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赶超：中国金融深化的战略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金融论文,战略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至今，中国金融进入了从浅化到初步深化的阶段。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由于金融深化没有得到明确的战略定位，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从渐进式改革的实际出发，对金融赶超作出最佳的战略定位。本文拟通过金融深化理论学说下的框架性分析，试图作一初步尝试。
一、内涵与分析框架
金融赶超是在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命题。金融深化是本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共同建立的一种理论学说。该理论认为，一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应居于该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当金融处于深化状态时，一国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经济总量之比值得到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规模与结构在不断优化，形成显著的储蓄、投资、就业和结构优化等效应。金融赶超是金融深化趋势的反映和要求，金融深化则为金融赶超提供了理论支撑，奠定了分析框架的基础。按着这样一种关系，对金融赶超内涵的揭示是：与常规型金融深化相对比而言，金融赶超是将金融发展纳入到国家基本战略范畴予以高度重视，通过国家行为等，推进金融制度性创新发展，藉此丰富现代市场体系，牵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平稳、高效地朝“软性化”方向演进。用数字公式表达就是：金融赶超是牵动国民经济发展及其效果的函数，即F=f（E，L）。
式中，F是金融赶超，E是国民经济发展，L是效果。
在对内涵揭示之后，我们就可以构建金融赶超的分析框架，即回答决定金融赶超的主要变量问题。笔者认为，在决定和影响启动金融赶超的诸多因素中，指导思想、政府意愿、金融体系、法律法规等是主要变量。
1、指导思想对金融赶超定位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对金融深化不同思路的认同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虽然政府承认金融深化对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具有基础性和全面性作用，但由于理论和实践都曾证明，有序的金融改革可以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丰厚的收益，但无序的金融改革却能使经济发展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在这种高收益与高风险两面剑式的对比中，如果指导思想陈旧，理论准备欠缺，人们的金融意识淡薄，特别是经济运行状况尚未提供出足够的信息来说明金融改革滞后所造成的潜在后果，那么，金融赶超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日程表上就不可能居于突出的地位。
二是寓于通货膨胀预期稳定性或中性的货币优先增长指导思想，可能默许金融深化形成虚拟的或异化的金融赶超。持有该指导思想的论者认为，西方经济发展史上有因实施温和通胀和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而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先例，故为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货币优先增长。当着经济系统内部结构关联度较高，处于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地位，其发展的主要矛盾显现为需求不足时，这种思想有其生存的土壤；当着经济系统由离散向聚合急剧嬗变，或由“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转入“制度创新推动的阶段（M·Porter，1990 ）”，其发展要求是最大限度地节约稀缺资源，保证效率与效益时，金融赶超的指导思想可能发生下列变化，即立足到制度创新，给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上业。否则，金融赶超会发生负面作用，诱导经济步入“货币优先增长——高位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的误区。
2、政府扶持对启动金融赶超的重要影响， 主要是通过政府这个外生变量，对金融深化进行理性构造来实现。经济发展有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之分，金融深化会或多或少地被刻上其印痕，总在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中创造发展的绩效。因此，一定时期金融赶超都不能脱离一国彼时的特定经济政治体制而独立进行。从这个视角看，金融赶超的启动，需要政府的理性介入和确定其最优次序。如果一国中央政府能争取到财政均衡，就有条件打破常规，大胆培育和引入现代金融制度，并通过对金融机构实施贷款，放松必要的管制等措施来体现政府意图，以此遏制非理性经济人一昧追求速度，效益却不高的资源配置偏好。总体而言，通过政府强力扶持，解除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木桶效应”，是一国启动金融赶超加速经济起飞的充要条件。
3、功能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构成了金融赶超的基础性环节。 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既不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也不是纯粹的私有制经济，而是多种所有制、多种治理结构并存的混合制度型经济。与之相对应，国有金融机构与非国有金融机构并存则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微观基础。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全社会资产结构只有形成以一二产业为根基，健全金融体系和庞大金融资产覆其上面、有着合理比例的倒置金字塔，经济才能产生膨胀优势，才能积淀出经济持续发展的牵动力。不难看出，健全的金融体系客观上要求国家金融机构不能高度垄断。凡是高度垄断，金融交易主体就不会从“模拟”交易进入平等交易。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若没有功能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就很难降低统筹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难题的“协调成本”（ G·Becker,1992），同时，也不易帮助微观经济基础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 形成市场金融主导型资本配置偏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金融体系的发育程度，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能否启动金融赶超的重要因素。
