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位舞者的贡献看中国现代舞的发展轨迹_舞蹈论文

从三位舞者的贡献看中国现代舞的发展轨迹_舞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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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7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8)02-0115-04

一、引言

舞蹈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表演艺术。[1]中华舞蹈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辉煌的历史。1840年以来,中国舞蹈艺术伴随着中华民族充满屈辱与血泪、抗争与奋斗的历史,开始进入了现代性转型发展的漫长过程。在此期间,我国舞蹈界的三位杰出艺术家裕容龄、吴晓邦、戴爱莲,为中国现代舞蹈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从舞蹈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梳理、研究三位舞蹈艺术家丰富复杂的艺术生命,可以从中发现中国现代舞蹈艺术发展的独特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现代”这一提法,一方面是指一个时间概念,它包含了从18世纪中叶以后直至20世纪末期这一中国逐渐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直到今天中国现代化的路程仍然没有走完。另一方面,它是指中国舞蹈艺术的现代性转型这一学术概念(我们认为,中国舞蹈艺术的现代性转型也还没有最终完成)。本文在下面的论述中使用“现代”这一提法时,不在学理上对“现代”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而是在上述两种意义范围内混合使用“现代”这一提法,具体阐述裕容龄、吴晓邦、戴爱莲等三位舞蹈家对中国现代舞蹈艺术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并以此为基点,窥探中国舞蹈艺术的现代化进程。

二、裕容龄对西方舞蹈艺术的理解和认同

裕容龄生于1882年,天性热爱舞蹈。裕容龄的父亲是晚清一品官裕庚。俊美而聪慧的裕容龄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2岁那年,裕容龄随父亲与全家一道出使日本。在日本生活期间,裕容龄曾跟家中雇佣的日本女佣学习日本舞蹈,当时她最喜爱的是《鹤龟舞》。裕氏夫妇见女儿对舞蹈艺术情有独钟,遂请来东京红叶馆的一名专业舞师教裕容龄专门学习日本舞蹈。不过,迫于封建礼教与传统思想意识的压力,他们在裕容龄学舞之初便约法三章,绝不允许她将来在舞台上或公众面前抛头露面表演,以防败坏祖宗名声。

法国巴黎之行,对裕容龄来说是一次开阔视野、“亲近”西方舞蹈的良机;同时裕容龄在巴黎的艺术活动,标志着中国人从此开始了对西方舞蹈的理解和认同。

裕容龄到巴黎后,频繁的上层社会的各项活动使她不觉地被西方舞蹈那新奇的形式所吸引。[2]1901年,她拜当时已蜚声欧美的西方现代舞鼻祖依莎多拉·邓肯为师,悉心学习这种当时即使在西方也算一种全新舞蹈样式的现代舞。或许由于裕容龄悟性好,或许由于她勤奋努力,不久她就得到了邓肯本人的赏识,在其创编的舞蹈作品中担任主角。邓肯的自由新舞蹈,开启了裕容龄的艺术想象思维之门,对她来说,这种无拘无束的舞动模式,不但有一种艺术上的电磁感应波,同时也是对她在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她毅然地将家训抛之脑后,在邓肯创作的希腊神话舞剧中勇敢地登台出任主角。裕容龄获得了西方观众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父亲的严厉训斥,由于她严重违规,被反锁在家中反省。然而,她那极高的舞蹈天赋也不得不令她的父母三思,并最终将她送进巴黎音乐舞蹈学院学习正统的芭蕾舞。西方芭蕾舞艺术风格的优雅与规范,又为来自远东的裕容龄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使她全面而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舞蹈艺术教育。1902年,裕容龄又开始登台表演了,与上次由于违反家规而有心理压力的表演不同,这次她在心态松弛的状态下表演了《希腊舞》和《玫瑰与蝴蝶》,为她的西方学舞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903年裕容龄与全家一起返回中国。1904年,裕容龄入宫担任慈禧太后御前官。由于她特殊的异域舞蹈表演才能,颇得喜欢洋玩意儿的慈禧的赏识和宠爱,她被留在宫中专门研习舞艺。1905年,裕容龄曾为慈禧和光绪表演过《西班牙舞》、《希腊舞》和她自己创作的《如意舞》。《如意舞》是裕容龄尝试走自己的路而创作的中国舞蹈。在这段日子里,她有机会观看了每逢年节和大型典礼活动而奉召入宫的“戏班”和民间“走会”的众多演出,接触了中国的古典艺术和民间的舞蹈形式,同时也萌生了她创作中国舞蹈的意图。她将中西舞蹈熔于一炉,相继创作了吸收民间“走会”的秧歌中舞扇的动作,用以表现少女游春、扑蝶等生活情趣的《扇子舞》;祝福吉祥如意的《如意舞》;另外还有《荷花仙子舞》和《菩萨舞》等。

