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改革号 》研究
刘 晓 玥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 ：《汉字改革号》是中国文字拼音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在百年汉字改革的宏观视域下，对书中涉及的汉字繁难与落后、注音字母方案的局限、国语罗马字的优势、词类连书的必要性、汉字简化的原则与方式等核心观点进行系统研究。客观评判《汉字改革号》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影响，深入发掘其语言学本体价值和语文规划学价值，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 ：《汉字改革号》；拼音化；简体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
1892—1986年，中国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文字改革运动，大致包含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和简体字运动等几个阶段，对汉字的历史地位和固有属性造成严重冲击。其间有深刻影响语言学进程的伟大成就，也有生命与血泪铸就的惨痛教训；有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高潮，也有默默无闻隐忍偷生的低谷。对文字改革运动展开深入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回顾整部汉字改革史，《汉字改革号》的出现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汉字改革号》是《国语月刊》1923年推出的特辑，旨在大力宣扬文字拼音化改革思想，努力促进步履维艰的改革历程。刊物收集了钱玄同、黎锦熙、蔡元培、周作人、赵元任和沈兼士等著名学者的文章，深刻阐释了文字拼音化改革的诸多核心问题，为后续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基础。《汉字改革号》是中国汉字改革的一个里程碑，鉴于其如此重要的地位，探讨汉字改革的史论性专著大多对其有所涉及，但就其进行专题讨论的文章不多，刘静《黎锦晖与〈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和立励《“革新家”和“顽固党”》算是此类。固有的零散研究与《汉字改革号》“强心剂”的地位不相符合，笔者尝试就此展开补充研究。文章以1957年再版《汉字改革号》为底本，从产生背景、核心观点、社会地位和历史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梳理，运用以点带面的形式，考察蕴含其中的重要语言本体价值与语文规划学价值。
一、《汉字改革号》的时代背景
《汉字改革号》的出版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内忧外患政治环境中求实创新运动的客观产物，体现了语文改革的迫切需要。它是变法维新思想在语言学领域的现实表现，是知识分子谋求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西方列强就此对中国社会展开疯狂的经济掠夺，严重冲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旧有体制。逐步丧失主权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风雨飘摇的羸弱中国完全无力与西方列强形成对抗，国家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无力掌控社会时局，外部压力导致其政府内部的权力争夺，内外交加的错综势力将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废除帝制的各种思潮已经愈发明朗，规模不一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中国社会亟待浴火重生。内忧外患的窘迫局势深深刺痛了国人的神经，一些有识之士急切寻求救亡图存的治世良方，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探索。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清政府兴办军事工业，试图从根本上提升中国部队的军事实力；大量兴办新式学堂，接受西方教育理念，试图提升国民综合文化素养；选派优秀学生到欧洲和日本等地学习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希冀他们学成归国带回先进的经验与理念。一时间，全国掀起了高涨的求实变法思潮，改革创新成为社会的根本基调。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被迫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审视外来文化。痛定思痛，许多人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文化，而文化落后的原因在于汉字。因此，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期望能够改变汉字的繁难，进而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