4、依法规范约束金融产业， 可以对顺利启动金融赶超起到保障作用。金融赶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同时又具有约束性。当试图将金融浅化从抑制状态中解放出来，假如取决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压力，撇开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得不到调整，相应配套改革又跟不上，特别是一旦挣脱开法律法规和监管的约束，就会使“金融赶超”走得太远，以至于重蹈类似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金融改革失误之覆辙。显然，确保金融赶超在理性的区间运行，需要建构法律法规的框架，向国际惯例靠拢，使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比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要求，促进竞争性和安全性的并举。当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和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节奏也很重要。所有这些都是保证宏观经济环境持续稳定的必备条件。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与金融赶超
上述分析框架初步为研究本文的主题开阔了思路。按照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结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际情况，从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推断为什么要把金融赶超的战略定位于它是中国金融深化的必然延伸，它要在牵动和推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地朝“软性化”方向演进中起到导向性作用。
1、在指导思想上，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体要求与启动金融赶超是相容的。
从20年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上审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是在推进体制改革和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氛围中取得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氛围，一方面是因为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改革、时机、阶段、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这里，重点突破应当暗含着金融深化的突破。国家已把国企确定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但在中国，银企是一家，从而决定了金融亦要居于改革突破口的地位。另一方面，国家亦很重视理论准备、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和预期。现在，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担负着定位稀缺资源的重任，其有序时空运动实质上等效于生产要素全方位流动与产权交易的不断进行，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不仅如此，人们从最初注重实物占有很快转向货币占有，继而又由货币占有转向有价证券占有的金融理念得到了强化，政府亦从历次每每以金融膨胀为滥觞的经济过热与秩序混乱中得到了宝贵启示，总结了有益的经验，货币优先增长的发展模式被抛弃。由此可知，在上述中国渐进式改革指导思想确定和理论准备比较充分的大背景下，启动金融赶超以此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入，有理由说是中国金融深化的必然逻辑发展。
2、诸多经济矛盾聚焦点的位移， 要求政府将改革的突破口遴选在金融赶超上。
从总体上判断，中国在推进金融深化过程中基本达到了内外部均衡的统一。内部均衡形成的集中表现是，物价指数已经在低位上运行；外部均衡的实现，其显著标志是，国际收支均衡，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这是中国启动金融赶超的有利条件和最佳时机。但勿庸讳言，中国经济总的是在“投资推动”轨道上运行的。国企平均负债率很高，1994年若扣除实际挂帐损失，国企负债率高达83.4%（吴晓灵，1995）。国企发展性、体制性、结构性资金短缺同时并存，驱动了社会资金环流三极分化增长（国企高负债增长、居民硬债权增长、信贷资产低效增长）和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的下降（周振华，1996），这就使得诸多经济矛盾聚集点发生了位移：由过去聚焦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无偿财政供给，转移到了自有资金水平极低的国有银行。国有银行改革成本飚升，金融运作的风险逐渐从隐蔽状态中暴露了出来，开始表层化白热化了。我们看到，以国企无限货币需求形式出现的信贷资产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超出同期GNP增长的刚性， 总是在诱使金融深化回归原有体制居从属地位。有着强大政治经济动机的地方政府的某些部门，也不断介入到抢夺那块至今是产权边界模糊的国有信贷资产的行列中来，原本不大的金融深化空间受到了各方的挤占。因此在中国，一方面几乎是不断造成着国有银行行业性的亏损，降低着国家财政收入，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事实上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又因受到国企产权瓶颈的制约，信用秩序受到破坏，三角债解而不开，加之偏低的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及时足额地向国有银行提供财政支付，帮助国企实施战略性的债务重组，于是，国有资本运作战线漫长、重点不突出和效益始终不高的积弊久治不愈。面对这种情形，假使政府仍无视金融深化滞后于其他方面改革的话，那么，不但不能有效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风险，反而会增添经济彻底转型的困难。因此，在各种经济矛盾集中指向国有银行的时候，政府有理由启动金融赶超。舍弃这一点，以国企为核心的改革恐怕很难向原有体制的“硬核”推进。
