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系结构调整国际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科技体系结构是在科技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现代社会里，科技体系结构是保证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各国由于其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国家目标，往往形成各具特色的科技体系结构。冷战结束后，各国的战略重点都转移到经济发展上，因此，科技体系结构也在作相应的调整。本文通过比较主要国家科技体系结构调整情况，试图掌握其规律和机制。
一、前言
每一种文明都对社会组织体系深深地打上它的烙印。远在公元9世纪，伊期兰国家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建有一座天象台，这些天象台对天文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同样，中国很早就萌芽了具有多种职能的、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管理部门。的确，大多数社会从早期起，就寻求稳定科技知识成果，这种过程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研究与开发。然而，科学技术真正形成体系结构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第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机构是在1609年创建于罗马的林琴科学院。伽利略就在那里工作过。半个世纪后，1660年，英国建立了伦敦科学院，1666年，法国建立了巴黎科学院，从此，科学技术成了官方事务，逐渐演变成制度化了。到了19世纪，在欧洲许多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大学校长和科学家都认识到，尽管探索科学知识是才智卓越的个人事务，但是科学知识的产生再不能与世隔绝了。德国首先理解到需要创办一种新型的研究机构，以适应社会需求。1911年，德国创办了凯泽·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学会，即现在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这是一个国家首次创办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很快工业界也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它们使科学发现迅速成为第一流的技术创新源泉。回溯历史，正是这种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差不多在近300年来使西方的科学技术支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使发展的天平总是倾向于有利于西方文化，而科学技术的真正发源地埃及、伊拉克、印度和中国，尽管有着强盛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文化，由于没有形成科学技术体系结构而得不到发展。
今天，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学者、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技能和知识，从事各种研究与开发工作，主要包括五类：第一类是产生基础科技知识，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全世界大约75000种科技出版物上。第二类是培训人才，特别是大学里许多教师参加研究工作，以保证高层次的教育质量。第三类是为公共政策服务，制订各种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第四类为实现国家战略计划服务，其成果不发表，作为国际竞争的基础。第五类是参加工业创新，服从于经济法则，其成果就是专利，是无形资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90年全世界大约有500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投入研究与开发的总经费为4257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2.2%。按国家统计，1990年投入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日本居首位，占3.1%；美国列居第二，占2.8%；欧共体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约为2%；前苏联为1.1%。在发展中国家里，投入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低于1%，例如印度为0.89%；巴西为0.5%；中国为0.7%。在最贫穷的一些国家里，大约投入科技的经费为0.2─0.4%。尽管目前世界科技资源分布不均衡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依照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习俗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结构。
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主要包括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组织体系结构、投资体系结构和管理决策体系结构。然而，每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体系结构都按一定的机制运行，为其本国的发展目标服务。随着国内环境和国内状况的变化，每个国家必然提出新的发展目标，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作相应的改革调整。
二、国家科技体系结构的比较
虽然每个国家依照其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习俗形成了国家科技体系结构，但是作为一种体系，却有共同的结构成分及其分工和职能。
1.管理决策机构。现在几乎每个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中日渐增多的国家，对于科技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导致实施研究与开发政策。就全球而言，各国政府的作用只是起推动科技发展的作用，在科技体系中起"调节器"作用，它负责在国家高度上进行战略分析和预测；评价国家研究机构、大学及研究中介机构的工作业绩和作用；推进国家科技体系与工业界、教育界、金融界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计划执行中的管理考核，计划完成后的评估与年终总结。
由于科学技术在所有国家中都已变成"国家事务"，因此，大多数国家都设有一个部级单位及其下属机构来制定、推行和协调国家科学技术政策。
在美国，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在白宫设立了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1958年，由于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总统任命了科学顾问和设立了科学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3年被撤消。从1981年至1989年，白宫科学委员会起科学顾问的作用。1990年，根据美国总统令，成立了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其成员由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隶属总统之下还设有科技政策办公室。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和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定期与总统会面，商讨重要科技政策，发布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系列报告。1993年11月23日，克林顿签署总统令，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从而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提高了科技决策机构的层次，以利于协调科技发展战略。
