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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哲学的功能角度探讨哲学，提出了“哲学是智慧之学”的新命题。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之：1、哲学能增长智慧；2、哲学促使了谋略学的产生；3、哲学智慧成就科学事业例说。 文章认为，应把哲学从“政治哲学”和“书斋哲学”的圈子中解放出来，让哲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关键词 哲学；功能；智慧之学；增长智慧；谋略；成就科学事业
什么是哲学？一般的回答是：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是从本质上来回答什么是哲学，无疑是正确的。但若换一个角度，即从哲学的功能上看哲学，则哲学具有正确认识世界和有效改造世界的功能。换言之，哲学能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获得成功。何以能成功？或者说成功的奥秘何在？这就不能不归结为哲学含有智慧，能赋予人智慧，能使人聪明，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观察和认识事物，使人们在诸多社会活动中（如政治、军事、经济、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立身处世等）作出正确的思考、判断和决策，并能在实施中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哲学因其含有智慧性，因而也可以说哲学是一门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是智慧之学。
事实上，“哲学”一词的本义即含此意。“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philosophy，本义为“爱慕智慧”。古希腊哲学即含有丰富的智慧，古希腊哲学家就是一批富于智慧的人。所谓智慧，是指人的辨析、判断、发明、创造能力。中文将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亦是有所依据和恰如其份的。中国古代无“哲学”一词，但“哲”字早在先秦时期已出现，如《书·臬陶谟》云“知人则哲”。“哲”既是字亦是词，《说文解字》解释为：“哲，知也。”“知”与“智”在古代是通用的，均含有知识和智慧之意。先秦时期还出现过“先哲”、“前哲”、“哲人”等词语，它们均指具有贤德和智慧之人（如孔子）。由此可见，中文的“哲学”和西文的philosophy，其词义是一致的，均有智慧之意。因名循实，哲学亦是名符其实的智慧之学。
但事物的名实之间并非都有一致性，有时仅是一种随意性的约定俗成。因此，仅从词义上来说明哲学是智慧之学是肤浅的，也是不够的。下面，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证实之。
一 哲学能增长智慧
哲学的益智、广智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哲学提供的科学的思维能益智广智
古希腊哲学家塞涅卡说“哲学是人类的思维之师”〔1〕， 此话不虚。从哲学的特性看，哲学是高度抽象的，它能超越具体事物而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原理，它本身即是科学思维的产物。哲学体系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亦是科学思维的产物。因此，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中无不蕴藏着科学思维，人们科学思维的获得离不开哲学。人们通过哲学，在接受哲学理论的同时就受到了科学思维的训练和薰陶，就把握了科学思维，思想会变得逻辑化、深刻化和科学化。哲学使人深刻，原因正在于此。此外，从哲学的研究对象看，哲学除研究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外还要研究思维规律，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思维是哲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探讨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亦是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后来就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两门分支学科——逻辑学和思维科学，目前逻辑学又派生出一门逻辑推理学。逻辑学研究纯粹的思维形式，它能使人们的思维程序化、精确化。思维科学着重研究思维形态（如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收敛思维和发散思维、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线性思维和立体思维等等），它已超越逻辑学关于概念、判断、推理等纯形式的研究，能使人思维优化。逻辑学和思维科学均由哲学派生出来，属于哲学的分支学科，因而均可纳入哲学范畴。哲学研究思维，自能提供科学的思维形式和思维形态。
科学的思维必能增长智慧。智慧与思维的关系极为密切，智慧是运用科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能力，它能对事物作出独到的辨析判断，它能拿出巧妙的对策和形成富于创造性的决策，它能使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具有过人之处。思维虽然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离不开思维。心理学家潘菽教授认为“智能”即“智慧”和“才能”，其特点是思想，思想的核心是思维〔2〕。由此可见，没有思维就没有思想，就没有智能， 也就没有智慧。此外，哲学的分支学科逻辑学，被普遍认为是提高智力的工具，逻辑学家孟宪鹏教授认为逻辑推理学是提高智力的工具，主张让它在人类智力和智能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据此， 可以说思维对智慧具有决定作用，而哲学提供的科学的思维能激发和增长智慧。
2 哲学对规律的研究能益智广智
