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与价值观——对教条主义的一种再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条主义论文,学风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继今年5月1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郑重向全党提出了端正学风的重要性。应该说，学风问题对于理论工作，具有特别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学风是理论工作的灵魂和生命，良好的学风是一切严肃、认真、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区别于庸俗的文字游戏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延安整风起，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眼光和理论勇气，坚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从端正学风和思想路线入手，引导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那时起，我们的各项事业，包括理论工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然而，毋庸讳言，与党的要求、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无比丰富而又不断变化着的实践相比，理论研究尚不能说已经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学风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妨碍理论研究发挥其功能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学风上的问题不仅仅表现为教条主义倾向，如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等问题，也需要逐一研究解决。本文仅从学风与价值观的关系角度，提出一些看法，以期引出对克服教条主义、端正学风问题的更深入的反思和探讨。
人们习惯于将教条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歪曲了的变种，看作附着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一个怪胎。表面看来，这没有错。在我党历史上，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教条主义，最容易迷惑人，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但细究起来，这种认识还远远不够。单就思想文化领域来说，用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批判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教条主义的情形近年来不也时常发生么？因此，为了在理论工作中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并使之发扬光大，有必要对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作一简略的剖析。
第一种，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语录和论断，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及它本身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生动发展隔离开来，从本本出发肢解马克思主义，用对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的附会式理解来剪裁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这种教条主义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和现实，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是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的、简单化理解出发，习惯于从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中寻求万古不变的公式和药方，其结果，不仅会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世界发展态势作出错误的估计，而且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损害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声望，从而客观上助长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情绪。有些人正是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出发，一步步走向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种，照抄照搬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语录和学说，习惯于从古代“老祖宗”（孔孟或老庄）那里寻找“济世良药”和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把存在于古代先贤们的本本中的思想、学说同它所赖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时代条件隔离开来；把观念形态的文化同实际地支配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并体现在当时人们的生产、交往等活动中的活文化隔离开来；不顾历史条件的具体变化，把古代圣贤们的思想视为具有所谓“永恒价值”的超时代、超历史的东西；用观念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演绎成观念和范畴的更迭史，把弘扬祖国优秀传统看作不过是古代思想家的语录的重新汇编和再度包装。此种教条主义及作为其表现形态的“老八股”、“老教条”在“五·四”时代曾经受到过激烈的批、近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形态的教条主义在我国理论界似有骤然升温之势。不是已有“有识之士”提出，21世纪将是儒学“全面复兴”、“大放光芒”的世纪么？仿佛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才是医治西方工业化以来日趋严重的文明危机、道德沦丧的良药，当代全球性问题也只有从中汲取精神资源才能获得圆满解决。
第三种，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外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毛泽东当年就曾严厉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的实际，盲目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的倾向，认为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不过是充当了“留声机”的作用。几十年过去了，那种迷信“洋教条”、“留声机”式的学风是否就绝迹了呢？在理论探讨中，甚至在一些涉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中，不顾条件地照抄照搬某西方著名流派主张的现象不是罕见的。自从我们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以来，当代西方的经济学思潮、流派和观点被大量引进、介绍过来，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应该说，这样引进和介绍是完全必要的。但介绍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应是为了深化对本国问题的研究，而不是要取代对本国问题的研究。某些西方社会思潮的拥护者和宣讲者正是从其所信奉的某些思潮出发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开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眩目的药方。然而，这些国外经济思潮的拥护者和宣讲者却很少有人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我国目前是否具备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实现他们的主张的条件。仿佛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国外的经验和模式移植过来。社会主义中国要赢得自身的发展优势，必须大胆地吸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这同迷信“洋教条”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
