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出版：坚硬的稀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稀粥论文,坚硬论文,少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13亿人口中约有3.67亿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28%），可以说是中国出版细分市场中最大的一块“蛋糕”，没有哪一个门类的图书有少儿读物那样具有如此最庞大的服务人群，同时也负有最崇高、最神圣，最沉重的教化使命，党和政府给予空前的重视与培植，曾几何时，少儿出版一直是出版阵营中军歌嘹亮的劲旅。不过，在活力张扬的背后也隐藏着丝丝迷失与忧伤。置身期间，犹如手捧一碗“坚硬的稀粥”，有几分惆怅，夹带几分警醒。
我们为什么忧患？
在明眼人看来，十分清楚，当下少儿图书市场的基本问题是同质化，过度的无序竞争，图书与阅读尊严丧失。核心是重复出版，其基本特征有四，一是公版书盛行，多为低水平重版重印，家家都印“安徒生”，店店都卖“格林兄弟”，一夜之间冒出几十本《小王子》。二是追风现象，表现为“蝗虫现象”：当下市场上有一千多种《十万个为什么》，六百多种《365夜》，二百多种《上下五千年》，三是版权大战，本土原创乏力，日本热销动漫产品，亚马逊网上书店榜单，纽约时报榜单书早已炒成天价。四是“攒”书成风，本质上是在“借鉴”、“摘编”、“整合”等“合理使用”的范围内“软性盗版”。如果深入考察，还会发现内容过度娱乐化，刻意拒绝教化与教养，内容浮躁与粗鄙，拒绝精致与崇高，过度炒作，伪书现象频频，价格信任危机，玩弄异型开本的障眼法，定价体系杂乱，折扣混乱，高退货，长账期，低回款为特征的渠道危机出现，营销半径收缩，区域差异突显。
问题的剖析还必须从品种入手，十年前的1997年，少儿读物出版品为5772种，为当年出版物总品种的6%。六年之后的2003年才增加到7%，达到6400种；但是，从7%越上8%的台阶，仅用了一年时间，即2004年品种就达到7400种（占当年总品种的8%）。2005年，品种飙升至 9583种（这一年总品种增长更快，超过少儿的增幅，故其比重反而下降），绝对值增加2183种，增长近三成。2006年小幅回落2.16%，为9376种。而就在2004这一年，美国的童书出版出现了品种的大调整：急剧下降了19%（从2003年的16282下降为12181种，四年前的2000年也发生过一次下挫，从9438降至8690种，下降8%）。什么是理性的市场，就是品种、业绩有升有降，而不是一路高歌，持续增长，品种驱动必然带来产品的同质化，品种“热闹”背后的是品质“凋零”，是雷同的产品线，80%的产品为公版经典，或助学产品及追风产品，变味的策划，牵出大量的攒书，“炒剩饭”与“抻面条”，本土原创资源是稀缺的，原创不足，就转而追捧欧美，爆炒日韩，拷贝港台。
由于品种增速太快，产品创意不足，文本内容、产品形式、营销手法缺乏差异性，品种稀释市场，平均印数下降，平均利润急剧下滑。人们期望的暴利的大众出版滑向微利或亏损的中众出版与小众出版。童书市场的基本矛盾表现为“急剧增长的品种与有效卖场不足”与“品种大量过剩与有效供应不足”。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新”品种越来越多，独立原创、有个性、有品质的书越来越少。读者越来越失望，越来越远离阅读。市场业绩也越来越滑落。这一切都显示出过剩经济的特征和属性。
其实，将图书市场的骤变完全归咎于出版界的职业运营是不公平的，当下浮躁的写作与浅阅读的盛行，电子媒介带来的新阅读对传阅读的大规模替代，教育生态的功能化、功利化趋势都将少儿出版人导入浮躁、粗陋及主体意识迷茫，出版产品文化的“低浓度”、境界的“低海拔”，理想的“零寄托”，精神的“无意义”的价值混乱期，教化功能落伍了，娱乐价值第一，末世情结的悄然蔓延，纸介质读物正在快速消亡，传统出版已成为夕阳产业，一系列“屈原”式的价值迷乱与迷失在沉重地冲撞着出版人的心灵，我们还需要虔敬的心态，严谨、精致的工作投入吗？出版的本质不就是一场套利游戏吗？太多的现实的案例证实图书品质与效益的倒挂，“黄钟毁兮，瓦釜雷鸣”，我们以市场选择的理由在制造畅销神话的同时，也在复制着平庸，在限制甚至扼杀着精品和创意的诞生。
谁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职业生活？
无须分辨，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孩子都被“三屏”“屏蔽”了。这是“幸福”、“现代感”的三屏生活图景，它们是手机的“小屏”（趋势：小屏通吃），电脑的“中屏”（趋势：便携为王），电视的“大屏”（趋势：自主互动）。毫无疑问，“三屏”大大扩充了我们的视界，增加了知识与娱乐的选择，也创造了虚拟的世界，颠覆了温宁的传统学习与生活方式。