3、 国家色彩过浓的金融体系不适应经济资本社会化发展的要求。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现代金融体系在启动金融赶超方面具有不可弱化的基础性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是构成一国宏观调控的依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经济活动主体都是顺臾离不开金融体系这一中介来配置资源的。80年代以来，我国初步构建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仍很单一注资性的国有金融体系，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货币化金融化水平。有资料表明，经过国家借助金融体系进行多年的金融动员，国民有了更多的金融剩余，并被充分利用了起来，以至到90年代中期中国货币化系数（M[,2]/GNP）超过了I， 甚至达到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国家色彩太浓，相对比之下，民营金融发展极其缓慢，私人金融至今依然是空白点。更明确地讲，这种产权初始边界一开始就是模糊的金融体系，依赖“公有”的纽带，其交易只能在政府系统“一家人”中的“块块”“条条”间进行，因此它总要不自觉地抵制制度创新的非均衡安排，极力追求科层式的地域趋同（张杰，1996）。这就使得货币化系数虚质成份过高。间而言之，这种虚高度货币化系数的形成，并不能证明我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金融化，也并不是说这种金融体系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要求相协调。与之相反，恰恰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过于依重纯国有性金融体系产生的超货币信用的支撑，过于看重债务融资方式的资源配置，因之产生了麦金农所说的“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却能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高金融增长”的“中国之谜”（麦金农，1993）。总的结论是，现有金融体系为金融总量在原有体制框架内实现简单扩张提供了温床，与用庞大国有银行信贷及增发货币来支撑国有资本外延化增长的要求相一致，在日益积累着高位的金融风险。鉴于这一严峻的现实，尽快改变现有金融体系与投资、生产、经营越来越社会化的不协调现状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在由借贷经济向社会资本经济转型中（周天勇，1997），应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多元化整合，由此产生的融资方式也应当做出相应的战略性调整，以使金融赶超的启动尽快被提到渐进式改革的日程表上。
4.尽管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已基本形成了框架，但依然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拓宽宏观调控“软着陆缓释空间”问题。
推进金融深化，需要法律法规先行，这是金融改革的一般规律。客观地讲，中国金融改革是遵循了这一规律的。众所周知，中国已出台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在内的十余部金融法律法规，监管也在从单纯的合规稽核向审慎监管与合规性稽核相结合转变，基本上为金融赶超的启动准备了比较合意的法制环境。但问题在于，因“银企合一刚性”的存在，使执法难以到位，金融宏观调控传导机制的时效性有时受到锁定，预调和微调绩效不大。饶有意味的是，90年代中后期，虽然我们取得了“软着陆”的成功，可是，绝大多数国企固定资产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更新，重组、破产仍滞留在原有台阶上。这是中国今后整治信用总量膨胀和梳理信用无序，难于一时走出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深刻说明，启动中国金融赶超，不仅仅要去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更重要的还要去造就整合法律执行与保证金融宏观调控进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的微观基础。
三、启动中国金融赶超的制度创新要求
通过以上分析，得到的一个初步结论是，在渐进式改革进入到中期制度创新阶段，中国金融深化面临着社会的机遇和挑战，启动金融赶超势在必行。当然，在金融赶超向原有体制“难点”突破中，原有金融浅化内生的金融滞后偏好还有很强的惯性。这就要求从引入制度创新的角度，拓宽金融赶超的思路，通过启动金融赶超，加快实现国家“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总体改革战略意图。
第一，启动中国金融赶超有赖于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扶持。
中国启动金融赶超与西方在经济自由化旗帜下实现金融自由化完全不同，政府不只是启动金融赶超的守门人，而且还是积极参加者。世界上一些国家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表明，实现金融深化的目标，必须有政府的参与。虽然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国情不同，但中国已被列入实施经济起飞国家的行列，属政府导向性的赶超型国家。这一点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因此，在顺应国际金融的大潮中，中国启动金融赶超同样需要政府的强有力扶持。扶持来自两方面，即除了利用国家意志和加强政策扶持外，当前最重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对启动金融赶超作出最佳思路选择。具体而言，就是真正按照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把“在发展中强调规范，在规范中突出发展”，选择为渐进式改革中中国启动金融赶超的最佳思路。诚如一些论者所言，在中国由政府主导型金融向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中，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金融产业不发达，监管水平不高，金融控制成本与产权界定成本同步上升，实施金融赶超无异于增大金融改革的风险。东南亚金融动荡发生后，这种思想认识似乎得到了更多论者的认同。诚然，东南亚一些国家金融改革的失败教训是必须汲取的，但汲取经验教训与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并不是矛盾的。事实愈加证明，在中国，从现在起若不能有序地启动金融赶超，我们非但不易抓住经济起飞的机遇，反而可能会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完成两个根本性转变，金融改革尤其不能滞后，应当作为突破口来发展。惟其如此，方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运行对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形成高度的依赖性。
