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志怪和司马迁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司马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文学作品，总要或深或浅地打上作家的思想印记，一个作家的思想总要对他的作品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名垂千古的文学与史学巨著《史记》，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件瑰宝，同时也留给后人不少思索：表现在《史记》里的思想是什么？司马迁的思想对《史记》产生了哪些影响？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正确理解《史记》的文学价值，有助于科学评价司马迁的历史地位。本文拟从《史记》的神怪描写上，探索一下司马迁的思想及其对《史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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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长扬先生在《论司马迁历史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一文中指出，《史记》“显示在著作结构中的联系，是人、事间的联系，没有鬼神的影子”①。并说，司马迁“否定天人之间的联系”。在《论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赖先生认为，“对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司马迁也基本上反对由天决定的”，“司马迁基本上是否定的，也完全没有‘天人相与’的意味”②。果真如此吗？
笔者曾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史记》中有关天命神怪的具体记载有270处之多。这些记载几乎囊括了神怪迷信的一切领域。下面从五个方面略加介绍。
（一）有关自然异常的记载。
《孝景本纪》载：“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庭中。……长星出西方。天火焚洛阳东宫大殿城室。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卯、济南王辟光、甾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向。”荧惑、岁星逆行、慧星出现，接着就发生了吴楚之乱。这是否是一种记事的巧合呢？试想，从荧惑逆行到吴王叛乱，其间，天下不知发生了多少事，而司马迁都略而不记，偏偏把自然现象和社会政事编排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有意安排：要从二者的关系中寻找天象异常的原因。
《张耳陈余列传》载，甘公劝张耳跟从刘邦，因为刘邦进了函谷关，五星聚于东井，这是得天下的征兆。东井是秦的分野，关西正是秦地。地上的刘邦进了咸阳，天上的五星聚于东井。天上的五星聚于东井，刘邦就所向披靡，最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张耳也因为听了甘公的劝告，不仅避免了一场厄运，而且福临泰至，南面称王。
赵国灭亡前，代地发生了大地震，建筑倒塌，地面裂开一条130步的缝隙。接着，赵军败北，秦灭赵③。
（二）有关看见鬼怪的记载。
齐襄公趁鲁桓公酒醉，派力士彭生抱桓公上车，“因拉杀鲁桓公”。后来，鲁质问齐，齐襄公杀了彭生这个替罪羊，才搪塞过去。后来，襄公到沛丘打猎，“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履。
吕后参加祓除仪式回来的路上，一个怪物靠在她的腋下，眨眼之间不见了。吕后从此得了腋伤病，过了四个月死了。
“（三十六）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报告了秦始皇，经辨认，证实这块璧是二十八年秦始皇巡行渡江时，为镇江上风浪而投下的那块玉璧。祖龙指秦始皇。过了几个月，秦始皇真的死了。
赵襄子有个随从叫原过的，一天走到王泽，遇到三个只能看见衣带以上部分的怪人。他们交给原过两节没有打通的竹子，请他转给襄子。襄子剖开竹子，里面装着一封信，信里说：“赵毋（襄子），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扣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接下去，记载了赵襄子和韩、魏、知氏的一场战斗，襄子“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危在旦夕，但是一夜之间，竟和韩魏结成联盟，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消灭了知氏，这一天正是三月丙戍。
（三）有关梦兆的记载。
穆公睡了七天，醒后对臣下说：“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令而国男女无别。’”上帝的话，后来都应验了。
赵简子睡了七天半才醒，他说他到上帝那里去了，无数的神仙陪他游玩，举办了大型舞会，乐队演奏了动人的音乐。他射死了两只狗熊，上帝很高兴，赏给他两个竹笥和一只狗，又讲了晋国的未来。此后，简子在路上遇到子晰，这个人是简子在上帝家里认识的。子晰向简子逐条解释了上帝的话。并说，上帝担心简子不解其意，又专门派子晰来解释。据《史记》记载，上帝的话，后来也变成了现实。
“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已而笑，拊手而歌。”史援占卜，说这预示赵氏将有大难。后来，赵盾的子孙几乎被屠岸贾杀光，只剩下赵武幸存下来。