智者自有其高人之处。善于预测是智慧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善于根据已知预测未知，根据现状预测未来。预测不是占卜相星，它是对未来的一种科学的设想，如市场研究中的市场预测和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各种“猜想”。科学的预言终能被证实，如贝·塞尔对天狼伴星的预言，如英国物理学家格斯里的“四色定理”猜想，如法国数学家费尔马的“费尔马大定理猜想”等等。对预测的研究形成了预测学，它又派生出经济预测学、社会预测学、科学预测学、技术预测学、军事预测学等分支应用学科。预测学认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事物的发展规律是预测的两大依据——哲学无疑能提供此种依据。哲学揭示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规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有助于人们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走向，使人们能科学地预测未来，作出能被未来证实的设想。另外，从整体上看，哲学是一门揭示规律的科学，它着重研究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哲学对规律的研究和重视，无形中也给人们注入了“规律意识”（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是可以发现的），促使人们形成这样的意识并用以指导实践，用于探索未曾揭示的具体事物的规律。这也有助于人们对事物发展的预测。
预测成功得力于哲学的例子颇多，恩格斯预测普法战争即是一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恩格斯在《派尔——麦尔新闻》上连续发表多篇战争评论，准确地预测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8月下旬， 当法军战报大肆宣称自己的胜利，而普鲁士又自称自己正向巴黎推进时，恩格斯却预言：普军主力绝不会向巴黎推进，而会朝着东北方向前进；法军将逃至东北边境色当，尔后可能投降。果然在一周后的9月2日，法军在色当附近升起了白旗〔4〕。恩格斯的预测之所以如此准确， 原因虽然不止一项，但对哲学普遍规律的把握和以“规律意识”研究普法战争的发展规律，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亦是一例（假说也是一种预言）。此假说后来被英国天文学家赫歇耳所证实，它已成为天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此假说能成为科学预言，也得力于“规律意识”：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他认定物质运动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因而太阳系的形成，也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3 哲学对联系的研究能益智广智
哲学也可以视作是一门关于联系的学问。世界和宇宙都存在于联系中，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各种相近、相关甚至相反的事物、现象之间，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联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就天体而言，星系与星系之间、星球与星球之间有联系；就人类社会而言，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有联系；就科学体系而言，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联系；就思维形态而言，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之间有联系，如此等等。联系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研究应当揭示这种联系，让它为人类服务。哲学关注并力图揭示此种联系，它要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联系，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等等之间的联系。哲学派生出的逻辑学，也要研究各种思维形式之间的联系。哲学对联系的研究，不但提供了“联系模式”，而且向人们注入了“联系意识”，促使人们形成“联系意识”并用以探索未曾揭示的具体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这样，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就会充满智慧并获得成功。
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俄国科学家门德列耶夫对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在此以前，已有60多种化学元素被人们认识。但这种认识不是联系中的认识，人们只看到各元素的个性而未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自然更谈不上预测未知元素了。门德列耶夫的高明就在于他坚信化学元素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并力图寻找到这种联系。正是这种坚信形成的信念，使他终于找到了各元素之间的联系，找到了元素的性质与其原子量之间的联系。他把60多种元素按原子量的大小顺序等排列起来，并找出了它们的规律——元素周期律就在此基础上被他发现了。根据元素周期律，他还预言了当时尚未发现的元素及其性质——这些预言都被后来的发现证实了。无疑，“联系意识”（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联系是可以发现的）在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联系意识”赋予他智慧，给予他信念，支撑他、推动他完成了这一重大发现。他的“联系意识”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哲学薰陶和科学观察的结果。此外如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魏格纳“大陆漂移说”的产生，都与“联系意识”紧密相关。