第二，加快构建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金融组织系统。
在中国，启动金赶超，重要的一条是要求不同质的金融产权主体，都能够融入体现公平竞争的金融组织系统有效资源配置流程。但目前在国有银企经济剩余被一部分内部人控制，同时相当一部分国有银企又不能马上民营化的情况下，有必要寻求一些带有制度创新的过渡性措施。一是站在重构所有制格局的高度，贯彻市场准入原则，适时发展民营金融。毫无疑问，确认民营金融产业的发展空间，最基本的方面是可以用其产生的边际收益，抵补国有银行改革的成本。必须承认，随着渐进式改革的加快，国有银行的资产在整个金融产业中占有的比重会有所下降，而其他金融部门的资产占有的比重将有所提高，这是确定不移的总趋势。以往改革的实践证明，仅靠国有银行是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有竞争秩序金融产权创新系统的，也不可能全部承担起促进国有资本即时性和战略性重组之重任的。有鉴于此，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不失时机地适度发展民营金融产业显得十分重要。二是对一些被纳入到政府科层结构系统的极其均衡的金融组织体系动“外科手术”，以利于加强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控制。这个问题理论界已讨论过，并达成了共识，一些重要的咨询意见开始被决策层所采纳。总体看，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沿海地区金融组织系统的配置呈现出了一定的非均衡性，但就全国而言，科层式均衡配置仍很严重。所以，应配合国家区域政策的调整，从劳动地域分工不同水平出发，按照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实际要求，配置分工明确、互有补充、体现竞争优势的金融组织机构。以此为依托，加速培植以经济中心城市不同层级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意为中央商务区）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中枢。与此同时，为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依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和区域经济的差别性，科学设计可协调差别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全国区域差异的缩小。三是要把中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放到国际金融运作的大格局中来。在渐进式改革的时间表上，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表现为开放的区域过于集中，层次亦不够高。横向地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度的提高，加入WTO为期不远，金融的逐步认同亦在所难免。面对这种形势， 必须审慎地、有秩序分层次地向国家中西部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这不仅有利于全国金融组织体系市场化构建与对外开放形成竞争互动机制，而且也有利于中国借助启动金融赶超提高国有资本重组的抗波动能力。
第三，将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确定为启动金融赶超的枢纽。
这是中国在金融深化中启动金融赶超从而建立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的核心内容。理论界有些学者曾主张，可将国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选择为中国金融深化的主导模式，并列举出了日本等国实施该模式推动了经济起飞的实例。问题在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有着独特的情况。一则中国的国有银行主体并非像日本等国那样是典型的商业银行；二则国企高负债包袱久卸不下与难以降低金融风险，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三则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流程发生的显著变化及其储蓄主体发生的彻底换位，正在塑造着市场主导型的融资机制。因此，在发展各类产业中，要发挥出资本市场能使不同专用资产突破体制进入壁垒的优势，就不能再走完全用国有银行系统去硬性挤占资本市场形成渠道的老路。现实的选择是要使中国资本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从补充向起基础性作用转换，以适应今后国有经济要通过国有强力资本去调整和支配越来越多社会资本的客观要求。为此，一要按照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的要求，变大而散的公有制经济为国有控股经济（国家高度垄断行业除外），拉动更多的国企对国内外开放资本结构，走资金注入社会化和资产结构多元化的道路，进而收缩国有资本运作战线，达到既能控制国有银行信贷总量，又能降低国家金融控制成本的双重目的。二要减少国家委托代理层次，造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上的资本组合、变现机制，帮助国企提高外部交易水平，高质量地形成一大批具有经济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企业集团。三要从制度创新的要求出发，尽快界定不同产权主体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和发展空间。根据张杰先生的研究，中国的货币化收益已进入到了收益递减阶段（张杰，1997）。在笔者看来，越是在这个阶段，产权主体的界定工作越要跟得上。若否，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高成本替代国家注资的局面，反而会倒逼金融赶超陷入“公共金融产权的陷阱”，致使国家不能顺畅地从行政性金融控制领域有序退出。因此，要遵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力求用产权界定去整合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上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关系，以此催化国家宏观调控的间接性，最终实现国家改革成本支付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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