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中国共产党控制和发展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_长江论文

50年来中国共产党控制和发展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_长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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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1;F124.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2—0021—07

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大伟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承传不息,锲而不舍,把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成果,为长江文明的第三次崛起奠定了基础,为中西部的开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建立了新的支撑点。

中国共产党50年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伟大实践,在时间上依次递进,自然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在空间上从干流到支流,从东部到西部,逐步展开,出现了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八次建设高潮,树立起一座座历史丰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

(一)中国共产党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在长江流域掀起了以兴建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重点的三次建设高潮,实现了由防洪到以防洪为中心进行综合治理的历史性转变。

1、以荆江分洪工程为重点的第一次高潮

1950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关于长江水灾情况的汇报,初步决定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52年3月, 政务院公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中央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投入资金7150亿元(旧币),解放军抽调4个工程师共6万余人参加工程建设,全国各地大力支援,百万军民日夜奋战,仅用两个半月即胜利完工。

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目的在于防洪。1954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分流了一部分洪水,保住了荆江大堤,保护了长江两岸特别是武汉市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荆江分洪工程经受住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考验,增强了长江中下游抵御洪水的能力,几十年来以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都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以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为重点的第二次高潮

汉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是从长江干流治理向干支流综合治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汉水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周恩来在主持考察和制定长江流域规划时,主持制定了汉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施工方案,并提到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经中央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9月1日正式动工兴建,1967年建成。1974年和1983年,汉江流域两次发生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发挥了重要的拦洪、蓄洪作用,使下游避免了洪水灾害。丹江口工程全面竣工以后,除了防洪以外,在发电、灌溉、航运、水产养殖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为治理开发长江流域和全国各大江河树立了“五利俱全”的榜样。

3、以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重点的第三次高潮

葛洲坝水利工程是三峡水利枢纽的组成部分。在长江干流梯级开发中,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航运反调节梯级。按照长江干流梯级开发规划中的建设顺序,葛洲坝工程开工时间,应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后,或是在三峡大坝开工后几年内,以减轻三峡大坝的施工难度。但是,当三峡工程还在进行科研和继续论证之时,葛洲坝工程却走在前头,于1971年先行动工兴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走了不少弯路。由于违反科学规律,开工以后又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领导班子指挥施工。直到1981年第一号机组才开始发电,1989年6 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65亿度,缓解了华中地区电力紧缺的局面。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成为兴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并为全流域的治理开发积累了新的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成功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把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纳入了改革开放的新轨道,一方面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反复论证,一方面对长江航道进行全面整治,兴建了一批长江支流水利水电工程,形成了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第四次和第五次高潮,奠定了在综合治理基础上开发开放的新格局。

1、以三峡工程反复论证为标志的第四次高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江流域迎来大兴水利的春天。在长江干流上,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在建设中,搁置了近20年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开始了重新论证。

1982年1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开始编制三峡150 米低坝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在原论证报告的基础上, 开展三斗坪坝址蓄水150米方案的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勘测、设计和科研等各项工作。这个方案形成后,由国务院于1984年原则批准,作为正式文件发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1986年3月31日, 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注:转引自《三峡工程与移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邓小平同意,国务院把按低坝方案进行的施工准备工作停了下来,委托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对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进一步组织论证。国家科委、计委组织了14个部门的108位专家, 成立了地质与地震、生态与环境、防洪、库区淹没与移民、泥沙、航运、电力系统规划、综合评价等8个专家组,进行了长达5年的重新论证,直到1992 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185米坝顶、175米正常蓄水位、第一期运用到156米、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 连续移民方案。经过对三峡工程的反复论证,深化了对长江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认识,展现出了更加宏伟广阔的发展前景。

2、 以整治长江航道和兴建长江支流水利水电工程为主的第五次高潮

三峡工程的反复论证,为整治长江航道和长江支流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国家在三峡工程动工之前,本着全流域综合治理的原则,把物力和财力用于航道整治和支流开发,取得了重大成功。

