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人论楚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学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0)05-0001-06
研究楚辞应注意文化交流
我这个讲话非常不敢当，有什么原因呢？一个我不是专门研究楚辞的，是外行，第二个，林庚教授是我的学长，我不敢抢先讲话。现在处在这个地位，没办法，非讲不行了。首先祝大会顺利成功，这句话完了以后，本来我的任务就完了，但我想再啰嗦几句。作为一个外行或是半外行，我想今天研究楚辞、研究屈原有它的新的意义。意义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中国，我们过去研究中国国家文化，重点放在黄河流域，重点是《诗经》和北方文化。现在看来（从最近考古发现来看），这种看法不对了。南方的长江文化，屈原属于长江文化范畴之内，最近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非常高。对人文问题我们就不容易解释了。对南方文化我们过去研究的很少。为什么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大诗人屈原？在这背后必然有它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我们过去懂的不多，也没想去研究。最近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所以，我觉得今天研究屈原，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有重要作用，可以纠正我们的偏颇。还有，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国际的。“国际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我们读屈原的《天问》，我就觉得有好些——我没研究过——感觉里边有些神话，好像是不限于中国，其中有印度的。比如说，“顾兔”过去我们总认为是月亮里面有一个兔子。印度确实有这个传说，月亮里边有一个兔子。后来呢，也许我弄错了，我看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篇论文，就讲“顾兔”不是兔子，而是蟾蜍、蛤蟆。本来我们中国这个月亮里边，一说是兔子，一说是蛤蟆，这两种都有。过去我们对“顾兔在腹”解释，“兔”就解释是“兔子”，“顾”就不大好解释了。可这么一来呢，我就感觉《天问》里边不像“天问”，而像《楚辞》。《楚辞》一开头就是“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这种词不大像中国固有的词，我也是外行，是过去几十年的一些瞎想。因此我们研究《楚辞》，可以把我们眼光放大一点儿，跟这个外国文化交流，特别是印度、东南亚，肯定也有的。其它方面呢，古代的前期文献，就是《战国策》、《左传》这里边有“狐假虎威”。这个词，“狐假虎威”，老虎跟狐狸，有人讲这样的东西不大像中国的。因为老虎，中国过去早就有老虎，不是中国没有老虎，但是凑在一起，也有一点印度味道。因为我是搞印度的东西，就是什么地方都靠近印度联想，不是这个意思。而文化过去都是交流的，最著名的是天文方面的交流。例如民间文学交流也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楚辞，研究屈原，要把眼光放大一点，中外交流。总而言之，一个国内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文化交流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不是完全外行，能参与这个会，讲几句外行的话，供大家参考。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楚辞是文学研究的重点
各位同学，今天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同学参加这个楚辞学会，对楚辞和屈原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五十年代有这么一个流行的话，也可以说是类似命令的话，就是说要“略古详今”，这古代的要简略一点儿，靠近后来的就要详细一点儿，这话不能说是全不对，但是不全对。比方说唐诗跟清诗比起来，唐诗要古得多，清代的诗要近的多。我们在文学史里头，能够略唐诗而详清诗吗？所以问题还是在它本身有多大价值的问题。我只简单地说一下屈原包括他所创造的骚体、楚辞。那么，屈原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诗人。在屈原之前没有诗人。在《诗经》里，只有作品，没有作家。中国的作家是到春秋战国以后，屈原作为一个诗人，是第一个诗人，这是一个第一了。第二呢，他是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中国有很多伟大的诗人，比如说陶渊明、李白、杜甫，都很不错。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比屈原更伟大。第三，屈原是第一个受到全世界纪念的诗人。1953年，屈原作为一个全世界的诗人，在全世界受到纪念。这个事，褚先生当时都参加过（指褚斌杰先生——编者加）。那是唯一的一次。所以屈原也是唯一一个受全世界公认的伟大诗人。我想就这三点，我们就值得对屈原和楚辞做一个重点的研究了。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在此后取得更多的成就，取得更大的胜利。谢谢！
屈原的文化意义
屈原的出现，在我国文化史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而屈原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颗诗国巨星。我国文学历史悠久，并有着丰富的优良传统，而诗人屈原正是人文主义、爱国主义，以及主张道德文章并重，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这些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缔造者和体现者。他还是我国诗骚传统中，“骚型”艺术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古人称“屈平诗赋悬日月”（李白），当代诗人称“蓝墨水的源头在汩罗”（余光中），这些赞誉实不为过。诗人屈原的巨大的影响实不仅在文坛，他也是最具有民族性、群众性的。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的吃粽子、划龙船，两千年来已成为普遍的民风、民俗。这在我国以至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诗人、作家，享有这样普遍的敬仰和永久的悼念。
