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研究
——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周春晓 严奉宪
[提要]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从农户视角分析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经历后果维度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的感受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受灾经历感受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后果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在一重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可能性和后果模型中，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均起遮蔽效应；风险感知感受-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
[关键词] 受灾经历；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农业自然灾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直接威胁国家粮食安全，间接影响农业相关产业发展，甚至会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社会造成巨大损失。[1]据统计，2017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约14448万人次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847.8万公顷，绝收面积达到182.7万公顷，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018.7亿元①。为有效应对农业自然灾害，政府每年投入巨额经费。但是，农业减灾公共品依然面临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管护滞后等问题。[2]鼓励农业防灾减灾公共品的多元供给成为国家和社会探寻农业防灾减灾的新方向。
农业减灾公共品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准公共品，是可以满足农业生产过程中抗灾减灾需求的产品或社会服务。[3]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是农业灾害的最直接受害者，是对这些产品或社会服务的需求者，也是农业减灾公共品社会供给最易调动的人群。但是由于农业减灾公共品的成本一般较高，农民的承担能力有限，目前农民对减灾公共品的供给通常是参与式的，即国家或集体发起实施，根据农民能力鼓励其出资出力，使农民个体参与集体行动。
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的因素可分为三层，表层为农村社区环境(农户社会网络、村委会组织动员能力等)；中间层为灾害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深层因素，即影响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的源头性因素为受灾频率。[4]但是目前关注的主要是影响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的客观因素。然而客观因素对农民意愿的影响必然受其主观作用的影响。自我效能感是人类管理自我功能，控制生活事件的各类机能的中心，其他指导和激励性因素均根植于自我效能感(个体有能力通过自己行为产生期望效果)，否则个体便没有克服和坚持面对困难的动力。[5]基于此，本研究从农民视角出发，将影响农民参与减灾公共品供给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结合，引入客观因素“受灾经历”和主观因素“风险感知”与“自我效能感”，分析这些因素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推演
(一)受灾经历与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受灾经历是指个人或者其周围的人所经历的灾害次数、损失和损失程度。[6]农业灾害不仅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损害，同时还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本研究认为受灾经历既包括受灾频率、受灾后果还应该包括受灾者的心理感受。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环境、行为以及表现为思维、认知、自我评价等的人的主体因素之间是交互决定关系[7]。所以从理论上讲，农业灾害发生会激发人们防灾抗灾。研究表明，受灾经历是影响人们自主防灾减灾的重要因素，经历过水灾的人更有可能采取自主减灾行为。[8]
根据观察学习理论，“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强化结果而习得某些新的反应，或使其已经具有的某种行为反应特征得到矫正”[9]，人们通过观察学习获得某些技能，通过保持过程将观察到的元素进行编码，遇到更复杂的事件时便会将这些元素重新组合产生更复杂的行为。所以观察学习更像是规则学习，强有力的示范观察学习能够同时改变观察者们的行为、思想模式、情绪反应甚至价值观。[10]农业灾害研究发现有受灾经历的人更倾向于投保，而且观察他人的受灾经历会增加个体投保率。[11]受灾经历可以促进自主防灾减灾行为，人们从受灾经历中认识到灾害带来的损失，[12]感受灾害的可怕性，和个人面对灾害的困难性。所以本研究认为受灾经历可以激发农民的合作防灾减灾意识，从而提升农民的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本研究采用SPSS22.0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然后采用Bootstrap检验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二)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
Sitkin & Pablo将风险感知定义为决策者评估情境所包含的风险，包括决策者如何描述情境，对风险的可控制性和概率估计。[13]研究发现，灾害造成的后果越严重公众的风险感知越高，[14]旱涝农业灾害频率越高，受灾者的风险感知越高。[15]所以人的受灾经历会直接影响其风险感知。[16]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不断强化抓党建、抓改革、抓培训、抓监管、抓创新“五抓”措施，努力提升食品监管水平，为保障食品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三元交互决定论，环境、行为以及表现为思维、认知、自我评价等的人的主体因素之间是交互决定的关系，环境对主体认知思维等的影响是通过主体对直接或间接经验观察学习实现的[7]。在农业自然灾害领域，受灾经历则为环境因素，人们通过自身或他人的受灾经历的经验学习认知灾害，而这其中必然包括对灾害风险的认知，而认知又会影响行为。所以理论上，受灾经历会通过风险感知影响防灾行为，且人们可以从环境和经验中学会如何抵抗灾害风险[12]。由于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单位大，潜在损失严重等特点使得农民很难依靠单个个体或家庭的力量进行抵抗。另外，农民抵抗农业灾害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其目的是用较小的投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很显然，通过参与减灾公共品供给的方式比农民独立抗灾的成本小，能够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减灾项目，减灾效果更好。所以农民对农业灾害的风险感知越高，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高。