航道建设是对长江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的成立,是长江航道建设的新起点,逐步实现了干流航标改革以及川江航道和支流航道的整治。但在1958年以后的一二十年中,却经过几起几伏,在曲折中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江航道部门在改革中锐意进取,调整管理体制,实行内河航标制式改革,加强长江干线航道的治理,完成了长江口航道整治工程、镇江“中口袋”整治工程、云阳鸡扒子滑坡后折应急整治工程,对大渡河、岷江、湘江、汉水等主要支流的航道也进行了整治。此外,还实施并完成了苏北运河、江南运河、锡澄运河的续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实现了京杭运河与钱塘江的沟通。

在长江支流开发方面,先后开工或建成了一大批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实现了云南以礼河4级开发、贵州猫跳河6 级开发, 建成了各类水库48000多座,总库容达1222亿立方米;修建万亩以上灌区工程1853处, 有效灌溉面积达8580万亩;固定机电排灌站20万处,装机容量800 万千瓦,排灌面积9058万亩;建成配套机井52500眼,井灌面积达88万亩; 全流域有效灌溉面积2.28亿亩,占全国的32%;建成大中型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15万千瓦, 加上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1860 万千瓦, 年发电量788亿千瓦.时。这些工程的兴建,是对第一个发展阶段形成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实施,也为进一步论证三峡水利枢纽方案,制定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三)中国共产党治理开发长江流域开始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从90年代初开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一二代领导集体的未竟事业,在前两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开创了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新局面。

1、以浦东、三峡、攀西一条龙发展为标志的第六次高潮。

党中央、国务院于1990年4月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并对全国经济建设实行战略调整,以浦东为重点,以上海为中心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从而拉开了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序幕。浦东作为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龙头,起点高,速度快,通过一、二轮基础项目的实施,形成了“一江三桥”、四大产业园区的高科技产业带, 到1998年,新区高科技产业的产值达到380亿元,占整个上海市的42%, 以其强劲的集聚力,吸引着国内外巨额资本的投入,推动了上海工业新高地的建设,促进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提高,对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产生了重要的辐射作用。

三峡工程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从1992年开始施工准备,于1994年11月正式开工,1997年胜利实现大江合龙,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党中央和国务院还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建立三峡经济开放区和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重大决策,加速了三峡库区建设。

攀西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战略点。构建长江流域经济带,浦东为龙头,三峡为龙身,龙尾当在攀西。攀西的战略地位早就受到党的一二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从60年代开始经营,到80年代,从大裂谷中耸起的攀钢已成为显示西部力量的一座丰碑。1991年4月, 江泽民为攀西“画龙点睛”,促成世界银行通过贷款和二滩电站开工。二滩电站总装机容量为330万千瓦,6台55万千瓦水能发电机组, 年发电量170 亿度。1998年有两台机组先后投产发电,1999年全部投入运转,对于保证攀钢用电和缓解长江上游各省区的电力紧缺局面具有重大作用。为加速西部开发,国家还批准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把水力水电开发的重点移向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于1996年完成了溪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将按照“溪洛渡在先,向家坝在后”的顺序进行开发。

长江流域一条龙首尾呼应,各省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上,迅速调整经济建设格局,形成了跨省区、跨地区、辐射全国及海外的“三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以重庆为首包括四川在内的长江上游经济圈)、“两区”(皖赣经济区和三峡库区经济区),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的又一主轴”(注:新华社电讯:《长江经济带形成“三圈”“两区”发展态势》,1997年12月17日《四川日报》。)。

2、以1998年灾后重建为标志的第七次高潮

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自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党中央、国务院全力以赴领导和指挥防洪抢险,从全国各地调动大批人力物力支援灾区,百万解放军指战员奉中央军委之命,开到长江大堤严防死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临长江沿线视察险情、现场指挥并慰问广大军民。

大灾过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和“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防洪方针,要求建设高标准堤防,清淤除障、疏浚河湖。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开始了长江干流2633公里的一类堤防工程建设,以及重要支流及湖泊1009公里的二类堤防建设,并且分类规划和实施平垸还湖,加强分蓄洪安全设施建设。