在英国，从1992年开始，科学部长是内阁成员，并有一个小型的部级机构──科学技术办公室，置于首相首席科学顾问管辖下，并履行其职责。
在德国，有一个负责国家科技政策的强有力机构──研技部。研技部部长为政府内阁成员。研技部负责制订与实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方针政策；协调政府各部之间以及政府与各州之间的科研活动。
在法国，1993年政府改组后将研技部改为高教研究部，负责国家科技政策，试图在研究与开发方面起特殊的作用。
在中国，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全面规划、协调、组织和管理民用科技事业。
在韩国，政府于1988年成立科技委员会，由一名副总理兼任委员长。科技委员会担负宏观决策和调控任务。
在印度，有内阁科学咨询委员会和内阁科技委员会，负责最高科技决策。
2.研究与开发执行机构。这是科技体系结构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商业化应用研究都在这些机构中进行。主要有三类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大专院校的研究实验室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另一方面产生新的科技知识。在发达工业化国家里，大学的研究开发经费往往占国家总的研究开发经费的10─20%，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学承担较多科研任务往往高于这一百分数。
国家研究组织。这类研究机构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在英语系国家中，通常称为"政府实验室"，在其他国家，往往称为"院（所）"或"研究中心"，甚至"学会"。它们有法定地位，负责实施国家研究与开发工作。典型的综合性机构有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意大利的国家研究学会、巴西的国家科学技术开发委员会，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中国的科学院也都属于这一类机构。在最近几十年中，许多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成立许多国立研究机构，专门对公共卫生、国有森林、国家海域实施管理以及为国家履行立法职责而开展研究。此外，为了实施复杂技术系统的国家战略目标，例如宇宙、原子能、通迅及先进武器系统，而成立国家民用或军用研究中心。
工业研究实验室。这是由大专院校培训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技术创新的场所，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国家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约60─75%是在工业研究实验室里进行。在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少数公司具备财政实力，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
3.研究投资机构。此类机构本身不开展研究，而是对企业、大学或国立研究组织以合同方式履行投放研究资金。它们实际上起着项目设计人、协调人和管理人的重要作用。在多数情况下，这类机构属于国家行政机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们的项目包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但绝少开发研究。这类机构有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德国的德意志科学协会、瑞士的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法国的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等等。
在国家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中，每一种机构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制度上的因袭、它们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以及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因此，不同的国家在科技体系结构上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通过创新理论来分析主要国家科技体系结构的特点。
根据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一国经济发展有赖于创新作为基本动力。所谓创新，乃包括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而创新与科技体系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均具有高度密切的关系。
关于创新，从广义范围来看，从科学发明，到研究开发，到商业化，以至发明的扩散，均予以涵括。因此，从方法论观点来看，创新过程分为6个阶段：即研究阶段、发明阶段、企业家精神、投资阶段、开发阶段、扩散阶段。表1列出了创新过程6阶段的内涵。
表1 创新过程6阶段
研 究目的明确，通常包含利润动机
发 明发明新工艺、新产品
企业家精神就已知的发明或创意，进行获利润的决策
投 资动用各种资源
开 发技术开发，达到商业化使用
扩 散新技术产业化，大规模普及的占领市场
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与开发是创新的源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多首先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然后转到企业变成创新。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虽然也始于19世纪，但是只是到了最近30年，才真正得到迅速发展。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越来越被认为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源泉。同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相比，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机构更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研究与开发活动更易与生产、销售活动联系在一起。企业的发明因而也比较容易转变成创新。同时，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在改善企业的生产技术、培养和锻炼企业的技术人才，提高企业整体技术水平都有重要作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内部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企业家精神在创新阶段中居重要地位，它把创新源与经济发展紧紧联系起来。企业家精神一般指企业家所具有的创新和创业精神，具体来说包括创造性、创新能力、洞察力、判断力、决策能力、毅力、冒风险。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常常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没有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经济发展只能在常规的管理下缓慢进行，缺少活力。企业家精神体现在企业家身上，优秀的企业家就是创新家，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些发明本来就是企业家完成，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发明转变成创新过程中卓越的组织和管理作用，使发明变成行销市场的产品。一般说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承担创新的启动和推动作用、风险承担作用、管理协调作用。