上述种种教条主义有着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亲密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五四”运动的巨大功绩和缺陷时深刻地指出，“五四”时期的“一班新人物”批判“老八股”、“老教条”，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但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发展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而在我们党内，这种形式主义方法向“左”的发展，则产生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其主要表现形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即所谓“新八股”、“新教条”。（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508页）可见，从方法论上看，诸种教条主义之间有共通之处；而从历史上看，它们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曾经是对照抄照搬古代思想家们的著作和西方外来思潮的“老教条”、“洋教条”的一个反动，那么，近年来“老教条”、“洋教条”的再度泛起则是对十年“文革”的灾难性岁月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教条主义的另一个反动。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词句，不可能真正科学地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和西方外来文化思潮，也不可能真正克服“老教条”和“洋教条”；同样，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古代“老祖宗”和西方外来文化思潮，往往导致以非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几本著作、语录的汇集，未见得有多么高明之处。历史经验反复表明：用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去反击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除了造成新的思想僵化和思想混乱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效果。因此，当着我们今天重提反对教条主义这个话题的时候，如果不把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照抄照搬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和西方外来思潮等诸种教条主义一同克服，良好的学风仍然不可能真正确立并发扬光大起来。
人们常常把教条主义看作一种错误的思想认识方法，从认识论上揭示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为大家所关注并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问题在于，从思维方法上说，恐怕没有人认为教条主义是个好东西，但为什么在理论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教条主义依然大有市场呢？原因之一，是把教条主义仅仅看作一种错误的认识方法，把端正学风仅仅看作是思维方法的变革与匡正。由于认为是方法，就不给以认真对待，似乎只要方向正确，方法的运用是无关紧要的。因而，反对教条主义不得力，也就不足为怪了；进一步地说，因为把端正学风，克服教条主义单纯看作思维方法的变革，就会忽视这种变革所要达到的目的，换言之，忽视理论工作本身的价值追求。
理论进步最深刻的源泉和动力来自社会实践。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价值关系的确定者。实践的本质——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决定了实践不仅是合规律性的活动，而且是合目的性的活动；不仅是人对外部环境的改造，而且是人对自身的改造，——通过改造，人享有了实践成果，克服自身的既有局限性，达到了实践主体的再生和重塑；这不仅是求真的过程，而且是求善、求美的过程。总之，实践活动的本质决定了它总是在不断解决真理与价值、“实有”与“应有”、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运动中开拓自身前进道路的。由实践活动的本质和目的所规定，理论活动的目的必然体现为对真理的追求与对价值的追求的结合。一定的价值追求总是以一定的认识为基础；而任何认识都不能完全摆脱价值观的制约，任何理论活动都不可能没有价值追求，问题只在于，这种价值追求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真理观相统一的原则，我们的一切价值追求都应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指针；而判定什么是这种根本利益，又应以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为根据，只有这种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价值追求，才能保证我们大公无私、毫无偏见、毫无顾忌地追求真理，“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恩格斯语）。
诚然，理论思维是具有高度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但一种思想、学说之能够形成并得以传播，进而对实际的社会历史进程发生影响，却不取决于它的私人性质，而更多地取决于它的公共性质、社会性质，取决于它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的程度。理论只有彻底，才能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而不致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不回避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复杂而深刻的矛盾，不为某种表面现象、假象所迷惑，不为某些时髦的东西所左右，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同时，理论的彻底性，内在地要求理论必须是超越了思想者个人私利的，内在地要求把对真理的追求与对价值的追求统一起来，将价值追求真正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不彻底性时鲜明地指出过，黑格尔与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庸人”习气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形而上学。可见，单是某种狭隘的不合理的价值观（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就使得原本内容极其丰富、深刻的理论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变成它自身的对立面。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层面上看，教条主义之能够产生并有一定的市场，除了思想认识方法的局限以外，更重要的倒在于价值观上的局限。
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论工作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必然地面临新的挑战。商品交换的一些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理论工作中来，从而出现这样的情形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些人不甘于做艰苦细致、严肃认真的研究工作，而是热衷于通过各种传媒炒作自己，仿佛一经炒作，便可“身价倍增”。身者名也，价者利也。一个人为名利所驱使，不把他所信奉、宣传的东西凝固化、教条化，那倒是不可思议的了。有谁说教条主义拒绝“变革”和“发展”呢？它本身不也在不断地变换着“行头”，改换着门庭么？由是观之，学风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学风上的分野，从来都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价值观的对立与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把追求真理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防止学术研究中的庸人习气，才能真正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端正学风，必然会促进我们在理论工作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出了一系列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积极探索、研究我国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并作出真正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解答，这将是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对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真正高举，是贯彻十五大精神的最好方式。毫无疑问，“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借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讲过的话，反复告诫我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今，多少年过去了，重温这段话，每一个严肃的理论工作者难道不值得思之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