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的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仍处于混乱状态。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流行病等复合型跨国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传统外交的议题范围。新型国际安全议题同时包含着旧有矛盾，传统的“冷战斗士”一代和当代的“网络2.0”达人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尽管国家仍是主要的外交行为体，但其地位正逐渐受到非国家行为体、国际制度和个人的挑战。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不愿遵照传统的外交、安全规则行事，而是使用更为强硬、具有威胁性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当今国际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国际体系相似，而外交呈现出的景象也和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一样令人困惑。在此背景下，当代外交学研究的领域也在急速扩展。然而，回答“什么是现代外交？”这个简单问题仍非易事，这个问题在外交学学者当中引起了大量辩论。传统主义者如贝里奇(G.R.Berridge)坚持认为，(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富有资源和充满技巧的政治活动，是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目标是保障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外交包括官员之间为了实施外交政策的交流行为。①
对贝里奇而言，外交是由主权国家的官方代表来实施的，而非那些公民社会组织(CSO)、跨国公司(MNC)或国际体育联盟的工作人员。与贝里奇相反，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认为，外交已经死亡。他认为当代外交“技术过剩、自我为中心的、近亲繁殖和腐化”，并且“不受总体环境的影响”。②后实证主义者如德里安(De Derian)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认为贝里奇和莫德尔斯基均忽视了外交的实质，外交并非只是国家行为，外交同时也是“人类特定的社会行为”。③
无论外交的基本含义有多么含混，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外交的重要目标与实践是“和平的事业”，而且不规则性、易变性和多元性在21世纪的外交中起着重要作用。保丽娜·克尔(Pauline Kerr)和杰弗里·怀斯曼(Geoffrey Wiseman)指出：“外交饱含争议——有人赞同有人批评。国际政治的主要潮流——全球化、相互依存、区域一体化、武力的持续使用及世界政治中可能出现的权力转移——都使得外交或许成为管理政治实体之间分歧的唯一可持续手段，无论这些政治实体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④
布莱恩·霍金等人同意这个观点。在2012年提交给芬兰外交部的一个报告中，他们将现代外交描述为“一种迅速变化的事物，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现代外交充满了越来越多的议题和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外交从未变得如此重要”。⑤
虽然人们都认为外交实践十分重要，但实践毕竟不同于理论。外交官是外交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他们“不喜欢外交理论”，特别是“有关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及人们应该做什么”的理论，以及对“外交官之间的关系、外交官的日常工作”的理论化研究。⑥在财政压力和财政与实践的相关性问题上，外交实践者往往“只顾眼前问题而忽视宏观考虑”。⑦大多数外交官对“大理论”不以为然，忽视抽象思想或外交的认识论研究。此外，外交官经常坚持认为，外交实践本身就是理论化的工作。
大多数外交学学者对理论同样不具有太多好感。与国际关系学相比，外交学作为一个次级学科没有清晰的、可操作的理论。这并不奇怪。史料充分显示，外交和外交学对于理论存在着天然的排斥和惰性。由此，21世纪的外交研究与21世纪的国际环境一样令人困惑。
本文认为，尽管外交实践在全球化时代至关重要，但对于外交实践的理论深化更具意义。一个“前威斯特伐利亚”的理论复兴必须与一个“后冷战时代”的复兴相匹配。如果外交决策者和理论家们均希望在理解和实现和平方面有所建树，那么对外交学理论进行明确的讨论和分析十分重要。
本文将外交学理论划分为三类：传统派(Traditional School)、新兴派(Nascent School)和革新派(Innovative School)。本文的目的是：首先，再次确认学界存在着对于当代外交的不同理解，这种多元性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外交具有益处；其次，向外交学领域的学者和决策者展现冷战结束以来不同的外交学派，并说明当代外交远远超出“国家间对话”的范围；再次，本文指出，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态度对于外交研究和实践具有诸多益处；最后，倡导外交学学者重视理论的作用。正如笔者2011年在国际研究协会论坛中指出，“与现在相比，历史上的外交学研究可能更容易，但却没有像当今如此有趣的时代”。⑧
一、从“威斯特伐利亚”到“不知不觉地消亡”
当现代外交于17世纪在欧洲出现时，国际体系仍旧是碎片化的、暴力的和易变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世俗主义和宗教特殊论兴起，194个曾经相互敌对的行为体共同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国际政治基本原则。⑨
其中一个原则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行为由追求权力、领土和资源的欲望驱动，并且充满了狡猾、计谋和诡计，以及不断的战略平衡和再平衡。黎塞留则将外交和国际法纳入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中，坚持外交必须成为一种“连续的行为，而非一种偶然的行为”，国家利益可以通过合作达成，而非冲突。⑩
与这种外交实践伴随而来的是理论大发展。吉恩斯和索伯调查了1625～1700年的外交文献，有153篇外交文献在欧洲出版，其中114篇为新文献，其余为译著。(11)大部分作品的主题是探讨如何做一名合格外交官。(12)这些文献旨在帮助那些声望不佳的外交官提升自己的形象。霍尔斯蒂(K.J.Holsti)将这种糟糕形象归咎于当时的外交与“间谍活动和剧场、表演”紧密相连。(13)欺骗和欺诈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最终被废除。“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即高明的谈判者必定是一个欺骗大师”，卡里埃尔(de Callières)写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诚实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最好的政策，谎言总是留下遗毒，让被骗一方感到恼火，并产生复仇的强烈愿望”。(14)
