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劭史学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2-0083-05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人，生于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前后，卒于隋炀帝大业(605-618)中期。出身高门士族，历仕北齐(550-577)、北周(557-581)、隋(581-618)三朝，齐亡入周，周亡入隋，此后长期担任著作之职。据《隋书·王劭传》、《北史·王慧龙传》、《隋志》、《史通》、《两唐志》、《大正大藏经》等相关文献的记载和注录，其著述丰富而多样，史学方面尤其突出，就体裁讲涉及了纪传、编年、起居注、杂史、杂传、谱牒、目录等，就内容而言集中记述了北齐和隋这样的近当代史事。此外，王劭又“采摘经史谬误”，积其一生的学问心得写成了《读书记》，这部书在当时就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时人服其精博”[1](P1610)。但后世对王劭却有着近乎相反的评价，一是以《隋书》本传为代表的彻底否定的意见，一是以《史通》为代表的极力颂扬的意见。二者究竟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由于基本材料的缺乏，由于双方立论的偏差，这个问题始终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澄清，而长期以来前一种看法是占主导地位的。（注：王劭的著述，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少数佚文。但问题的关键是，历来评王劭者并不能区别《隋书》尤其《史通》当中有关王劭史学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这样很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谨据《史通》的有关事实陈述和《史记索隐》等书中保留的《读书记》佚文分析王劭的史学，以期推动对王劭史学的评价，并深化对隋代史学的认识。
一、如实求真的《齐志》
《齐志》，编年体，记述以邺为中心的高齐政权的始末，兼记同时期与它对峙的以长安为中心的宇文周政权（注：《齐志》的情况比较复杂。《史通·古今正史》云：“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十又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间传者唯十六卷焉。）”《隋书·王劭传》和《北史·王慧龙传》，有《齐志》二十卷，编年体；另有《齐书》一百卷，纪传体，隋文帝开皇初年母忧去职，在家私修而就；《齐志》先于《齐书》完成。《隋志》注录《齐志》十卷，编年体，记北齐事，入古史类。《两唐志》注录《北齐志》十七卷，编年类。但《新唐书·艺文志》又有纪传体《齐志》十七卷。《大正大藏经》于《辨正论》卷四《十代奉佛篇》提及“《齐志》”，只标书名，并没有注明体裁。本文采用《史通》的说法。 《史通·杂说中第八》：“案宇文氏事多见于王劭《齐志》、《隋书》及蔡允《后梁春秋》。”据此可知《齐志》还记载了一些北周的情况。）。《齐志》的语言通俗、叙事生动，这是得到肯定的（注：对于这些特点，刘知几的《史通》最早作了肯定，近人柴德赓也有类似的看法（参见《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北齐书〉出版说明》也持肯定意见。）。但是以前这方面的看法或失诸零散，或语焉不详，而且多为就事论事。这里拟对照今本《北齐书》（注：今本《北齐书》多处补自其后修成的《北史》，但《北史》记北齐的部分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王劭《齐志》的成果，因此这样的对照是可行的。），综合考察《齐志》在语言和叙事上的特点，同时发掘其中所蕴涵的如实求真的史学见识。
语言的通俗，主要见于《齐志》对方言世语的记载和重视。这方面的直接材料《史通》中有两条。其一，“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2](P142)其二，“按王劭《齐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汉儿’。”[2](P146)对照今本《北齐书》，其中“奴”、“姊”、“大家”、“汉儿”在各自意义上的使用是确实的，各举一例如下：
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仓卒，内外震骇。帝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脔斩群贼而漆其头，徐宣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3](P44)
陆媪既非劝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后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亲侄女作如此语言！”太后问：“有何言？”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语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训。”[3](P127)自《北史》补入。
武成践祚，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后惧，从之。后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阁，不得见，愠曰：“儿岂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见儿。”[3](P125)（自《北史》补入）。