发明扩散的最大障碍是一国的技能不足。通常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政府介入与投入。德国和瑞典的经验就是政府大力介入公共培训计划，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和再培训。这样，不但可以强化民营产业力量，而且可以减少国家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阵痛和问题。日本的经验是以大量的公共投资加强高等教育，配合民营产业的技术密集训练与再训练，其效果甚佳。目前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例已远远超过欧洲与美国。现在，欧美国家都普遍认同，扩大教育与培训的无形投资，可以强化一国的适应能力，有利于技术扩散。在今天，不但发展中国家强化引进国外技术及其在国内扩散；而且对于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包括美国、英国也都日益重视技术引进与扩散。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科技体系结构与其创新过程取向是紧密相关的。我们通过聚类分析法，发现有3类典型的创新过程取向。一类是欧美国家；一类是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还有一类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从表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表2 创新过程取向与科技体系结构特点
创新过程取向是一个国家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欧美国家是顺向渐进发展，它们通常都有悠久的科学传统，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背景的国家，对大学的基础研究都给予相当大的重视，也就是科技体系结构的重心所在，而且这些国家都早已建立了完善的科技体系，朝着自由化发展，习惯于按传统的创新过程发展程序缓慢行进。因此，不难理解欧美科技支配世界达300年之久的原因和近30年来科技经济缓慢发展的症结所在。
日本是逆向速进发展，首先按照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采取引进、消化、吸收西方技术，重视技术扩散，发展经济。据统计，从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时间，日本共花费100多亿美元购买3万多件外国许可证，约为美国研究与开发的年平均经费的20%。同时，与技术引进相匹配的研究与开发投入逐年增加，从而大大增强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从70年代开始，日本为了加强本国的自主技术开发能力，进一步加强了对研究开发的投入，成为世界上研究开发投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建立了以企业研究与开发为中心的强大的科技体系结构，例如政府主持的重大研究项目，大企业首当其冲，170个小企业技术支持中心、公司和供应商紧紧跟上，都发挥同样的作用。80年代，当日本在许多技术领域领先于世界时，开始关注基础研究，为研究与开发增加了新的动力。目前，日本民用研究开发占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首位，这使日本的研究开发活动能够密切地和生产联系在一起，既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也有利于不断开发新工艺和新产品。日本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过程中，特别强调合作，产官学在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中的有效合作，已成为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特色，也就表现出日本科技体系经济化的模式。因此，日本的逆向速进发展模式是成功的，使日本仅花30年时间赶上了西方花100年所走的路程。现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基本采取日本的逆向速进发展模式，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都建立了庞大的、完善的科技体系结构，但是从创新理论来看，缺少企业家精神，其创新过程取向是非连续性的、受阻碍的、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而且科技体系结构与工业企业无结构联系。这种模式导致教育、研究、生产三者相脱离，科技基础设施过大，装备不良，趋向政治化，是失败的。因此，在前苏联，只有那些不需要企业家精神而需求明确的新武器系统、宇航、原子能等才能取得杰出成就，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技术使前苏联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不能使之成为主要工业国。
三、影响科技体系结构调整的国际新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科学技术提高国力与解决人类需求所担负的任务，无不赋予越来越高的评价。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改变就是"科学技术主导时代"的标志。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科学技术进展尤为快速，其中构成新科技革命三大主力的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和新材料科技正引起国际性大变动。这些大变动反过来影响科技体系结构的取向性变化。最明显的五个重大国际性变动新趋势是：
第一，国际一体化趋势。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必将是一个科技国际化、市场全球化、经济成熟化的新纪元。世界随着通迅、交通的发达而加速变化，尤其是信息产业的急速增长，软硬件规格标准化，信息高速流通，促使世界各国空间距离更加缩小，今天的世界距离只是19世纪的百分之一。事实上，国际一体化趋势已经显而易见：全球人民的爱好和需求出现共通化；全球各地资金、科学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流通速度加快；全世界3500家跨国公司及其170，000家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国；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加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世界空间距离的缩小，国际一体化程度提高，反而导致主要国家争夺市场、争夺高技术制高点更加激烈，创新将成为各国取胜的关键；全球性科技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制造的地理区位调整全面展开。
