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档案学对中国近代档案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学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14.06.018 我们以民国时期十三本档案学旧著为文本，对中国近代档案学如何受欧美档案学的影响进行研究。综观这些著作的目录框架，依次是概论，如档案的定义、性质、作用；继而是行政问题，如组织和人员；再次是档案管理方法，如档案的登记、分类、编目、保管、出纳以及清理等。傅振伦在为殷钟麒的著作写序时就发出了“适用于欧美者，是否亦适应于吾国”的感叹，由此透露出中国近代档案学是受到欧美档案学的影响的。 1 关于档案定义 民国时期十三本档案学旧著中，有四位学者对档案一词下过定义。何鲁成认为：“档案者乃一机关内所收入及发出的意思表示之文件及附件，已办妥归档者。”[1]傅振伦在其著作中写道：“盖公文档案，本为一物。收到之公文，正在处理，尚未完结而未归档者，为公文。及办案结束归档储存者，方可称为档案也。”[2]周连宽则认为：“所谓档案，系指处理完而存储备查之公文也。至于档案内容，应包括公文及其附件与其他有关公务之一切图表簿书等。”[3]龙兆佛指出：“文件由点收，核办至封发的过程止叫做文书，收集已办结而又同属于一宗案情的文件，在保管的过程中便叫做档案。”[4] 在提出这些档案定义之前，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列举中国近代以前或者外国学者的观点。就国外来说，被频繁引用者当属英美两国的定义。例如，傅振伦引用英国著名档案学者詹金逊在《档案管理手册》一书中的档案含义：“文书之可以称为档案者，乃在处理自己公私事件之历程中所草成或应用之文件，事后在又为负责处置人员及其合法继承人保管于其署，所以备自己之参考者也。”傅振也伦引用了美国史学家安助斯C.M.Andtews的定义：“档案为政府机关处理普通及特殊事物所积累含有合法与行政活动之文书。”[5] 可见，对“档案”一词，民国多数档案学者皆认可为形成于公务活动中、归档之公文。由于中国古代档案定义的不完整和民国时期档案学者思想的进步性，他们有机会获得国外学术思想的熏陶，潜移默化中认同或者接受欧美档案学的观点。何鲁成在其著作《档案管理与整理》中认为：我国文字中之档案二字，适等于西文中Archives一名词。如并合中西文字而对于档案这一名词下一定义，当为：档案者乃办理完毕归档后汇案编制留待参考之文书。[6]但是这种借鉴具有它的片面性。从我们今天的角度分析，档案不仅仅包括纸质文书，还包括照片、音像以及实物等；不仅形成于公务活动，还可产生于私人事务。 傅振伦对档案外延的看法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空缺。吴宝康指出，傅振伦“已把照相、有声记录、地图、标样、统计、图表、金石、电影等都视为档案，可说是档案学中对档案范围的看法中最为完全的一种看法。”[7]可以说，中国近代档案学在欧美档案学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地与时俱进，没有停留在古代档案与文书不分、档案与图书不分的水平上，而是紧密联系文书、档案，正确认识档案与图书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何鲁成在其著作《档案管理与整理》中认为：我国文字中之档案二字，适等于西文中Archives一名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行政效率运动”)对档案定义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改革是国民政府为提高机关行政效率而发起的，由于它对近代档案学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档案学界将其称为“行政效率运动”。因而在此背景下，民国多数档案学者皆认可档案为形成于公务活动中、归档之公文。 另一方面，也说明民国档案学者敏锐地把握了档案的“公共性”。Archives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人们把办理公务的地方叫做archeion，而这地方也是存放档案的场所。