主张国语罗马字方案的主要有钱玄同、黎锦熙、周作人、沈兼士、赵元任和傅斯年等人，他们认为拼音文字比汉字合理，从左到右书写的文字识读更省目力；西学有科学的学术体系，利用汉字意译往往对西学造成误解；引进外国词汇时为了不造成误解或使词汇粗鄙，也宜写西文原字，但原字都是罗马式字母，无法与四四方方的汉字相融合。赵元任则列说了人们对于国语罗马字的10大误解，包括罗马字不能写文话、不能拼中国音、字形太长以及不好识读等[8]113，同时阐释了国语罗马字草稿(包括国语和方言两个部分)及构拟国语罗马字应该注意的25条原则和推行国语罗马字的基本方法等。
二、《汉字改革号》核心观点述评
《汉字改革号》的出版为当时困境中的汉字改革注入了活力，书中讨论的汉字繁难与落后、注音字母方案的局限、国语罗马字的优势、词类连书的必要性、汉字简化的原则与方式等核心观点，为后续的系列改革提供了理论准备与智力支持。
清末以来，国语统一的呼声日趋高涨。因此，急需一套科学的记音符号。1912年“读音统一会”成立，其广罗全国语言文字学者参与汉字记音问题的研讨。次年，投票通过了独体汉字形式的注音字母，中国第一套法定拼音字母方案至此应运而生。然而，这套方案在1918年才正式公布使用，可见其修订和推行之艰。《汉字改革号》中，许多人都对注音字母的优劣进行了评价。
(一 )汉字的繁难与落后
全书对汉字的批判始于钱玄同“汉字革命”的激烈宣言。他认为，汉字妨碍教育普及、国语统一和国语文学的发展，因为它难识、难记且难写，既不足以高效记录国语，也无法科学表示语音，同时作梗西学与新理的输入[1]。因此，应当彻底废除。何仲英则从事实证据和汉字本身两方面来论证汉字的繁难，他指出，小学生7年义务教育浪费太多时间在“识字”上，许多人毕业后尚不能理清文字和看普通书报。同时，汉字不便于速录，不便于留学生和教会毕业生传播外国文化知识，也不便于西洋教徒用罗马字拼写中国地名。从汉字本身讲，存在“字形庞杂，莫衷一是”，“笔画多，学习费时而艰难，不便利、不经济”，构造不合理、“完全单音，两字以上连成一词的，没有特别的写法，容易使人疑误”，难以满足未来直译东西洋学术名词的需要，字义含蓄而模糊等问题[2]126。陆衣言发表《汉字诉冤》，以汉字的口吻指明自身因不合时宜而应当被彻底废除：“我是因为活不了，所以死的。我很怨恨死得不干脆，死得不干净；以至于被你们随便乱用，弄得‘言语不统一’，‘教育不普及’，‘文化不发展’。”[3]傅斯年认为，汉字产生于野蛮的时代，“野蛮根性太深”，不应该继续保存在现代社会中[4]188。除此之外，在收录的读者意见中，也有人认为汉字的记录功能已经到了退减的地步，应该用新的工具来替换。
《汉字改革号》中收录了钱玄同提议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继续强调他此前提出的过渡阶段语言规划方案，即在新文字诞生之前，使用破体字、白字、注音字母和外国原字来丰富国语，以缓解罗马字母筹备期繁难汉字在普及教育上的弊端。ㄩ'ㄢ受《覆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启发，也主张扩充社会上已经通行的简体字，用它们编辑通俗书报，以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他提出的搜罗简体字的途径主要有采取社会上公认度较高的省体字和采取古字或俗字等。
该书收录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中提到了吴稚晖的“万国新语”。20世纪初，吴稚晖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中严厉批判了汉字的各种弊端，主张彻底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万国新语”。吴稚晖这一观点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章炳麟随即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一文，严厉批判了吴稚晖的激进主张，并由此展开了汉字改革酝酿时期的第二次大辩论[6]。事实上，世界语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改革方案，不过更多的人意识到它的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何仲英就认为：“我们相信世界前途一定可有一种万国语为万国所通习，但是现在不能够。”[2]131黎锦熙表示，在汉字的过渡时期需要改进第一国语，使其“世界化”。除了世界语的构想以外，还有一部分人提出用英语或法语为第二国语，这种想法貌似极为省事，但却违背了语言文字的诸多原则。而且正如傅斯年所言，外国语言文字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也很难学。最后需要指出，“改革派”主张保留汉字也并非认为汉字不需改革，而是因为其根深蒂固和影响深远而不得不暂时保留。ㄩ'ㄢ在《对于简笔字之我见》中指出，罗马字母是“劝饥人食肉”的做法，为时尚早，并且与不识字的人毫无关系，且注音字母也不好掌握。因此，“革新不如复旧”[7]，他主张搜罗固有简体字以达到教育普及的目的。
如何处理富国与强军的关系，我们党进行了长期探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先后提出“军民两用”“军民结合”“以民养军”“寓军于民”等方针，这些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优良传统。进入新时代，有效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必须顺时应势、乘势而上，在历史变迁与时代发展中把握变与不变的内在统一，在继承与创新中推动军民融合走向深入。