几年以前，我曾以朝圣的心理，到诗人的故乡秭归参加一次屈会。在朴素而庄严的屈子祠内，矗立着一尊由诗人家乡人民塑造的屈子雕像。他高冠巍峨，长铗陆离，面带沉思，仰首前行。我仰视好久，不觉地想，两千年过去了，而至今仍倍受敬仰的诗人，究竟为我们民族、为人类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以至使后人如此地念念不忘呢？这，如前所述，我们可以从思想上、文化上，以及文学上谈出很多很多，但最主要的，我想还是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人格的榜样。诗人生当溷浊不堪、国运岌岌可危的楚国怀襄之世，但他一生坚持理想，保持操守，崇尚高洁的品德。他把公正高洁的品德，比做香花美草，把贪婪、偏私、嫉妒、经不住考验的变节者，比做荒秽和恶臭。他面对当时楚国朝野中追名逐利、物欲横流的污浊现实，说“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揭露朝廷那些群小是“凭不厌乎求索”，“各兴心而嫉妒”。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在遭受排挤，身罹迫害的境遇中，仍一心求美，一心向善，严持操守，好修不懈。正是体现在诗人身上的这种美的思想和健全、完整、高贵的人格，至今仍令我们无限感动，并使我们得到精神的升华和道德上的激励。
作为当代的文化人，古文化研究者，我想我们应该承担起做桥梁的任务。古文化无疑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隔代性，那么，我们就要架起两座桥梁，一座是古今之桥，即把古代宝贵的精神财富，薪火相传给当代人、当代社会。有人说过，“文化最终的沉淀是人格”（荣格），那么，我们就通过传递古文明，张扬屈原的伟大人格，让社会群体可以增加一点高贵的因素。二是搭建起一座使中华文化通向世界之桥，通过弘扬民族文化，宣传伟大诗人屈原的崇高思想境界，造成一种世界性的感动，使世界通过屈原了解中国，树立我们中华民族的高贵形象和尊严。
怎样看待屈原赋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
自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比较、论述我国古代南北方文化的区别及其特点。南方文化即指楚文化，北方文化即中原文化。目前更有不少学者论述楚文化的特殊成就及其对战国、秦汉文化的影响等，认为楚国与周王朝之关系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密切，因此楚文化是独立于中原文化的特殊文化。屈原的作品便是这种文化的体现。认为楚文化影响于后世至大，以至于征服了汉文化，是汉文化的直接来源，等等。总之，对楚文化成就作用估价十分之高，甚至超过了中原文化。
我认为楚文化的成就是相当高的，并且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比其它诸侯国对历史的贡献更大。问题在于怎样理解楚文化，屈原作品所体现的是怎样的楚文化？应说明楚民族在长期共同的居住地区、共同的经济生活和自然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中原地区人民的思想信仰、心理状态和文化传统等，这就是土生土长的文化，但是文化思想总是互相交流、互相融汇的，不可能处于隔绝状态而独立发展。楚国与周王朝之关系尽管不像中原地区姬姓国与周王朝之关系那样密切，但它毕竟是受周天子统辖的宗国。随着周王朝政治影响的扩大，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必然远及于楚国。据史籍记载，楚从熊绎开始受周成王之封，居丹阳。可以推想，他既受周封，立国必遵周制。如《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庄王救阵，病在军中，有云如赤乌，而问周太史之事：
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甚当王身乎！若之，可移于令尹、司马。”
这说明昭王时周已遣太史入楚，教周朝的典令。可能楚人受封之日，周即派太史入楚，然书缺有间，不可详考，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周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与敬王争夺王位的继承权，最后失败，便与楚国旧宗旅携带周朝的典籍奔楚之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他们在政权争夺中失败了，却造成周朝文化最大的一次南移，传播了中原文化。又世传有周公奔楚之说，《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
《史记·蒙恬列传》有同样记载。周公既逃到楚国，他所制订的礼、乐也必然传入楚国，是可以想见的了。孔子周游列国，入楚，为说教，楚狂接舆为之唱《凤兮》歌，以凤之德行喻孔子（见《论语·微子》）。说明孔子的学说已深入楚人之心，楚人自有史以来即仰慕北学，热切地学习北学。《孟子·文公上》记载：
陈良，楚人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
陈良以楚人学习周公、孔子的学说，北方学者反而不及他，可见其学习之精到。楚人学习中原文化的风气，在统治阶级上层更盛。《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让士
教太子读书，读什么书？申叔时对士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先王世系），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官法时令），使访物官；教之《语》（治国的语言），使明其德而知先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记前世成败的书），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他所读的书，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以及先王的世系、法令、治国的良言等，都是周王朝的典籍，又据《左传》记载，楚国的王公卿士议事中征引《诗》《书》的例子很多。这都说明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影响。中原文化流播于楚，与楚地的巫文化相隔合，使形成为楚文化。楚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体现了楚民族的风俗、习尚、信仰等，但其精神实质并其筋骨则是中原文化，屈原及其作品便是这种巫文化融汇入中原文化的集中产物。他既具有楚民族的特点，又具有中原文化的精神实质，其核心是中原文化。屈原所标榜的尧、舜、禹、汤、文、武，所主张的“仁政”，就是中原文化精神。