裕容龄于1907年出宫成家。但她的舞蹈表演并未就此停止。她多次参加各种义演活动。1923年1月18日,裕容龄参加了由北平美育社为北平四郊农民筹集救济款项而在上海真光剧场举办的歌舞晚会。1928年2月18日,北平、天津中外慈善家们在协和大礼堂举行演艺会,裕容龄为此表演了《华灯舞》等作品。

所有这些活动都说明了裕容龄在舞蹈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在当时获得的声望,她的艺术活动生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舞蹈发展的某些气象。

裕容龄以一位杰出舞蹈艺术家的历史性贡献使得舞蹈以一种新兴、繁荣、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眼前,推动了新时期舞蹈艺术的发展。

三、吴晓邦与中国新舞蹈艺术

1906年12月18日,吴晓邦生于江苏太仓县沙溪镇一个贫农的家中,10个月时被过继给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当养子,取名吴锦荣。5岁入本乡私塾,7岁进吴县浒墅关小学读书,学名吴祖培。家中的阁楼庭院,雕花窗棂,给他幼小的心灵画上了艺术的图案;青翠的竹木花草,飞翘的层檐斗拱,培养了他心中的浪漫精神;门前的水路运河,集市庙会,更似乎命定了他走出家乡闯世界的人生旅途。1916年,吴晓邦随养母迁居到苏州市胭脂巷的吴宅。不久进入美国人开办的东吴大学附中。在苏州和上海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发了他心中的民主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积极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学习孙中山和马克思的学说,并从中受到启迪。面对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和饥寒交迫的人民,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进步青年应负起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因而他放弃了富裕的生活,为积累知识和寻求救国的力量,寻找改变旧中国的道路,于1929年春,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求学。由于他仰慕波兰音乐家肖邦的爱国思想和艺术才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吴晓邦。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轰轰烈烈地在全中国燃起,吴晓邦立即投入到这场神圣的抗战斗争之中。他怀着一腔热血,用聂耳的音乐创作了同名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吴晓邦以抗日救国为己任,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先后创作了100多个舞蹈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外,还有《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丑表功》、《流亡三部曲》、《传递情报者》、《思凡》、《饥火》、《血债》、《合力》,以及舞剧《罂粟花》、《宝塔与牌坊》、《虎爷》、《春的消息》等。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成为抗战初期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典范。在艺术实践获得极大成功的基础上,吴晓邦的创作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阶段是他艺术上的一次转折,标志着他的新舞蹈艺术进入成熟阶段。

1945年6月,吴晓邦在周恩来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奔向他向往已久的延安,到鲁迅艺术学院教授舞蹈。1946年6月,他到内蒙古文工团建立舞蹈队,创作排练了《蒙古舞》、《内蒙人民三部曲》。1948年,他在第四野战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舞蹈队与胡果刚等人组织创作了著名舞蹈《进军舞》。这个舞蹈经常在战斗前为战士表演以鼓舞士气,成为那一代解放者留在心里的永恒的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晓邦主要从事舞蹈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他于1957年至1960年创办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在此期间创作演出了18个舞蹈作品,主要有《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梅花操》、《渔夫乐》、《北国风光》、《十里埋伏》等。他先后担任过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部舞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舞蹈史论专业研究生。理论专著《新舞蹈艺术概论》、《舞蹈新论》、《舞论集》、《舞论续集》、《舞蹈学研究》、《吴晓邦艺术录》、《我的舞蹈艺术生涯》。主编多部大型舞蹈丛书。他的舞蹈艺术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舞蹈艺术民族化、现代化的进程,他是中国新舞蹈艺术发展的先驱,也是重要的领军人物。

四、戴爱莲对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及贡献

1916年,戴爱莲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她祖籍广东新会,家庭为三代华裔。从小就喜爱跳舞的戴爱莲,在特立尼达岛上的树林和海滩边,耳聆蜂鸣与啁啾之语,眼观天光云影之霓,大自然这个神奇的艺术之母,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培养起对自然和艺术的挚爱之情,也使她拥有了一种原始状态的活力和节奏感。12岁时她考入当地白人办的舞蹈班,14岁时她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伦敦,穿上了她一生都不曾脱掉的“红舞鞋”。学舞之初,戴爱莲先后进入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芭蕾舞教室和玛利·兰伯特芭蕾舞学校,在名师指导下学习欧洲古典芭蕾舞。这个良好的开端,为她以后的不凡事业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1936年她考入德国表现主义舞蹈家玛丽·魏格曼的舞蹈工作室,潜心研究现代舞。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深深地触痛了戴爱莲的心,她为同胞所遭受的苦难而深感痛楚,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深感焦虑。她在伦敦多次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募捐演出。她编演了《警醒》、《前进》等舞蹈节目,用以唤醒更多的民众奋起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之中。