此外，《史记》还记载了卜筮的灵验。
（四）有关死生有命的记载。
豫让要杀襄子为智伯报仇。第一次躲在厕所里。襄子走到厕所门口，忽然心跳起来。让人搜查，豫让被抓出来。第二次躲到桥下，襄子走到桥前，忽然马警，豫让又被抓出来。在生命攸关的时刻，都有一种力量保护襄子，使他免于大祸。
贯高要谋杀汉高祖，高祖走到柏人，忽然心动，决定在此地留宿，因而避免了一场灾难。
项羽在泗水杀了刘邦的十几万士卒，剩下的十几万人也被挤到睢水中。刘邦被重重包围情况非常危急。忽然暴风从天而降，拔树折木，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冲着稳操胜券的楚军迎面猛刮过去，于是楚军大乱，四散奔逃，刘邦得以在一片混乱之中仓惶逃命。
亚夫没有发迹时，相面先生许负说：“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不以为然，但他后来虽位居丞相，权倾朝野，最后仍逃不脱饿死的结局。
（五）有关因果报应的记载。
殷朝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辱之。为革囊，盛血，卯而射之，命曰‘射天’。”后来武乙在一次打猎时，被暴雷劈死了。
田为泄私愤，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窦婴和灌夫，结果被两个冤魂死死缠住，不久也跟着无常走了。
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个治学严谨的史官，在动笔写《史记》之前，曾对史料作过认真地筛选和辨证。他认为黄帝以前的传说不合经传，不可相信，因而删去了大量的神话故事。经过这样的甄别，写入《史记》的神怪，起码是符合作者的标准，作者起码是相信的。司马迁在写了神怪本事后，或记载其在人事上的回应，或描述其在因果上的应验，始终不忘文字上的照应交代。有时，相同的事实，分别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中。例如，《扁鹊仓公列传》和《赵世家》中，都有秦穆公、赵简子见上帝的记载，两处的行文几乎一字不差。在文风简约的古代，这位文章妙手，总不至于糊涂到把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不加批判的写来写去。由此可见，司马迁的不疑，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史记》里，司马迁也写了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但是，他常在字里行间，微言大义，或讥讽，或否定，在叙述之中表露自己的观点。《秦始皇本纪》有这样几句话：“方士徐市等人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这里，作者用一“诈”字，表明了贬斥怀疑方士的态度。在上文所举事例中，行文多为作者直接叙述，字里行间看不出对神怪有什么怀疑。
《史记》中的一些地方，司马迁还亲自出面，直接肯定天命，肯定天人感应。《魏世家》里，太史公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得阿衡之助，曷益乎？”《留侯世家》里，太史公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于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夫焉，岂可谓非天乎？”这里的“天”，显然指“上天”。“物”，据《索隐》解释，“物，谓精怪药物也。”其实，和鬼神是近义词。有没有天帝呢？《天官书》开头就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天极星即北极星。太一，据《正义》解释：“太一，天帝之别名也。”如果说，《赵世家》里的秦穆公、赵简子只是在梦中见到天帝的话，那么，《天官书》中的天帝，就明明白白地挂在人们的头顶上。天人能不能感应呢？《天官书》这样说：“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火犯守角，则有战。”“火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司马迁讲得很清楚，不论大事小事，都是上天先表现出来，而后在地上得到响应。
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在我们耳闻目睹的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理念的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正本，是原型，而现实世界则是它的摹本、影子。黑格尔认为，在自然和社会之外，存在着一种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在自然界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它是世界的基础和本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人类社会、自然界，都是它的外化和表现。司马迁说的太一，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质上是一回事。在司马迁看来，天上有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太一领导着。人世间的政局动荡，朝代更替，灾害异常，生死祸福，全是上天感应而成的，是它的外化和延伸。
由此看来，我的看法和赖长扬先生的论见大相径庭，《史记》中不是没有鬼神的影子，而是神怪描写布漫其中，司马迁对神怪不是基本否定，恰恰相反，他通过自己的不少记载和评论，表明他对神经是基本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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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记》中还有一些怀疑神怪和天命的记载。
