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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改委的试点工作方案（下简称为“方案”）出台，可以说是跨出了艰难的一步。从这个工作方案的总体上看，主要是讲“如何试”的问题，当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细化。实际上，目前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试什么”。“试什么”所要解决的是行动的目标，“如何试”所要解决的是达到目标的途径；目标只有一个，途径可有多个。如果目标不清楚，那么，途径也就没有了方向。
1、试点究竟试什么？
在“方案”中自然涉及了许多，但是，一方面还不够全面，另一方面也还不够明确。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概括，大致可以包括以下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确定法人财产权和出资者的出资权，具体来说就是按公司法注册。参加试点的企业体制大致可以分为管理局、工厂或总厂、公司或集团公司与总公司、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几种类型，不管哪一种，基本上都必须按公司法登记，这是从各类企业体制向统一新体制过渡的主要标志。与原来的体制相比，新的企业体制要有自己新的名称、公司章程、领导体制、企业体系，等等。企业法人对实物财产享有所有权，同时成为独立债务人；出资者（国家）享有出资权，企业成为有限责任制企业，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
第二，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这里包括累积上缴折旧和利税的统计、各年国家投资情况、拨改贷和利润留成的情况、债权债务处理、养老保险金的核算，等等。对于那些确实属于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的项目，可以通过一定的手续予以免除或核销，但要专门立帐，以便追究责任和总结经验。
第三，债权与股权的转换。对于企业过度负债问题，可以考虑债权转股权，同时，也应该考虑国家一部分股权转债权。
第四，切断职工与国家的养老保险依赖关系。国家将一部分股权转换给专门的养老保险机构。
第五，确定合理的资本负债结构。虽然新的会计制度已经提前实行，但是，那时并没有新的企业体制，因此，只不过是单兵突进，也不可能是彻底的。传统国营企业没有资本金，后来一些改革中建立的企业全部靠贷款，同样是没有资本金，这些企业必须“构造”出资本金来。另外，国有企业在确定资本金时，不应该将全部净资产都折为股本，可以设置一部分公积金和债权，这一点可以参考国外的经验。
第六，企业形态的探索。是否主要为有限责任公司，完全不必要划框子，应该根据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定。对于大型企业，原则上应该改制为股份公司，因为这样有利于将来的发展。除了全行业的控股公司外，还有许多企业是属于控股公司性质的，就是这些企业的体制也完全没有必要办成国家独资的企业。对于行业性控股公司的改组，要与反垄断结合起来。
第七，确定出资者结构。一方面要明确国家出资者代表机构，另一方面要实现出资者多元化。现在国家组织部门、计划部门、财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等都还在指挥着企业，归口由一个部门代表这是改革的重点。
第八，改变职工单纯劳动者的地位。不管效益好与不好，都可以进行职工持股的试验。
第九，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必要国家对所有的企业都百分之百地持股，产业不同，持股比例也不同，可以将股权出售给其它企业，实际上是将国家股转换成国有法人股。
第十，企业群体设计。企业内部的一些部门可能要变成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也就是说，许多企业的改制不仅仅是单独设计企业自己，而是要设计一个企业系列。
2、怎样进行试点工作？
在明确了试什么的问题后，还有一个如何试或者怎么试的问题。首先，笔者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叫做“以文件为纲”，这里的文件一方面是包括必要的法律文件、试点方案文件等等，更重要的是改制后的那些文件，例如可行性论证报告、公司章程、资产评估报告、组织机构图、会计报表等等。组织机构图要将内部部门与外部独立法人单位明显分开。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复杂的是核实对外投资，在企业长期投资帐目中，可能有本公司与关联公司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某公司是本公司的子公司，其资本金为100万元，而在本公司帐户上只记有对某公司投资10万元。其它产权证明如土地使用权证等也必须齐备。
其次，在主体方面，要注意到主体的变更，最初可以由出资者部门或主管部门来办，在申请设立公司时则由筹备会来办，公司成立后则应由董事会负责了。因此，不能由“牵头部门”一包到底，我们的新企业是与出资者同时确立的，难道等一切准备就绪了，才请董事登场？他们应该参与进来。
此外，关于阶段（时间）方面，有一些是交叉进行的，例如，培训就可以排在前边，再者，申报应与实施分开，申报本身可以是一个阶段，何况申请公司名称还需要一段时间。
3、还应该注意哪些相关问题
第一，旧试点与新试点的关系。在这100家试点之前，我们已经搞过许多试点，也有一些企业成为了上市公司，甚至于到国外去上市，这些企业的改制经验也必须总结。例如，青岛啤酒模式、上海石化模式、马鞍山钢铁公司模式等等都值得参考。就是首钢承包的经验也需要认真的总结。改革不是“熊瞎子掰苞米”。实际上，国外企业改革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第二，试点与非试点的关系。试点企业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按公司法登记，其它企业怎么办？是不是都得排在这些试点之后？本来，公司法就是从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因此，只要条件成熟了，就应允许和鼓励而不应该阻止其它企业的登记。
第三，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的关系。也就是微观与宏观的关系，确定国家出资者代表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外部条件，在这一点上是滞后的，比如中央政府究竟由哪个部门代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不要分别享有产权？全部国有资产都归国务院统一所有？再有，银行体制改革也是滞后的，必须加速进行。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目前的法律环境并不很完备，公司法还十分粗糙，公法人与私法人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某些国有控股公司应该采取特殊公法人的形态。另外，企业制度法律与反垄断法也应该联系起来。
可以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有多重职能，一方面要塑造市场主体——企业，另一方面也确定市场规则，保证平等竞争，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因此，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应该是在外部条件。如果不去抓国家出资主体、不大力加强和改善法律制度、不努力促进平等竞争市场体系，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不可能有很大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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