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三十年的发展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报道论文,三十年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8）10－0005－07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新闻报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顾这三十年来新闻报道的演进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性转折和亿万民众对安定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新闻信息的渴望，成为新闻工作者打破禁锢的坚冰，改革新闻报道的强大动力；新闻报道的变化与我国思想解放的步伐同步前行，也与新闻业的功能的转变同步前行。
总结改革开放三十的新闻报道的发展脉络，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新闻报道选题面迅速扩大，新闻信息空前丰富
30年来，中国新闻报道发生的第一个巨大变化是选题面的迅速扩大。1978年新闻界面临的情况是：十年浩劫的“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被“四人帮”洗劫过的新闻界面目极度扭曲，信息的闭塞和缺乏处于难以想象的程度：版面上除了应景的宣传文章、歌颂政绩的“四季歌”与空话套话连篇的宣传稿，几乎没有老百姓关心的新闻信息，可谓“万马齐喑”、“气息奄奄”。改革开放以后，新闻界解放思想，不断扩大报道选题领域，向老百姓提供想知道也有权知道的信息，使报纸的面目在短期内有了巨大的改观：从原来连篇累牍的宣传稿到全面地面向社会生活各个侧面和层面，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新闻信息空前丰富，也使媒体开始实现其功能的转变：从单纯的宣传变为“告知”。从以下三个报道侧面，可以表明三十年来新闻报道从解冻到开放的过程：
第一，动态新闻的出现。
文革时期的所谓动态新闻，是在“是否应当让群众知晓”的宣传理念指导下策划部署的。除了领导人接见，各种会议报道还稍具新闻特点外，报纸的全部报道内容基本是按宣传计划安排的。据《中国青年报》一位资深编辑的回忆：在周一的编前会上，这一周的头版内容大部分就已经确定了，周一宣传什么，周二宣传什么，而不是关注周一发生了什么，周二发生了什么。原本属于新闻二字题中应有之意的本周“最新发生的动态事实”甚至完全在编辑记者们的考虑范围之外。
新闻改革之后，最先改变的就是——记者把眼睛从宣传任务转向“刚刚发生的事实”和“老百姓感兴趣的事实”，这使得版面上出现了久违的动态新闻，“昨日”新闻、“凌晨”新闻，甚至是几小时前发生的新闻铺天盖地地登上版面，履行着新闻业“告知”和“沟通”的职责。一时间，报纸上信息量大增，吸引力也随之大增。
第二，社会新闻的复出和繁荣。
在报道选题面迅速扩大的时候，最先突破的是社会新闻。我们现在翻阅文革中的报纸，几乎看不到任何当时的社会生活的画面。五六十年代优秀的社会新闻，在文革中被批判为“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甚至被认定为低级情趣的“黄色新闻”。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内容一律被认为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选题，因此，在十年漫长的文革运动中，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绝迹。
1979年，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条不长的消息：《上海一辆26路无轨电厂翻车26个乘客受伤》。这条消息后来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条社会新闻。当时的《新民晚报》老总束纫秋说，这篇新闻本身并不见得怎么好，但解放日报登了这样的新闻，这本身就成了新闻。这条上海的车祸新闻，成了文革之后社会新闻复出的标志。此后，社会新闻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报纸，特别是晚报，以及后来的都市报的版面，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沟通了舆情，密切了新闻业和社会的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媒体市场化的浪潮中，社会新闻始终不仅是晚报和都市报，而且是各类大报吸引受众的选题“富矿”。
第三，经济新闻成为持续的热门选题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我国经济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波澜壮阔，使经济报道有了应接不暇的选题空间。经济领域里的新成就，新经验，新事物，新动向，新问题一时间成为最热门的报道选题。不仅如此，综合性的报纸已经容纳不了呈几何级数膨胀的经济信息，专业经济类报纸相继诞生。
1979年10月1日，61岁的《人民日报》副总编的安岗创办的《市场报》一上市，立即在全国各地被抢购一空：在北京，西单一个销售点1小时卖了1万份，全天卖出9万份；在合肥，购买者挤垮了邮局柜台。
在这种经济信息的巨大渴求下，第一份综合经济报纸《经济参考》也在1981年问世。随后，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经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隶属新华社）和《证券时报》（隶属《人民日报》）相继创刊。