4 哲学家的学说能益智广智
哲学家是一批智者，他们的学说虽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都蕴藏着智慧，能使人聪明并在立身处世中获得成功。比如孔子伦理哲学中的“中庸”，即“执两用中”，就包含有丰富的智慧。按照此说，如果不能“执两”（事物的两端），就谈不上“用中”；如果“执两”而不能“用中”，就会过或不及，走向偏颇，造成危害。这是一种和谐观念，主张以“和”作为处理问题的准则，追求的是平衡、均称、和谐的境界。如果扬弃“执两用中”的负面影响并运用得当，它确是一种领导艺术、公关艺术和立身处世的艺术，确实有助于人们治理国家、协调关系、处理问题、解决矛盾，还可运用于美学中去研究、艺术中去创造“中和之美”。此外，如老子的“无为论”、“有无论”，庄子的“齐物论”、“坐忘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离坚白论”等等，都能启迪人的智慧，能提高人的悟性。
就是一些看来消极的哲学观点，也包含有智慧的因素，同样可以益智广智。如由杨朱发端尔后由老庄深化的“保命哲学”即是一例。《庄子·山木》以一个寓言故事表明了庄子的保命观：“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而“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木以“无所可用”而不死；雁以“不能鸣”而被杀。不材可保命（山中之木），不材亦可死（主人之雁），怎么办？庄子回答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当然不是指中材，指什么既不好理解亦难操作，确如庄子所言：“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好在庄子紧接着说：“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这就是说：要顺乎自然处事，要有灵活性，应根据时间和条件行事，不要绝对化。若从积极方面看，此观点显然包含着立身处世的智慧。特别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善于保全自己以完成大业，比那些不善于保全自己而中道夭折以至事业未竟者（如贾谊），显得更有价值。因此，当时间和条件不允许一味刚硬时，顺乎自然弯曲一下亦是一种智慧。否则，不是被杀（如弥衡），便是在忧伤中早夭（如贾谊）。而一些从老庄“保命哲学”中吸取智慧的人（如叔孙通），则能以暂时的弯曲去赢得生命和时间成就事业，实现了人身价值，对后人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两相比较，叔孙通是智者，而弥衡和贾谊则非智者。
二 哲学促进了谋略学的产生
谋略指策划计谋，常用于政治、军事斗争和商战中。谋略是一种双方对垒中以计谋取胜的艺术，它并不看重斗力斗勇而看重斗智，强调以智取胜和以巧取胜。因此，谋略中充满智慧。谋略对于弱方更有意义，因为弱方唯有凭借计谋才能取胜。而这种以弱胜强（如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打败强大的曹军），更能显示谋略的重要。对谋略的研究便构成了谋略学——它着重研究各种计谋以及如何运用计谋取胜。由此观之，兵书《孙子兵法》亦可视作谋略学著作——它不仅适用于军事，亦适用于政治斗争和商战。谋略家是一批能出高招奇谋的专家，是一批智慧超群的人物。如果说能出一般计谋者是谋士，那么，积智慧之大成者如管仲、乐毅、诸葛亮，才堪称谋略家。谋略学和谋略家不是凭空产生的，二者均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受儒家、法家、兵家和黄老之术影响甚深的诸葛亮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1 谋略学产生于中国古代哲学
谋略学的故乡是中国，它源于讲究阴阳刚柔的中国古代哲学〔5〕 。中国古代哲学把天地万物的生成演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形而上的“道”。道是无形的，但它是万物的本质和根源。第二层次是“气”。气由道生，道的运化要通过气的运化来表现，不变的道就体现为有变的气。道的作用具体体现为气的阴阳、刚柔、动静、缓急等方面。第三层次是“事”。气进一步运行就凝成事。气的刚柔、虚实等，是由无形的道走向有形的器的过渡环节。气的阴阳、刚柔运行，便产生四象和八卦这些事象。道运化而为气，气运行而成事，这已被现代宇宙学证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此“三层次说”导致了谋略学的形成。谋略学理论认为，谋略者要设计定谋，首先要认识作为万物根源的道，并始终不可与之背离。但仅仅知道还不能把握事物运行的状况和规律，因为在道的阶段，事物还处于无形之道中，谋略者只知其抽象的可能性而不知具体的可能性，无法设计定谋。而当事物发展到第三层次时，事物已变成定形的器，已无法设计定谋。谋略者只有定位于第二层次，在有形与无形之间，着眼于阴阳刚柔，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瞬间，才能设计定谋，即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备之于未形”〔6〕。 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层次说”为谋略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谋略学才得以形成。
2 谋略家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吸取营养
中国古代哲学对谋略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谋略家从中获得了丰富智慧。孔子的政治韬略，老子的统御韬略，韩非子的权术韬略，都赋予谋略学智慧，使谋略家在政治谋略或军事谋略中出奇制胜。这至少有以下三点：
（1）吸取了整体观念
