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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秋石先生《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一文在9月17日《 文艺报》发表之后，又被9月27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分别在头版和16版以《海婴先生 ·请读读<鲁迅全集>》和《海婴先生的记忆力与鲁迅的遗产》两个标题选刊。
作为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先生的独子，周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以独特的 视角，回忆和记述了鲁迅生前逝后许多鲜为人知也难为人知的事情，并对鲁迅逝世后70 年来围绕鲁迅的风风雨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加之作者情感真挚，语言朴实、亲切、流 畅，文笔生动感人，写作技巧熟练，所以该书出版以来发行量大，好评如潮，受到读者 的广泛欢迎，确是解读鲁迅、认识鲁迅及其家人的一本好书。
由于鲁迅书简中特别是在致母亲的信中频繁地描述幼年海婴的天真活泼、聪明可爱， 许广平先生的著作(《欣慰的纪念》)中也多次写到海婴，所以70多年来童年海婴在广大 鲁迅研究者与爱好者之中并不陌生，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爱屋及乌的原因，众 多鲁迅研究者，特别是爱好鲁迅的广大读者，无不希望听到海婴的信息，看到海婴有关 鲁迅的著述，因此，于鲁迅诞辰120周年暨逝世65周年前夕出版的这本《鲁迅与我七十 年》可以说是关注鲁迅及其家人的广大鲁迅研究者与爱好者的一件大喜事，即此，亦足 以说明此书的弥足珍重。
至于书中个别事实与时间等的出入与差错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瑕疵与疏漏，海婴已于 去年底做成一个详细的勘误表分寄给广大读者，再版时自应订正。至于此类错漏的造成 ，责编、校对等有关人员都有责任，不应全推到海婴身上。
出于对鲁迅的爱护，秋石先生的文章对《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某些令他“困惑和费解 的内容”“作进一步的探究和澄清”，这对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弘扬鲁迅精神无疑是 十分有益的。
二
然而，秋石先生的文章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是对海婴关于鲁迅为须藤延误治疗致死的怀疑的质疑。秋石先生质疑的主要依据 是鲁迅在《死》一文中所述邓恩与须藤对他的病情的诊断与“警告”，以及许广平、冯 雪峰、茅盾、胡风等人的当时记述，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周建人、许广平、周海婴等所提 出的种种疑点与推测，特别是鲁迅逝世之后须藤的突然的人间蒸发，尤其是建国后许广 平先生多次访日，许多鲁迅生前的日本朋友如内山完造夫妇、内山嘉吉、长尾景和等都 曾会面，惟独始终为鲁迅治病直至鲁迅逝世的须藤医生一直音信杳然，而据说“他还活 着，仍在行医”。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早年习医的鲁迅“对同行欲谋害于他长达5年之 久的拖延战术竟然无从察觉”有什么奇怪呢?秋石先生怎么能根据病人本人的“亲述” 就武断地得出“替无辜的须藤先生摘除了在他死后65年”所谓“由海婴先生冠以‘谋害 ’或‘延误’的冤狱”的结论呢?
其次是秋石先生的一些论述有违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如所周知，论者可以就作者写 出的内容加以评论，但不应对作者写什么不写什么横加干涉与指摘。例如，秋石先生一 方面说“我们无意去评价《长子周令飞的婚事》一节究竟跟鲁迅的遗产，或者鲁迅生前 所要提倡的有什么关系”，一方面又责难海婴“没有披露其子宣布退党须履行什么手续 ”，等等。作者还责难海婴“在书中专门向我们展示了其母亲和萧红共同服用治疗痛经 的白凤丸的外包装照片”，为什么不谈谈萧军萧红冒着生命危险携带世界上最早两部反 法西斯小说原稿来到鲁迅身边的故事，谈谈鲁迅扶持两位东北青年登上左翼文坛一举成 名的故事，“谈谈你父亲为祖国为民族壮壮烈烈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动人情节”，等 等，如此越俎代庖般地替作者设计论题，完全背离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让作者去议 论当时只有四五岁的他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岂不是太离谱了吗?更何况作者出于同 情与义愤对冯玉祥先生的遇难略抒己见，竟被秋石先生斥为“一些与海婴先生家庭无关 的重大问题，海婴先生也轻率地发表独家看法”，那么海婴先生如果真写出当时只有四 五岁的他对上述诸多政治性很强的重大问题的认识，秋石先生又不知该扣什么样的帽子 呢!