2000年，被称为新生代经济报纸的《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同时诞生；2004年，上海文广传媒集团联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跨地区、跨媒体打造的《第一财经日报》创刊。①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经济新闻已经成为我国报纸上跨越30年的热门选题。
新闻报道的时效空前加快
文革之中的报道，不仅数量少，而且没有时效可言。对于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新华社是在3年后的1979年11月才正式报道了伤亡人数：“死亡24万余人”，“重伤16万余人”。在30年的新闻改革过程中，报道的时效，特别是动态新闻的时效已经大大加快，昨天新闻、今日新闻逐步占领报刊的主要版面。在采用了数码传输方式之后，报道时效发生了又一次质的飞跃。
1981年11月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茶话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闻报道提出了五点希望——新华社称之为“五字方针”：一是真；二是短；三是快；四是活；五是强。由此在全国普遍展开了新闻业务改革热潮。在这五个字中间，“短”和“快”都是针对报道时效改革的业务措施。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报道中，中央电视台首先运用了直播的方式，使报道与正在发生的历史实现“零”距离。这种新闻竞争的态势，使纸质媒体更加注重报道的时效性。为了追赶时效，媒体纷纷利用现代通讯传输手段，如购置海事卫星发射机等设备，以求在任何环境下抢占报道先机。新闻时效的改革提高了公众接收信息的质量，也提高了媒体的可信度。
选题禁区被不断突破
在文革时期的媒体报道中，报道禁区林立，群众的信息需求很大程度上被压制。随着改革大潮的推进，群众对知情权的诉求亦不断强烈。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新闻界大范围地突破了原有的新闻选题禁区。其中最主要的选题领域是：
第一，对政府政令报道的突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沿袭了几千年。在新闻改革前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和政令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不合理地列入了保密范围，使得政府的决策与运作处于与公众完全隔离的状态。不公开政府信息，强化了官员的权力，削弱了公众的利益。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新闻工作者，把对某些政府信息的保密曲解为所谓“守土有责”。文革时的历次党代会，几乎都是会后才用“XX代表大会新闻公报”的形式告知广大群众。被允许采访会议的也仅有两家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于所有的党的重要会议，所有的报道基本上是一个角度、一个调门：“一致通过”、“空前团结”、“热烈拥护”、“举国欢腾”，无一例外地遮蔽了会内会外的不同意见，甚至党内意见的尖锐对立、党内斗争的内幕等许许多多本该让党内外群众知道的真相。
百姓知情权的渠道最主要的来自大众媒体。而在中国现实社会，能够有效地传播政府信息的一直是国家通讯社、机关报、各级党报系统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准确、全面、翔实而及时的政府信息披露，也是党报一个时期以来新闻改革的难点与重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时，中央电视台曾经破天荒地“全播”了会后的记者招待酒会的实况，这种偶然出现的政令报道的透明度曾引起新闻界人士的大振奋。但其后的政令报道的开放度又经历了迂回和挫折。2003年“非典”疫情，本质上是由卫生系统政府信息的公开不够酿成的，使得关系到全国各地群众生命健康的疫情信息被故意屏蔽或歪曲了，主管官员在大众传媒上公开亮相矢口否认疫情的存在，客观上扩大了疫情的传播，延误了防疫工作的进行。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非议，也引起领导层的高度重视。此后媒体在政令报道上的改革步伐加快，各级党的机关报在及时公布政府信息，特别是主动解读政策政令条文，解释政令产生的政治背景，揭示相关的社会深层矛盾和存在的困境方面不断突破禁区，使政府信息的报道的渠道逐步畅通。每年春天“两会”报道的日益公开、透明和及时，参与报道记者的人数日众，媒体来源日益广泛，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2008年4月24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影响深远的政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第492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条例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这意味着：报刊、广播、电视的政府报道与信息披露将有法可依。
第二，对重大的突发性灾难报道的突破。
重大的突发性灾难长期以来属于报道的禁区。