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3](P294)
此外，《史通》中还保留了《齐志》记风俗和谣谚的情况：
王劭述受纥洛干感恩，脱帽而谢。[2](P54)
王劭《齐志》载谣云：“獾獾头团
，河中狗子破尔苑。”[2](P55)
这些记载都反映了《齐志》语言上通俗的特点。
《齐志》的叙事也是生动的，其中有一些精彩的历史文学片断，对此《史通》有这样一段话：
王劭国史，至于论战争，述纷扰，贾其余勇，弥见所长。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二王杀杨、燕以废乾明，虽左氏载季氏逐昭公，秦伯纳重耳，栾盈起于曲沃，楚灵败于乾溪殆可连类也。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晋阳而平邺，虽左氏书城濮之役，鄢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郢，亦不是过也。[2](P69)
王劭对这些历史场面的描述没有流传下来，但刘知几用以比较的《左传》却全本具在。检读其中与《齐志》相类似的描述，我们可以部分想见王劭生动的叙事，而对今本《北齐书》的相应记载则不能不表示遗憾了。比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禅”一节，在今本《北齐书》中就看不出“逼”的意思，也感受不到“逼”的气氛，双方倒像是心平气和地就完成了政权的交接。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除此之外，《史通》别有一条极其宝贵的材料，透过这段陈述，我们对《齐志》的叙事艺术会有更真切的了解和体会：
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2](P69)今本《北齐书·神武上》依然保留了这一描述：
高季式以七骑追奔，度野马岗，与兆遇。高昂望之不见，哭曰：“丧吾弟矣！”夜久，季式还，血满袖。[3](P8)
“血满袖”三字真可谓传神之笔，这种静态的描述给了读史者以广阔的想象空间，暗示了此前与敌厮杀的激烈和作战的艰难。王劭的善叙事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刘知几对此也是很叹赏的，他以《左传》作参照，认为王劭在学习和继承《左传》的叙事手法方面是成功的，“所谓貌异而心同也”[2](P69)。
以上说了《齐志》语言的通俗和叙事的生动，在这些表面的特征之下，是否可以看出其中深一层的见识呢？以上述的事实为基础，结合《史通》相应的论断，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对《齐志》记方言世语，刘知几认为：“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与近事矣。”[2](P142-143)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北齐一代的方言世语是由王劭《齐志》最早记录下来的；第二，这种记载有利于后学释疑解惑和增广见闻；第三，只有《齐志》的记载才能使后人确切地知悉北齐一代的史事，这一点正是《齐志》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所在，也是体现王劭见识的地方。《齐志》记风俗谣谚也有类似的意义。对记胡俗，刘知几认为可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2](P54)。对载谣谚，刘知几认为这类话“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2](P55)
尤其当论及《齐志》叙事的时候，刘知几更从“似史”和“真史”的理论高度对之作了概括：“夫史才文浅而易模，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2](P69)在刘知几看来，《齐志》无疑是一部“真史”，是“真史”而非“似史”的关键在于王劭明于“鉴识”，否则后人是无法通过《齐志》的记载明了北齐史事的。今本《北齐书》就难尽人意，即使其中较多揭露性的记载，也还是同吸收了《齐志》有关。（注：参见《〈北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页。）就此看来，刘知几的意见是比较近于客观事实的。
综合前述的事实和刘知几基于事实的论断，我们能够看到，《齐志》不仅在反映形式上有通俗而生动的特点，而且在史学见识上还有其如实求真的一面。这种如实求真的精神从王劭的《读书记》中也可以窥见。
二、《读书记》的历史考证
《读书记》，《隋书·王劭传》和《北史·王慧龙传》注录为三十卷，《两唐志》注录于子部儒家类，三十二卷，《隋志》则不载是书。本传说王劭“爰自志学，暨乎暮齿，笃好经史，遗落世事”[1](P1610)，《读书记》就是在这种极其专注的精神状态中完成的。出现这样一部史考专著，是西汉以来逐渐形成的注重考证的史学方法在隋代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该书今日不传，仅于《史记索隐》等书中存有数十条佚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劭在历史考证方面的一些情况。（注：《读书记》的辑佚工作，始自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清光绪九年嫏缳馆刻本），马氏辑《读书记》佚文一卷，除两条录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外，其余均录自《史记索隐》。近人程金造编《〈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1998年），收《读书记》佚文34条，合以马氏所辑，《读书记》佚文目前可以见到的凡36条。）