关于屈原赋具有楚民族的特点，而其精神实质则为中原文化，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具体创作中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屈原赋的形式、表现手法，都是采用楚国民歌，是楚国民歌的升华。如越地的《今夕》歌、徐地的《带剑》咏、吴地的《庚癸》谣、楚地的《沧浪》曲和《接舆》讴等。这自然是很正确的。宋人黄伯思《翼骚序》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等，也是讲它是产自楚地的歌谣。但是，我认为只看到这一点，是不全面的，除此之外，它还继承了《诗经》的创作传统。如《诗经》中之《周南》《召南》，都是江汉流域的歌曲，《周南》之《汉广》《螽斯》，《召南》之《摽有梅》，句尾或用“思”字，或用“兮”字，和屈原赋的句式很接近，屈原是否诵习过《诗经》？史无明文记载，但从春秋时代士大夫普遍学《诗》，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认为学《诗》是为了通达政事，当作外交辞令看。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并曾两度出使齐国，他不可能不诵习《诗经》。屈原不但在诗歌句式上学习《诗经》，在表现手法和内容上也学习《诗经》。王逸在《离骚》中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这就说明了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又《诗经·周南·卷耳》写一个官吏久役在外，怀念家中的妻子，历阻涉险，马疲仆病的情况：
陟彼崔嵬，我马虺聩。……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陟彼阻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此情此景也被屈原所吸取，屈原在《离骚》《远游》中，于其登昆仑
山之上，“忽临睨夫旧乡”时，两用此境。《离骚》云：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远游》云：
仆夫怀全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
很明显屈原是心领神会《诗经》所写之意境而运之于笔端的。至于刘勰，是从更广泛的领域论述屈原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他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论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
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沈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他认为《离骚》有四点同于《风》《雅》，有四点异乎经典，这说明屈原是继承《诗经》同时又融汇楚地的民俗、风情而有所创造。特别应注意的是，他说：“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即说明屈原赋的精神实质是经书。最早注解屈原赋的淮南王刘安在其《离骚传》序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清戴东原《屈原赋注》序云：“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这都说明屈原赋的精神实质不是楚地的巫祝鬼神而是儒家的经典，是中原文化。正是楚民族的风俗、习性、语言特点和中原文化精神构成屈原的伟大诗篇。
辞与赋的区分
多年来未做楚辞的专门研究，但由于多年来为研究生开设“汉赋研究”专题课，要确定课程的研究对象，必须对辞与赋作一区分，讲述多年，不敢自信，借此盛会，就正于专家、同行。
两汉时代，虽然有辞赋并称，或以赋该辞的情况，但我以为那时的人似乎认识到辞与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史记》不仅出现了“楚辞”的专有名词，为大赋家司马相如立传，收录其代表性的赋作，又在《屈贾列传》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感直谏。”我认为司马迁这里所谈的“辞”，指的就是作为文体的“楚辞”，“赋”指的就是作为文体的“赋”。楚辞作为文本，最早的是西汉刘向所辑，称《楚辞》，现存最早为之作注的是西汉王逸，称《楚辞章句》。他们收录作品也是有选择的，例如宋玉，收《招魂》、《九辩》，而不收《高唐赋》、《神女赋》等赋，贾谊只收《惜誓》，而不收《吊屈原赋》、《鹏鸟赋》，这样的区分，其中肯定是有理由的，但可惜他们没有说出。揣摩古人之心，根据有关文献，我提出如下的区分的理由。
首先，作为一种文体，楚辞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色彩，正如宋代黄伯思所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同时他又指出：“自汉以还，去古未远，又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旨矣。”在这里黄伯思认为脱离了楚文化的具体背景，汉以后那些仅模仿楚辞形式的作品，就不能称之为楚辞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神话的消失，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依准马克思这一论述，我们来考察楚辞的盛与衰。作为楚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的楚辞，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很快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屈原的创作标志着这一文体的完全成熟。但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经济、文化的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楚文化逐渐融入了统一的文化中而失去了它的特色，而与楚文化相依存的楚辞的衰歇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众多的文体中，楚辞的生长形态是独特的。赋则不同。从现存的作品看，虽然辞与赋都先后产生于战国时代的楚国，但赋作为文体，显然没有楚辞那样对楚文化的依赖性，因而它没有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衰歇，相反它适应大汉帝国的需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诗、词、曲等文体一样，虽有其高潮、鼎盛时期，但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形式，而不是一个时期独有的文化现象。