灾难和灾害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报道灾难的目的，是减少灾难和预防灾难的发生。突发性灾难几乎具备了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新近性、影响力、显要性、接近性……但在我国长达几十年的以鼓劲、树榜样为主要宣传手法的宣传报道模式中，告诉群众的大多是国家建设的新成就、新经验以及不断涌现出的先进模范人物，灾难性事件似乎成为信息中“不祥”的音符，被认为是“泄气”的报道、“给社会主义抹黑”的报道，长期被排斥在新闻选题之外。灾难事件所具有的独特的警示、教育、监督的社会功能完全被遮蔽。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灾害的报道历来有两种方式：第一，实行新闻封锁，装聋作哑；第二，隐去或淡化灾难中人的苦难，隐去造成灾害的人为的错误和体制上的弊端，只留下英雄交响曲和领导一线救灾，只留下“党的关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报道，当时，人民日报只在1976年7月29日发了新华社的一条简讯式消息，题目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整篇报道对灾情只有一句话：“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实际上，唐山地震的灾情极其惨烈——死亡24万余人，重伤16余万人，留下了3000多孤儿和一座几近毁灭的城市，这些在报道中只字未提。
30年来，新闻界对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禁区的突破虽然步伐艰难而曲折，但正如天下黄河，虽有“九曲十八弯”，但毕竟滔滔东去，不可阻挡。
1979年底，工人日报对“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件的报道，揭开了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而进行博弈的序幕。此后，对发生在1983年的安康大水、1987的大兴安岭火灾、1988年春上海爆发的甲肝疫情、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到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灾、2000年圣诞节洛阳大火、2001年广西南丹锡矿透水瞒报事件、2002年之后发生在山西的一系列矿难瞒报事件、2003年的“非典”、2003年重庆开县井喷直至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三鹿婴幼儿奶粉等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中，我国新闻界都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过程。这其中涉及到不同媒体的报道理念问题，新闻管理部门的观念和报道纪律问题；还有各级政府的观念转变问题，当然更多涉及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问题。
如对于发生在1987年5月至7月的大兴安岭火灾，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有突破性进展。年轻的记者们深入火灾现场，及时报道灾情，又深入追问灾难的原因。该报的一组连续的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成为灾难报道的传世佳作，也使1987年被业内称为“深度报道年”。
而发生在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却留下了我国灾难性报道的反面案例：3月31日，千岛湖“海瑞号”游船遭劫，船员和游客都被烧死，其中包括24名台湾游客。事件本身是一个纯粹的刑事案件。但当时，国内媒体对这一震动海峡两岸的恶性事件讳莫如深，丧失了报道的主动权，直到4月9日才有报道。开始宣布为游船失火，到4月17日才宣布为“抢劫纵火杀人案”。而海外的传媒大肆渲染挑拨，称案件的凶手是“解放军、武警”。在局面极其被动的情况下，我国媒体6月20日才发表了长篇通讯《两岸同悲愤严法慰亡灵——千岛湖事件始末》，但已无法扭转舆论形势了。
1998年特大洪灾中中国青年报对九江决堤的报道，被指违反新闻纪律，先是被批评，记者作检讨，在得到国务院领导人“不要向群众隐瞒灾情”的指示后，记者的稿件又获表彰，最终获得1998年“中国新闻奖”特等奖。
2000年圣诞节那天，洛阳一商厦发生大火，夺去309人的生命。当地一家晚报的报道是：《众志成城战火魔》，主要报救灾；而《南方周末》的报道是：《追问洛阳大火》，矛头直逼惨祸的责任者，两者的报道视角大相径庭。这也说明，由于各种原因，不同媒体对灾难事件的报道态度完全不同。
2002年6月，山西繁峙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当地政府上报“死两人，伤四人”。6月25日，中国青年报接到遇难者家属电话举报，即赶往矿难现场。为了揭开真相，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利益集团所派杀手的盯梢、追捕，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了解真相，向北京发回电稿。首篇调查《惨剧真相扑朔迷离——聚焦山西繁峙金矿爆炸案》一经见报，举国震惊，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通过连续10多天的系列报道，最终将这起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死亡37人、毁尸灭迹、隐瞒不报”的恶性金矿爆炸事故公之于众。该报道直接推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对矿难真相的调查，并以记者的报道为官方调查直接提供线索和帮助，成为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崭新尝试。