综上所述，Netrin-1联合Kim-1对新生儿窒息后AKI风险预测效果比较理想，敏感度、特异度高，有利于及时发现AKI，有针对性地调整治疗方案，改善预后，降低死亡率。
根据以往研究风险感知包括可能性、后果预测和心理恐慌三个维度[17]，受灾经历包括受灾频率、灾害后果和灾害感受三个维度[18]。受灾频率越高，人们预测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也会越高，出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越高，对灾害风险越担忧，所以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高。如果灾害经常会带来严重后果，人们对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灾害造成负面影响的频率和对未来灾害的担忧便会越高，为降低风险减少损失，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高。灾害造成的恐惧心理越强，对灾害后果估计越严重，对灾害越担忧，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高。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2：受灾经历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H2a：受灾经历频率、后果和感受均通过正向预测风险感知可能性，间接正向预测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4.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H2c：受灾经历频率、后果和感受均通过正向预测风险感知感受，间接正向预测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三)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主体自我感受。[19](P.553)人们只有相信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获得期望的结果并避免消极的后果时，才会有动力去面对困难。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人的自我评价、认知和思维等与环境、行为之间是交互决定的关系。[7]
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环境和主体对人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和结果所提共的自我效能感信息的认知加工有关。而这些自我效能感的信息主要来源于社会说服(social persuasion)、心理状态(physiological state)、间接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和成败体验(mastery experience)。[19](P.563-566)将自我效能感的这些信息来源拓展到农民减灾领域，我们认为受灾经历至少会从成败经验、间接经验和心理状态三个方面的信息影响农民减灾的自我效能感。这三方面信息来源均源于受灾经历，受灾频率越高，人们在不断的灾害应对中获得丰富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自我效能感会越高。但是灾害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越大，负面影响越严重，带来的恐惧心理越严重，人们会从直接或间接的经历中了解到应对灾害的难度越大，对灾害越害怕，越怀疑自身应灾能力，从而使自我效能感降低。
将自我效能感概念引入农业灾害领域，农民应对灾害的自我效能感是农民基于应对灾害的难度、自身资本等对自身未来应对农业灾害能力的判断。这其中应对灾害的难度受农民对灾害风险评估影响，预期灾害发生的频率越高，会增加应灾频率，提升应灾难度，自我效能感降低。预期发生灾害的后果越严重，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降低灾害损失，农民的应对灾害自我效能感也会下降。对未来灾害越担忧，越焦虑不安，对自己的应灾能力产生怀疑，自我效能感越低。
目前治疗感冒的药物多以复合制剂为主，各种纷繁的药物商品名的背后，每一种的复合成分和比例有所不同，因此，在自行选择非处方药时，不仅要关心各种药物说明书上的服用剂量，更要关注所含的药物成分，以免因为药物成分的叠加而导致过量。儿童应尽量避免使用复合制剂。
个体根据自我效能感设定预期目标，自我效能感越高设定的目标越具有挑战性。[19](P.553-555)不同的应灾方式对农民的能力要求不同，不同自我效能感的农民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应对农业自然灾害。参与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比独立抗灾对农民应灾能力的要求低。所以农民在无法回避的农业灾害环境中，其减灾自我效能感越高，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也越高。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3：受灾经历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H3a：自我效能感受农民受灾经历频率正向预测，间接促进受灾经历频率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
H3b：自我效能感受农民受灾经历后果负向预测，间接降低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
H3c：自我效能感受农民受灾经历感受负向预测，间接降低受灾经历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
H3d：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在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自1979年中国恢复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人寿保险作为一项关乎民生的保险业务，亦是保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人寿保险业务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的寿险保费收入在1990年仅有50.08亿，至2016年收入已达22234.6亿元，仅27年的时间就增长了300多倍，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新型投资型寿险产品的出现，寿险产品形态不断丰富，寿险保费收入已成为保险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分析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对寿险保费收入做出合理准确的预测，对保险公司制定相关的发展规划和保监会制定保险方面的政策、法规等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及数据收集
据2010—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水旱灾害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面临的主要灾害，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广，损失最大，水灾及其次生灾害次之①。另外，受副热带高压移动影响，我国多地水旱灾害交替出现，许多地方既要抗旱，又要防水灾。而许多公共服务和设施既能防旱也能防洪，比如水库、沟渠、排灌站等。基于水旱灾害的广泛性和交替性，防减这两种灾害措施的共用特点，为使研究的灾害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本文只研究农业生产中的水旱灾害。