第二，提高经济竞争力趋势。自80年后期开始，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崩溃和前苏联的解体，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结束，经济对抗将成为世界的核心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以高新技术革新传统产业，使传统农业变为高技术农业、使制造业变为系统产业，使服务业变为知识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调整科技体系结构、增加科技投入、重视人才培训已成为各国政府保障经济增长和提高国力的主要手段。
第三，争夺竞争优势。在传统经济理论中，竞争优势的源泉表现在生产要素上，即自然资源，农业用地，劳动力和资本等方面。现在，竞争优势可以创造出来，即可以通过人的技能、组织形态、科学技术基础力量以及产品等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它来自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决策和管理，而非来自自然禀赋。这显然改变了国家地位的标准地缘政治量度，把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提高到中心地位，脑力劳动将主宰着社会的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事实也是如此，工业化国家的竞争优势已和60年代大不相同了。美国的科技经济领导地位已受到日本的挑战。日本在西欧和美国等先进国家眼中，从小日本演变成大日本，日本在研究与开发、技术、管理与资本等象征经济和象征国土的上升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已经成为高技术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并取得巨大经济收益。欧洲没有明显改变其地位。美国处在衰退之中，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已崭露头角。
现在，不少国家都在深刻反省，虽然提高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和内涵已清楚，但如何做则都在探索中。
第四，国际科技、经济支配权的转移趋势。在过去300多年的世界科技经济活动中，每一阶段，几乎都存在科技经济霸权强国，主导世界科技经济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科技经济霸权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过程尤为明显。在90年代，美国势将极力阻止霸权衰退，仍将采取弹性外交，政治协商，知识产权保护等，以图缓冲，此种做法很可能引发广义的保护主义抬头，即出现区域集团化的分区市场控制现象。在迈向21世纪时，日本必然与东亚邻邦形成西太平洋成长带，使经济持续发展；而欧洲市场一体化会产生一个新的强盛的经济体，亦将形成一个强大的保护主义区域；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霸权地位而形成自由贸易区。可以预见，将来决定或改变这三大区域集团势力变迁的，除了他们本身的经济科技发展情况外，将决定于中东欧、俄罗斯、中东、非洲及印度等5个经济区域的策略性取向。此种新的科技经济支配权转移可能引发新的冲突。
第五，经济社会理论的发展。过去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垒的二元结构时代结束了。现在是多种意识形态混杂的时代。东欧各国和独联体国家仍继续追寻社会改革演变的替代方案与理论，而中国已经走出了旧体制，成功的改革引起全世界注目。美国、西欧和日本，由于经济萧条，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再次抬头，可以预计，21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经济、社会科学理论必将有新的澄清与突破，其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如果世界各国对长期战略形成共识，以合作竞争策略代替攻击性策略，那么全球经济社会就会得到稳定发展，则未来的世界新秩序仍有建立之可能。
四、主要国家科技体系结构调整比较
随着世界的迅速变化以及科技与经济、社会、外交等愈趋密切相关的情形下，各国都在调整科技体系结构，其明显的特征是：
·强化政府干预；
·强化科技体系与经济体系、社会体系相联系和相融合；
·加强大学、产业和政府机构的合作与人员流动；
·增加对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包括资金、贷款、租税和信息等；
·重视对研究与开发的效益评估；
·增强国际科技合作。
以下比较几个主要国家近年来进行科技体系结构调整的基本方针和重大举措，从中找出一般规律和基本经验。
1.美国
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产业界逐渐失去其竞争力，而生产力也显著下降。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激励民间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其中包括，(1)税制：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规定了增加试验研究减免税制度，即当年研究与开发支出超过以往3年研究与开发支出平均值时，其超出部分的25%可抵减当年的所得税；(2)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约束：1984年通过的共同研究法使企业从事制造阶段前的研究与开发合作合法化；(3)加强保护知识产权：通过双边科技协定、贸易协定及关贸总协定、乌拉圭会议协约等保护美国产业界； (4)促进研究与开发成果商业化：1980年的技术创新法允许由联邦政府援助研究与开发计划的承担者可取得其专利权，并鼓励产业、联邦实验室、大学之间的共同研究；(5)军转民：军用技术转移到企业界，部分国防研究经费转用于支援非军事科技，改变对非军事研究计划的经费资助方式，使美国公司从创新研究中获取商业上的利益。
1993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力图重振国内经济，开始大幅调整科技体系结构。首先提出加强政府对科技体系的干预。1993年11月23日，克林顿签署总统令，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在宏观上掌握美国科技发展战略。政府指导并参与民用技术开发，预计今后4年内政府将投资160亿美元开发民用新技术。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界的关系，政府积极地将军用技术和国家实验室开发的高新技术推向民间，由政府牵头成立各种企业联合体，共同开发高技术，在资金、技术、信息方面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对关键产业采取直接干预，给予投资和技术支持。第二是科研预算按新的分类进行分配。过去的科研预算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分类进行分配，而现在按社会需求分类，在确定国家新的研究开发优先项目时吸收私营部门参加，让公众一目了然地看到政府在干什么。按需求分类已选出十大领域：通迅技术；先进制造技术；高效燃料汽车；教育培训技术；改组国家实验室；政府建筑物节能；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和健康；国家安全及改进政府工作；其他研究与开发。第三是加强美国的技术基础设施。改变过去惯于从桥梁、公路、港口、机场等方面来思考基础设施，而现在考虑一系列新的与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国家高速数据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第四，跟踪世界技术和全球市场。美国将利用各种渠道跟踪世界各地重大技术发展和市场潜力，并将情况向美国工业界通报。
2.日本
近几年来，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给人以行将步入衰退之势。加上海外市场萧条和日元升值，长期以来在效率和竞争力方面被视为世界楷模的日本企业，其优势正在丧失。与此同时，美国、西欧为了重振昔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推进的种种调整举措，正强烈地冲击着日本。因此，对科技、经济体制与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充分发挥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作用，已成为日本政界和各类大大小小公司的管理者的口头禅和行动指南。