还有一些灾难报道，是多家媒体成功联动的结果，如2001年对广西南丹锡矿透水瞒报事故，先是在互联网上透露出来，继而广西电视台对死难矿工家属调查后进行了报道，后人民日报记者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终于使死难81名矿工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次报道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此后媒体对一系列矿难瞒报事件的揭露。
2003年对孙志刚案件的报道和对“非典”的报道，是我国重大突发灾难事件报道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中央因“非典”信息被故意屏蔽或歪曲，造成人民生命的重大损失而对两位主管高官采取了问责的处理，使重大的灾难性信息的公开逐步制度化。2008年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公众知情权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使此后出现的一系列的矿难报道、突发自然灾害的报道、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逐步有了较为畅通的渠道。在2008年年初对冰雪灾害的报道，特别是对“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我国媒体对重大灾难报道的及时、公开和全方位透明，都得到了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报道模式发生巨大变化
报道面扩大之后，群众新的信息需求应运而生：人们不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更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实。这给新闻界的报道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怎样进行深度的报道？从什么视角去真实地展现社会面貌？
新闻应当是对社会生活最直接最迅速也应当是最逼真的呈现，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受宣传观念的束缚，新闻报道模式常常存在三大弊端：
其一，在选题方面常常陷于“两极”化的困境：无论写人还是写事，要么写最好的典型，要么写最坏的典型，而那些中间地带的人和事，那些亦好亦坏、亦对亦错的人物，那些成败兼有、喜忧参半、复杂曲折的事件，那些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见仁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社会现象，往往被排斥在选题之外。而对褒扬性的人物和事件，往往用拔高、神化的手法，使其完美无缺；对负面的现象和人物往往痛加贬斥，使其“妖魔化”。社会生活在报纸中的形象，大到党务、政务，小到生活花絮，大多失去生活本来应有的五光十色、悲喜交加、进退交替往复、新旧掺和的综合色彩，只留下了非红即黑的极端色调，要么是纯粹的喜剧，要么是纯粹的悲剧，不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便是“资本主义的泛滥恶果”。② 这种“非黑即白”的报道模式，根本无法面对社会生活中大量涌现的鲜活的新事物和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断变动的新格局，使报道与社会生活形成“两张皮”，记者不能用自己的笔去真实地反映社会。
其二，新闻报道常常孤立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某个成就、某种经验，人为地割断新闻事实与社会大背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突出一点，不及其余，使报道显示出肤浅、片面和碎片化的特征，极大地削弱了报道的真实性和影响力。
其三，新闻报道常常割裂了人和事的过程感，利用“人造平原”的手法否定过去，突出今天，形成了“过去如何不好、现在一切都好了”的报道套路，在报道中将事物的永不停息的发展和变化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僵死的模式。只反映已经解决的矛盾而无视或干脆否认正在发展或正在转化中的矛盾，把前途未卜、有争议的事实划为新闻禁区。
这些几十年来形成的报道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社会的信息需求。
1985年，由中国青年报推出的连续报道——《大学生成才追踪记》，真实、深层次地展现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因素，从主观因素到客观环境，从偶然因素到普遍规律做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和剖析——如何把外界的阻力化为推力？如何从适应环境到改造环境？如何在并不理想的环境中找到理想和事业的结合点？阳光下存在什么阴影？……记者追求的正是种种因素的综合效应，使报道具有以往片面报道所没有的高度和深度。