虽然早期的外交理论成果大多数与道德评价相关，一种对于外交本质、角色和范围的清晰理解正在逐步产生。17世纪外交发展出一种“共同的合作文化”，其特征是“专业语言、行为准则、入选程序、社会化准则和标准”。(15)理论有助于人们形成身份认同、意义和目标，促进外交研究和实践，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间关系准则”。(16)毫无疑问，外交理论作为一系列具有共识和相互联系的观点，对于外交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当时，外交也是大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外交与国家间事务是同义词，如果你了解明示或潜在的外交规则，你就会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环节。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先驱，外交史主要关注官方条约和文献，以及“官员手稿和档案”，(17)这些东西向大众“揭示了君主和政治家秘密战略的特征”。(18)外交史研究与医药、法律、工程、经济、哲学、数学和物理并列，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自17世纪中叶以来，外交成为国家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制度。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互动是唯一的国际关系博弈。随着国家的形成，外交也随之发展并主导国际关系。在这一时期，国家国与国之间外交互动成为唯一的国家间活动。其参与者——外交官——不管是在物质环境、文化和哲学环境上超越并存在于国内政治之外，就像与世隔绝的一群神秘隐士居住特殊地区的看门人，沉浸在与我们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传统中。外交官占据了一个暗藏的世界，一个奢华的、人迹罕至的和贵族的领域。像从前那样，外交也受到批评。各种理由、辞藻和指责是与对现代外交的批评紧密联系的。康诺利(James Connolly)在1915年写道，外交官不是一个荣耀的职务，外交是“虚伪的化身”，充满着“错误的预言”，“外交官认为所有能给他带来成功的事情都是荣耀的，所有能为他目的服务的事情都是正义的。如果欺骗是必要的，他就欺骗；如果撒谎是有用的，他就撒谎；如果行贿有用的话，他就行贿；如果需要杀人，他会组织谋杀；如果盗窃、引诱、纵火和伪造可以使得他们接近成功，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做”。(19)
这样激烈的、批判外交固有虚伪性的声音，即使在今天也还只占少数。人们普遍认为，纵使外交本身是肮脏的，形成对其清晰的理论理解和实际应用却是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就像怀特(Martin Wight)和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提醒的那样：“多种多样的外交活动和外交机制，比如交换常驻大使、国家间的联系活动、外交豁免、举办会议、参与各种条约和缔结协议，不仅仅是外交的突出特征，还是任何独立国家的社会基础。”(20)
外交理论和实践的繁荣在20世纪戛然而止。外交由于没有能够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许多批评。主要大国拒绝如国际联盟这样的多边外交努力更显出外交的无能为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外交和外交理论更是被进一步推离政治舞台。就像保罗·夏普提醒我们的那样，那些“源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意识形态论点”认为，“改善国际关系和避免下一场战争的任务不能也不应该留给外交事务和外交官员”。(21)剑要比笔更加有力，军事很快便取代了外交政策。比如说，国家间的交往开始由硬实力、战略军备竞赛、在确保相互摧毁前提下的核恐怖阴云和战争临近等因素主宰。作为一项实现和平和减少国际关系摩擦的事业，外交被置于理论和实践的边缘地带；它成为一个过时的领域，为那些沉浸在过去外交黄金时代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占据。在大学，相关学科被排除了外交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占据，他们将外交不断取得的成绩视为理所当然并大书特书其短板所在。(22)
相似的是，在后冷战的全球背景下，随着新的跨国安全威胁和旧有应对措施之间不牢固的结合，形势不再对国家和外交机构有利，这部分是由于它们无法应对1989年之后产生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例如，大量的失败国家和正在走向失败的国家还在等待着来自冷战时期宗主国家的经济援助，金融危机持续不断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那些关于国家重要性的质疑也呈现在外交学面前：外交官真是必不可少的吗？外交死亡了吗？(23)传统外交被指责为陈旧过时的，(24)只能为“那些被遗忘的或是过时问题提供令人生疑的解答”。(25)外交官也受到攻击。他们被贴上了“公学少爷”(blue-blooded public school boys)的标签，被认为是只会依靠在沙发上、品尝香槟，或是徘徊在灯红酒绿之间，挥霍纳税人的钱，在国外过着像王公贵族那样穷奢极欲、逍遥自在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每一位成为外交官的人都会感到十分痛苦，(26)他们不得不承认外交正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存在危机”。(27)
在这场所谓的危机中，非传统外交行为体开始涌现和增多，填补了由失败国家和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国家产生的责任真空。这种新的外交行为体如公民社会组织、多国公司、政府间组织，甚至像比尔·盖茨那样具有影响力社会名流的出现，使得诸如“多元”、“多边形”或是“利益攸关方”等词汇，用于描绘这样一个不断塑造现代外交特点的横纵交错的网络体系。尽管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扮演着从救世主到疯癫者等不同角色，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却是无可争辩的，它们给解决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供了新方案，并且进一步质疑了国家和外交工作在其中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环境当中，解释外交的观点呈现出二元化：外交要么是重要的，要么是渺小的；要么是活着的，要么是死亡的；要么是不断改革的，要么是走向衰落的。