武王伐纣前，曾问卜鬼神，卜象不吉，又刮起了风，下起了雨。武王听从姜太公的劝告，毅然出师，结果一举告捷，打败了商的军队，灭掉了商。
司马迁认为蒙恬被杀，是他轻百姓之力，阿意兴功的结果，和地脉无关。司马迁还批评项羽专事攻伐，违背盟约，崇尚暴力失去民心造成失败，不能归罪于天。《伯夷列传》中，司马迁说得更加直接了当，颜回品学兼优，却穷得连糟糠也吃不饱，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伯夷叔齐道德高尚，竟饿死首阳山上，横行不法的强盗却享尽天年，“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可见，司马迁《史记》中，一方面相信神灵，一方面又怀疑天道；一方面认为命由天定，另一方面又说能者可以富至巨万，与王者同乐。很明显，他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充满着矛盾。司马迁解释历史和自然，有时候把它放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有时候又把唯物主义作为出发点，他的思想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司马迁用唯物的态度解释天体运行。他正确地指出了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运行路线，在他主持下制订的《太初历》，基本上改正了周秦以来《颛顼历》长期积累起来的差误，避免了“朔晦月见，弥望满亏”的缺点，成为我们两千年来一直沿用的夏历的基础。然而司马迁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却承认上帝，在一系列问题上，倒向唯心主义。
我们知道，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解释孔子的学说，把天人感应系统化、理论化，因为统治者提倡，又使它法律化，成了社会的统治思想。司马迁生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又从小师事董仲舒，天人感应自然会在他心里打下深深的印记。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是人类亿万斯年历史的继承者，本民族亿万年的思想、习惯、经历凝聚在一个人的潜意识中，构成一种心理能量，他称之为“种族记忆”④。我们可以把这种种族记忆看作是现存文化、礼仪、习俗的根源。我们的祖先从远古时候起，就形成对天的崇拜，对神灵的信仰，使汉民族产生了巫觋文化，使上古习俗中充满了迷信色彩。这种习俗发展到汉代，由于天人感应学说的创立而更加兴盛。如果说教育是用灌输的方法强制司马迁接受天人感应影响的话，那么，社会习俗则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他相信鬼神。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天是人类和自然的创造者。天创造了人，就是为了体现它的意志，人违反了天的意志，天就要生出各种灾异以示谴责。人只要顺应了天意，就可以免除灾难。《史记》记载了那么多神怪灾异的事例，如果我们坚持唯物，就不能避而不谈，更不能简单地否定它。其实，《史记》中的神怪气氛正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观念的反应。人既然是上天创造出来体现自己意志的，对那些违背天意的人，如果是帝王将相，通过地震山崩等大的自然现象示警惩罚，如果是一般百姓，只有让顺从天意的人代天行事。这里也是天人合一的。好人行正道符合天意，坏人行邪道陷害好人，反过来，让好人消灭坏人，既报了仇，又体现了天意。由此可见，《史记》中流露的因果报应和天人感应是一致的。
因此，殷周以来汉民族迷信风俗的影响，汉代统治思想的影响，无孔不入的传统习惯的影响，严格的正统教育，都争相在司马迁的思想上寻找结合点，最后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牵引着司马迁，使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天命思想的强大影响。这种思想一旦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就会积淀到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一种心理定势，不知不觉地流露到他的创作中。这就是《史记》中神怪描写产生的根源。
另一方面，司马迁是位严谨的史学家，为了写一部《春秋》那样的信史，他走遍半个中国，实地考察古迹和传说。对年代久远的上古神话，司马迁持怀疑态度，加上受孔子不言乱力怪神思想影响，不仅删掉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也砍去了《左传》等史书中的神怪部分，因而使《史记》更接历史的本来面目。司马迁具有史官的真正品格，不为尊者讳，不为当权者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他就怎样写。他敢于在《武帝本纪》里秉笔直书“今上”的恶行，就是一个例证。本着这种实录精神，司马迁记载了龟策不灵一类的事情。
在我国的科学史上，天文、医学等学科很早就发达起来。到了汉代，科学有了新的发展。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司马迁学贯古今，对于当时科学的发展，他了如指掌，他运用这些知识，不断地认识自然和历史，发现问题，探索奥秘。《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唯物观点和这种情况密切相关。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命旅途的转折点。在蒙受屈辱的过程中，他原有的一些信念发生了动摇，他对儒家的教条，对汉朝的最高统治者，对社会，对人生，都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从自己的不幸联想到和他同病相怜的历史人物，自然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既然皇帝的主张人间的政治，是上天感应的结果，那么，天道也是不公的。正是在这些痛苦的折磨中，使他面对残酷的现实，用唯物的观点看待人生、社会和自然。