众所周知，日本对科技机构和科研活动的管理与对其他的行政管理一样，采取"官民分立"和"部门分割"的体制。通过科技厅和通产省制定和推进一定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引导和促进产（民间企业）学（高等院校）研（国立研究机构）之间的联合和协作，是日本在这种科技体制下加快创造新技术和发展新产业的一种基本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81年，科技厅和通产省分别制定了"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制度"与"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作为实现技术立国的具体措施。这两项制度，都明确规定实行流动研究体制，通过产学研联合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与开发。
1986年，日本内阁又制定了"研究交流促进法"。1987年为解决实施此项法规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内阁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促进产学研以及对外研究交流有关各项制度运行上的基本方针"的决定，提出了改进措施。1992年初，日本政府又修订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的有关研究成果交流的条款，使之更有利于促进产学研及对外的研究交流。
1986、1988、1990年日本科技厅连续制定了促进产学研联合与协作的"前沿研究制度"、"省际基础研究"与"地域流动研究"等制度。"前沿研究制度"是一项旨在推进未知领域的先导性基础研究制度，目的是获取将成为21世纪进行技术革命基础的新知识。该制度是以产学研联合为基础，广泛吸收国内外多学科研究力量，进行长期的（最长课题15年）、流动的、国际性的科学前沿的基础研究。后两项制度的目的都在于打破部门、地域界限，集结产学研以及国外的研究力量，充分发挥部门、地区优势，实施以人才为中心的流动研究体制，开展基础性、先导性的研究与开发。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整顿、调整和加强产学研各与其使命相称的科研体制，是日本8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技术政策的重点之一。这是1986年3月日本内阁科学技术会议的第12号报告为基础，所作出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的决议所确定的。日本内阁专门就科学技术政策正式作出决议，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
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科学技术政策与体制上的另一项调整，就是加强基础性研究。
80年代以来，日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其地位已经巩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随着日本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日益增强，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指责纷至沓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以"蹭车"的方法取得的。具体地说，就是日本的产业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是以利用欧美的技术而实现的。诚然，对于科学落后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后起国家，引进和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原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象日本这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且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构成对众多国家（包括经济发达国家）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就不能不承担经济大国的义务或责任，加强创造性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以便对世界作出与自身的经济地位相称的贡献。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日本官方和民间从80年代中期以来，都一致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要使日本从单纯借用别国技术的地位，向自己制造崭新技术，并向另国提供新技术的地位转变。于是"创造性科学技术立国论"在日本应运而生。
1992年4月，日本内阁通过的由研究和技术委员会提出的第18份建议书是在首相主持之下制订出来的。它是一个10年计划，规定基础研究是国家推动发展的重点，并建议把基础研究的预算增加一倍。这份文件的总的方针是，充分运用和发挥日本现在拥有的经济科技力量，以创新的科学技术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文件提出日本发展科学技术应为实现三大目标服务的政策思想和行动纲领，即"人类发展和地球环境和谐共存"、"扩大知识储备"、"建立安定而富裕的社会"。围绕实现三大目标，日本政府提出了今后10年中发展科学技术的七大关键和要点：(1)确保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2)确保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3)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资；(4)加强研究与开发的基础；(5)增强研究与开发的活力和充分发挥创造性；(6)大力发展地区性科学技术；(7)加强国际科技交流。
日本政府加强基础研究的决定不仅受到科技界的欢迎，也受到工业界的欢迎。因为日本虽然把国民生产总值的3.04%用于研究与开发，同美国(2.78%)和德国(2.66%)，同属于世界先进国家之列。但是，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日本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私人企业，国家拨款只占12%。现在，日本工业界已不太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进一步加强研究工作，尤其是不会去搞没有现实目标的基础研究。因此，加强基础研究，理所当然地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尽管日本政府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的方针已定，在实际行动上还要拭目以待。西方舆论在这个问题上对日本政府的一贯评价："说的多，做的少"。
日本政府还具体确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
(1)基础性、先导性领域：材料技术、信息电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件科学技术、地球科学技术。
(2)为人类生存领域：环境保护、资源与能源开发利用与再生技术；增加食品生产技术。
(3)社会生活领域：改善生活环境、卫生保健、防灾减灾、安全体系。