如果人们能从这种无意义的争论中抽身，一幅关于现代外交的图景将会浮现。实际上，国家、外交机构(主要是由外交部所主导的)依旧是最清晰可见的、重要的和成网络体系的外交行为体，都是外交工作当中重要组成部分。从物质层面来看，传统外交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部门，并依旧是国际关系的“轮机舱”(engine room)。(28)现在，已经有193个国家融入到现代外交体系当中，这与1950年的47个国家和1926年的26个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所有这些国家都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接触，都需要派出代表，需要持续地在竞争激烈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通过谈判形成利己的政策结果。超过三百年的“以国家间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使得常驻代表团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29)那些认为外交是边缘化和陈旧的，甚至认为外交已经死亡的看法，都是夸大其词、没有根据和牵强附会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外交和外交官。
而且，传统外交机制正在改革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例如，通讯技术革命正在推动外交实现自我转型，外交官要从专家变成通才，从守门人变成扳道工，或是尝试电子外交、虚拟使馆或社会媒体等新技术。在理论上，外交研究还在繁荣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第二次复兴。冷战结束带来的动荡推动外交官和外交研究自我反省，而这又“开启了一个复兴外交学和增强学术兴趣的转变过程”。(30)为使外交学摆脱停滞不前和边缘化地位，新一代的“知识传承者”(Epistemic Torchbearers)尝试将外交学推向接近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位置。(31)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保罗·夏普、扬·梅利森、安德鲁·库珀、肖恩·赖尔登、布赖恩·霍金、杰弗里·怀斯曼、保丽娜·克尔等都不断推出富有革新精神和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公共外交、非政府组织外交、民间外交和名人外交等。他们由此展现出一幅更为广阔丰富的外交景观。这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外交理论所难以发现的。
二、理论对于解释复杂问题的重要性
尽管外交学的复兴充满希望，但它依旧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学者们依然专注于外交的特点、形态和本质。比如，克尔和怀斯曼就感觉到“世界政治当中复杂的、智力性的发展”给“关于外交学本质的争论带来了生机”，同时提出的问题是：“外交政策是如何变化的，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对于未来的理论和实践有怎样的意义？”(32)对于夏普而言，这种对现代外交的困惑所引发的问题：“什么才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因素，什么才能作为外交政策，并且谁才是名副其实的外交家。”(33)在给芬兰外交部2012年撰写的报告中，几位顶尖的外交研究者将现代外交作为“一幅由变化和延续的平衡构成的复杂图景，而关于构成外交活动的这些因素是在什么场合以怎样的方式起作用的，它们受到谁的制约，根据什么规则来运作，都将是富有争议的话题”。(34)对大多数人来说，定义现代外交依然是一个“疑云重重”(35)的“难题”。(36)
在普遍采用的定义中，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或者简单地说，是指用和平手段来调节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37)根据这一观点，外交家只存在于大使馆的高墙之内。像萨道义(Ernest Satow)一样的外交学学者“拒绝延伸外交学的定义”，是“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外交家必须被授予代表国家的权力，”因为他们“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并且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比很多人更适合”。(38)但霍夫曼认为这样狭隘的认识不对。他指出，“国家本身并非一个连贯的整体，这种不统一有必要扩充到传统外交定义当中”。(39)
对于他者来说，外交诉求和范围的延展——有时被称作是一种新的外交研究范式——是现代关于外交疑惑的源泉。夏普写道：“人们努力去解释外交范围的不断延展，比如说公共外交、私人外交、军事外交、领域外交或公民外交。”(40)这种延伸的危险在于将更多本不属于外交的元素融合到这一体系中。这种趋势使得现代外交的方式和形态更加分化，并加重了其所面临的身份危机。
本文认为，关于外交的困惑并不源于其学科范畴的无限延展及各种语义学的争论，而是来自一种理论的惰性，这一惰性并不随着近来外交学研究的发展而烟消云散。这种对理论的抗拒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外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必须适合外交职业和外交官自身，如果外交官对外交理论充满疑惑，或不相信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那么为什么外交学要致力于其上一级学科国际关系学所应做的认识论上的研究？
不是很多外交学研究者都同意外交学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理论的意义和应用。他们常说，我们不仅进行了富有生机的理论争辩，而且这种争论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但为什么外交学只有很少的理论性著作，或者为什么夏普在2009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外交理论》成为关注外交理论的第一部作品？显然，外交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创新，而且成功拓宽了研究领域，但依然缺乏一个关于外交学研究的概念模型，而且也没有呈现出更宏观的理论图景。
一般说来，在像国际关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种理论可以被定义为一组“相互联系的概念、假设和总结，其目的是系统地展示和解释蕴含于行为当中的规律性”。(41)最基本的理论往往是被广为接受的系统性假设，它是关于世界如何运转及应该怎样运转；他们“提供了一幅地图或一种思考模式，从而使我们能够认知身边这个纷繁复杂、疑云重重的世界”。(42)理论也是具有启发性的，能够通过指出现有知识结构的鸿沟来刺激、推动和引导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卡尔·波普尔关于理论建构的提法，“当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时，我们关于自身盲点和无知的知识也会随之增长”。(43)从这个方面讲，理论在其建构过程当中催生了新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尤其对于外交学研究这样一个充满困惑的领域而言，理论可以用于提取和处理大量的研究文献，用于“选取、归类、排列、简化和整合外交学的知识素材”。(44)