后来，这个词既指存放档案的地方，也指档案本身，即那些可以公开的宝贵文件，这就表明了档案的公共性。再后来，古罗马人继承了这一术语，拉丁文archivum一词，既指档案馆或档案库，也指档案。但实际上，在古代罗马，虽然已有了archivum一词，但并未推广使用。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波尼法西奥用古希腊的术语archeion指代“档案馆”或“档案”，文字起源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欧美各国才陆续采用了这一提法，由archivum一词演变而来的“档案”术语才在文艺复兴时期过后广泛流行起来。 波尼法西奥实际上在此巧妙地预设了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档案学理论，只要采用古希腊的“档案(馆)”术语，就得承认档案馆的开放及公共性。而强调档案机构的开放性、公共性，正是现代档案学产生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标志。可以说，Archives一词的重新发现，是现代档案学的产生的标志之一，而波尼法西奥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档案学的鼻祖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近代档案学对档案一词所体现的“公共性”的理解，与欧美档案学(或称之为现代档案学)是一致的。 2 关于档案行政问题 2.1 档案管理机构设置 民国初期没有独立的档案管理机构，主要是在其他部门之下管理档案，例如中央各大机关的档案股多隶属于文书科或有关科室之下，县政府多属分科管理，由科内人员兼办。管理档案的人员都是世代相传，师徒相承。 十三本旧著中对欧美档案组织机构叙述较详细的是介绍英国的官档局。何鲁成在《档案整理与管理》中介绍，1838年英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官档局集中收集全国各地旧档。该机构设档案主任1人，助理2人。“除印度文件外，所有的官档都可以由国王命令归入官档局。伦敦官档局分为司法档及国事档二部。国事档包括旧内阁各部之档案，司法档包含高等法院档案及财政部法院档案。其他档案分公开档案与秘密档案二种。”[8] 何鲁成、周连宽、殷钟麒在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并了解了国外的组织机构布局后，均提出档案管理要有独立组织。只不过三人对新组织的内部设置观点不太一致。1938年，何鲁成认为这个组织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设计者和管理者。具体来说，设计者为文书设计委员会，由各级长官担任。在文书设计委员会之下设立主任1人。主任之下设立股长，股长之间是平级关系，分别有图书股长、公报股长、收发股长和档案股长，股长之下有若干股员。1947年，周连宽也提出了“统一档案室组织系统”[9]的建议，主张建立总档案室(处)，在其之下又设各股，如登记股、编目股、典藏股以及出纳股。殷钟麒建议在中央设置档案管理处，负责全国的档案工作，下设各科股分别掌管各事项，规划档案管理统一的办法；而各院部会和各省政府设置档案科，科以下分股；省政府所属各厅处设置档案股；各县政府设置档案室，由主任主持工作，在档案室之下不再分设单位。 2.2 档案管理方式 民国初期各政府机关档案分散管理的传统习惯没有改变，各司、各科、各股的档案互不隶属，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档案管理方法不统一，同一组织或事件的档案被割裂。 殷钟麒、周连宽总结国外的档案管理方式，认为“不外乎档案集中与行政集中档案分存两种制度”。[10]“欧、美各国有采行集中制者，如英、美等国是；有采分储制者，如法国、加拿大及南美诸国是。我国档案，在大体上言之，系采分储办法。但我国之分储办法，系由于放任习惯所形成，不能称为一种制度，与欧、美各国审度实情，反复研究，以确立起分储系统及保管办法者不同。”[11] 近代档案学者认为集中和分储的利弊争论尚无定论。“必须详察一国之历史、环境、习尚、政制及文化之特质，然后能有所取舍。