司马迁遇到的现实的和思想的矛盾，鞭策他去探索，然而探索的结果，常常使他陷入更深的矛盾，这就迫使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司马迁已经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支配着宇宙，人们无法改变，只有服从它，适应它。司马迁隐隐约约地觉得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又是潜在的，隐藏在物质世界后面，有时感觉到它的存在，有时又感觉不到，因而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发生心理学原理》一书中认为，人们认识事物的时候，常常是“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中，或者甚至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个新结构”。这个过程皮亚杰称为同化⑤。在司马迁的时代，科学还无力解释成千上万困惑人们的事物，新的科学的哲学体系还没有形成，这位勤奋的学者在他的探索中，从他已经形成的认识结构中搬出天命论来解释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因此，从人类认知的心理功能来考察，司马迁相信天人感应，也是合情合理的。
司马迁头脑中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矛盾，我们如何评价这种矛盾呢？
在《礼书》和《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肯定人们的正常欲望，指出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依赖和追求是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势”，是阻挡不了的，试图说明欲望对历史发展的动力作用，这是唯物的观点。但是，人们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吗？历史都是按照人们的欲望前进的吗？从欲望出发，可以沿着客观主义走向唯物论，也可以沿着主观主义走向唯心论。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人们的欲望不是件件都能实现的。司马迁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孝文本纪》载，相面先生说邓通将来是要饿死的。文帝说，邓通富不富在我。于是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私人铸钱。邓通很快成了巨万富翁。但是这个富翁最后还是落个饿死的下场。在命运面前，皇帝也无可奈何！从此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只有天命，才是决定欲望能否实现的最终原因。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司马迁对上帝，对天道从来没有否定过，他只是迷惑。在《伯夷叔齐列传》里，他说：“余甚惑焉。”他对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圣人遗训感到困惑，他埋怨天道不公，实际上暗含着对天道公人道也公的期望。
《史记》中记载了一些为人主祈求长生不死的方士，他们枉费了钱财时光，结果没有一个能找到不死之药。施丁先生认为，这是司马迁“对武帝封禅求神之事，极尽揭露嘲笑之能事”，并举例说：“先是写武帝‘求神君’，时长陵女子，会装神弄鬼，‘闻其言，不见其人’，哪里是神！”司马迁写封禅书的目的是“以一个跟从者的亲眼目睹和细心观察，来揭露用事鬼神的戏法。”⑥表面看来，施先生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深入一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就会明白，司马迁也是在嘲笑那些帝王和方士们都是不知天命的可怜虫。冥冥之中早已为人安排了命运，你们却去祈求长生不死，岂不是痴心妄想。
肯定陈胜起义，是《史记》中辉煌的篇章。司马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高度评价陈胜、项羽的功绩，这种远见卓识，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值得称颂。但是，秦汉之际的历史是不是陈胜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呢？司马迁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据《高祖本纪》和《封禅书》记载，天有五帝，即白帝、青帝、黄帝、赤帝、黑帝。刘邦是赤帝的儿子。“秦汉之际，五年慧星四现，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兴起，三十年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秦亡六国，汉代秦兴，在司马迁看来，这都是天帝的安排，陈胜、吴广、项羽，不过是天帝用来表现其意志的工具罢了。