其次，楚辞作为古代文学的一种文体的独特还表现在：它的存在几乎和屈原相始终，甚至可以说，楚辞的内涵与外延与屈原作品是完全重合的。刘向所辑的《楚辞》虽然也收有宋玉及汉代作品，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作品的抒情主人公几乎都不是作者自己，而是屈原。宋玉无疑是屈原之后的优秀的楚辞作家，他的《九辩》，虽然有仿效《离骚》、《九章》的明显痕迹，但无论是思想感情的开掘、表现手法的创造，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故后世屈宋并称。我们今天读《九辩》，自然是认为是作者抒发自己志不得申的苦闷，但汉代人并不是这样看，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九辩》是作者悯惜屈原，以屈原的口吻，来叙说屈原的志向和遭遇。刘向所辑得《楚辞》收录的汉代作品有贾谊之《惜誓》、淮南小山之《招隐士》、东方朔之《七谏》、严忌之《哀时命》、王褒之《九怀》以及刘向本人之《九叹》，以后王逸为《楚辞章句》又加入他本人之《九思》。这些作品除《招隐士》稍有不同外，其余的都照宋玉的办法，模仿屈原的口气，是代屈原去抒发他的那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情绪。这些作品虽然如黄伯思所说“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但由于时代、文化的变迁，个人的遭际的不同，也正如朱熹所说“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成就是不高的，现代楚辞的研究者也大都不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汉代作家写有所谓“骚体赋”，尽管也采用楚辞的形式、语言、手法等，但他们以赋名篇，表明他们认识自己写作的这类文体与楚辞不同，并在写法上完全摆脱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而是以诗人自己的身份去抒发个人的感受。以贾谊为例，他的《惜誓》是代屈原立言的，而他的《吊屈原赋》则完全以诗人自己的身份表达了对屈原的倾慕和同情，并于其中寄托了个人身世的感慨，情意是深切的。他的《鹏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托物言志，与楚辞的区分更加明显。武帝以后，骚体赋从未间断，在形体和表现上有着不少变化和发展，表明它是一种全新的文体。由于我们可以从刘向编辑《楚辞》收录作品情况，看出他的收录标准，进一步清楚了辞与赋，特别是与所谓骚体赋的区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楚辞的形制在骚体赋中得到了延续，另一方面则可以认为，《楚辞》出而楚登亡。
再次，辞与赋的区分，还与其各自来源有密切关系。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民间孕育、发展，而后在文人作家手中成熟，使其体制、表现手法臻于完善，我国甄期的诗，与音乐、民歌关系密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各篇就是周民族在各种场合配合音乐、舞蹈的唱词。楚辞是在楚民族文化中形成的，与楚国人民特有的风习有着密切关系。许多研究者都已指出楚辞的主要来源是楚国民歌。屈原的《离骚》、《九章》是否可以合乐歌唱，前人已不能指出，但它们的“乱曰”、“少歌”、“倡曰”等名目，可以说明他们的原型是具有合乐性质的。屈原的《九歌》是在民间宗教歌舞的基础上创作的祭祀乐章，它具有合乐演唱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赋与辞不同，它“不歌而诵”，不是由民歌发展变化而来的。现存的最早的赋是荀子的《赋篇》，是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的手法写成的。我们虽然不能由此得出赋来源于隐语的结论，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承接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隐语以及后来的谜语，主要是描叙性的文字，大多数是短小精悍的韵语，不过这些韵语，只是为了便于记忆和诵读，与诗歌为了歌唱不同。荀子的《赋篇》以描写为主，行文亦用韵语，是沿袭隐语而来的，《赋篇》在末尾附有“诡诗”、“小歌”各一首，表明他们与前面的文字不同，是诗与歌，可以歌唱，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赋篇》主体是“不歌而诵”的。荀子的《赋篇》与后来的赋，在体制上有着许多不同，但《赋篇》上述的特点，以及刘勰所说的“虽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的结构方式和写作手法，奠定了赋的基本形态，为后来赋家所继承、发展。正是由于辞与赋的渊源不同，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艺术格调，并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不同文体的特征。
最后，还应该指出不同的文体在其发展过程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前后继承的关系。辞与赋都是最早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兴起，赋的兴起在楚辞之后。楚辞作为“一代之文学”，在战国时代已达到它的光辉之顶点，而赋距离它的光辉时期还有近二百年的路途。正是由这一原因，在这种文体并行发展的时候，正在生长的赋，不断地向楚辞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以至在楚辞衰歇之后，在汉赋中仍有所谓“骚体赋”的一个分支，人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楚辞生命的延续。虽然如此，但就辞与赋的主流来说，二者的区分仍然是主要的，它们各自有其独立发展的轨迹。
收稿日期：200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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