党和政府把长江中下游的灾后重建和长远规划相衔接,一边安排好灾民的生活,一边在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合理布局的原则下,移民建镇,分类处理被洪水冲毁的工业企业。这是和三峡库区并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大移民,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带来长江上中下游翻天覆地的变化。

3、以生态环境工程全面启动为标志的第八次高潮

长江特大洪水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启动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已经刻不容缓。我国水患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停止长江、黄河流域上中游天然林采伐,大力实施营造林工程,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长江流域三峡库区及嘉陵江流域、川西林区、云南金沙江流域3 个重点治理区森林覆盖率由目前的21.1%提高到45%以上。与此同时,还应扩大和恢复草地植被,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大退耕还林和“坡改梯”力度;种植薪炭林,大力推广节柴灶;依法开展森林植被保护工作,强化生态环境管理。四川省人民政府闻风而动,从1998年9月1日起,率先停止天然林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禁止违法运输木材,动员全省人民,在面积达300万亩的山坡地上实行退耕还林。紧接着,其他省、市、 自治区也相继行动起来,一个以禁止砍伐天然林和扩大林草植被面积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工程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广泛开展起来。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理论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是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各有特色,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和基本方针上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和互补性。

(一)毛泽东、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

毛泽东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治水。建国之初,他对洪水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痛心疾首。在防范洪水的问题上,他想到的是“加固大堤,严加防范”;当加固大堤不足以防范洪水时,他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当荆江分洪工程仍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威胁时,他坚定了治水的决心:“我若不治水,水就要治我,我必须治水”(注:转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开始了对根治长江洪水的新探索。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防洪为中心,提出了先修三峡水库的设想,形象地描绘了水库建好后的美好前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核批准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治理长江流域的第一个“红头文件”,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把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交给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在具体领导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治水理论,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治理长江同治理全国主要河流结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提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治水方针;二是对长江流域规划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注:转引自《溯江勘三峡》,载《周恩来世纪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的基本原则, 并全面论及了应当正确解决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三是充分肯定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地位;四是提出了水利工程要做到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水产“五利俱全”的基本要求;五是提出了综合利用水力资源,全面发展长江流域经济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拟出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使长江流域规划的实施更加具体化,成为后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基本要则。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外,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曾对长江及其三峡地区进行过深入考察,提出了他们的重要看法和意见,为治理开发长江流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邓小平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理论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从长江中下游防洪考虑,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他强调指出:“三峡搞起来了,对防洪作用很大,现在洪水真的来了,很多地方是要倒大霉的。”(注:转引自《老一辈革命家与三峡工程》,《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并亲自召集赵紫阳、姚依林、 宋平等人研究三峡问题,明确提出三峡工程应该搞,建议国务院召开专业会议讨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开发长江流域水力资源。他把水电建设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邓小平指出,搞经济建设,“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搞水电,上骨干项目,从何着手?他在对长期规划的几点意见中回答了这一问题,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能源应该主要搞水电。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注:见拙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长江流域开发开放总体战略的形成和发展》,载《四川党史》1999年第1期。)他所说的搞能源,搞水电, 上骨干项目,不仅包括了长江干流的三峡工程,而且包括在长江支流上兴建一大批水电工程。

邓小平较早地看到了长江上游砍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所造成的严重危害。1958年,他在四川内江、绵阳视察工作时,就向省、地领导干部反复强调要保护好森林,防止乱砍滥伐,并提出要大搞植树造林。1980年,邓小平再次到四川视察,看到许多荒山开垦成了庄稼地,挂在半山腰,东一块,西一块,像是“文化大革命”中贴的“大字报”。邓小平看到此种景象很不满意,三番五次地指示取消这些“大字报田”,实行“退耕还林”(注:见拙作:《邓小平与四川经济建设》,1998年2 月17日《四川日报》。)。此后,他多次为植树造林题词,在他的倡导下,植树造林活动很快在长江流域和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邓小平对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创了全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试办沿海经济特区,为长江流域的开发开放提供了机遇,进而提出了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的全面构想,为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按照分阶段、分层次、分区域逐步推进的发展战略方针,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推进,毗近沿海地区的长江流域首当其冲。邓小平从经济特区的发展,看到了开发长江流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91年初,他在上海视察时,把上海同几个经济特区进行比较,深有感触地说:“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此后,他从全国的经济发展总体布局上考虑,提出了“开发浦东”,“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勾画出了长江流域开发开放战略的轮廓。

