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拉而不动的预期心理障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动论文,心理障碍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治理通货紧缩是我国近期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头等大事。尽管理论界对目前通货紧缩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判断，但人们都不得不承认下述事实：自1997年10月以来，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已连续24个月持续负增长。其间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各种货币政策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如贷款的利率就下调了七次，并首次开征了利息税。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上这些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政府企盼的大规模的消费潮始终没有出现。是什么因素抵消了政府拉动需求政策的作用？我认为，是大众的预期心理障碍。此障碍不除，有效需求不可能被有效地拉动起来。
一
所谓预期心理是指经济主体根据有关信息（这种信息不单指统计资料，而且也包括有关各种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的知识）对未来将会发生事件的判断。由于预期心理以过去及当前的各种信息为主要评价依据，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及不同的经济背景下大众产生的预期心理有所不同。在近二年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大众的预期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物价预期下降心理。从1995年开始，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回落。于是人们就很自然地认为物价还会进一步下降。事实上，市场物价也确实在逐月下跌。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商品早买就不如晚买。最典型的例子是电脑。有的用户买回电脑才几天，市场电脑价格就下降二千多元。目前城镇家庭中具有购买电脑意愿的占总数的62%，但真正掏钱购买的并不踊跃。大部分居民持币待购的原因就在于此，再加上电脑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更使人们在购买时趋于谨慎。
二是人民币预期升值心理。与物价下降相联系，等量人民币可购买更多的商品，或者购买等量商品只用较少的货币，这反映出人民币的升值。对广大居民来说，如果将钱存入银行，将即期消费转换成远期消费，就能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尽管储蓄利率一再下调，但由于通货膨胀率为负，真实利率大于名义利率（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使人们的储蓄倾向趋于强烈而购买欲望趋于萎缩。自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受到贬值的巨大压力，但我国政府一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最近还有专家预测2000年人民币不但不会贬值，还会升值。无论从市场现状、真实利率状况看，还是从政策面来看，人们都有理由相信人民币会升值。那么增加储蓄、减少购买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三是支出预期扩大心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一些计划经济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舞台。福利分房在全国范围内已停止。过去那种只需交纳极低租金就可享受永久居住单位所分住房的权利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买房和租房，它需要巨额资金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以我国目前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只有节衣缩食几十年才能积攒够买房的钱；公费医疗的改革也使国家职工的生活支出项目中多了一个花费巨大、且又无法预测的项目。医疗费、医药费的消费弹性系数很小，无论他们多么昂贵，当患者确实需要时，往往不惜代价；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将结束国家一包到底的传统体制。目前我国高校学生一学年的学费在3500—4000元之间，但国家每培养一个文科大学生需1.2万元，理科大学生需1.5 万元。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已明确表示， 2000年高校收费标准将适当提高。可以预见，学生个人和家长分担培养成本的比例会逐渐提高，直至完全由学生和家长承担培养成本。总之，广大城镇居民未来在住房、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开支要比以前高出几十倍、几百倍。如此沉重的经济压力必然使老百姓紧缩即期消费。
四是收入预期无保障心理。改革前，国家的正式职工端的都是“铁饭碗”。只要不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工作岗位一辈子都不会丢掉，收入也有永久保障。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破了“终身制”、“铁饭碗”，从理论上说，每个职工都存在下岗、失业的可能。特别是在结构调整、所有制改造、技术进步过程中，当大批的下岗职工汇集成上千万的求职大军时，很多在岗职工对自己“饭碗”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任何人都清楚下岗、失业意味着什么，于是人们开始未雨绸缪，在失去工作前尽可能多存些钱，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五是收益预期减少心理。在经济收缩时期，生产下降、产品积压、企业成本上升、利润减少是普遍现象。在一片萧条形势下，投资风险加大。此时，投资者投资的意愿空前低落。我国目前的投资主体除政府外，还有企业（包括“三资”、“私营”企业）和个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当企业和个人预计投资收益下降、风险增大时，他们就会收缩投资或采取观望的策略，此时银行也不愿意向企业提供贷款。因为银行贷款收益建立在企业按时还本付息基础上，企业效益下降，还款能力随之减弱，最终可能将企业亏损传递到银行。只有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政府投资还能维持。这也是1998—1999年政府投资力度大，而民间投资并没有跟进的原因。
二
