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类意识的发展影响大学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意识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类意识是指大学作为社会中一类群体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生存理想的诉求和确证，对大学之有别于其他群体和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内在精神的自觉追求和坚决维护，对大学作为社会特殊机构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深刻反思。大学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大学群体从自在自发的自然生存状态向自觉自为的主体性生存状态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是大学这一生存主体在生存的过程中对自身独特角色的认同和深刻反思。国外发展理论将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分为“早发外生”型和“后发外生”型，并且指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具有错位、失衡、畸变、两难等特征，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六个方面的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注：张琢.国外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45-146.）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时序中属于“后发外生”型，与此相应，中国大学的发展也属于“后发外生”型。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大学类意识的先天不足，从而导致了中国大学类意识和大学精神生存土壤的贫乏与缺失，导致了大学在定位上的迷茫、办学方向的迷失和规模上的盲目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上述的六个危机。
“大学”之所以为“大”，就在于其在为社会提供新科学、新技术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引领人类的精神生活和价值取向，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于其独特的、独立的组织结构，而不在于规模的扩大和职能的肆意扩张。大学应该而且只能发挥其有限的社会作用，万能的大学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现代社会体系的良性运转有赖于每一个组织的功能充分的良性发挥，每一个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其“不可替代性”（irreplaceability）。大学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的分工明确其角色和地位；要获得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就必须将教育机构与经济组织的不同性质划分开，这就要求大学及其主管部门对大学的规定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审慎区分大学的知识化特质与经济诉求。现代大学之谓“现代”“大学”，则是因为现代大学有着不能随意采取行动方案的诸种限制。这些限制既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文化规制等外部因素，也有教育机构、角色限定等内在仪轨。（注：陶人.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J].东方，2001，（4-5）：90.）因此，大学应该对大学之谓“大学”的组织特质有着高度的醒觉，大学的从业者应该具有清醒的角色意识和道德自觉，应该对自身行为进行控制。一句话，应该对大学作为一个“类”的意识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考察中国大学类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对于深刻理解当前大学所遇到的困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大学类意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建国前中国大学类意识的萌芽期
这一时期是指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的建立到新中国的成立。大学这一舶来组织机构被引入中国，乃是中国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际的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之举，大学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属于“后发外生”型，西学东渐是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相伴随的。大学在建立伊始即被赋予培养救亡人才之历史使命，救亡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大学里知识的传播无不以强国富民、学以致用为目的。当时的大学以其工具价值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这就埋下了中国大学发展偏执一端的种子，也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发育不良。而“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学者不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注：陈独秀.随感录：学术独立[A].杨东平编.大学精神[C].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122.）当时数量有限的大学作为独立存在的群体的类意识是相当薄弱的。大学中的教授大多数是在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之后又去海外留学，西方大学类意识在这些学者中初步产生了影响。也可以说，西方大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传统与中国书院所流传下来的自由研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契合，从而使大学类意识在这部分学者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曾经涌动起一股“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其观念动因就是追求思想、学术自由。（注：张晓唯.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思潮评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1，（5）：90.）尽管如此，这种意识还仅仅局限于少数学术精英，还没有成为大学所有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因此，只能说在这一时期大学类意识仅处于萌芽状态。就是这一萌芽状态的大学类意识，外显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梅饴琦的“坚持大学自身的独立性、一心一意办大学”等精神，表现了他们对于大学存在的合法性、生存理想的深刻领悟。正是这种萌芽状态的类意识使得当时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教授们在急剧变幻的环境中保持了清醒的学术头脑，自觉地维护学术圣坛，抵制了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预，使得大学在风云激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得以生存、自立和发展。这一萌芽状态的大学类意识惠及中国大学甚多，如北大、清华、南开以及其后组建的西南联大在战事频仍、频频迁徙、敌机轰炸的恶劣环境中仍然高扬学术自由、民主的旗帜，和这种类意识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由于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坚持“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独立性，坚持在“工作而等待”中积蓄力量，（注：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77-78.）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成果，培育出了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至今仍然让学人们仰慕不已。
二、大学类意识的断裂期