对于外交研究而言，从这些角度思考理论是颇有益处的：不管怎样，它让学者跨越诸如“什么是外交”这样的问题。与所有理论一样，外交理论只是“给出一系列的可能性”。(45)在总是充满困惑的理论世界中，实际上，每一个问题都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或者说问题往往比答案更加重要。那么，外交理论或理论本身应该是怎样的呢？
三、外交学思想的三种流派
基于上述理论原则，结合现代外交学研究，本文介绍三种外交学思想流派：传统派、新兴派和创新派。以此归类众多关于外交的观点，可强调已有学术研究成果，并为本世纪的外交学研究提出新颖、有力和富有成效的议程。
(一)传统派外交思想
传统派对外交的理论概括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几个世纪以来，它们的著作一直位居外交学正统，同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于外交的思考和叙述方式。“国家主义者”、“国家中心”或是理性主义都是传统外交研究方式的代名词。本文倾向于使用传统主义这个称谓。这一流派的传统是继续强调国家在外交中的中心地位，它在各代传统主义者之间延续，使其理论发展建构在由先驱所奠定的基石之上。每一个传统主义者都依赖、阐发和表达对前人的钦佩之情。比如，两个世纪前，萨道义就称赞卡利埃是政治智慧的宝藏。(46)在《外交方式的演进》中，尼科尔森同样表达了对其前辈的钦慕之情，认为卡利埃的作品是“关于外交的最佳力作”。(47)同时，贝里奇的《外交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的书名就显示出他对传统外交思想的钦佩之情。
传统派具有五个共同的、自成一体的假设。第一，他们将外交描述为一种由国家所执行的功能。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外交是专业外交官的特权，并基本上由外交人员和外交官员所执行”(48)。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被刻画为一种专业的、由官方授权的国家代表所独自捍卫的神圣历史传统。外交是“一整套关于规范行为并像《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那样，具体规定专业外交人员在外交和领事关系当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公约和协议”(49)。第二，传统派将外交解读为一种对于主权国家国际行为的研究，旨在通过外交来克服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问题，推动主权国家间通过相近的、历史形成的外交渠道来促进和平关系。为此，“建立了这样一个理念，即外交是由国家主权所建构，同时它也建构国家主权的概念。主权通过把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私人与公共等范畴分开，形成了独特的无政府体系结构”。(50)第三，这种清晰地划分使得传统主义者能够专注于与经典政治—军事议程相匹配的外交角色：“国际关系研究认为，国家是通过对于实力考量来驱动的。因此，国家间的外交事务基本上是以战争与和平及国家间权力争夺为关注点的，这种传统的对政治—军事议题的关注，如军事力量平衡、领土划界、军备控制谈判和同盟缔结等，从来没有被取代。”(51)传统主义者因此更加关注外交在处理高级政治议程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低级政治议程如社会—经济或人道主义援助，是“边缘的、在外交实践当中居于次要地位”。(52)第四，传统派将外交史与政治史作为他们学说的中心。他们认为，外交研究需要关照历史和现状。这种“将未来看做过去延伸的倾向”是传统派的中心特性。它也揭示了传统派对于外交史的态度是“比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带来更多心理上的慰藉”(53)。第五，传统派通过撰写指导手册来将外交实践理论化。如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贝里奇的《外交学理论与实践》和拉纳的《21世纪的大使》都可以被归入此类手册。这些书籍都是关于“外交操作的规程，并承袭了早期欧洲的传统，继续统治着这一领域”。(54)他们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外交学是一种专门的技术，是属于少部分人的职业，这对那些刚刚进入职业领域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这种“传统解读”通常包括：“一种对于外交历史发展的叙述；外交部的组织；外交政策的形成；大使馆的功能；外交官的品质；以及关于谈判、外交特权与豁免，从国际贸易、法规到外交礼节、公约等事务的不同解释。”(55)
从这五个共同观点中，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对传统外交的定义。在这一脉络中，尼科尔森将外交包装为一个简单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名词。他写道：“外交是一种通过谈判解决国际问题，特别是大使和特使通过外交技艺来参与解决国际问题。”(56)传统派内部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别，但他们都带给读者一个基本的印象：国家和外交官是实际外交运作当中的唯一行为主体。
传统学派对理解现代外交是重要的。它刻画出职业外交领域的情况，并用一种严格的、历史的和固定的方式，展现出外交博弈过程中的微妙之处。他们在向普通人解释传统外交的规则、流程和过程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传统学派已经解释了目前所有的外交行为。传统学派以国家为中心的狭隘性可以启发学者，让他们去寻找实例来推翻这一特定的研究和思考方式的努力。在现代外交大环境下，我们很难认同国家是“唯一重要的外交行为体”(57)这一说法。推翻这种迷思、增添理解外交的层次便成为第二个外交思想流派的使命。
(二)新兴派外交思想
新兴派尖锐地挑战传统观点，与传统派思想固守国家中心主义立场不同，新兴派“是一股认为传统派已经脱离后冷战时代现实的力量”。(58)换言之，新兴派学者将传统外交视做日益与21世纪的世界现实相脱离的外交理论，学者们因关注新产生的外交方式而得名新兴派。这种外交又被称作诸如新的、非官方的、非传统的或者是第二轨道外交。在现代外交环境下，外交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是提出关于外交的新概念和分析方式，能够辨别、解释和理解外交实践变化新的变化。其中一个驱动新兴派发展的因素是公民社会团体的崛起，它开启了一种更快、更节约、更高效的非官方外交。这一学派的中心假设是：“成功应对分歧、实现和平的外交专业知识并不仅仅存在于政府官员和外交机构中。”(59)