故此问题，非制度本身之孰优孰劣”，而是应该考虑何种场合使用何种制度。他们认为，就我国现时情形而言，在小规模之机关，如“省政府之每一厅处，专员公署，县政府，及中央各小规模之第一、第二、第三级机关等，均可完全采行集中制。因内部组织较小，单位集中，且工作人员不多，以集中管理最为经济，且最有效率。但在大规模之机关，如中央各规模较大之第一、第二、第三等级机关及合署办公之省政府等，则应采‘行政集中，档案分存’办法。”[12] 应该说，周连宽所论公允得当，集中和分散制度本身无所谓孰优孰劣，确应因地制宜。但有意思的是，他当时认为英、美等国采行集中制，法国等采行分储制，这似乎与我们今天的看法相反，且留待日后进一步探究。 2.3 档案人事制度 何鲁成认为我国的管卷者不但未接受专门训练，也缺乏常识。行政长官对管卷者的要求只是希望他们能调出案卷，对于案卷调不出的原因，档案股保存案卷数目多少等都没有关注，也很少给予指导，管卷员的能力得不到当局者的赏识且待遇一般较低，所以不易招贤纳士，甚至把毫无能力的人安置在档案室。[13] 以前任用管卷者一般是采取推荐制度，但何鲁成认为推荐制度存在遗漏有能力但无阶梯人士的缺陷，于是他提出了公开考试制度。公开考试既公平又能引进丰富学识的人才。且另附条件，即所选之人须具有研究精神和解决困难的能力。[14]殷钟麒列举了英美的人事制度。“兹举英美人事制度中最具特色之两点——功绩制度与休恤制度，以供参考。”“吾人了解英美人事制度之特点，我国档案人事制度，实有仿行之必要。实行休恤制度，可使档案人员在职时安心工作，长期为政府而努力，到年迈时，按例退休，生活仍可维持，政府不致因年纪老迈，体力衰弱之公务员占据位置而减低行政效率。则档案中旧有之不良习惯，如世袭师承之办法，患得患失之心理，操纵把持，包办独揽之行为，不攻自破，天然革除也。”[15]傅振伦提出普鲁士关于训练档案人员制度已较为完善。龙兆佛则主张训练“旧有人员”，原因是他们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若能诚意接受训练，定较训练新人容易。不过在实际上，最低限度的人事调整与充实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行政长官应赋予主管人以绝对的用人之权，勿使主管人为此一原则所束缚，影响改革事业之进行。[16] 3 关于档案管理方法 3.1 档案分类 民国以前，我国的档案分类方法不公开且不完善。周连宽指出，以往各机关管理档案，多少都具有分类作用。遗憾的是，分类系统不明了，分类项目前后也不一致，所以收效甚微。有的依据长官任期分，有的依据机关单位或地域分，很少考虑到根据档案本身的性质分。 何鲁成分析了档案分类与图书分类的区别，认为图书分类在中国已较成熟。傅振伦在其1947年1月出版的著作《公文档案管理法》中列举了八种分类方法。他首先罗列国外的两种分类方法：一是以事项分。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撒穆Camus分馆藏为ABCD四大类。丹诺(Dannou)馆长采用事类法，1841年，又厉行纲领法，分为内政、宗教两大类。二是以机关分。德国先是采用法国纲领法，1881年又依据文件之由来机关分类，是曰由来原则。[17]可以说，傅振伦首次把来源原则介绍到了我国，但他均认可上述两种分类方法，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来源原则的重要意义。 傅振伦虽然提出了借鉴欧美档案分类法的建议，但并没有马上在实际工作中被采纳。在同年7月出版的《档案管理法》中，周连宽指出我国的“档案分类不合理。一般机关之档案分类办法，极不一致，即在同一机关内之档案，其分类方法亦在往往前后不同。”考虑到“唯档案性质极为复杂，欲纳于严格之分类系统内，至感困难。”[18]当时就有人建议“档案可不必分类。”外交部就是一个典型，它将全部档案顺次编号，而以标题目录为检查之工具。 对于分类之后的再细分项目，龙兆佛先生在1940年提出档案分类依据本机关职掌分为类项目三级；傅振伦提出类下分纲，纲下分目，目以下又分为子目；周连宽主张档案分类系统，应分作[类]、[纲]、[项]、[目]、[子目]五级，大机关取五级，小机关则可依事实需要，取其两级或三级已足。周连宽的主张是对龙兆佛档案分类思想的进一步深化。龙兆佛认为采用十进位分类号，以百位数为类号，十进数为项号，单位数为目号。