何仲英根据汉字存废问题划分出的派别边界是十分模糊的，主张废除汉字的人也可能同时主张在过渡时期暂时保留部分汉字。就全书的内容来看，不管针对汉字提出怎样的方案，他们都意识到了汉字的弊端：难识难写，妨碍教育普及和知识传播，无法适应电报和打印机等新式科技，与现代世界文化格格不入。总之，批判汉字落后与繁难成为全书的主线。在此之下，学者们展开了对汉字改革方案的探索。
(二 )注音字母方案的局限
中医药现代化要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需要为之注入新鲜血液，通过多学科交叉，将先进的理论和技术运用于中医药研究，将我国的中医药事业推向更高层次，这些都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研究生教育仍然是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主要渠道，因而研究生培养直接关系到中医药人才的质量和素质。
蔡元培认为，注音字母字体不美观，与西文相间也不谐调，如果使用注音字母作为汉字改革方案，就需要为此另造打印机，不如直接使用英法打印机方便；现今的学生至少需要学习一门西文，如果是和西文相通的国文拼音，就可以减少他们的学习负担。何仲英认为，注音字母“只便利于‘灶婢厮养’之人，其效力不及上流社会，即就‘灶婢厮养’论，恐亦有时而穷”[2]125。由于注音字母是汉字的辅助标音工具，因此有读者认为文字应该同时具备标音表义功能，而不是采取两套工具。赵元任承认了注音字母在国语运动上的功劳，也不否认其有以后作为独立文字存在的可能，但他也指出，注音字母“没有合于实用的五声写法，写起来无论楷书或草体都有些不便的地方”[8]93。钱玄同和沈兼士等人认为注音字母可以在过渡时期使用，以缓解罗马字母筹备期内繁难汉字对普及教育的阻碍。傅斯年强烈反对注音字母，认为只有拼音文字才可以音读一致。拼音字母的声音是不能变的，汉字旁的注音字母却可以随意更改。他把注音字母视为汉字的修补手段，同时重申汉字“真是坏到底的东西，只有根本推翻，没法补救”[4]191。
计算得到S1=71 m；S2=26 m，S3=68 m。边坡段落为K1+160—K1+310，其走向长度为150 m，综合计算的到该边坡滑动影响土地面积为37 234 m2，合计3.73 hm2，当地每亩征地费用为13.175万元，计算得到土地资源价值为737.8万元。
《汉字改革号》出版的年代正值注音字母推行的瓶颈期。面对注音字母推行艰难的事实，很多学者开始积极筹划新的改革方案，但这并不是对注音字母方案的全面否定。正如黎锦熙在“抗议”庄泽宣“在研究的结果未发表以前……把注音字母停止传习”时所讲，注音字母是汉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东西。注音字母方案虽然有很大局限性，但与“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口号息息相关，它的出现也是国语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国语罗马字的优势
事实上，在整个加解密通信过程中，采用了对称加密算法，简化了加解密的工作量，并且该算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用户传输密文的唯一性。
19世纪末，学者间产生了汉字存废之争。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的出版标志着“切音字运动”的开始，也被视为整个汉字改革运动的开端。然而，切音字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十分有限。五四运动时期，各学术团体一面进行白话文运动，一面展开新形式文字的讨论，到《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主题专集，改革的大体思路趋于统一。《汉字改革号》不仅扩大了注音字母的传习范围和社会影响，还为国语罗马字方案的颁布准备了条件，也对后来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认真梳理汉字改革史，挖掘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仅是语言文字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语言规划和语文建设的需要。
切音字明显落后，注音字母推行不力，在该背景下，学者们开始积极制定国语罗马字方案。钱玄同认为，汉字应该走向拼音字母的道路，这是“汉字之根本改革”，而“根本之根本”是使用罗马字母式的符号记录汉语，实现汉字体系从表义到表音的根本性变革。随后他在文章中指出，自己提倡的罗马式字母是国际音标而并非26个字母，罗马字母虽有易写和美观的优点，但是也有“音太缺乏”“音有重复”和“音无定读”的缺陷。因此，正如傅斯年所言，国语罗马字方案应以罗马字为蓝本，本着经济简便的原则，结合中国音韵实际进行改造。
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于1928年正式颁布。国语罗马字以“活”的北京语音为基础，标准易得且师资易得[9]。与注音字母相比，国语罗马字最大的优势在于采用了国际形式而不是民族形式，它更加贴近学者们“世界语”的理想，同时有利于打印机等先进科技在中国的直接使用。国语罗马字方案经历了深入的反复研讨，涉及诸多精深学理，不仅内容更加科学，书写也更加美观，凝聚了众多学者的心血。
(四 )词类连书的必要性
“词类连书”关涉的是复合词连写的问题。《汉字改革号》中明确提出“词类连书”概念的是黎锦熙和赵元任。黎锦熙认为这是新文字方案应该走的“一条大路”，王照和劳乃宣的改革方案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没有走这条大路。赵元任将词类连书作为拟定国语罗马字应当注意的25条原则之一。