这个报道改变了新闻报道长期以来“非黑即白”，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的片面视角，把大学毕业生如何成才的问题第一次放到普遍联系的社会大背景中予以审视，以极大的勇气真实地再现、追踪和分析大学生成才的道路上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和曲折的道路，被业界称为开“深度报道”之先河。
继而，在1986年1月17号，羊城晚报在头版推出通讯《谁是他的爹和娘》，报道了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一个诞生在医院的女婴无人认领的故事；1987年，经济日报推出反映辽宁本溪商场租赁事件的《关广梅现象》、人民日报推出反映水电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鲁布革冲击》以及中国青年报在报道大兴安岭的火灾事件中推出的连续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等一大批深度报道，以全新的报道理念和立体的观察视角，向公众展示了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冲击和阵痛，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片面、僵死的套路，创造了中国新闻观察世界的全新的视角和超大的容量，以及能够从容面对真实的、发展变化中的社会生活的报道模式。
这批深度报道无一例外地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群众反映最多的就是：真实！解渴！从此，“深度报道”所形成的全新的报道模式迅速在新闻界铺开，媒体间的交流和借鉴，使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升华。仅以三类报道为例：
①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专门用于揭露社会黑幕和官场腐败的调查性报道首先在报刊，继而在电视媒体中相继推出，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栏目和《南方周末》，一度成为揭黑和舆论监督的代名词。随着调查性报道的异军突起，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他们在业界和社会舆论中享有很高的美誉度。
②在我国兴盛60年之久的先进模范人物的报道，已经基本脱离了“高、大、全”的形象，目前的先进人物报道，正呈现出更多元、更真实、更人性化的面貌。
③对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视角，由仅仅关注救灾措施、宣传救灾英雄，发展到对灾难本身的关注，对人的生命、心理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在此基础上。灾难报道又深入到问责的层次。为了以后不发生或少发生灾难，记者的报道正在对导致灾难发生的自然和人为原因进行“检索”式的追问。
记者工作方式的演进
1.新闻线索来源的变化
宣传为主要任务时的媒体，其新闻线索大多来源于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和通讯员系列，且主要是围绕各种文件、通过各种会议和群众来信来收集新闻线索。改革开放以后，记者的新闻线索来源大大拓展，不仅继承了上述新闻线索的传统来源，而且记者通过组建自己的新闻线索网络，特别是通过各个层面的朋友所联络的知情人，获得了大量独家的新闻线索。进入90年代之后，各个媒体利用日益便捷的电话通讯网络，向社会广泛征集新闻线索。同时，职业“线人”成为了一种新的新闻线索通道，使记者的新闻触角更加广泛和灵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网络技术的普遍开展，也为记者通过网络直接搜寻新闻线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记者采访路线的变化
以往记者的采访路线，是依靠各级党委，由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接待或安排采访。随着媒体功能的转变，采访的路线也开始走向多元化。一些党报记者不仅依靠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来采集事实，同时努力拓展自己的采访路线，直接在社会上寻找知情人获取信息。特别是90年代以后，市场化媒体的记者更多地依赖自己寻找的知情人队伍获取信息。在采访路线上，我国记者更明显地分为党报记者的和市场媒体记者相异的采访路线。
3.新闻背景采集方式的变化
采集新闻背景是新闻采访中的重要任务。以往对背景的采集，大多来自于访问、记者的自我积累或者是权威部门发布的文字资料。在网络兴盛的今天，很多记者依靠网络的海量和无限链接性，直接在网络上复制下载背景材料，使新闻背景的收集和传播有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4.记者与读者关系的变化
80年代后期电话普及之后，记者与读者之间通过电话、手机的联系逐步密切。90年代，网络又成为新的沟通平台，使新闻的生产者与新闻的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更加密切和直接，记者对受众的新闻需求有了更及时与更全面的了解。另外，通过这些现代通讯手段，记者也能及时了解受众对新闻作品的反馈，使新闻无论选题还是报道手法更加贴近受众的口味。
［收稿日期］2008－10－10
注释：
① 张垒《中国经济报纸：三十年脉络与流变》，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3期。
② 樊云芳、丁炳昌《新闻文体大趋势》，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