考虑到农业依赖程度可能影响农民的农业投入，我们选择农业劳动输出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进行调查。由于粮食生产对水旱灾害的影响较敏感，对减灾公共品的需求种类相似，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以生产水稻或小麦为主的农民。另外，考虑到城市周边的农村减灾设施较完备，研究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没有意义，且农业地形会影响减灾公共品需求和供给参与意愿，所以选取的调查点为距城市较远，以平原或盆地为主的农村。②
调查共发放问卷910份，有效问卷889份。样本中，68.28%为男性，这主要因为本调查以户主为主；46.91%在51～65岁，大于65岁的超过20%，说明调查对象主要为中老年人，与李明贤、樊英对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和山东6省农户调查发现的务农劳动力呈老龄化趋势结果相一致。[20]75%以上的家庭耕地面积小于10亩，说明调查对象的农业经营规模较小，这与中国大田作物生产小规模经营为主的现状相符。[21]虽然，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但仍有31.18%阶段性外出务工，这与中国农民工农结合的工作特征符合。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占85.04%，说明调查对象的教育水平较低，符合目前农民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综合来说，本研究的调查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研究工具
1.受灾经历
根据Otway & Winterfeldt提出的风险感知三维度：不确定性、后果、心理恐慌，[17]分别从水旱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后果和风险感知感受三个方面测量农民风险感知。风险可能性测量形式为“根据以往经验，您觉得今年或未来几年发生洪涝灾害/干旱灾害的可能性大吗？”风险感知后果的测量形式为“今年或未来几年您所在地区或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干旱灾害造成/内涝渍水/房屋损坏的可能性？”选项均采用5级计分，“1=不可能……5=很有可能”。风险感知感受的测量形式为“根据以往经验，今年或未来几年发生洪涝灾害/干旱灾害，您会觉得害怕吗？”选项“1=不可怕……5=很可怕”。本调查中对风险感知各维度的测量均包含多个题项，统计分析时，均采用熵权法对题项赋权重加总分别表示各维度的统计数据。
2.风险感知
终于，老妇人开心地接受了施泰特的建议，买下了那两瓶黄桃罐头。本来，这件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让施泰特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以后，这个老妇人就经常来到这里买东西。
受灾经历的测量采用Barnett & Breakwell衡量受灾经历的三指标，即受灾频率、灾害影响的大小、个人对灾害经历的评价。[18]由于人们对于特殊灾害事件的记忆持续时间有限，近期发生的灾害对家庭的自主抗灾决策更有影响力，[12]所以调查近5年的受灾经历。受灾频率调查的提问方式为“近5年您所在地区或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干旱灾害的频率是 ”，选项采用5级计分，“1=从来没有……5=经常发生”。通过“农作物受损”“内涝渍水”和“房屋损坏”分别测量水旱灾害对农民生产、生活和财产的影响，最终对这几类影响赋权重加总表示水旱灾害后果。具体提问方式为“近5年您所在地区或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干旱灾害造成以下影响的频率 ”，选项“1=从来没有……5=经常发生。”灾害经历评价即灾害感受指人们经历灾害的情绪体验，提问方式为“以前发生洪涝灾害/干旱灾害您觉得可怕吗？”选项“1=不可怕……5=很可怕”。需要指出，本调查中对水旱灾害的受灾频率、灾害影响和感受均从多个方面测量，统计分析时，通过Matlab7.8，采用熵权法对各维度题项赋权重加总表示受灾经历三个方面的统计数据。
综上所述，此格式中的“到”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在共时平面的体现。“到VP”隐喻到达终点，表示A的性质或状态不是模糊不可度量的，而是到达了某个趋向定量，“到”的语义沿着“到达地点—到达时点—到达（某种）程度”的轨迹虚化。VP和A的关系越抽象，“到”的动词性越弱，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功能标记，“到”表达了A的性状动态变化的过程。
通过Bootstrap检验中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和间接效应，分析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中的作用。如果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系数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示。结果显示，受灾频率、灾害后果和感受与风险感知各维度、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均呈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受灾频率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灾害后果和感受与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风险感知可能性、后果和感受三个维度均与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后两个维度与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与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年龄、文化程度、家庭青壮力(16-65岁)人数和土地耕种面积的相关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除上述对照外，在“观察洋葱表皮细胞的质壁分离及质壁分离复原”实验中，则采用“自身对照”，对洋葱表皮细胞实验前后的状态进行比较，学生通过不同的实验过程，真正理解和掌握“对照”原则的内涵。
H2b：受灾经历频率、后果和感受均通过正向预测风险感知后果，间接正向预测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通过深化设计+施工方案的策划应用，最大程度的降低了现场施工的返工率以及重复率，保障了施工的工期和规范性。
本研究关注的是水旱灾害，所以测量的是防减水旱灾害的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如蓄水设施、排灌设施等，而且这些公共设施供给不仅指修建，还包括维护和修复。所以本研究对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测量包括“您是否愿意为节水灌溉设施修建出资出力？”“您是否愿意为排灌设施及其配套设施维修出资出力”。选项均采用5级计分，“1=完全不愿意……5=非常愿意”。最终通过Matlab7.8，采用熵权法对两个题项赋权重加总来表示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