然而，影响日本向基础研究为重心的发展创造性研究与开发活动模式转轨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其科研体制。长期以来，日本的科技管理体制一贯强调发挥组织作用，重视合作，不鼓励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这种体制和风气，一般认为是日本的长处，是日本在产业发展上取得飞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这种体制和风气明显地不利强调创新精神的基础研究。目前，日本政府和企业都在保持传统体制的长处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应基础研究特点的新的科研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要合作的国立研究机构、大学以及企业的研究所。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扩大研究人员的研究自由度，充分发挥研究人员的创造才能。
由于日本正在向以基础研究为重心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转变，除了在科研体制上进行改革之外，在教育方面也在采取各种改革措施。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政府一贯十分重视国民教育。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习惯，每当遇到涉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本质性问题，总是要从教育上去寻求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显然，这是日本朝野对教育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和明智之举。
现在，日本进行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个性。日本文部省主张，教育体制应当从过去那种让学生学习一成不变的内容的传统形式中摆脱出来，建立能够适应学生个性的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目标是培养学生创造性。而且，这种改革应当从入学考试制度做起，也就是考试内容不应以考核掌握死板的知识和记忆力为主，要重视思考能力、判断力和学习的欲望的考核。日本文部省的一位官员在谈到日本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时说："千篇一律的日本教育在即将到来的智慧的时代和创造性的时代会有用吗？在此之前，日本的教育目标一直是追赶西欧。现在，……"显然，这番话与其说是表明了日本已成为发达国家自负，倒不如说是强调了想进行更大的教育变革的迫切感。
3.欧洲共同体
近几年来，欧洲经济仍未彻底摆脱衰退，经济危机、货币危机和失业危机严重地影响着欧洲政治统一的进程。欧共体国家认为，要提高欧洲经济的竞争力，摆脱欧洲在一些主要工业领域落后于美国、日本的现状，关键在于发展科学技术。
1993年6月，欧共体国家哥本哈根会议决定，提高欧共体的研究发展投资强度，将研究发展投入从过去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提高到3%。但是，研究发展投资作如此大的增加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各成员国的经济皆不景气。然而，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坚信依靠私营企业部门可以弥补这个差额。同日本相比较，其私营公司的投资已占到全部科研投资的75%，而欧洲的这一比率仅占到50%。
1993年，欧洲政治联盟和货币联盟条约正式生效，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同盟走向政治联盟，从此，欧共体不仅要制定和执行统一的外交防御政策，进一步用同一声音对外，同时其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也必须服从联盟条约的总目标。
从科学技术领域来说，欧洲目前的研究与开发存在着过于分散的弊病，而且缺乏连贯性。要使科学技术发展对欧洲经济复苏产生重要影响，则必须把欧共体国家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与成员国的科技计划紧密结合起来。欧共体委员会认为，目前，除欧洲核聚变研究之外，其他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尚未很好地协调起来，要改变这种长期存在且又难于扭转的状况，必须加强高层政界的推动，特别是加强总体规划与尤里卡的协调作用，使之与产业发展更好地衔接起来，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应付技术革命的挑战，尽快提高欧洲工业的竞争力，欧共体委员会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实施欧洲各国统一的总体科技发展规划来协调各成员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投入重点的或关键的科技项目的研究与开发。迄今为止，欧共体已分别制定了第一个(1984─1987)、第二个(1987-1991)和第三个(1990-1994)总体规划。从1994年开始实施第四个总体规划。该规划的主攻方向是明确的，就是为实实在在地改变欧洲的整个科学、工程和工业文化，使科学技术与欧共体的工业和社会政策更充分地结合起来。规划确定，除了基础研究留给各国自己去做之外，每一个研究与开发项目都必须与工业竞争力和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
第四个总体规划将重点抓一些工业发展急需的并对整个产业有重大影响的技术领域，如信息，通信、材料、能源等。
规划要求加强欧洲各国的科技合作，并打算将这种合作扩大到包括东欧的一些国家。
加快研究成果的应用和使之产业化，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环节。今后几年，欧共体拟通过扩大技术推广中心网络，开发技术转让活动等措施，为新技术、新成果迅速进入经济创造条件。
中小企业在欧共体国家产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第四个总体规划要求各成员国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科研投入，扶植中小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扩大和加强中小企业在科研活动中的作用，同时利用欧共本的推广计划，积极向中小企业转移科研成果。
欧共体国家大多数虽是小国，但在技术与产业发展上各有所长，科技体制上也因国情、实力不同而各具特色，这无疑给一体化增添了困难。因此，欧共体委员会的科技总体规划，也只能是从成员国政府一级加强宏观的协调，以达到其成员国在研究与开发上扬长避短，减少重复，有效使用力量，形成对外的整体优势，增强欧共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4.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
韩国目前继续贯彻使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技术先导政策。根据宪法规定，建立一个由产业部门、学术界和科技领域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科技顾问委员会，向国家提出最合乎实际的科技政策。
从1980年以来，韩国政府大力提高研究开发投资。1981年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9%，1986年提高到1.99%，1999年达3%，预计2001年要达到5%。
为了最有效地使用数量有限的研究开发资源，政府提出，大学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私人研究机构和企业研究机构主要搞为商业化的技术开发，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则发挥联系大学与企业研究机构的桥梁作用，同时承担经费投入巨大和技术有高风险的研究项目，以及对社会经济有巨大影响和私人研究机构难以承担的研究开发项目。