胡适在《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里提到：语言文字的改革是渐进的，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优秀学者与普通民众的共同努力。胡适充分肯定了普通百姓为书写简便所创造的“破体字”，认为这是文字改革过渡阶段的有益补充，呼吁学者积极借鉴人民大众的创造性成果，重视并认可普通百姓的语言，因为它天然地符合经济性原则，有利于提高汉字的应用能力。科学合理高效的改革一定是建立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的[11]。
(五 )汉字简化的原则与方式
根据何仲英等人在《汉字改革号》中主张的观点可以看到，当时关于汉字存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论调：一部分人认为汉字应当彻底废除，主要有3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主张用世界语替代，二是用英语或法语作为第二国语，三是用罗马字拼音。另一部分人主张保留汉字。在主张保留汉字的人中，有人认为应把汉字适当简化，以作为向国际形式文字的过渡，何仲英将其称为“改革派”；也有少部分人认为汉字应当永久保留，这些人被称作“浮夸派”。《汉字改革号》中并未有涉及“浮夸派”的文章，正如周作人在文章中指出的，主张汉字改革以至于使用罗马字最有力的人们，在古文字上都有极深的知识，他们主张废除汉字，并不是怕汉字难识难写，而是因为他们熟悉汉字的利弊[5]。言外之意，即汉字改革是大势所趋，非改不可。
遇公等人曾以同音词问题质疑国语罗马式拼音文字的实施能力，国语罗马字的倡导者认为，刻意区分汉语所有的同音字势必导致拼音方案复杂繁琐，不如通过词的内部曲折和词类连写等方式来解决。黎锦熙指出，制定罗马字方案应以新语言——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要记录国语，就要以语言的最小单位“语词”为基础进行书写，也就是对复音词实行“词类连书”。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对现代汉语的字数和词数作了一个统计，结论是现代汉语复音词多单音词少，许多字并不能单独成词，而是需要组合成复音词之后含义才能被确定下来。除此之外，他还用教育领域的问题证实了实行词类连书的重要意义：儿童熟识三四千字却不能看书缀文，不是因为低能，而是没有真正“识字”。所以，改良文字应遵循“表义的词类要确定、标音的符号要简单”[10]这两个原则。因此，词类连书是必要的、必须的和高效的。黎锦熙在文中还分析了复音词类构成表，拟定了词类连书条例，收集了学者们的新文字字体，为国语罗马字的社会传播提供了可行性。同时，词类连书的提出表明“拼音”和“拼音文字”的概念被区分开来，中国语言学研究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高度。
该时期简体汉字的提出本是汉字拼音化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却影响了今天汉字的构形体系。其间存在诸多宝贵经验，也刻意忽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虽为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提供了借鉴，也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三、《汉字改革号》的地位与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内忧外患之际，百年汉字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知识分子们希望尽快实现教育普及，以此唤醒国人意识，挽救民族危亡。复古思潮和全盘西化思潮交织下的中国展开了关于汉字问题的大讨论。爱国人士纷纷宣扬自己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但都收获寥寥。《汉字改革号》的出版将汉字改革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学者们认真梳理汉字变迁史，积极分析过去几十年所提方案的优劣，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汉字体系的局部调整，而是试图使用“革命”手段颠覆汉字几千年来的表意属性，使其走向世界共有的拼音化方向，这深刻影响了后来几十年的汉字改革。
《汉字改革号》出版于1923年，时值汉字改革的低潮期。自清末以来，汉字改革运动一直未能得到政府机构的真正支持，始终处于被动局面，相关工作的开启与推进都较为艰难。成立伊始的国民政府百废待兴，内忧外患，同样难以给予汉字改革运动实质性的帮助。19世纪20年代，正是注音字母制定修改与艰难推行时期，也是国语罗马字方案制定的摸索研讨期，《汉字改革号》的出版为当时的困顿局面注入了强劲动力，为焦虑不安的改革倡导者带去了些许希望与慰藉，为随后的相关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当距离红豆杉树种播种前半年时间左右，需要用0.5%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红豆杉种子的浸泡，然后等待40min后用清水进行冲洗，并按照树种与细沙的1∶3比例进行混合均匀。这时要保持混合时的沙子含水率在50%～60%，将混合后的树种装于编织袋中，并埋藏在室外的深30～40cm坑中。为了防止其受到水分的影响，需要在坑底进行防水砖的铺设，将混合后的树种用湿沙进行覆盖。直到第二年春天播种的前15天进行掏出备用。在储藏过程中，需要对树种进行定期检查，防止发生霉变，从而使成活率降低。