上述种种预期心理直接决定了消费者个人、投资者个人的经济行为。这些以预期心理为基础的经济行为本身并无优劣是非之分，它们是对客观经济环境做出的正常反应。当政府的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消费者个人或投资者个人的经济行为才能生效时，处于二者之间的预期心理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如果在特定的预期心理支配下产生的经济行为与政府政策所企盼的经济行为大致相同，那么，预期心理对政府政策来说就是一个助推器，是一个正的影响变数，这通常表现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如果在某些预期心理支配下形成的个人经济行为与政府希望的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这时的预期心理对政府政策的实施来说就成为一种障碍。这种情况常发生在经济异常波动、市场环境日趋恶化的时期。我国近两年来正是处在生产停滞、效益下滑、市场疲软、失业增加的非稳定经济环境下，个人经济行为的预期心理也就成为影响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负的变数，对政策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政策的作用。政府一再降低利率、开征利息税、扩大货币投放，其政策含义十分明确，但是在前述多种预期心理的支配下，广大消费者采取的行为模式偏偏是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广大投资者对政府鼓励投资的政策反应冷淡，预期心理在此表现出反政策倾向。政府拉动需求的努力被预期心理障碍阻滞了，两年多治理通货紧缩效果不佳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为重要的是，预期心理障碍加剧了经济不稳定，延长了经济调整的时间。我们知道，无论是经济下滑、经济收缩、经济衰退，还是经济危机都是各种矛盾累积并发生冲突的结果。在这种矛盾冲突中，预期心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导致的经济行为往往加剧经济运行中矛盾和冲突，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如在经济收缩时期物价持续下跌，人们的收入也下降，于是人们就有了预期物价和收入进一步下降和减少的心理，使人们更加不愿也不敢花钱，其结果就是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并引起物价继续下降，收入减少……，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政府越是降低利率，消费者越是更多的储蓄，投资者越是裹足不前。
三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政府利用宏观政策调控经济活动由来已久，人们的预期心理活动也早已有之，为什么在过去那么长的时期内人们没有发现预期心理对政策的影响，为什么在此轮通货紧缩中预期心理的重要作用才凸现出来？我认为，这是预期心理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所致。预期心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个人的经济行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这取决于经济主体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预期心理的影响程度也随之变化。与过去相比，现阶段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如下根本变化：
1、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经济决策高度集中化，国家计划几乎控制了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连每个市民每月能吃几斤大米都由国家决定。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国家推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是行政权力。只要权力传导机制畅通，经济政策就能达到预期目的。例如，要限制城镇居民的食用油消费量，国家只须计划好每人每月可买几两豆油就万事大吉了。剩下的事就是政府部门逐级下达计划，直至国营粮店。当居民买粮时，由粮店在居民的粮证上进行登记。在这一政策传导链中，只要各级政府直至每个粮店都不折不扣的执行国家计划，政策目标就可完全实现。至于居民对食油的实际需要及心理活动都无关紧要，都不是政策的依据，更不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但是，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决策模式由高度集中化向高度分散化转变。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完全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下，政府的任何旨在鼓励、引导个人采取某种经济行为的政策基础就从行政权力的实施转向对公众心理的引导。只有政府的政策符合公众的预期心理，公众的消费行为、投资行为才会向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政府政策效果才能达到最佳。反之，公众对政府的政策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行我素，甚至逆政策方向而动。
2、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众所周知，建国后， 我国曾长期受短缺经济的困扰，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卖方市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完全是被动式的，根本没有选择余地。对政府来说，更不必为资源的利用发愁，因为资源有限，根本就不够分配。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个人的预期心理无人理睬，它本身也变得毫无意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商品的短缺状况逐渐得到改善，尽管目前经济学界对我国是否已出现过剩经济还有不同看法，但市场上几乎没有紧缺商品却是事实。来自国内贸易局中国商品信息中心的数据表明：1999年下半年市场上605 种主要商品中供大于求的占80%，比去年同期增加7.77个百分点。其中供大于求的工业品已达91.14%，创下近年最高水平。 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20%，比1999年上半年减少7、6个百分点。显然，“过剩”已成为市场中的常态。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消费者成了真正的上帝。所有的商家都竞相“讨好”消费者，消费者的喜怒哀乐、消费者的爱好、消费习惯、消费方式等都是商家“必修课”的内容，至于探知公众的预期心理更是商家投消费者所好的前提。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中，消费者已是左右市场的主导力量，而支配消费行为的预期心理也就成为这股力量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毋容置疑，如果政府制定政策时，继续忽视、漠视或者轻视公众的预期心理，市场的运行结果必然与政策初衷相背离。