会展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成都来说，不仅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大大解决了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成为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推动力，为成都市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成都市会展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其自身的盈利能力，还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餐饮业、住宿业、交通业、广告业等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各个行业得到了有效的整合，促进了成都市服务产业水平的整体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整合，成都市的会展旅游业也在逐步规范，形成了由政府主导和市场发展相结合的模式，使会展旅游业市场进一步扩大。
(三)统计分析
H1：受灾经历对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有正向预测作用。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农民农业减灾自我效能感测量需将自我效能感概念与农业灾害的特点相结合。Bandura提出，自我效能感有三个维度，分别是：水平(magnitude)，人们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别导致不同个体选择不同难度的任务；强度(strength)，强自我效能感的个体相信自已有能力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而坚持面对困难；普遍性(generality)，指自我效能感的变化是否可扩展到类似的行为和环境中。[19](P.555-562)基于此，本研究对农民减灾自我效能感的测量自编量表包括农业灾害的抵抗和灾后恢复两方面，每个方面包含水平、强度和普遍性三个维度，共6个题项，具体如“以我家现在的条件，有能力应对农业灾害”。选项采用5级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区分度较低题项(灾后恢复自我效能感强度)，最终测量农民减灾自我效能感的题项共5条，因子分析提取1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53.77%，Cronbaca’s Alpha系数为0.78，说明该量表具有一定有效性和可靠性。
表 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N= 889)
注：*p<0.05，**p<0.01，***p<0.001。表中DER、DEC、DEF分别代表受灾经历的受灾频率、灾害后果、灾害感受三维度；RPL、RPC、RPF分别代表风险感知的可能性、风险感知后果、风险感知感受三维度；SEA和PS分别代表自我效能感和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下同。由于篇幅所限，仅展示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的相关分析。
(二)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
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是分别从受灾经历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采用Bootstrap检验分析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总效应。结果显示受灾频率(β =0.66，SE =0.02，t =31.98，p <0.001)，灾害后果(β =0.28，SE =0.03，t =9.18，p <0.001)和灾害感受(β =0.18，SE =0.03，t =6.80，p <0.001)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总效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总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表示受灾经历三个维度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得到验证。说明农业灾害的频率越高，造成的不良后果越频繁、越严重，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恐惧和担忧越严重，农民的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高。
(三)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3.农民减灾自我效能感
根据表2，间接效应路径分析发现，在自变量为受灾频率、灾害后果和灾害感受的模型中，风险感知可能性的中介作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风险感知可能性在自变量为灾害后果和灾害感受的模型中中介作用为正，说明灾害后果和感受均通过正向预测风险感知可能性，间接正向预测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假设H2a得到部分验证。但在自变量为受灾频率的模型中，风险感知可能性的中介作用为负，即受灾频率越高，农民认为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越高，但是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却越低。这可能与农民对灾害的习惯有关，如果农民认为农业灾害是一种常态，就可能不把农业灾害当作需要应对的事件，仍旧固守靠天吃饭的思维。
细胞牵引力显微镜技术是最早用来测量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作用力的一种技术，也是测量细胞牵引力的标准方法。黏附在柔性基底表面的细胞，对细胞下面的弹性基底产生力,引起细胞周围的材料的变形，通过显微镜记录这些变形图像，根据数字图像相关算法得到基底上的变形场，反演推算出细胞表面的应力场。
表 2风险感知可能性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N= 889)
注：*p<0.05，**p<0.01，***p<0.001。
根据表3，在自变量为灾害感受的模型中，风险感知后果的中介作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中介作用为正，灾害感受通过正向预测风险感知后果，间接正向预测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说明农业灾害给农民带来的心理恐惧越严重，农民对未来发生农业灾害带来的后果估计越严重，其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高。假设H2b得到部分验证。
给予对照组的120例孕妇常规孕期护理,其主要护理内容为饮食、行为、常规检查、一般治疗等。而对照组的120例孕妇,则是以常规孕期护理为基础,增添孕期健康教育,其主要内容如下。
表 3风险感知后果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N= 889)
注：*p<0.05，**p<0.01，***p<0.001。由于篇幅所限，仅展示存在中介效应的模型结果。
根据表4，自变量为灾害后果的模型中，风险感知感受的中介作用通过显著性检验，中介作用为正，灾害后果通过正向预测风险感知感受，间接正向预测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假设H2c得到部分验证。说明农业灾害后果越严重，农民对未来发生农业灾害越担忧，其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高。
表 4风险感知感受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N= 889)
注：*p<0.05，**p<0.01，***p<0.001。由于篇幅所限，仅展示存在中介效应的模型结果。