是“读屏”还是“读书”成为我们新一代阅读行为的两难选择，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观屏，不是严格意义的阅读状态，读书是“深”阅读，读屏是“浅”阅读，“轻”阅读。相对于图书阅读来说，观屏（无论电视，还是网络）更多的是一种点览、浏览状态。所以，图书可以慢读、精读，可以发呆，可以凝视，继而陷入沉思、导向孤独的批评，或导向心灵写作，而观屏则常常多、快、省、闹，嬉笑与肢体表达，继而转告，互动、狂欢。
我们必须为传统出版辩护，在当下，90%的人类知识和智慧还处在离线状态，即使观察在线的内容，也大多数是信息与感官娱乐的内容，系统知识的内容次之，人类理解（理性洞察力）的内容少之又少，智慧的内容更是凤毛麟角。对于人类思想的进化来说，也同样适用于个体学习的递进，从信息到知识，从知识到人类理解，从人类理解到智慧，像一个金字塔，它是一个精神与智力逐步升级的发展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步一步往上爬，汇总起来便构成历史和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
我们也必须对网络生活过度化保持警觉，因为过分地沉浸在网络信息与互动娱乐的海洋里，则分类知识的深入把握，人类理解与智慧的操练机会就会减少，人的智力生活就会单调、幼稚，知识人格也会发展障碍，时常表现出冲动、褊狭、固执，精神提升的速度会减慢，所能抵达的“精神海拔”就会相对较低，导致“精神矮化”。同时，伴随大量的即兴式表达，以及无编辑状态的出版和发表，也会使鲜活的思想失去积孕、雕饰的机会，很容易养成“精神早泄”的习性，造成“浅思则止”的精神提升障碍。虚拟社区里身份隐匿，致使道德责任虚化，虚假包装的便利，语言暴力的欣快，无拘言行的泛滥，都将释放一些人心中的“魔鬼”，造成他们网上网下人格分裂，也使得网络社区成为他们“尝试堕落”与“道德矮化”的温床。
我们还必须对影视生活过度化投去批评的目光。无疑，电视是声像多媒体组合呈现的信息与娱乐天地，它接通了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影像关系，及时反映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瞬间动态，使我们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但对于青少年来说，卡通、明星演唱会、娱乐和体育赛事、时尚流行情报、青春偶像剧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时间杀手。人类文化的金字塔中，这些诱人的、带有成瘾机制的大众节目依然处在较低的层面，属于不需要任何技能，也不培养任何技能的视觉与听觉消费品。所以，美国大众文化批评家波兹曼称它为造就“沙发土豆”的地方，其要害在于“不思”、“不静”、“无遮”，因此，成长中的青少年应该节制电视消费。更多地培植图书阅读的意识。因为读书能寻找一种“纯棉”的感觉，入眼到入心，静思，净思。
但是，无可争辩，新技术、新媒体正在酝酿新模式，英国经济学家汉迪对此发出过警示，IT大鳄比尔·盖茨更是作过惊世骇俗的预言，汉迪认为：网络提供无限的便捷化、即时性服务，现代商业与服务业的价值链、信息流被整合，快速、廉价的经济运营格局迅速形成。网络幅度、速度的改变还将颠覆出版产业模式：带来信息行业的“去物质化”，“去中介化”，以图书供给为例，人们可以舍弃物理书店，转而进入亚马逊这样的大型网络书店。作者、出版商跳过中盘与终端销售，直接出版电子书。这还是传统流程的小震荡，大变局将是“无中介出版”。有感于此，比尔·盖茨预言：2050年以前，将有50%的人在家里和咖啡馆里上班，过程享受远远大于目的追逐。 2050年，纸质书将可能消亡。对此，大概不能漠然视之。
亟待拯救的图书阅读
不容争辩，以图书为中心的传统阅读在危险中，一是阅读量的急剧萎缩，二是阅读养成的滞后，甚至产生青少年阅读不能症，三是浅阅读、反阅读行为的盛行。一项令人沮丧的趋势是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急剧滑落，1999年的调查数据为60.4%（公共阅读，非职业阅读），2003年为 51.7%，滑落了8.7%，2005年为48.7%，滑落了11.7%。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2004年7月8日，美国艺术基金会公布一项调查：47%的美国人在休闲时阅读文学作品，比1992年减少7%，比1982年减少10%。据2003年英国的一次调查资料显示，这一年，中小学生购书比例下降13%，在校学生总体购书比例下降36%，有自主阅读习惯的比例为55%。因此，不制止阅读的下滑，也就无法拯救图书出版，尤其是少儿出版。