周连宽对分类号的选定是在总结美国的杜威十进分类法以及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法，“原则上效仿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但尽量使符号与各类项目性质发生联系意义，”[19]并在实际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殷钟麒认为档案分类是每个档案机构所处理的繁重工作之一。档案分类主要用于辨别案卷的性质和决定排列顺序。他注意到档案分类的与众不同，甚至区别于图书分类。“多人讨论档案问题，辄以图书相提并论，且以图书分类之方法，用于档案，此尚不明档案分类之真谛也。”[20]他列举了档案分类的标准，分别是以职掌为分类标准，以组织及职掌为分类标准，以职掌及所属机关为分类标准。这实际上与德国、荷兰所遵循的来源原则是一致的。 我国素有“以类相从”和“以事系日”的分类习惯，这在档案分类中分别接近于按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分类。但正是由于受到了欧美档案学的来源原则的影响，1936年的《文献馆整理档案规程》明确将“整理要以原来行政系统为整理系统”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21]这可以说是对中西方档案分类方法的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果。 3.2 档案编目 对于档案编目，傅振伦、周连宽、殷钟麒分别有所阐述。论说最详者乃傅振伦，他实际上也是叙述了来源原则的发展历程。首先是介绍法国的编目情况，“欧洲档案之编目，以法国为最早。”19世纪初，撒穆被任命为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他分档案为ABCD四大类。1804年丹诺馆长又增二十事目，各系以字母符号。盖本其管理图书馆时之经验，而采用事目分类法。“一八三九年八月八日明令改革编目法，经二年制推敲，内政部总长杜包戴，始于一八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部院及地方档案编目分类训令，以厉行总纲为基本原则。每纲档案，按照内容分类编次，每类项目，更按年代、地理或字母编制。重要事类，列于普通事类之先。后有逐渐改良，以一七九○年以前之档案为旧档，分内政、宗教两大类，各分数类。一七九○至一八○○年者，为过渡时期之档案，分为两类。一八○○年以来者，为现代档案。分十三类，即今法国现行之编目也。”[22]其次是介绍德国前身普鲁士的情况。1874年普鲁士史学家西伯尔为国家档案馆馆长，他改革保管档案方法，又吸纳了档案学者雷曼的建议，采用由来原则。“公文编目，即按档案原来机关所登记之原次编目，不予变更，依其出处而类别之。由来原则之编目，均一仍其原来登记之方法，故又曰登记原则。其后荷兰档案家穆勒、费斯、富鲁因合撰档案学指南，有阐明由来原则之理论，而其说大行。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瑞典明令档案馆采用由来原则。”[23]再次是英美国家。“一九二二年英仁金逊撰档案管理便签，亦主此说，即威布尔亦难否认其说之优点，盖由来原则，有学术之根据，英美两国，皆采用之也。”[24] 对于目录的种类，傅振伦、何鲁成、殷钟麒、龙兆佛、周连宽、黄彝仲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傅振伦指出：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六月，“行政院召集改革公文档案会议，内政部提议管理档案应设总检卡片。”[25]何鲁成和殷钟麒则一致地把编目种类按其形式分为卡片目录和书本目录。何鲁成在分析了这两种目录的利弊之后，认为“档案目录应兼采两种：分类目录可采书本目录，标题目录可采卡片目录。”[26]龙兆佛曾在广西省政府整理档案时一度试用卡片目录，结果是代价大而功效小。殷钟麒认为卡片目录因不方便携带而只适用于图书馆，不适用于档案。周连宽认为档案编目可分六种：登记目录、分类目录、机关或人名目录、案名或类名目录、标题目录、字典式目录。[27] 3.3 档案保管 近代档案学者对欧美档案保管方法的介绍，首先是关于档案保管处所的建设。民国时期还没有类似欧美国家的档案库。