3、政治主体转向经济主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每一个人都成为政治主体，他的一切经济行为也都政治化。消费方式稍与众不同就被扣上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生产是为革命事业，储蓄是为国家建设。在这种政治浪潮中，人的正常需求，人做为“经济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都被淹没了。只要领导人登高而召，广大群众就无条件跟进。至于这种盲从是否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根本不去考虑，即使个人利益受损，也要“小我服从大我”，“小家服从国家”。这时的经济政策更不必迎合人们的什么预期心理。改革开放以来，当人们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后，作为“经济人”的本性得到恢复和还原。人要生存必须有物质资料做保障。要拥有物质资料就必须拥有货币这一般等价物，这就导致人们必然追求经济利益。在采取任何经济行为之前，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衡量经济利益的得失。追求成本（或投入）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原则成为人们行为的宗旨。此时政治上的号召则显得苍白无力，不管舆论宣传力度有多大，只要老百姓预期心理认定某种政策不能给他们带来近期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不会轻易地相信、更不会心甘情愿地去执行这种政策，预期心理障碍由此形成。
四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拉动需求的政策之所以不灵，主要是因为公众的预期心理成为政策实施的障碍。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无视预期心理的存在，而应对预期心理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
第一，充分重视公众预期心理。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应加强对预期心理的研究。西方经济理论中预期理论学派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支，然而在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这导致在实践中我们没有预期心理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要将公众的预期心理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之一。特别是制定那些与广大公众息息相关的政策时，更要充分考虑公众的预期心理。否则，制定的政策很可能失灵。
第二，适时影响公众预期心理。就当前有效需求拉而不动的形势而言，要消除公众预期心理障碍，政府应采取以下应对策略：（1 ）利用财政手段扩大支出，以财政赤字为代价，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当然通货膨胀率不能高，应控制在3%以内较为适宜。 当出现通货膨胀后（既使是轻微的），公众预期价格下降心理自然化解。（2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完善，下岗、失业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恐惧就不会如此强烈。但我们进行的改革实践却是逆程序进行的，先有了失业大军，后着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就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不必要的震荡。（3）继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 只有收入增加了，公众抑制消费的心理障碍才能根本解除。对城镇职工用适度提高工资的方法增加其收入，对农民通过发展小城镇的战略来提高其收入。（4）控制高等教育收费增加的速度。 如果高校收费增长过快，中小学收费也会攀升，人们为子女教育存钱的心理就会更趋强烈。据调查，北京、上海等地居民储蓄的第一目的已从住房转向子女的教育经费。我们不能一方面千方百计鼓励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另一方面又提高教育收费，迫使居民为了孩子未来的教育而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二者不能同时反向操作。
第三，积极利用公众预期心理。从哲学的角度，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如果从另一个角度透视公众预期心理，我认为，政府也可以利用公众预期心理达到一些特定目的。比如，针对居民储蓄倾向强烈的心理，我们还可以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因为存款准备金的目的就是要应付储户可能出现的挤兑潮。目前居民在预期心理支配下增加储蓄的愿望如此强烈，使挤兑潮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少，顺理成章，我们就没必要保持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可增加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有利于推动经济回升，又如，针对人们下岗、失业预期心理，可以大力推行终身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我国全民族的平均教育水平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局面不改变，我国无法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世界强国。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加强在职培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长期以来在职培训发展不快，人们再学习的动力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面临下岗、失业的压力，现在人们有了继续学习、充实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强烈愿望。政府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全面地大力推行终身教育；再如，针对广大城镇居民消费意愿低迷的心理，加快结构调整。一般说来，当市场繁荣，产品供不应求时，进行结构调整比较困难。因这会影响企业的眼前利益，除非采取行政手段强行企业转产。但在产品供过于求、市场疲软时进行结构调整就容易得多，对市场的冲击也小得多。目前我国市场基本符合第二种情况，政府应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产业结构、企业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的大调整，为新一轮的经济高涨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