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凡是”与解放思想——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周年论文,两个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斗争引发的一场哲学大讨论
今年是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全国学术界和其他部门都在举行纪念活动。10年前也曾纪念过真理标准讨论10周年。一场政治和哲学问题讨论能值得国人10年、20年地纪念研究，在建国以来，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是罕见的。
1976年中国历史上出了一件大事，横行10年的“四人帮”突然被一网打尽。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时期的这一段政治已深恶痛绝，大政方针改弦更张已迫在眉睫。但是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在这段时期还有一些方针和具体决定是毛泽东同志作出的，又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能不能也予以否定呢？当时毛主席的威信至高无上。一方面是实践证明确实有错应立即纠正；一方面是领袖权威不容丝毫怀疑。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一时处于两难之中，两种思想的冲突也渐渐尖锐。1977年2 月7日一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两个凡是”。这种观点，当然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因为它没有解决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向何处去的难题。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决定过的都不能改变，这样，大的方针如继续搞阶级斗争，具体的事情如撤销邓小平同志的职务等等就都不能变。按照“文革”10年的习惯，有了问题向毛主席求教，而现在连毛主席也错了，怎么办呢？再往上找，找老祖宗，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到那里去问一问，到底真理的标准是什么？靠什么来判断对与错？与“凡是”对立的是解放思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下如堤决水，如库开闸，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压在人们心头的疑问终于沿着这一思路冰消雪溶。1977年2月7日的社论和1978年5月11 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凡是”观点和解放思想的观点。这场讨论为这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开启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个党也像一个人一样，做事情要边做边想，有时还要抽空集中思考。打倒“四人帮”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在党史上被称为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凡是”思想成了一个政治方针，进而又由政治争论引发了一场哲学讨论，最后这场讨论解决了一个大的政治问题，促进了徘徊时期的结束，开启了一个20年的新时期。我们今天纪念真理标准讨论，结合这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更认识到是墨守成规坚持“凡是”，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基本分水岭，前者是唯心主义的，后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在“凡是”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概念，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方法，以后还会存在，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纪念和回顾那场讨论。本文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在论及这种思想方法时仍然借用“凡是”这个名词。
二、“凡是”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新形式，解放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
任何一个哲学思想的产生，都是以社会实践为背景的。这实践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及其他社会活动。“凡是”作为一种哲学思维现象，它产生的前提，第一是中国革命史上出现了毛主席这样前所未有的最高权威；第二有林彪江青等人对这个权威的利用。正如土地革命时期王明路线出现的前提，第一是国际共运史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国际这个最高权威；第二是有王明等人对这个权威的利用。事物都是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有“凡是”的出现就有“解放思想”的提出。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刻背景，这就是，第一，有“凡是”作为其对立面，并且在事实上，在具体的政治路线和方针上，已经构成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阻力。第二，有邓小平同志这样的第二代领袖，和他所代表的人民群众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新领袖的威望和新实践的力量足以让我们既从哲学思想上又从实际政策上来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这样，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场“凡是”与解放思想的斗争就应运而生了。这正如当年毛泽东同志代表的实事求是思想和王明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在所难免一样。随着政治斗争、社会实践的发展，哲学争论也在发展，它们一起溶入社会发展史。自以为是和“凡是”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对付自以为是还好办，我们可以拿出实践检验真理这个法宝，按照事实说：你错了。但对付“凡是”就要费点劲了，“凡是”总要找一个根据，拉一面大旗，瞪着眼睛说：“你敢反对这面大旗吗？”“凡是”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一个变种，一个发展。对付“凡是”，在用事实说话前，先得鼓起说话的勇气，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实事求是前又加了“解放思想”四个字。这是和“凡是”斗争的新成果，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马克思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表述为“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又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鲜明的特性，一是实践性，二是阶级性。唯心论、形而上学是保守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是革命和进一步开拓前进的哲学。邓小平同志说，改革也是革命。改革需要解放思想的哲学，所以“凡是”和解放思想的争论一出现，也就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实践、新时期的开始。
“凡是”这个词虽然是打倒“四人帮”后才有的，但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却自古有之。国内有，国外也有。思想解放者与“凡是”思想的不断斗争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科学史、思想史。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凡是”的突破。在天文学方面，哥白尼突破了这个“凡是”，大喝一声说：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事情就全解决了。恩格斯说，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当然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伽利略被判刑，布鲁诺被烧死。开普勒以前的书上都说行星轨道是圆形的，尽管观察中出现许多错误，人们宁肯说自己看错了，也不敢去想书上有错，是开普勒又冲破了这个“凡是”，证明行星轨道是椭圆的，一下解决了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开普勒定律”。在拉瓦锡之前的书上都说物质能燃烧是因为它本身有燃素，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物质烧过后有时重量会增加，于是他们又替古人圆其说，说“燃素”有负重量。拉瓦锡又一次突破“凡是”，证明物质燃烧是氧在起作用，与氧化合，重量增加，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燃素”。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凡是”的旧框子，比如说，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搞来搞去，越搞越死。邓小平一句话，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一下子解放了生产力。过去我们总是怕个体经济，限制个体资本甚至规定农民养鸡不超过几只。后来，我们提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又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坚持“凡是”不变，中国人就还在没完没了地注解《四书》、《五经》，而现代科学也还只能停留在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上。