与传统派一样，新兴派学者内部有共同的假定和推论，使其自成一体。共有四个假定：第一，新兴派理论家不认为外交必须以一种严格的、简单化的或是权威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方式来解读。对他们来说，减少对国家的关注要求从根本上对外交进行重新定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戴蒙德(Louise Diamond)和麦克唐纳(John W.MacDonald)的观点，他们认为：“过去几个世纪将民族国家视为权力单元，把均势视作秩序原则的世界观，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今世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力量。”(60)在现代外交环境下，“国家和其外交官已经不再重要了”。(61)第二，这些学者把国家和外交看做实现和平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阻力。对他们而言，“一种新外交的发展，包括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家行动，提供了一种超国家的国际秩序的前景”。(62)因而，传统的外交机制被新兴派学者看成是乏味的。新兴派外交研究有“转型的一面，它支持对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外交环境及用国家中心主义解释这种环境的传统学派的改变”。(63)第三，新兴派认为，传统外交机制正在处于一个危机和老化的时代。比如德里安(Der Derian)就曾写道，“外交正处于危机当中”。(64)赖尔登(Shaun Riordan)也论及“传统外交的碎片化”，并认为“不管一个国家多么强大，都不能幸免”。(65)同样，莫德尔斯基抱怨道：“现代外交既不能提供完善的交流，也不能保证忠诚可靠的代表，它是技术性的多余、经济上的浪费，同时在政治上危害世界社会……现代外交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内生性更强、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同时变得十分顽固。”(66)新兴派认为，传统外交不能适应21世纪的挑战，而且不管从职业角度来看，还是从理论来看，这种外交都是失效的。
新兴派学者描绘出一幅传统外交机制缺乏变动能力、老化，只能为一些过时的问题提供过时解释的画面。比如，埃尔斯(James Eayrs)就叙述了传统外交的“潮解”或是“融化”。(67)同样，一位前英国外交官罗斯(Carne Ross)在《外交的终结》一文中指出：除了“势利和精英主义”之外，“外交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68)罗斯也认为外交被“缺乏解释力和敏捷的反应”所困扰，这也是导致深藏于故步自封的“特权与秘密的面纱”(69)的“外交合法性危机”的原因。实现现代外交的实际潜力或许需要“废除外交自身的定义”。(70)这样的批评在新兴派中相当普遍。因此，新兴派在理解当代外交的时候“倾向于忽视职业外交，或对其重要性提出疑问”。(71)
同样的批评也可以在国家中心主义著作中找到。新兴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狭隘的观点无法解释现代外交的多元本质。如果这种直白的方式是理解现代外交的有效方法，那么多元环境需要更加多元的理论解释。国家中心的解释则被认为是“缺乏足够的包容性，需要被一个更加分散的、多角度的方式所取代”。(72)
第四，传统方式的不合时宜使新兴派学者集中精力研究其他外交行为体。21世纪已经给予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更多的机会，让它们在传统外交机制之外参与外交实践。今天，通向国际关系的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用新兴派学者的话来说，理解现代外交意味着首先去承认现代外交环境的多行为体本质，其次要在非传统行为体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外交理论的建构。
通过这四个共同假定，我们又可以得出新兴派的外交定义。(73)新兴派外交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国家在处理非传统或是低级政治等方面不足的回应。这些问题在后冷战时代日益突出。新兴派外交强调一种平等的、网络化的和稳定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体拥有独立的、低级政治的目标和参与外交事务的资源、专业能力和知识，他们致力于实现在诸如人权和发展援助等领域当中的目标。非国家外交行为体利用国家的不足来推动他们的议程，提高他们在国际关系等级中的地位，运用更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国家的应对是相对缓慢的。
与传统主义一样，这一学派有其自身缺陷，或许最明显缺点在于他们对目前国家和传统外交机制的蔑视。简单地说，如果这一切已经老化过时，处于危机或是不再重要，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存在下去？否认传统主义或是国家中心就是回避一个现实——无所不能的传统外交依然存在于当前的外交环境中。
不过，这一学派确实对于加深人们对现代外交的理解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它鼓励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打破传统外交思维的束缚，思考新的问题和假设。反过来，它也丰富了我们关于现代外交的知识储备。这里有三个未尽的疑问：“非国家行为体是否拥有能够清晰定义的外交实践、程序，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如果有，为什么它们是有效的？它们如何区分国家间外交的传统方式和途径？“尽管存在种种不足，新兴派引导着外交学走向新的领域，并且认为外交的面纱才刚刚被揭开。”新兴派还说明外交研究仍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三)创新派外交思想
第三派是创新派，它的兴起是前述两派发展的结果。对这一派来说，外交研究和理论反映出一种国家/非国家区分。传统派和新兴派的排他性使得两派学者走向极端。这一学派在传统学派和新学派之间“提供一座桥梁，因为两者在坚持自己相互对立的基本观念方面各不相让”。(74)该学派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对传统派和新兴派之间分野进行批评。对于创新派来说，由于人们需要在外交本质的基础之上来捍卫这种狭隘观点，冲突对立的意见便随之而生，并最终描绘出一幅充满困惑的现代外交图景。在外交研究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常被描绘为：“处于不同的环境中，根据不同的规则来运作，在世界政治中占据非常不同的位置。因此，他们存在于两个孤立的世界中。”(75)这种排他性是倒退的、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鼓励学者们牺牲理论的精度，陷入到无谓争论当中。传统派和新兴派学者都醉心于捍卫自己的理论。许多批评都认为他们“粉饰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外交定义”(76)，或者“将时间花在修补由相似的砖块垒成的年久失修的理论高墙之上”。(77)第二，对创新派来说，外交思想的两极分化现象迫使现代外交的观察者做出一个二元抉择：外交是否仍然重要，是否过时，外交行为体仅仅是主权国家，还是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等等(外交是相关的还是过时的，是死的还是活的，是国家的还是非国家的，等等)。对夏普等人来说，这种对外交两极化的争论是令人沮丧也是多余的。霍金也警告说，外交的研究和理论“对于国家中心和世界社会两种相互冲突”的国际政治视角的支持者来说，已经沦为一个图标，这个“混乱的和分散的”对话会导致“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论断”，从而让外交研究领域陷入到“毫无成效的争辩”中。第三，摒弃诸如“接受/拒绝、新/旧或国家/非国家”的二分法。他们主张通过一种连贯的、客观的方式，分析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派将平衡原则引入研究中，这与他们相信外交行为体之间是网络式和多元化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现代国家、非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并非对抗的，而是共生的和相辅相成的。非国家外交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一样是现代外交行为体，这必须为所有的理论家和实务工作者所接受。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李和赫德森警示我们：“大多数外交理论家会让我们相信外交是属于高级政治的内容，但我们知道这一观点模糊了更为复杂和多方面的外交实践。我们不仅直觉上知道外交实践的特点，外交官和政府文件也告诉我们这一点。这种盲目性只能导致对于外交参与者的片面解读。”(78)