先谈王劭历史考证比较突出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对《竹书纪年》的重视和利用。《竹书纪年》是战国魏史官记录和撰写的编年史，自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由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出土以后，到南北宋年间散亡以前，一直是学者们考订战国史事的第一手文献。王劭在治学过程中也屡屡参考了《竹书纪年》。就现存《读书记》的三十六条佚文看，王劭利用《竹书纪年》的地方多达七处，这些引用主要集中于考订史事和世系。对照《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一书，这七处有五处沿用或补充王劭所考，仅有一条考错，剩下一条虽然对王劭提出异议但缺乏充分的证据。（注：[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分见该书（上）第181页、第910页、第959页，（下）第1132页、第1301页、第1316页、第1408页。）由此可以看出，王劭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谨而求实的。其二是能利用出土的器物订正文字。隋开皇二年（582年）京师长安掘出了秦始皇时期的铁秤权，王劭就利用秤权上的铭文，考实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隗林”当作“隗状”（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此处失误，当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为准，见该书（上）第164页。）。铁秤权出土这件事，颜之推于《颜氏家训·书证》中有详尽的记载，颜之推是与王劭同时同朝为官的校勘名家，《书证》是有关考证的专篇。（注：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17-418页。）这表明王劭的考订是确实的。这种考订的方式对后人是有启示的，20世纪初王国维所发明的地下文物与纸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如果要探寻其历史渊源的话，也还是可以追溯到这里的。
其次，王劭的历史考证运用了今天所称的本校的方法、它校的方法，并且能综合使用本校和它校，以下各举一例，以见其实际的运用。《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十七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王劭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废除谥法的记载，纠正了这一失误。[4](P2513)此处用了本校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王劭据《家语》、《越绝书》证实“子胥以谏死”记载错误，当时子胥还健在。[4](P2199)这里用了它校法。“王劭按本纪年表及此传三处记秦伐国并不同，又与《纪年》不合，今殆不可考也。”王劭据《史记》前后三处记载考订“秦伐国”一事并不确实，又参考《纪年》，最后采取了存疑的态度。[4](P2308)这里综合使用了本校和它校的方法。以上三例均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所沿用（注：分见该书第1559页、第1336页、第1408页。），由此可见王劭的考证是比较严密的，这有助于求得真实的记录。
此外，王劭历史考证的内容和范围是比较丰富而广泛的，除了史事，还涉及了音韵、语源、礼制。音韵方面，王劭很注意区别今古音和新旧音。如《左传·昭公七年》“今梦黄熊”，为弄清“雄”与“熊”这对新旧音之间的语音流变，王劭引证了张叔《反论》和傅玄《潜通赋》剖析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注：《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下册，[清]阮元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9页中。）语源方面，比如王劭转引贾侍中的看法，指出“嫪毐”在隋代的口头语中已经成了“淫”的代称。[4](P227)礼制方面，比如王劭引董勋《答礼》，告诉我们“下迁”何以称“左”。[4](P2443)这些都表明了王劭历史考证的视野是比较宽泛的，这不仅使他能够抓住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且有助于追求历史的真实。
如上所述，《读书记》中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考证的特色、方法、内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劭作为史学家的严谨和信实。这与《齐志》所体现的如实求真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劭于隋代史学并非一无贡献，而隋代史学于中国史学史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随着对王劭史学探讨的深入，我们对隋代史学也能增加不少有益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