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分析哲学，长于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事物。它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气”、“元”、“玄”、“常”、“无极”、“太极”、“阴阳”、“乾坤”、“一”、“两”等概念，均表现了整体观念。老庄对“道”的阐发和鼓吹，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它给谋略家提出了一个观察认识事物的立足点，提供了一种立体的和综合的思维方式。谋略家吸取它并据此形成全局观念，在面对每一个政局或战局时，都首先着眼于全局并力求把握全局，在此基础上琢磨计谋。事实证明，由整体观念引伸出来的全局观念极为重要，把握全局是谋略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必然陷入盲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决难产生好的计谋。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的政治谋略可概括为：取荆益二州建立基业，先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然后连吴抗曹以图中原；尔后一统天下恢复汉室。此“三部曲”无疑是高明的，以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足以证明此预言（谋略往往是一种预言）之正确；即使一统天下恢复汉室的预言未实现，那也是诸葛亮无力改变的一些因素作梗（如刘备兴兵伐吴导致蜀国元气大伤，这违背了诸葛亮一贯坚持的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但作为谋臣的诸葛亮无力抗拒和改变之）。“三部曲”之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建立在诸葛亮对全局的把握上的：不但熟知雄据北方的曹氏集团和据有江南的孙权集团，还熟知占有用武之地荆州的刘表集团和地处西南的刘璋集团，还熟知远在边陲的西部诸戎和南方彝越势力；不但熟知政治、经济、军事状况，还熟知历史面貌、地理特征、人心向背乃至人的个性。如果诸葛亮没有把握全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二不知其三，或者虽知一二三却没有综合起来考察，是断然拿不出“三部曲”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体观念，给了谋略家丰富的智慧营养。
（2）吸取了变易观念
具有变易观念，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又一特征。所谓变易观念，是指把世界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看成是变化发展着的，而不是一层不变的。这完全符合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一部《易经》，它表现出来的观念即是变易观念，它的核心内容即是阐发事物变化的规律。其书名即表现了变易观念：易者，变易也，变化也，“生生之谓易”〔7〕。 “生生”指事物变化和新生事物的产生，程颢认为它是宇宙的根本原理，戴震亦对它作了强调和阐发。与此相似的，如庄子认为的“物之生也，若骤若散，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惠施所说的“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韩非所主张的“事异则备变”，均表现出变易观念。此外，老子心目中的“道”，荀子心目中的“天”，邹衍心目中的“五行”，王充心目中的“气”，范缜心目中的“形神”等，都是变化着的，亦表现了变易观念。
变易观念无疑给了谋略家以智慧的滋养。谋略家接过变易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制动观念，用以创造计谋。万事万物都是演变着的，政局和战局亦不例外。谋略家面对的政局或战局并非沙盘或地图，它们是一个运动着的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谋略家虽然可以对其走势作出预测，但局势的变化往往会因为偶然因素的干扰而发生意外的变故。因此，谋略家应事先对变故作出几种设想，拿出几套方案以适应之；或者视变故而随机应变，拿出应变之计。司马懿在与政敌曹爽的权力斗争中，即采取了应变之计。他先以诈病麻痹曹爽，实现了第一步计划——曹爽失去警惕跟随魏主曹芳出城至高平陵谒陵并田猎。随后实现了第二步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并控制了局势。正当他准备实施骗回曹爽及其兄弟诛杀之的第三步计划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智囊”恒范设计逃出城奔告曹爽。这会打破司马懿的全盘计划，使他功败垂成——恒范极有计谋，完全可能说服曹爽请曹芳奔许都调兵马讨伐司马懿。司马懿不愧为谋略家，他立即拿出了应变之计——先派许允、陈泰去稳住曹爽，继令曹爽好友蒋济作书，令尹大目持书去骗曹爽回城。最后司马懿大获全胜，诛杀了曹爽并夺取了政权。这是制动观念的胜利。
（3）吸取了转化观念
转化观念主要存在于老子的哲学里。转化当然也是一种变易，但老子强调的是“反者道之动”，即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刚的一面、强的一面会转向柔的一面、弱的一面，柔的一面、弱的一面会转向刚的一面、强的一面。但老子主张从处于弱势的一方去努力，即所谓“守柔”、“守弱”、“守雌”等。这是因为，在老子看来，既然处于弱势的一面会向强势的一面转化，而且弱势的一面不易被人注意，那么，从弱势的一面努力反会成功，能转向强势，即所谓“守弱曰强”。这就等于抓住了事物的整体。相反，从强势的一面，反而走向弱势。看到强势而着手于弱势，这里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亦符合事物变化的规律。谋略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智慧，并用于政治或军事斗争中。
谋略学也是一种辩证艺术，运用之妙全在于心智。在战争中，攻—守、进—退、虚—实、生—死、胜—败是可以转化的，因而谋略家应善于看待、处理和运用这种转化，制订出克敌制胜的计谋。此种计谋应包含正反两方面的思考：策划进攻应同时考虑防守，策划前进时应同时考虑后退；反之亦然。在设谋时，还可以取反面而正用之，如以攻为守、以守为攻、以进为退、以退为进等等。诸葛亮无疑是这方面的大师。他每次出兵祈山，都采取了“进则思退”的谋略（每次都事先安排好退路），因而即使进兵不胜也不至于受损。他还采取过“以退为进”的计谋引诱司马懿出兵，尔后战而胜之。诸葛亮深通兵书和黄老之术，运用转化设计定谋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司马懿亦然，他在诸葛亮六出祈山时“以守为攻”，终于获胜。
