色”。(60)伍德在《資本的帝國》一書中也認爲，“國家之於資本，特別是之於全球化形式的資本更爲至關重要”(61)。由於資本的跨國界發展和流動並成爲一種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駕馭的力量，因此，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要求歷史唯物主義展開它的世界歷史眼光，研究資本，研究國與國的世界聯合，研究資本與全人類的關係。 綜上所述，西方馬克思主義起源於對第二國際、第三國際“正统”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超越；然而，在它的發展進程中，卻成爲一種借助於馬克思而批判現代社會的思潮。由於它思考現實，因而它的視角並不局限於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範疇，而是更加寬廣。當然，西方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流派，其內部也經常觀點相左，甚至互相批評；有些學者不僅對列寧、斯大林提出尖銳的批評，而且不適當地批評馬克思的許多觀點，表現出理論的輕浮和狂躁。雖然各自都有某種理論創見，但他們都回避和忽視了對資本的批判，因而在最核心問題上都沒有達到馬克思的理論深度。由於他們回避了對資本的批判，因而他們的批判充其量衹具有改良的性質。然而，相對於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理論而言，他們又在廣度和深度上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理論，爲人們理解現代社會打開了新的視界。這些理論包括：馬克思哲學的立場、性質和方法，作爲社會基礎的人的學說和生活世界理論、意識形態和公共領域理論、國家理論、市民社會理論、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合法性理論、全球化和帝國理論、生態危機理論。也就是說，他們不再從“市民社會”(經濟社會)的立場理解現代社會，而是從“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的立場理解現代社會，使歷史唯物主義從廣度和深度上得到拓展。雖然他們的研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並且從總體而言屬於學院式的研究，但他們直面西方社會現實的頑強探索，依然對歷史唯物主義在“正統”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重建起了不可替代的拓展作用。他們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爭論聚焦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蓬勃發展，同時也折射出“正統”馬克思主義在一定時空內的局限。 註釋： ①第二國際(1889-1916)即“社會主義國際”，是一個工人運動的世界組織。1889年月14日在巴黎召開了第一次大會，通過《勞工法案》及《五一節案》，決定以同盟罷工作爲工人鬥爭的武器。當今世界最大的政黨組織“社會黨國際”實際上爲其延續，在1951年成立，成員均爲原第二國際成員。 ②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是一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組織。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成立，1943年5月25日解散。 ③《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史簡明教程》，是由蘇聯共產黨(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编著、審定、發佈的聯共(布)黨史正式課本，於1938年出版。全書有“導言”、正文十二章和“結束語”，標誌着“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正式確立。 ④⑤⑥⑦⑧⑩《伯恩施坦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41、142、141、143、148、150頁。 ⑨拉法格，法國工人党和第二國際的主要創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義》(1885)、《宗教和資本》(1887)、《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1895)、《財產及其起源》(1895)。 (11)[匈]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若干最重要的綜合問题》(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白錫堃、張西平、李秋零譯，下卷，第127頁。 (12)[德]阿爾弗雷德·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第3頁。 (13)[德]恩斯特·布洛赫：《主體—客體：對黑格爾的解释》(柏林：韋爾萊出版公司，1951)，第99頁。 (14)(15)[德]阿爾弗雷德·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下冊，第374、375頁。 (16)[意]葛蘭西：“實踐哲學研究中的某些問题”，《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下冊，第113頁。 (17)(18)(19)[意]葛蘭西：“實踐哲學研究中的某些問題”，《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下冊，第98、100、113頁。 (20)(21)[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徐崇溫譯，第100、6頁。 (22)(23)[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馆，2004)，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第268、284頁。 (24)[德]恩斯特·布洛赫：《主體—客體：對黑格爾的解釋》，第469頁。 (25)[法]薩特：《辯證理性批判》(巴黎：1960)，第1655頁。如果這裏的超個體的綜合體是指社會，那麼薩特在這裏是錯誤的，他把個體與社會絕對對立起來，而個體是無法離開社會而孤立存在的。 (26)[法]薩特：“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下冊，第8頁。 (27)[德]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下卷，第332頁。 (28)[德]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張博樹譯，第98-99頁。 (29)(30)(31)[德]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下冊，第31、374、375頁。 (32)[匈]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髓論引述》(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白錫堃、張西平、李秋零譯，上卷，第318頁。 (33)[德]弗羅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第31頁。 (34)[匈]盧卡奇：《歷史舆階級意識》，徐崇溫譯，第199頁。 (35)[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第284頁。 (36)[德]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王南湜、榮新海譯，第22-23頁。 (37)(38)[匈]向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徐崇溫譯，第30，78頁。 (39)[法]薩特：“辯證理性批判”，《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羲哲學·西方學者卷》，下冊，第405頁。 (40)[德]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下冊，第370頁。 (41)[法]列斐伏爾：“人類的產生”，《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下冊，第442頁。 (42)[德]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22-23頁。 (43)[匈]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述》，上卷，第658頁。 (44)[法]讓-保羅·薩特：《辯證理性批判》(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林驤華、徐和瑾、陳偉豐譯，上卷，第133、138、141、139頁。 (45)[德]弗羅姆：“馬克思關於人的研究”，《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第39頁。 (46)Henri Lefebvre,The Sociology of Marx (New York:Random House,1969),26. (47)[德]霍克海默：“獨裁主義國家”，《法蘭克福學派重要論文選》(紐約：蘭登書屋出版集團，1978)，第96頁。 (48)[德]埃里希·弗羅姆：《逃避自由》(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陳學明譯，第354頁。 (49)[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劉繼譯，第5頁。 (50)(51)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外國哲學研究室編：《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馆，1998)，上卷，第98、9頁。 (52)[美]赫伯特·馬爾庫塞：“蘇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上卷，第480頁。 (53)[法]讓-保羅·薩特：《辯證理性批判》，下卷，第846頁。 (54)[意]葛蘭西：《獄中箚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葆煦譯，第190頁。 (55)(56)[美]威爾海姆·赖希：《法西斯群衆心理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張峰譯，第205、221頁。 (57)“晚期資本主義”是西方學者對最近階段資本主義的定性。他們認爲，“自由資本主義”是第一階段，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是第二階段，目前以高科技和金融資本爲特徽的的資本主義是第三階段。曼德爾(E.Mandel，1923-1995)的著作《晚期資本主義》就是專門論述這一觀點的，哈貝馬斯也贊成這一提法。 (58)[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第171頁。 (59)[德]哈貝馬斯：“我和法蘭克福學派”，《哲學譯叢》1(1984)：75。 (60)[美]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初立忠、沈曉雷譯，第127頁。 (61)[加拿大]埃倫·M.伍德：《資本的帝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王恒傑、宋興無譯，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