由此看来，司马迁对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回答，尽管在不少地方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倾向，但他的最终答案，都是唯心主义的，因此，我们只能说，司马迁的思想是含有唯物因素的客观唯心主义。我们的这个结构论，是从哲学的归根到底的意上得出的，并不绝对涵盖司马迁某时某地具体思想的具体成份，并不代替对司马迁思想的具体构成的深入分析。司马迁的思想是在对前人和汉代精神成果吸收的基础上，经过他的生活冶炼而成的既不是道家也不是儒家的一种新的思想。其实，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深入发展，我们应当用新的观念认识《史记》，认识司马迁的思想，不应当局限在旧有的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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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思想对《史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仅就几个方面作以粗浅分析。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徘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必然走向不可知论。司马迁经常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徘徊，这就使《史记》不少地方带上了神秘的色彩。《项羽本纪》末尾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项羽崛起于垄亩，叱咤于天下，司马迁怀疑他是否长相不凡，有着圣人的血统？这就把项羽的成长史蒙上一层帏幕，变得深不可测，令人难以捉摸。这种不可知的影子，限制了司马迁的眼光，使他的思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向唯心史观作出让步。
《史记》在描写悲剧人物的时候。常常表现出宿命论的倾向。《李将军列传》里寄寓了作者对李广的无限同情。那些才能、功劳不及李广的人，有的封侯，有的人相，唯独李广没有封赏，最后竟落得引刀自杀的悲惨结局。这本来是皇帝赏罚不公的过错，但是司马迁却认为是李广“八字”不好。
司马迁也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不是象长江大河一样的滚滚向前，而是一种类似田径场里的园周运动：“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似乎天帝在作游戏。这种历史循环论是他唯心史观的延伸。
《史记》的作者在写人物的时候，把自己满腔的激情灌注到人物身上，把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憎恶、嘲讽、喜爱和颂扬，透过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以至使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鲁迅先生也称它是“无韵之离骚。”但是，我们知道，文学和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一个靠感情凝结，一个靠冷静地观察。文学是以描写人为中心的，人是有感情的，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无不凝聚着真情实感，只有充满感情的作用才能打动人心，赢得读者，获得艺术的魅力。文学作品的创作，从感情出发，文学作品的欣赏在感情的共鸣中完成，文学作品从孕育到它功用的发挥，自始至终伴随着感情。但是，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历史的发展虽然也离不开人的有感情的活动，但历史规律本身却是不以人的好恶而客观存在的。人们要发现它，就不能从感情出发，而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冷静地考察历史，从大量的史料中，剔除虚假的现象，发现内在的本质。在这里，掺杂任何一点感情，都会导致偏离真理。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个人主观感情太浓，必然会影响他的研究工作，他的语言可能偏激，他对史料的选择甄别可能失误，他对历史的评价可能悖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史记》的文学价值是第一位的，史学价值是第二位的。
应当说明，我们分析司马迁的思想矛盾，分析他的思想局限在《史记》中造成的影响，决不是苛求古人，也不是要贬低司马迁的历史地位。正确地把握他的思想，恰恰是为了对他的作品作出科学的估价。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上、史学上，司马迁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司马迁的用他的《史记》建立起来的丰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注释：
①《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6期。
②《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史记·赵世家》。
④傅延修 夏汉宁《文艺批评与方法基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⑤皮亚杰《发生心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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