《汉字改革号》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汉字简化问题，针对汉字简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汉字简化的方法与途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汉字简化工作，对1956年颁布的《简化字方案》起到了非常显著的启示与引导作用。《汉字改革号》主张引进打印机和电报机等西方先进设备与世界接轨，为汉字信息处理及汉语翻译等工作提供了较早的理论指导。《汉字改革号》提出“词类连书”等重要理论，并就此展开了大量的实践，为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拓展了传统词汇学的涵盖领域。
《汉字改革号》中多次强调的教育普及、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等主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后继的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为“老国音”和“新国音”的研讨提供了平台，为新中国的普通话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汉字改革号》中针对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等学理问题的讨论，直接影响了两者的方案制定与社会推行，其间蕴含的众多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为今天的语文规划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借鉴宝贵的成功经验，避免惨痛的历史教训，这是语文规划工作的基本理念，《汉字改革号》带来了诸多财富，但也有深刻反思，其中尚有许多课题亟待摸索探讨。
2）1985－2016年巢湖流域土地利用综合指数从303.13变为313.75，说明30年来巢湖流域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率越来越高，土地可利用的潜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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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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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U Xiao-yue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31,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particularly such views as Chinese characters being complex and obsolete,the scheme for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 being limited,the advantages of the spelling of Chinese Roman alphabets,the necessity of the use of compounding words in a succession,an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academic effects of The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studies.
Keywords :The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alphabetization;simplified character;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Chinese Roman alphabet
DOI: 10.3969/j.issn.2095-462X.2019.01.013
中图分类号 ：H 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62X(2019)01-0054-05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90102.1614.024.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1-02 16:51
收稿日期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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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河北省人才工程培养经费资助科研项目(A2017002115)
作者简介 ：刘晓玥(1996-)，女，河北石家庄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训诂学。
(责任编辑 白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