(三)江泽民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邓小平提出的长江流域开发开放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制定了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战略。1992年6月,党中央、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提出了沿江开发开放初步设想。1992年9月,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抓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从而描绘了长江经济一体化的宏伟蓝图,标志着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形成。

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把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摆在首要位置,治理长江洪水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江泽民在领导和指挥百万大军抗洪抢险的斗争中,倡导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提出了“在加强水利建设中,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注:1998年9月4日,江泽民在江西视察抗洪救灾工作时发表的重要讲话,1998年9月8日《四川日报》。)的方针;要求建设好干支流控制工程,有计划、有步骤地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号召灾区人民发扬抗洪精神,重建家园,发展经济。这些,进一步充实了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内容。

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理论。浦东开发,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进一步开发开放沿江城市,是实现长江流域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东西部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宏伟目标,要求“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就更加明确了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50年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理论和实践,在长江流域开发史和华夏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促进中西部开发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在长江流域开发史上的地位

人类对江河湖泊的开发和利用,主要经历了采取饮用水和捞取食用水生物、灌溉和航运、用水能发电三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对长江流域的开发,在第二个时期创造了像都江堰那样的辉煌成果;到了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势力进入长江,在扩大航运方面做文章。直到20世纪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产生的第一个伟大人物孙中山,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兴建三峡水库的设想,从而使长江开发进入了利用水力发电的新时期。孙中山是提出兴建三峡水库设想的第一人,并且最先把改善航运同开发水力资源发电结合起来。遗憾的是,孙中山未能亲自把他的设想变成现实。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打算兴建三峡工程,但最终还是一场梦。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不懈的努力,利用长江流域丰富水力资源发电成为现实,才真正进入了开发长江的第三个历史时期。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之后,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工程全面启动,为在新世纪进入保护和利用江河的新时期迈出了第一步。

(二)在长江文明史上的地位

据考古发现,长江流域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发祥地之一。华夏先民在长江流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史前文化,形成了长江文明的第一次高峰。长江文明在整个奴隶时代出现断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北方战乱引起的大移民和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公元10世纪前后,长江文明再次崛起,南北人口比例达到6∶4,经济实力远远超过黄河流域,导致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由北向南倾斜。但是,从明代开始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长江流域处于封闭环境之中,在西方出现工业革命和政治进步的巨大变革时,长江流域和整个华夏大地一样,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进长江口并长驱直入时,人们这才意识到长江文明的衰落。

新中国成立50年来,随着治理开发长江流域事业的不断发展,长江文明从衰落中出现了新的转机,特别是近20年来,在长江流域实施开发开放和经济一体化战略,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条件,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可以预料,长江文明在21世纪将重新崛起,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治理开发长江流域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是长江文明发展第三次高峰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三)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流经8个省、两个直辖市和一个自治区, 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5。 长江流域拥有耕地面积2340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4.5%;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7%;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40%。长江流域总人口接近4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3,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长江流域的现代工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并将在知识经济大潮到来之际,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理论成果,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更具有典型意义。

长江流域的开发开放和总体发展战略的实施,确立了上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础上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地位,克服了资金投向偏于南方一隅,对外开放容易受制于人的弊端,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四大以来,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提到“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取得这种成绩,是同长江流域开发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分不开的。江泽民最近又一次强调,加强开发西部地区,对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注: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6月9日《四川日报》。)。可以预料,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将对中西部的开发和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治国先治水,是炎黄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训,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搞好水利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注:1998年9月4日,江泽民在江西视察抗洪救灾工作时发表的重要讲话,1998年9月8日《四川日报》。),无论现在和将来,时时刻刻不可有丝毫疏忽。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积50年之经验,既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治理江河湖海,对于中西部开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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