自然科学史上不会出现牛顿、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史上也不会出现马克思、毛泽东。理论如果变成一种固步自封的东西，它就毫无用处。一个新的科学的理论，当它刚从实践的熔炉里热气腾腾地脱胎而出时有极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它也不能穷尽对一切问题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它也要不断发展。任何好的理论都不能代替将来的实践。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心说”是多么的革命和进步，但他的圆形轨道说仍然要开普勒的椭圆轨道说来修正。马、恩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能是在欧洲多国同时胜利，列宁没有搞“凡是”，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胜利要先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同志没有搞“凡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设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同志没有搞“凡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历史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治党治国还是一个部门的工作，都离不了解放思想，都不能搞“凡是”，才能有所创造、有所进取。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现在、将来都要遵守的一条思想原则
我们在20年后仍然回顾纪念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因为它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如前所述，“凡是”这个词虽是70年代末的产物，但这种思想方法古已有之，党史上也早已有之。 它以后也还会存在。 时过20年后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更关注其思想上、哲学上的意义，以警惕“凡是”哲学思维的复生，提醒我们在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凡是”这个词以后也许不会再使用，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还会存在。
“凡是”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是书本“凡是”，二是权威“凡是”。认为凡上了书的就对，凡是权威口里说出的就对，这是两种错觉，两种错误的依据。
书本“凡是”，就是本本主义。“凡是”以书为是，就是“唯书”，就是借本本教条来扼制实践创造。书本上的东西对不对呢？应该说很多都是对的，书本是对实践知识的总结，对实践有指导作用。但是实践是最鲜活的东西，它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况且又因各自的条件不同而呈其千姿百态的个性。只有不断地总结吸收新的实践经验，新的创造成果，才可能不断有新书本、新经典问世，然后再去指导新实践。否则一部《四书》、《五经》，就可以包治天下了，哪里还有持续发展的出版业？中国历史，汉以前典籍浩瀚，司马迁嫌其芜杂而成《史记》，到宋代又积累甚多，司马光再度筛选而成《通鉴》，作为治国之镜。物理学在古罗马时期，阿基米德只用羊皮纸写了一本《浮力论》，到牛顿写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现三大定律，到爱因斯坦又写了《相对论》。我们要是只按本本办事，抱着一本《浮力论》，怎么能指导原子弹的研制呢？况且实践中还有许多东西是没有来得及上书的。书本与实践永远会有一定的距离，最伟大的著作也不能总结未来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里，回顾了《宣言》发表25年以来的历史，坦陈《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249页）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能完全套用书本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
权威“凡是”，就是借一个权威来行事，不动脑子，不负责任。最常见的权威就是上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
正如理论概括实践一样，一般情况下，权威、上级、领导的意见是对社会、下级和广大群众意见的集中，是集思广益。但也不是绝对如此。我们所说的实践主要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是遍野之水，权威、领导的意见是纳水之湖；群众的实践是土中之根，权威、领导的意见是地上之树。湖无水则干，再大的湖也不敢拒水源于一日；树无根则枯，再高的树也不敢断其根于一瞬。共产党人把自己比作种子，把群众比作土壤，最生动不过地说明了这种依存关系。职位再高的人，再大的权威，在实践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始终是小学生。这个关系一旦颠倒，就要自以为是，就要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毛病。我们的干部要做工作，在具体程序上离不了两件事，一是要读书，读马列、毛泽东、邓小平的书，读各种业务书；二是要接受上级的领导，看文件，听指示。怎样处理好这两件事，成了工作好坏的关键，具体检验着我们能不能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的态度是，第一，要读书，要勤奋学习，特别要学好革命的经典，但是不能“唯书”。因为在书的对面还有一片广阔的实践的原野。就是说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但不能代替实践，并且要依赖于实践的检验和补充。第二，要讲党性，讲纪律，服从上级，但是不能“唯上”。因为在上级的对面，还有一个群众的海洋。就是说要处理好“向上”和“向下”的关系。领导是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是不能代替群众生动鲜活的实践和时刻涌动的创造，而必须随时不断地从中汲取养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实践性，这实践主要是指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不管是书本“凡是”（唯书），还是权威“凡是”（唯上），说到底还是一个根本问题，即没有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书本或者权威作为真理的标准。作为一个干部，他是承上启下的一环，一方面他承担着向群众宣传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承担着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领导指示的任务，另一方面，他还承担着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丰富党的理论，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的任务。只有既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精髓，掌握上级方针、指示的精神实质，又能结合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开拓，这才算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要进步，要发展，这是一条衡量干部的标准。即使在古代也是把说实话，犯颜直谏作为干部的一种美德。毛泽东同志很推崇汉朝的大将赵充国。当时关于西部边防的策略，皇帝主张出兵进攻，赵充国主张屯田固守。皇帝下诏书命令进军，他却还是要上奏折屯田，儿子说要惹祸，小心杀头，他就骂儿子不忠。毛主席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人物精选》上卷第494页）淮海战役时， 前线主将粟裕根据战地实情提出对上级方案的修改，毛主席同意，并授权可相机行事，结果，淮海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
历史一再证明，每一次错误的政治运动，每一次大的错误的实践，必然伴生着错误的哲学思潮。建国前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不但造成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还毁坏了党风、学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盛行，直到1942年整风才得以纠正。“文化大革命”除了造成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大破坏外，最惨痛的是对党风、民风的大破坏。经中央批准的党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我党自建党以来特别是自延安整风以来，经战争磨砺，鲜血洗礼，在实践中反复检验修正，铸炼而成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谦虚民主、坚持真理、忠诚无私等好的作风，都被“文革”怪风吹得荡然无几，而这种破坏又都是在貌似忠诚的“凡是”的掩护下进行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一个党、一个国家，坏风可以一日起，好风养成却要数代人。回顾这一教训，我们当然要防微杜渐，时时提醒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加强辩证唯物论的教育，决不能让这种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歪风再起。今天我们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回首新时期的一系列成就，更感到是邓小平同志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这个根本点入手，才保证了一个新时期的出现，这也是我们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须臾不可丢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