三 哲学智慧成就科学事业例说
哲学能使人醒悟，能使人聪明，能使人深刻，运用于科学研究中亦能产生奇效。前述门德列耶夫发现元素周期律已有所涉及，此再举两例，一是弗·培根，一是哈雷。他们的成功更多的表现为方法上的成功。方法也是一种智慧——而这，得力于哲学。
1 归纳法使培根获得成功
英国哲学家培根，以其“知识就是力量”、“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的著名论断而名闻遐迩。他不但在哲学，而且在自然科学（物理学）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作为归纳逻辑的创始人，他将归纳法用于热学研究，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热的本质是分子剧烈的无规则运动”的思想。这比物理学家要早得多。归纳法是形式逻辑中一种基本的推理方法，它也是人类思维智慧的结晶。
培根主张从可靠的经验材料出发，通过归纳法将经验材料上升为一般原理。培根对热的本质的研究，主要采用了排除归纳法。他相信事实之间存在着联系，但认为某些联系是外在的偶然的，必须运用思维能力把自然分解开，分离开，排除那些不相干的因素，才能揭示现象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他在《新工具》中写道：“在适当地排斥了、拒绝了那些性质以后，一切轻浮的意见便烟消云散，所余的只有肯定、坚固、真实、分明的形式。”〔8〕这里所说的“形式”实是指规律。为此， 培根在对热的本质的研究中，先列出了例证表——包括存在表（排列了热存在的例证）、缺乏表（排列了缺乏热的例证）、程度表（比较热的不同程度）。培根以此三表，分别说明热本质的存在、缺乏和不同程度的比较；然后进行排除归纳，即在排斥和拒绝了那些不相干的性质后进行归纳，终于作出了关于热的本质的预言。培根还以排除归纳法作出了“光速很大但仍有限”的预言——这些科学预言都是归纳法的成果。哲学智慧能成就科学事业，培根的成功足以证明这一点。
2 演绎法使哈雷获得成功
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对他所观察过的慧星（后来取名为“哈雷慧星”）重返的预言，亦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哈雷推导出这颗慧星周期性发生变化，其周期为76年；并据此预言它将在1758年末或1759年初出现。哈雷1705年即作此预言，这是非常大胆的。他的预言是否准确呢？这颗慧星能否如期出现呢？哈雷本人是不可能看到了，预言准确与否只有留待未来去验证了。好在晚于他的天文学家并没有忘记他的预言，按照他预言的时间加紧观察。令世人惊喜的是，这颗慧星如期而至，哈雷的预言完全证实了。哈雷本人已享受不到这份惊喜了，但人们没有忘记这位辛勤的天文学家，将他预言的慧星命名为“哈雷慧星”。
哈雷与培根不同，他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他的科学预言是通过演绎推理而得出的。演绎法是以已知的定律、公理、原理等作依据，去推导新的事实，借此可以解释已知事实或预见未知事实。哈雷正是如此。面对1682年所观察到的那颗慧星和所搜集到的慧星观察记录，哈雷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作出了科学的推导。既然1682年所观察到的那颗慧星，与1531年、1607年、1682年出现过的慧星具有相同的轨道，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他推导出这必然是同一颗慧星；同样，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他推导出这颗慧星周期性变化的时间以及它下次出现的时间。哈雷的成功得力于演绎推理——而这正是哲学赋予他的智慧。
四 结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哲学是智慧之学。这个命题能否成立，这有待于学界评议。但即使不能成立，哲学具有智慧性也是不可否认的。各门学科虽然都各含有其智慧性，但相比较而言，哲学的智慧性更为通用，更为明显，更为综合。
本文强调哲学的智慧性，意在凸现哲学的这一特征，拓宽它的运用范围。哲学作为一门内含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它提供的认识方法、思维方法和逻辑方法无疑具有普适性，适用于各个领域和各门学科，甚至也适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立身处世。但过去只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而忽视了它在其他领域，比如自然科学研究、经济活动、日常生活等等方面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扩大哲学的应用范围，这不会导致哲学庸俗化——相反，能使它走出“政治哲学”和“书斋哲学”的狭小圈子，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本文凸现哲学的智慧性，意在证明哲学有足够能量走向众多领域；同时也想表达这样一个意图：哲学应更多地关注智慧、研究智慧，使哲学的智慧更为丰富，让它在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5年11月第一稿，1996年4月第二稿
注释：
〔1〕赵又春译：《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206页。
〔2〕潘菽：《人类的智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140—142页。
〔3〕孟宪鹏：《提高智力的工具》，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方华序。
〔4〕缪再生：《跨时空的透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29页。
〔5〕〔6〕林卡：《流水般的机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16—17页、19页。
〔7〕《易·系辞上》。
〔8〕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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