然而，还有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指责。这就是秋石先生说他当年在《文艺报》上发表反 击台湾《中央日报》攻击鲁迅及萧红萧军等内地非党左翼作家的长篇文章，并被“南北 众多报刊”“转载、推介、评论”，而对此海婴先生却“一言不发”。这是什么逻辑? 是什么人规定的你秋石先生发表了长篇大论，海婴先生就必须积极响应，写一篇读后感 呢?而况周海婴先生是无线电技术专家，不是文艺评论家，怎么能要求他对任何文艺、 政治问题都发表意见呢?
这里还有必要谈一谈有关周著中所录《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的问题。 这是1966年5月奉江青密令在上海锦江饭店不准“下楼、外出、打电话”的近乎软禁状 态下由许广平先生口述海婴记录写成的，文末并交代“此稿记述于旅途，全凭记忆，其 中年月和有关内容，可由鲁迅著作中查对”。(《鲁迅与我七十年》304页)
在此种无法查阅资料的全封闭状态下所写，个别史实、时间有出入，自是情理中事， 而海婴先生为存真别种意义上的史实，乃原件照录，有什么不好?而对此，秋石先生却 歪曲为海婴的“描写”，并冠以“子虚乌有”的罪名，还说什么“这些历史知识，新中 国成立后只要上过中学的人们都能说个一清二楚”，难道只有“许广平、海婴母子”说 不清楚吗?
三
然而，最令人气愤的还是作者对周海婴先生提到母亲月经不调一事的指责。作者话中 有话地讽刺道，“海婴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还在书中专门向我们展示了其母亲和 萧红共同服用治疗痛经的白凤丸的外包装照片”，而到了《中华读书报》10月16日头版 刊发的“记者对此事的跟踪报道(《中华读书报》10月23日第12版)，秋石先生的指责与 讽刺更升级为“他无法理解周海婴先生只记得母亲月经失调(在书中描写过两次)，而不 及其他。这甚至在中学生中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周著确有两处涉及此事，为便于说明问题，不妨引录如下。一次是解放前夕由上海转 道香港去东北解放区，在长沙至广州途中，因长途汽车车厢低，公路凹凸不平，“以致 车身不仅在断地‘筛沙子’，还上下颠簸，乘客是头上吃栗子，屁股打板子。母亲遇更 年期，月经的流血量很多，到了站头几乎迈不开步”(210页)，但因许先生“是广州生 长的，现在重返故地，自然成了大家的导游”；另一次是批驳“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 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乃征之以“母亲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 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后来父母 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 结果也治愈了”。(247～248页)此纯系情节、内容的需要而简述或提及，而秋石先生却 夸大其词，称之曰“描写过两次”。作为文艺批评家的秋石先生不至于连文学中“描写 ”的概念也搞不清吧?况且，近几年我国已陆续在中学生开展性教育，普及性知识，而 周先生如此一笔带过的片言只语，秋石先生怎么就能武断“这甚至在中学生中产生了极 其不良的影响”呢?但究竟产生了哪些“极其不良的影响”，秋石先生想必作过调查， 那么，可否宣示一二，以正视听呢?
众所周知，以鲁迅为代表的周氏兄弟乃是“五四”以来提倡婚姻自由、普及性科学的 少数前贤中的几位，鲁迅先生“五四”时代所写《我之节烈观》、《寡妇主义》、《我 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名篇，对这些问题谈得再坦白、清楚不过了。
许广平先生在《欣慰的纪念》中也以生动的记述显示了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身体力行。
由此不难理解，鲁迅先生关于性问题思想的先进性与超前性，这同秋石先生文中指责 的保守与落后形成何等强烈的对比!鲁迅与许广平两位先贤倘在天有灵，对儿子的这几 句记叙也决不会有异议的。同时，也就不难认识，秋石先生对海婴先生的指斥，不仅是 不公平的，而简直是人身攻击，人格污辱，而且也是对其双亲尤其是对许先生的亵渎。
而更其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号称将周著“第11遍读完”的秋石先生怎么“只记得 ”“周海婴先生只记得母亲月经失调而不及其他”呢?事实难道果真如此吗?海婴先生以 大量的篇幅生动而详尽地描述了许广平先生于鲁迅逝世之后，走向社会，积极投入上海 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解放后大量的繁忙而辛勤的国务活动和其他各种文化、社会工作 ，这怎么能说“不及其他”呢?在多达11遍的阅读中，面对如此丰富生动的描述，秋石 先生是视而不见呢，抑或根本就没有读呢?怎么能以一句“只记得母亲月经失调……而 不及其他”一笔抹杀，全盘否定呢?
本着与秋石先生“爱护鲁迅”的共同的美好愿望，笔者真诚地向秋石先生以及相关的 编辑、读者与传媒呼吁：
请尊重周海婴先生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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