1939年,戴爱莲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的奖学金,从而成为被西方舞蹈界推崇为现代舞蹈艺术理论之父的拉班体系中的一名学生。

1940年1月,戴爱莲回国,到达香港时受到宋庆龄的热情接待。1941年,为欢迎戴爱莲回国,吴晓邦夫妇、戴爱莲等三位舞蹈家在重庆举行了舞蹈专场演出。他们的精彩演出被报界誉为“新舞蹈的先锋”。从此之后,戴爱莲始终不渝地开拓耕耘着舞蹈这块新兴的园地,她创作和演出的主要作品有:《警醒》、《前进》、《东江》、《游击队的故事》、《思乡曲》、《卖》、《空袭》以及芭蕾舞《森林女神》和现代舞《拾穗女》,等等。

《东江》是戴爱莲于1941年根据一篇真实的报道而创作的,舞蹈反映广东东江渔民正在劳作时,突然遭敌机袭击,渔民们流离失所,但他们决心反抗侵略者的暴行。戴爱莲运用现代舞的表现技巧,以力和情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思乡曲》是根据马思聪《绥远组曲》中的一段同名乐曲创作的。小舞剧《空袭》是戴爱莲根据在重庆时目睹日机狂轰滥炸的残暴行径而创作的,于1942年夏在重庆首演。《卖》可以说是旧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舞蹈表现一对善良的父母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掉亲生骨肉的情节,是对当时社会无声的控诉。戴爱莲在重庆生活的5年,常有机会与周恩来、邓颖超接触。他们经常关心和鼓励戴爱莲要为发展中华民族的舞蹈而努力。1941年她在广西路过大瑶山时,看到瑶族群众每逢红白喜事都要聚集在一起,击鼓起舞。后来,她就以此为素材编创了她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舞蹈《瑶人之鼓》。1945年初夏,她深入西康等地搜集民间舞,并将搜集到的民间舞加工提高后搬上舞台。

戴爱莲为祖国打开了民族舞蹈的宝库,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较早地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舞蹈加工成剧场艺术搬上舞台,使人们看到了自己的祖国所拥有的丰富的舞蹈艺术宝藏,激发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热情。一些著名的文艺界人士纷纷称赞她开了整理、加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先河,感谢她在挖掘中国民族舞蹈艺术宝库中所作出的贡献。1946年8月,戴爱莲的《边疆舞》在上海逸园共演了4场,引起了很大震动,它像一股清风,吹散了上海艺坛被靡靡之音所污染的恶浊空气。1946年9月,戴爱莲赴美考察、探亲,她把中国“边疆舞”介绍给美国文艺界,改变了外国人以为中国除了梅兰芳的剑舞外,再也没有其它舞蹈的错误观念。戴爱莲的舞蹈才能表现在各个方面,她不仅是位优秀的舞蹈表演家和编导家,同时也是位出色的舞蹈教育家。她为当时的重庆国立歌剧学校创办了舞蹈系,并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育才学校教授舞蹈。1947年4月,她在好友朱今楼及学生隆征近、彭松、叶宁的帮助下,筹备开办中国乐舞学院。1948年,戴爱莲在北京各大学教授“边疆舞”。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她在迎接解放军入城大会上,表演了《青春舞曲》。2月27日,她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举行舞蹈专场演出,表演了9个舞蹈作品,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周扬、田汉、艾青等观看了她的表演,并祝贺她演出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爱莲与人合作创作有: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建设祖国大秧歌》及舞剧《和平鸽》等。她编导的《春游》、《荷花舞》、《飞天》,曾在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舞蹈比赛中分获一、二、三等奖。她先后担任过华北大学三部舞蹈队队长、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团长及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和顾问、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主席,曾多次担任国际舞蹈比赛评委。她一直呕心沥血地从事舞蹈教育工作,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舞蹈人才。她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为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总之,裕容龄、吴晓邦、戴爱莲的出现,使中国舞蹈以一种独立的艺术姿态重新出现,并有了划时代的转变和突破,为中国现代舞蹈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促进了中国舞蹈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舞蹈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收稿日期:200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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