应该说，尽管当下图书品种骤增，但沉入少年儿童的阅读生活的品种并不多，编辑对当代少年儿童全新的阅读生活的观察并不深，出版的品质与阅读的品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出版人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建构阅读，诠释阅读，体验阅读，贩卖阅读，区分什么是深阅读与浅阅读？什么是动感阅读与恬静阅读？什么是时尚阅读与经典阅读，随机阅读与主题阅读？什么是公共阅读与私人阅读？什么是功利阅读与娱乐阅读？什么是精致的阅读与粗鄙的阅读？什么是情节阅读与精神阅读？什么是阅读美感与阅读快感？什么是开放阅读、情景阅读、拐杖阅读，编辑应该成为阅读专家和阅读促进师，将阅读的理论与意识贯彻到图书策划、营销的全程。以“促读”带动“促销”是图书社会化营销的新路。
对于青少年而言，尤其需要倡导“绿色阅读”的概念和意义，它是有益身心的深阅读，对母语、传统文化的深情依恋，对世界文明的广泛知晓，它是有品质的阅读，导向思考、批评、写作，而不只是偶像崇拜与感官娱乐，它是一种自主的阅读，是我要读，不是被动的、灌输的要我读，它是一种立体的阅读，不仅习得知识，而是集知识积累、情感体验、道德升华、人格养成为一体，它是一种优雅的阅读，达到人文主义的境界（非功利的心灵的相遇）它是一种选择的阅读，拒绝过度娱乐化，拒绝不静、不思（电视型），拒绝沉迷（网络型）拒绝过度商业化的炒作，它是精读、慢读，追求一咏三叹的陶醉境界，它是一次阅读的狂欢——专家引导、新理念起爆、活动吸纳、相互交流、共同品味阅读之美，咀嚼与分享阅读的快乐，它是一次博雅教育的实践，是动机性，怀疑性、批判性、互动性、参与性的学习。
战略优先与营销为王
今天的少儿出版人，既是精神圣殿的守护者，又是商业机器的操盘手，面临着社会责任与市场责任的双重牵引，双重的社会角色常常会带来职业焦虑与恐慌，是谋天地悠悠之功名，还是谋盆钵之金玉，是短期套利，还是长期收获，是战略优先，还是营销至上？是重弹教化为本的童书旨趣，还是张扬纵情娱乐的消费主张？或许调和两极，辨证地讲“既要／又要”，提倡“基于战略的营销提升，基于教育的娱乐功能”，但事实上，我们许多出版人已经陷入战略管理的荒漠徘徊之中。一些人对未来事业远景缺乏信心，对当下的职业生活也缺乏定力，眼中只有“热”产品，心中没有有品质的价值链，没有够水准的精神主题、相对成熟的产品线、品牌线、中心形象，也没有与出版战略相匹配的作者群、版权供应商，从一些订货会下来，我们常常会叩问：谁有大家气象？谁有王者之气？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更烦人的命题：何为大家气象？何谓王者之气，这涉及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功力和追求，它包含着“结构导向—前沿导向—大师（偶像）导向—问题导向—方法导向—反思（批评）导向—横断导向”等若干文化向度，也是职业向度的深度运筹。绝不是一两个热销产品上榜，一两个偶像闪亮，一两套丛书获奖所能掩饰住的。因此，我们必须话气力清理我们的选题谱系，把握好数量与品质、长线与短线、原创与引进的张力，更应该理顺心绪，把握坚守良知（载道言志）与追随变革（最大化，最便捷，最小代价）、信心与定力、市场适应与文化引导、教化与娱乐、理想主义与世俗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战略管理不是一个选题技术与技巧问题，而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洞察与“卷帘天自高”的运筹。
在当前出版产业时逢过剩经济冲击的大背景下，细分图书市场逐步形成与成熟，因为过剩 （报刊、互联网、电视等视觉产品对阅读时空的蚕食加剧了过剩），所以竞争白热化，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胜出一批优胜者、优势主题与优势门类，市场割据出现品牌特色、份额操控，甚至相对与绝对的垄断格局。每一个谋求竞争力与竞争优势的少儿出版社都意识到应该在战略上进行变革，要推行系统特色的“价值链管理”。扩张有序，效益优先，无论做“加法”还是做“减法”，都服从于既定的文化使命与战略方向的选择，符合文化与市场价值链的自我逻辑，服从于专业化的商业模型的选择，服从于职业化的人力资源开发。
从一种投机、随机式的短线扩展转变为系统规划下的可控增长是艰难与痛苦的，因为前者的驱动是编辑个体的文本创意和营销活力，管理模式是放权、分包；而后者的驱动是资源的战略规划(ERP)，主题的序列推进，项目的立体运营和高组织性的营销协同，不仅仅经营好文本与产品，还致力于经营品牌与资本，不仅仅拼杀在卖场，还致力于行业公关、后台培训、阅读促进、交互式数据库读者沟通等一系列客户关系管理(CRM)，管理模型必须“脱胎换骨”，完成战略取舍与选择，集成与分解之后的流程再造、组织再造、人力资源优化等一系列管理升级与创新。其实，在成熟的战略运筹中，品种、规模、品质的投放都是优势、特色的释放，都是竞争力的表现，而改造旧版书，重版比例都是战略大盘中的战术安排，完全不必为之操心焦虑，因为它符合市场的秩序，相反，如果仍然抱着旧皇历不放，战略管理滞后，价值离乱，茫无定见，无论是出新书还是印旧书，多出还是少出都是一场胜算无几的市场赌博。路必然越走越窄，越走越险。
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