对于创新派来说，如果外交研究能够重新去审视那些推动现代外交环境转变的力量，这样的短视是可以避免的。创新派学者梅利森指出，他们“试图去提供观察外交图景的变动和其中外交模式和形态的变化”。(79)他们在公共、整合和体育外交方面所做的工作十分显著。通过分析外交的进展和变化，创新派并没有急于对传统外交机制的命运做论断。在它们的论述中，国家和非国家都被给予了同样分量。创新派试图在外交研究中起一个中介作用。他们借助其他学派的思想和知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陷入无意义的对抗性争论。创新派并不是新在其内容上，而是在于他们根据时代发展提出了外交研究的新需求。与以往学派纠缠于国家和非国家的外交研究主体地位不同，创新派“呼唤理论创新，避免旧有的模式和标签”。(80)
一个对于外交定义本身的创新性思考体现出这样的呼声：努力避免重复，运用新的方式思考新时代的外交。创新派学者认为：外交的定义可以扩大到所有团体，这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诸如公民社会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新兴行为体。对于创新者而言，“传统外交官依然保持着对于当代外交绝大多数议题的中心作用，但他们需要在一个由转变的行为体、议题和联系方式所构成的新环境当中发挥作用”。(81)在这一语境下，外交是“各个原本互不相关的团体之间出于善意的目的，加强合作、避免冲突的方式”。(82)这种更为宽广的研究外交的途径强调传统外交的重要性，但也对非传统外交方式给予足够关注。
四、理论分类有助于外交研究
上述对外交学理论分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识别并将外交学的不同理论分类可以使外交学研究(更加)有序、清晰，目标更加明确。换句话说，可以缓解外交学研究面临的糊涂认识。更为关键的是，像本文这样以简单的方式将外交学理论归类(确立外交是什么，存在什么类型的外交，有什么样的研究空白需要加以关注？)将会为外交研究建立了一个存货清单，便于评估在当代外交学研究中我们知道什么，或者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与其他领域相比，对于外交学领域的这种评估来的相当迟缓。比如说，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自身学科的评估总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已经进行了众多系统的研究评估”。(83)从冷战结束和上个千年结束之间，这种评估在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领域展开，但是直到最近才在外交研究当中兴起。(84)对于日益发展的外交研究领域来说，整理学术研究的状况应该是一个核心的、尚在进行的任务。
理解研究者自己的倾向还有助于研究外交的学者明确自己研究重点。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将外交学者置于一个“严格的学科流派内”(rigid disciplinary pigeon holes)(85)是有益的。外交学研究中任何曾试图回答“你到底研究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学者，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86)研究不同流派的外交学理论，有助于研究外交的学者更好地理解不同外交学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认识不同类型的学者和思想能够促使学者和研究人员思考，他们为什么对当代外交的形式、本质和特征有不同的认识。
一旦各种外交学著作和学者被划分为不同的流派，每一个学派的强项和优劣就能够得到恰当的评析。因此，应该认真地讨论什么是最有效的现代外交形式，什么是现代外交最为有用的思想和研究成果。这样的争论可以加强每个学派的水平，提升理论的准确度，增加在总体上注重实践，由描述性和规范性材料主导地位的外交学理论研究更加合理。而且，对外交学理论流派的分类也能指出这一领域存在的不足，并提供新的研究机会。
一个富有前景的研究日程是，要明确外交学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理论化？在以往的外交学研究当中，外交和理论一直拥有一种排斥关系。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却认为像本文所进行的这种对外交学的理论化尝试是神秘的、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吸引力。在外交学研究领域当中已经存在隐含的理论化趋势，但它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复兴和引导。一项有趣的研究日程是去探索为什么这种对理论研究的厌恶会弥散在整个外交学领域，怎样做才可以纠正这种趋势？
本文所提出的分类方法是一种促进对于现代外交学认识的尝试。与以往一统天下而今使用性越来越受到限制的传统主义不同，把外交学思想分为三个流派可以增进对现代外交环境的了解。正如验光师使用屈光仪和不同强度的柔性焦距透镜组来为近视者配镜一样，通过认知不同的外交学派，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观察现代外交面临的环境。
威斯特伐利亚时期的理论复兴帮助解决了17世纪时期关于外交是什么，以及外交应该是什么的困惑。过去与现在的共同点在于，外交学研究领域正在实现类似的重生，但这次重生主要发生在学界对于理论本身和理论构建的总体态度并不清楚的情况下。
通过提出和论证这三派外交学思想，本文希望那些认为外交学对理解国际关系毫无意义，或者说因为传统外交是一种明显职业行为，就认为它固执、惰性十足，总是抵制思想和学术创新等，这些说法可以休矣。作为一个解决冲突的方式，外交对于现代国际关系太重要了，不能不进行更加理论化的探索，更加努力的研究。
本文并不意图提供一个极终的关于外交学思想的流派。这样做将否认一个方法论方面的任务：通过强调我们各自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来进一步推动相关探索。本文的中心任务是希望提醒大家意识到，与传统的呆板成见相反，外交是一个更加复杂曲折、引人入胜的领域，希望未来的外交研究更加强大和多样化。