为了鼓励工业技术的开发，政府对那些在产业技术开发中起主导作用的私人企业提供多种优惠政策。政府建议各大公司至少要建立一个研究中心，而对中小企业则鼓励它们在有关的技术领域组织联合研究开发，并通过减少税收、财政拨款或提供低息贷款以鼓励它们搞研究开发活动。
政府还大力支持企业和研究机构发展国际科技合作。到1987年底，韩国已与59个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
韩国政府还在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研究开发的良好社会环境。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及宣传机构共同致力于培养和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增强科技意识、创造精神和科学态度。因此，抓教育，培养人才，吸引和招揽海内外的科技人才，是韩国科技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科技实力薄弱，资源短缺，其科技与产业发展主要靠市场拉动，官、民、学密切合作，在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开发促进工业的发展，基本上不搞基础性研究。
80年代以来，新加坡大力发展消耗资源、能源少的智力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如计算机技术和生物技术，在裕廓工业区附近建立了科学园。1988年电子工业产值达92亿美元，为1981年的3.5倍，电子产品出口额6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0%。新加坡已成为磁盘驱动器的最大生产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7%。
近几年来，印度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从而对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日益给予更大的重视。新近推出新技术政策，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全民族的国际竞争的需要。在技术开发方面注重"高效益"并强调技术开发要服从于保护环境和持续发展这一大前提。与此同时，政府拟下大力气扭转目前存在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研究、开发和生产严重脱节的现象。要采取有力的政策手段，鼓励科技人员流动，加强研究机构与工业界的联系，并建立必要的运行机制，加快科研成果向工业化转移。
为了改变研究机构在经费上对政府的依赖状态，印度政府正在创造条件，使其向自筹经费、自负盈亏的方向过渡。同时，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增大国营特别是私营企业积极研究开发活动。
新技术政策的重点是改革科技体制，把科技人员推向经济主战场，为振兴经济、改变工农业的落后面貌作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推出的新技术政策还是草案阶段，正式文件迄今仍未出台。因此，印度政府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动力如何，尚须拭目以待。
五、启示与建议
根据以上所述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近几年来科技改革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由此对我国科技体系结构调整提出如下的几点建议：
(1)科技体系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在当代世界，科学发现、发明到应用的周期日益缩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技术的发展与其产业化的过程同步进行。1991年3月22日，美国白宫发表的《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中就指出，在当今的世界，要增强工业竞争力，必须保证"发现、研制和推广应用实现一体化，要把它们看成是齐头并进的而不是依次前进的活动。"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与开发程序的带根本性变革，正是科技体系结构和管理体制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其中心思想就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我国的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缺乏很好的接口，长期以来，两方面相对独立，企业的技术需求和科研部门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由国家和部委级去协调，企业与科研单位缺乏直接的体制上的接口，其结果是科研单位不了解企业和市场的需求，感到无用武之地，企业则认为我国的主要科研机构游离于主战场之外，感到无法依靠。要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紧紧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加速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为此，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发展，必须纳入一个整的、统一的系统之中。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发展要切实依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安排，力求为经济建设搞好技术储备；在经济建设中，要明确提出对科技进步的需求，形成经济计划与科技计划的有机衔接。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牵引作用，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在科技体系结构中，在现创段加强发展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新技术、新工艺为主的企业和行业研究所，保持和稳定数量有限的国立研究所和省立研究所。
(2)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力保证
1993年11月，美国宣布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克林顿亲自担任主席。这表明科技决策机构不仅进入政府决策系统的最高层次，使科技决策具有最高权威性，还实实在在地拥有科技预算分配建议的实权。显然，这是美国白宫试图增强对联邦科技经费和科技活动的集中控制能力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一些历来在政府一级不设管理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央机构的国家，近几年来皆改变传统的做法，在中央政府中设立主管科技工作的部级机构，例如，丹麦设立研究和技术部；英国设立科学部；比利时设立科学政策大臣；泰国成立科技发展委员会；等等。
上述情况表明，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中央政府一级对科技活动的调控和引导也是必要的，是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有力保证。
尤其是在目前的科学技术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发展科学技术所需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任何国家都无力在科学技术的所有领域中都投入巨大人力和财力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只能结合国情，扬长避短，先择关键技术领域，有重点地从事研究与开发。因此，在中央一级进行宏观的政策指导和调控，引导研究与开发活动朝着最有利于实现国家总目标的方向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够健全，政策尚不配套，市场机制也不完善，再加上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有待大大提高，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加强国家一级的调控职能，建立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领导机制，尤其显得重要。