我们常常将当今的产业驱动与制动描述为“两只手”显灵，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市场理性与惯性的运营驱动，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手”，是国家意志与政府行政力量的矫正和推动。如果说市场理性的把握容易受世俗干扰发生偏差和迷失，那么，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规划与执行者，行政首脑机关的价值定位和引领必须十分明快、清晰。作为基层少儿出版机构的管理者，期待市场理性的健康发展，也希冀行政力量的强大推动，共同缔造未来的辉煌。
首先，是大力扶持原创，推荐、褒奖优秀作品，在这方面，中宣部、出版总署做了大量有实效的工作，重开“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的评选，遴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与选题，每年的六一前夕，新闻出版总署向社会推荐一百部优秀青少年读物，以此推动和引导青少年阅读更多更好的图书。这项活动作为今年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第四次向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了，并将成为一种长效机制逐步深入。这种长效机制不仅充分体现了政府和社会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同时更需要动员全社会、各行业共同参与，通过“六一”和暑期开展的青少年读书活动这一契机，引导青少年爱书、读书，营造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促进全民阅读的社会风向，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全社会，尤其是出版人、教育专家、家长、青少年的由衷赞许。
其二，组织青少年社会阅读工程，培育书香社会，制止阅读生态的进一步恶化。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青少年的阅读兴趣与行为正在发生巨变，传统阅读面临萎缩的命运，如何引领青少年重新捧起书本，是一项艰巨而艺术的工作，当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很关心西部贫困人群“缺书读”（“无书想读”）的问题，组织财力物力人力向西部捐赠了大量的书刊，有影响的活动有“红孩子书屋”计划、 “和名刊一起成长”行动等，但中、东部青少年“有书不读”的情形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观，地方性、区域性的读书节，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但缺乏全国性的动员体系和品牌，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倡导建立“全国阅读日”的动议，也迟迟未得到普遍响应。此事应该得到出版行政机构的支持和推动。
其三，维护行业信念和职业体面，阻止出版的边缘化与贫困化，稳定出版人才队伍。少儿出版一直是“士气高涨” “军歌嘹亮”的方阵，但最近正面临职业形象和社会尊崇度下滑，人才逃逸（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型编辑向高校流动），职业体面（收入下降）不保，身份危机带来信心不足，直接影响到编辑工作的提升，乃至创意的发挥。
其四，整顿市场秩序，保护创新，打击盗版盗印，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世纪难题，各级政府决心很大，宣传声势也很强盛，但道高一丈，魔高一丈，实际效果不尽如意，加上近年来兴起的“软性抄袭”——攒书，更是给创新组织和个人以极大的伤害。如今，说起这个话题，人们都懒得愤怒，无奈多于义愤。长此以往，创新之志必将萎靡。
其五，维护公正的市场准入，制止部门权利与利益的垄断，青少年读物出版机构本质上课外教育部门，是教育产业的服务商，但在数次以“保护学生利益”为名的“洗牌”与“减负”活动中，都受到严厉的清算和挤压（或降价让利，或分账“割肉”，或被迫出局，完全被阻挡在校园供应链之外），但教育部门所属的出版机构和与他们相关的公司却得到极大的“繁荣”。原因是他们控制或垄断着供应链的运营，因此，出版界与近年来高教大发展与普教大繁荣无缘。而弱化、割裂出版与教育产业的服务联系，更加剧了出版的渠道危机。
“稀粥”过夜，可能“坚硬”起来，但是，并不可怕，更不应该失望，加水，加热，若能加“燕窝”，加“银耳”，就会继续“稀稠”可口起来，甚至“身价隆起”。因为，这锅粥是我们的“职业”所系。我们所有的出版同仁应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