被怀斯曼称之为“学界旗手”的这些学者，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为外交学研究做出令人称道的贡献，为未来严谨的外交学研究准备了第一要件。提出外交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建立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和可以开展讨论外交学理论框架，是第二个要件。一场生动的理论争鸣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我们应该就外交学——对处理任何国际事件都非常重要的——展开更多的讨论。就像保罗·夏普这位革新派的领军人物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没有比现在更加合适的研究外交学的时间。美国正在重新发现它，欧盟正在重新发明它，中国人正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特性。”(87)在外交而非战争日益重要的时代，可谓睿智之言。
注释：
①G.R.Berridge,Diplomac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Palgrave,2002,p.1.
②George Modelski,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Free Press,1972,pp.187-190.
③Paul Sharp,"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5.
④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3.
⑤Brian Hocking,et al.,Futures For Diplomacy:Integrativ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The Hague: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2012,p.9.
⑥Paul Sharp,"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52.
⑦Ibid.
⑧Stuart Murray et.al.,"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plomacy and Diplomat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3,No.4.2011,p.22.
⑨Anon,"States and Sovereignty," The Times,December 30th,1999,p.16.
⑩Richard Langhorne,"Full Circle:New Principles and Old Consequences in the Modern Diplomatic System,"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2000,Vol.1,No.1,p.37.
(11)Maurice Keens-Soper,"Francois De Callieres and Diplomatic The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16,No,3,1973,p.497.
(12)Ibid.
(13)K.J.Holsti,Taming the Sovereigns: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83.
(14)Maurice Keens-Soper,"Francois De Callieres and Diplomatic Theory," p.497.
(15)Jozef Batora,"Does the European Union Transform the Institution of Diplomacy?" 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2003,No.87,p.1.
(16)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56.
(17)Paul Sharp,"For Diplomacy: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1999,Vol.1,No.1,p.37.
(18)Juliet Gardiner,What Is History Today? London:Macmillan,1988,p.131.
(19)James Connolly,"Diplomacy," First published in Workers' Republic,November 6,1915 http://www.rcgfrfi.easynet.co.uk/ww/connnlly/1915-dip.htm,accessed 27th October 2012
(20)Martin Wight and Herbert Butterfield,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p.22.
(21)Paul Sharp,"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65
(22)Ibid.,pp.65-66.
(23)Allan Ramsay,"Is Diplomacy Dead?" Contemporary Review,288 Autumn,2006,p.273.
(24)See,for example,John Hoffman,"Reconstructing Diplom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No.4,2003,pp.525-542.
(25)Paul Sharp,"Who Needs Diplomats? The Problem of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52.No.4,1997,p.619.
(26)Allan Ramsay,"Is Diplomacy Dead?" Contemporary Review,Vol.288,No.1682,Autumn 2006,p.273.
(27)Brian Hocking,et al.,Futures For Diplomacy:Integrativ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p.9.
(28)Raymond Cohen,"Putting Diplomatic Studies on the Map," Diplomatic Studies Program Newsletter,Leicester University,1998.
(29)G.R.Berridge,Diplomacy:Theory and Practice,p.105.
(30)Paul Sharp,"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66.
(31)Stuart Murray et al.,"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plomacy and Diplomat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3,No.4,2011,p.711.
(32)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p.2.
(33)Paul Sharp,"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61.
(34)Brian Hocking,et al.,Futures For Diplomacy:Integrativ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p.12.