(3)要使企业成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主战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主战场。要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现象，必须从科技与生产力的结合部──企业入手。从宏观环境上，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增强企业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从市场上，发展竞争性市场环境，强化企业技术进步的外在压力；从国家财税政策上，实施技术进步倾斜政策，有计划地增加企业技术进步的吸引力。只有通过科技向企业渗透，使科技与企业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与开发体系，可以大大加快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进程，要努力达到全国5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是由企业为主完成的。
为了推动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国家还应该继续采取种种财税优惠政策，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开发实力。此外，还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和措施以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实力；对盈利性工业企业提取1%或1.5%的销售收入作为企业技术开发费用；适当提高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水平；拓宽新产品的免税范围，形成企业追求新产品的刺激机制，扶植企业新产品的成长与发展；银行应设立支持技术开发的专项贷款，以满足企业技术开发的急需；加强企业技术开发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等等。
总而言之，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是经济产生活力的根本源泉。
(4)建立全社会的科技投入体系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投入是支持科技活动的投入，因而是生产性投放，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在科技投入的资金渠道和形式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改变了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前科技投入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单一渠道、唯一形式的局面，科技投入总量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与国外的科技投入情况相比较，我国的科技投入总体水平仍然偏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基础依然不够雄厚，因此，要增加科技投入，必须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具有国际共性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
事实上，像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全社会科技投入中，民间企业的投入占50%以上，其中日本达到70%，韩国高达80%。
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除了现有的三个资金主渠道（财政科技经费、企业、科研机构、高校自筹经费，国内银行科技贷款）之外，还可逐步扩大风险投资、国外金融机构的科技贷款、创业投资等。
(5)大力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出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和市场全球化的优势日趋加强，金融资本、技术、信息和物质资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和转移，唯一不能转移的是一个国家的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全社会的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力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进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竞争地位的关键因素。
科学技术本身是一种知识形态的产物。要把知识形态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必须经过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我们举一个形象化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一项科技成果就好比是一粒农作物种子，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就像是一块肥活的土，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和产品的市场需求就象是水和肥料，政策、经济和社会环境就如同气候条件。由此可见我们即使拥有一粒良种，如果缺乏肥沃的土壤，或者播种之后既不施肥又不浇水，又遇上风不调雨不顺的气候，任凭什么良种也不可能生根、发芽，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因此，要搞现代化建设，如果不抓人才培养，不抓教育去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素质，不创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促进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绝对难以做到的。
研究表明，国民受教育的水平是决定生产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的文盲率与人均国民收入是成反比的。目前我国的文盲率相当于美国一百多年前的情况；我国1984年的文盲率是日本1970年文盲率的100倍。由此可见，我国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亟待提高，因为文盲率如此之高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6)建立与逆向速进发展创新模式相适应的科技体系结构
为了使我国经济在今后10─20年保持快速发展，在全方位开放的基础上，科技体系结构的重心转向以企业为主，沿着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道路，使企业不断开发出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国立和省立研究机构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少数国立研究所和大学开展以国家社会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