这一时期是指新中国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新中国的建立一雪中国百年之耻，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包括学术精英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新中国充满了极大的信任与热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大学及其成员在极端的狂热中没有能够把持住自己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各种运动接二连三，大学类意识开始扭曲、断裂，学者们在政治和学术之间艰难抉择，政治统治了大学的一切。在政治的威压之下，大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减弱，政治色彩加强，甚至沦为政治的喉舌，毫无学术可言，以至于真正的学者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去捍卫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马寅初因为坚持《新人口论》，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而被批斗；孙冶方因为坚持“价值规律是所有经济规律中的第一规律，故计划经济也要重视价值规律，讲究效率和利润”这样一个今天尽人皆知的科学观点而受批判并受牢狱之灾。可以说有着强烈的大学类意识的学者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注：朱九思.竞争与转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5，90-93.）对于马寅初、孙冶方等人基于学术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错误地以政治的方式进行批判，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无论在范围还是深度上都对大学类意识产生了损害。“文革”期间，同样是北大、清华的学者，却充当了御用文人的角色，“梁效”写作班子充分证明了中国大学类意识的完全扭曲。在此期间，缺乏类意识的大学及其成员既没有保住“象牙塔”应有的尊严，又没有发挥应有的“社会良心”的作用，大学成为“文化革命小将”们武斗的场所、阴谋家们玩弄权术的角斗场。类意识的迷失使学者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合法根基。
对于学术精英群体和大学类意识的摧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大学类意识的断裂及其消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大学类意识的断裂给中国大学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惨痛的，大批学术精英的消逝或隐退使得大学类意识出现的断裂导致了学术责任感的丧失和中国学术萎缩，政治经济上的闭关主义导致了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在国际上被孤立、被忽视，也导致了中国学人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边缘化，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大学在世界上影响的弱化和被忽视。对此不光是政府和个人应该对此进行反思，大学也应该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对自己进行反思，积极主动地进行类意识的重建。
三、大学类意识的复苏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改革开放至今。“文革”结束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目标，大学作为社会智力资源生产地，作为教学、科研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复归，国际背景下大学由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转移，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各国间大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这些都催化和促进了中国大学类意识的复苏。中国大学类意识的复苏表现为：
1.国内学界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研究逐步开展和深入。在潘懋元、朱九思等著名教育家的鼓动、支持并身体力行下，学界对于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展开，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如何办以及如何办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学自身也开始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意识和进取精神。在国家政策调整之际，一些危机意识极强的高等学校抓住机遇，锐意改革，迅速脱颖而出，发展壮大。如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在朱九思等人的“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指导思想下，积极主动地采取了如“广积人”等措施，将该学院由单一的工科学院转变为一所含有理、工、文、管等多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使该校的实力与声誉迅速上升。这是大学类意识在华中工学院的体现，尽管这样一些大学还不多，但是这也说明了当时大学类意识已开始复苏。
2.对大学理念的追问与探询。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不仅对于大学生存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研究深入开展，对大学生存理想的追问和探询之类的文章也屡见报刊。以肖海涛博士的专著《大学的理念》为标志，大学的生存理念得以被国内学者所关注，并得以系统深入地考察；杨东平编著的《大学精神》，让人得以重温大学初建时期的萌芽状态的大学类意识。这些研究著作为大学类意识培植了土壤，使得大学类意识的赓续成为可能。
3.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追问。在回顾了对大学进行管理和研究近50年的经验的基础上，八旬高龄的朱九思教授在1999年3月撰文阐明了“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根本特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进而得了“大学生命的真谛就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这一包含着一个高等学校管理者和研究者毕生体验的科学结论。（注：朱九思.竞争与转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95，90-93.）同时，与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相关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及其可能与限度等问题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讨论。（注：别敦荣.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释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2）：44-47.）
4.对大学社会责任的反思。近年来一些反映学术腐败、学术批评的文章和专著陆续出版，标志着社会和大学从业者对于大学的社会责任的反思。随着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对大学的要求及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被提了出来。
这些都说明了大学类意识在新时期的复苏。一个人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理性的、健全的人。同理，一个机构只有当它对于自己生存的合法性、合理性、生存理想、社会责任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以后，这样一个机构才是理性的、健全的机构。大学类意识的复苏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独立的大学群体力量的形成。一个群体或阶层形成的标志在于各个成员是否有明确的群体意识。大学类意识的复苏说明了大学作为一类群体在社会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政府和公众都对大学寄予了不同的期望，类意识的复苏有助于大学发挥主动性，有助于大学的自律、自立，有助于科学精神在大学里的生长和发扬。
但也应该看到，在现阶段，还存在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种种因素对大学类意识复苏和发展的冲击与消解，大学类意识还远远没有充分发育。许多大学独立自主性不强，缺乏进取精神，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好时机仍然“等、靠、要”，扛着金饭碗讨饭的情形仍然存在；学术责任、学术自律仍亟待加强，学术界还存在着腐败现象，一些大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过分重视经济利益，忘记或丢弃了大学的根本利益，盲目扩招，致使教学科研条件恶化。在国家对高等教育加大投入的情况下，一些大学大兴土木，大搞基础建设，在硬件建设上盲目模仿、攀比，一味求新、求同、求大，浪费严重；忽视软件建设，不重视大学自身的特色建设。
由于缺乏大学类意识，当前许多大学在定位上存在种种误区，如不注意大学自身精神的完善和大学职能的发挥，追求行政级别，盲目升格，专科的争本科，本科争硕士点，有硕士点的争博士点，有博士点的争世界一流、争研究型大学等等。一句话，眼睛都只向上看，没有向下——关注当地社区和学生的发展需要。缺乏类意识的大学，其定位很难符合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在明确了自身的规定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自己的特殊性，迷失自身方向的定位是无意义的定位，没有个性的生存是无意义的生存。因此说大学类意识是大学定位的基础。在中国，大学类意识还需要广大学者的培育和发扬，需要学术精英对大学生命的真谛的探询和践行，需要全体大学人对于大学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和一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