(35)Ibid.,p.12.
(36)Ibid.,p.9.
(37)Sir Ernest Satow,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4th edition,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57,p.1.
(38)Paul Sharp,"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61.
(39)John Hoffman,"Reconstructing Diplom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No.4,2003,p.526.
(40)Paul Sharp,"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60.
(41)W.K.Hoy & C.G.Miskel,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Theory,Research,and Practice,New York:McGraw-Hill,1996,p.2.
(42)Charles W.Kegley Jr.and Eugene R.W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 and Transformation,9th Edition,California:Thomson Wadsworth,2003,p.24.
(43)Karl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New York:Harper,second edition,1965."Introduction:On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44)Christer J
nsson and Martin Hall,Essence of Diplomacy,p.4.
(45)W.K.Hoy & C.G.Miskel,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Theory,Research,and Practice,p.367.
(46)T.G.Otte,"A Guide to Diplomacy:The Writings of Sir Ernest Satow," in G.R Berridge,Diplomatic Theory From Machiavelli to Kissinger,London:Palgrave,2001,p.129.
(47)H.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the Diplomatic Method,London:Cassell Publishers,1998,p.62.
(48)Donna Lee and David Hudson,"The Old and New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iplom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30,No.3,2004,p.345.
(49)Paul Sharp,"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63.
(50)Donna Lee and David Hudson,"The Old and New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iplomacy," p.354.
(51)Jeffery R.Cooper,"Net Diplomacy:Beyond Foreign Ministries," see www.usip.org/virtualdiplomacy/publications/reports/14.html,accessed 24th July,2009.
(52)Donna Lee and David Hudson,"The Old and New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iplomacy," p.347.
(53)Luc Reychler,"Beyond Traditional Diplomacy," Discussion Paper No.17,Diplomatic Studies Program(DPDSP),Leicester University,1996,p.4.
(54)Adam Watson,Diplomacy:The Dialogue Between State,London:Eyre Methuen,1982,p.12.
(55)Costas M.Constantinou,Late Modern Diplomacies Millennium,1993,Vol.22,No.1,p.89.
(56)H.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the Diplomatic Method,1957,London:Cassell Publishers,p.15.
(57)K.J.Holsti,Taming the Sovereigns: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9.
(58)Ibid.
(59)Louise Diamond and John W.MacDonald,Multi-Track Diplomacy: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USA:Kumarian Press 1996,Books for a World That Works,p.2.
(60)Louise Diamond and John W.MacDonald,Multi-Track Diplomacy: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p.23.
(61)A.F.Cooper and B.Hocking,"Governments,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the Re-calibration of Diplomacy," Global Society,Vol.14,No.3,2000,p.362.
(62)Brian Hocking,Foreign Ministries:Change and Adaptation,London:Palgrave,1999,p.24.
(63)Louise Diamond and John W.MacDonald,Multi-Track Diplomacy: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p.37.
(64)Der Derian,On Diplom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
(65)Shaun Riordan,The New Diplomac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p.10.
(66)George Modelski,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Free Press 1972,pp.187-190.
(67)Brian Hocking ed.,Foreign Ministries:Change and Adaptation,London:Palgrave,1999,p.24.
(68)Came Ross,Independent Diplomat:Dispatches from an Unaccountable Elit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pp.207-222.
(69)Came Ross,Independent Diplomat:Dispatches from an Unaccountable Elite,pp.207-222.
(70)Ibid.
(71)Brian Hocking,Foreign Ministries:Change and Adaptation,p.24.
(72)A.F.Cooper and B.Hocking,"Government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calibration of Diplomacy," p.362.
(73)Brian Hocking,"Privatizing Diplomacy?" pp.147-152.
(74)Rudra Sil,"The Foundations of Eclecticism: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Agency,Culture,and Structure in Social Theor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Vol.12,No.3,2000,p.355.
(75)A.F.Cooper and B.Hocking,"Government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calibration of Diplomacy," p.361.
(76)David D.Newsom,"The New Diplomatic Agenda:Are Governments Read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9,No.1,1989,p.30.
(77)Paul Sharp,"For Diplomacy: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50-51.
(78)Donna Lee and David Hudson,"The Old and New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iplomacy," p.260.
(79)Jan Melissen ed.,Innovation in Diplomatic Practice,New York:Macmillan,1999,p.xx.
(80)Miles Kahler,"Inven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1945," in M.Doyle & G.J.Ikenberry eds.,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1997,p.43.
(81)Paul Sharp,"For Diplomacy: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47.
(82)Paul Sharp,Herbert Butterfield,"The English School and the Civilizing Virtues of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9,No.4,2003,p.858.
(83)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个学科的评价，参见R.N.Lebow and T.Risse-Kappe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M.W.Doyle and G.J.Ikenberry,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 D.B.Bobrow,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njectures about the Next Millennium.Maiden:Blackwell,1999。
(84)Stuart Murray et al.,"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plomacy and Diplomat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3,No.4,2011,pp.709-728.
(85)盖迪斯(Gaddis)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应该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参见John L.Gaddis,"Expanding the Data Base: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Enrichment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2,No.1,1987.p.5。
(86)Paul Sharp,"For Diplomacy: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5.
(87)Stuart Murray et al.,"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plomacy and Diplomat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3,No.4,2011,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