傅振伦指出美国中央档案馆之设备最完备，除普通装置外，还有感觉敏锐的增音机、特种电线、秘密电力、自动印迹机等等。守卫室有自动显示气候变化的仪器，有自动抽水机，有真空清洁设备，“如财力充足，皆可仿。”[28]再次是介绍欧美档案保护技术的先进性。“近日世界最先进之档案馆，其修整档案方法：一熏蒸消毒；二清洁；三平熨；四修理；五调节空气。德国萨克森档案馆馆长波士发明新萨硼溶液，颇具功效。萨硼奈尔溶液，既可复现字迹，又可固着墨迹，余历试不爽。西洋档案经久褪色，欧人可用化学方法恢复之。”[29] 龙兆佛提出，民国二十二年教育部拟议改良保管档案的办法，具体包括防潮、防腐、防虫、防鼠、防火五个方面。虽然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中提到了消毒的重要性，但因为之前都没有简便的消毒法，故主要还是采用曝晒方法来驱除传染病菌。程长源以他管理县政府档案的经历提出对档案室建造的几个原则，其中“卷夹有铁制木制两种，铁制的可以避火，美国有专制公司可以订购，但县政府的财力恐不能办到，不如以木质制备。”[30] 傅振伦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英、法等国的国家档案馆状况，对西方国家先进的档案馆保管条件和设施、管理方法有较细致的了解，深知档案馆在保存国家重要的档案财富中的重大作用。他还参与了当时国家档案馆的筹建工作，草拟了《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因此，他竭力主张兴建中国的国家档案馆，以图档案的“永久保存之道”。他在书中提出了建置档案馆的“三项原则”：“一、馆舍应设都币僻静处所；二、档案库房应与办公处隔绝；三、内部设备应现代科学化，以求档案之安全。”[31] 吴宝康曾评价道：“傅振伦在书中对‘档案之修整保藏’问题的叙述中，集中了熏蒸消毒、清洁、平熨、修理、调节空气、裱糊、装订、防虫、防潮、防鼠、防火等问题的材料，并提出了修建档案馆的几项原则。虽然还很简单，但已可看到对保管技术的研究项目较前已有增加。可以说档案文件保管技术学的这门科目也正在萌芽中。”[32] 3.4 阅览 这一方面尤以傅振伦的论述最为详备。他首先指出：“旧式档案管理方法，向不公开，或可说旧式管理档案之方法，因重记忆，事实上也难以公开，结果档案管理成为世袭与师承，遂更复因循守旧，不求进步。实则档案库亟应开放，在不必保守秘密之案卷，自可规定相当手续，相当限制，任学者参观、取材。”[33] 然后，傅振伦和殷钟麒均提出欧美国家辟有展览室或阅览室，供社会人士或学者阅览研究，并提到阅览室的设备与图书馆大致相同。接着，具体说明阅览相关规定：“凡其馆之目录、概览、索引以及官报、图书，应有尽有。外国人士，有身份证件，经其本国领使馆之负责介绍，亦得入览。一八九九年德国巴威略档案馆规定：凡不妨害国家福利，宗教安宁，或道义上之利益者，方可参考。而一八一三年以来之档案，则不在此列。美国则凡关人民财产档案，皆不得参阅。英国定章：一八八五年以后之外交文件，不准阅览。其他国家对于外交文件参考办法，大都规定：凡未公布之外交文件，其事未及五十年以上，及经手人或作者尚未死亡者，皆禁止参考。苏联规定：外国人抄写档案，须经外交部许可。又伦敦公文馆规定：抄写档案，限用铅笔，不得用水笔。此皆应有之限制也。”[34] 总之，中国近代档案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欧美档案学的思想。这可以从近代档案学者如何鲁成、龙兆佛、傅振伦、殷钟麒、程长源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受影响的痕迹。他们都对国外的档案学思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有部分学者(如傅振伦、殷钟麒等)还出国考察，然后联系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各自的见解。在阅读这些著作的过程中，笔者明显感觉到其中的相似之处，不可否认，由于吸收和借鉴了欧美档案学的某些思想，这一时期的档案学者们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已能够达成一些共识。而正是这些共识，推动了中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