一重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的任何一个维度，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频率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都不显著，说明受灾频率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自我效能感的作用并不显著，假设H3a没有得到验证。根据表2-表4，一重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的任何一个维度，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都显著，而且中介效应为负，说明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预测受自我效能感的遮蔽效应，自我效能感受农民受灾经历后果负向预测，间接降低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假设H3b得到验证。一重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可能性和后果时，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显著，且中介效应为负，说明受灾经历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预测受自我效能感的遮蔽效应，自我效能感可能受农民受灾经历感受负向预测，间接降低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假设H3c得到部分验证。
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中介链中，风险感知可能性-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和风险感知后果-自我效能感中介链中介作用不显著，风险感知感受-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预测中的中介作用显著，且中介效应为负，这说明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预测受该中介链遮蔽，假设H3d得到部分验证。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将超低压降有源整流与自适应P-SSHI结构相结合的高效压电能量俘获电路。其中,自适应P-SSHI结构采用零电流检测方法实现同步开关的精准闭合与断开,从而对L-C振荡时间进行自适应控制。在理论分析与电路仿真的基础上,搭建了完整的实验平台,验证了所提技术的可行性。
四、结语
(一)受灾经历对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受灾经历可以促进自主防灾减灾行为，人们从受灾经历中认识到灾害带来的损失，[12]以及灾害的可怕性，和个人面对灾害的困难性。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合作抗灾形式被受灾经历影响，受灾频率越高，灾害导致的负面影响越频繁，灾害给农民带来的心理恐惧越严重，农民越愿意参与减灾公共品供给以应对灾害。
(二)风险感知在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说明受灾经历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受灾经历正向影响风险感知的结论与目前关于受灾频率，以及灾害后果严重程度对风险感知的正向预测的结论一致。③为了更细致地分析受灾经历如何通过风险感知来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本研究将这两个变量的维度细分，发现风险感知各维度在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中的作用不同。农业灾害造成负面影响的频率越高，带来的恐惧心理越严重，人们觉得灾害发生的风险越高，对农业灾害越畏惧，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高。但是受灾频率越高，当农民将灾害当作一种常态时，即使认为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很高，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仍然较低。
(三)自我效能感在灾害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中起遮蔽效应。农业灾害负面影响出现的频率越高，给人们造成的恐惧心理越严重，会使得人们高估应灾难度，对其应灾能力产生怀疑，自我效能感越低。而自我效能感决定了选择怎样的方式应对环境。[19](P.555)在农业灾害环境中，如果农民的自我效能感高，认为自己可以有效应对灾害，就会积极采取措施，如果应灾的自我效能感低，认为自己无能力应对灾害，就会消极应灾，等待救助。所以自我效能感越低，农民的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越低。
(四)风险感知感受-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在灾害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中起遮蔽效应。农民对未来发生农业灾害越恐惧，对农业灾害越焦虑，越觉得自身没有能力应对灾害，自我效能感越低。灾害后果和感受以及风险感知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在灾害后果和感受通过风险感知感受再通过自我效能感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影响的路径中，自我效能感与其他两个变量是反向变化，会将灾害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弱化。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对未来农业减灾工作提出几点建议。首先注重应灾宣传内容选择，重点提升农民抗灾自信。由于灾害后果以及灾害可怕程度相关的经历会降低农民的自我效能感。所以在农业灾害相关宣传中应注意尽量回避这类因素，而多宣传灾害发生频率以及灾害应对方式等相关内容。其次，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原则。农民的自我效能感与受灾经历有关，同时也与农民对自身应灾能力的判断有关。所以在发动农民参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时应根据各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供给原则，比如富裕的出钱，贫困的出力，以及公共品的使用原则等。如此，可以将农民应对农业灾害的自我效能感转化为提供减灾公共品的自我效能感，农民的效能感可以得到提升，进而使供给参与意愿变高。
注释：
体育课上跳箱，双手要撑住跳箱的瞬间，心头竟浮上那个鸟问句，害我跳箱变撞箱，五层叠高的箱子被我撞成五块分散的箱子。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发布时间：2018-10-24。
②调研数据来源：2017年5月底到7月中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农村社区资本利用的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研究”(71373098)研究团队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和社旗、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和荆州市松滋、湖南省常德市汉寿、桃源以及益阳市桃江县，共7个县市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采集。为确保农民是减灾公共品供给的参与者，我们与每个调查县的农业部门相关人员交流讨论，在充分了解村庄减灾公共品供给状况、供给主体、受灾情况等信息后，在每个县选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2～3个行政村，根据村庄人口数和土地面积，确定每个村调查10～30户，共调查19个乡镇，56个村庄，获得有效问卷889份。
③参见：杜富林，丽丽，杜娅茹《牧民对极端气候风险的感知与适应对策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牧户调查数据》，《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9期。田玲，屠鹃《农村居民地震风险感知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楚雄州的调研数据为例》，《保险研究》，2014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陈启亮，谢家智，张明.农业自然灾害社会脆弱性及其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16(8).
[2]陈芬菲，余君军.增强粮食生产抗灾防灾能力对策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4(2).
[3]严奉宪，柳青，熊延虹.有限理性下农户减灾措施响应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2(3).
[4]严奉宪，武洲洋，黄玲玲.农业减灾公共品：农户自主供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
[5]Benight C C， 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Posttraumatic Recovery ：the Role of Perceived Self -Efficacy [J]. Behaviour Research & Therapy， 2004(42).
[6]Lindell M. North American Cities at Risk ：Household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A]// Joffe H, Rossetto T, Adams J. Cities at Risk [C]. Dordrecht：Springer Netherlands，2013.
[7]Bandura A. The Self System in Reciprocal Determinism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8(33).
[8]Lawrence J， Quade D， & Becker J. Integrating the Effects of Flood Experience on Risk Perception with Responses to Changing Climate Risk [J]. Natural Hazards， 2014(74).
[9]Bandura A. Vicarious Processes： A Case of No -Trial Learning 1[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6(2).
[10]Bandura A， Jeffrey R W. Role of Symbolic Coding and Rehearsal Processes in Observational Learning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3(26).
[11]刘一点，杜帅南.巨灾风险下的投保行为——基于实验理论的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4).
[12]Hoffmann R， Muttarak R. Learn from the Past ，Prepare for the Future ：Impacts of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on Disaster Preparednes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J]. World Development， 2017(96).
[13]Sitkin S B， Pablo A L. Reconceptualiz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isk Behavior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2(17).
[14]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王顺洪，郝辽钢.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5·12汶川地震为例[J].管理世界，2009(6).
[15]杜富林，丽丽，杜娅茹.牧民对极端气候风险的感知与适应对策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牧户调查数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9).
[16]Kung Y W， Chen S H. Perception of Earthquake Risk in Taiwan ：Effects of Gender and Past Earthquake Experience [J]. Risk Analysis， 2012(32).
[17]Otway H J， Winterfeldt D V. Beyond Acceptable Risk ：On the Social Acceptability of Technologies [J]. Policy Sciences， 1982(14).
[18]Barnett J， Breakwell G M. Risk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Hazard Personality Profile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 Risk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1(21).
[19][美]阿尔伯特·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M].林颖，王小明，胡谊，庞维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李明贤，樊英.粮食主产区农民素质及其种粮意愿分析——基于6个粮食主产省457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3(6).
[21]何秀荣.关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6(9).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8—0064—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社区农业灾害韧性的农户适应行为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7187406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农村社区资本利用的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研究”(71373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春晓，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灾害适应行为；严奉宪，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企业管理。湖北 武汉 430070
收稿日期 2019-05-10
责任编辑 王启涛 刘立策
标签：受灾经历论文; 风险感知论文; 自我效能感论文; 减灾公共品论文; 供给参与意愿论文;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