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回归：贾宝玉真性追求的唯一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性论文,出路论文,贾宝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甲本第六十六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中写到尤三姐认为终身大事是“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跟他。要凭你们选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毫无疑问，作为女性，尤三姐的婚姻观念代表着新兴市民阶层争取自主婚姻的意识，显示出女性对自我人性的发现与自觉。但在《红楼梦》成书的时代，这毕竟不是主流意识。第五十四回中，贾母借说唱女艺人说《凤求鸾》之际，批评所谓的佳人“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鬼不鬼，贼不贼，哪一点像佳人”①。从表层来看，贾母的言语貌似是站在妇女角度，以女性身份发声，但实际上作者却是借贾母之口转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信条。 至于男性看女性，或者男性批评家评论女性问题，作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他们必然遵循封建礼教的价值观，把女性的存在与价值，或者看作是传宗接代、释放性欲的工具，或者看作是家政服务的劳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女性的主体意识。即便是同情和支持女性权益的男性，貌似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描述女人，但此时的女人依然是男人镜子里的投影，依然是以男人的感觉系统、男人的心态来分析女人。有学者指出：“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②因此在很多时候，即使标榜为女性知己的男性，也总是居高临下地观察女人，难以平等深切地体验女性真实心理。 但是，贾宝玉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全然不同于一般男子。他不仅站在女人角度看男女世界，而且还因为自己身为男子而感到厌恶，甚或甘愿做个女孩，时常自贬为“浊物”、“浊玉”，自认是“俗而又俗”之人。《红楼梦》第四十三回中，宝玉带着茗烟至郊外水仙庵中祭奠金钏。茗烟代宝玉祷祝道：被祭奠的姐姐，“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和你们一处玩耍”。作为宝玉的贴身小厮，茗烟自然最清楚宝玉的习性，宝玉听完此祷词，反而“忍不住笑了”，可见宝玉根本不反对茗烟的提议，或者内心中更有些欢喜。小说中描写的贾宝玉如同一个女孩，心思细腻，感情丰富，喜欢脂粉，甘愿在女儿堆里扎堆嬉戏，乐此不疲。客观来讲，贾宝玉表现得过于女性化。他“与女儿同止同息、同忧同乐，以至愿与她们同命同运、同生同死”③，以至于刘姥姥误将宝玉卧室认成了小姐的闺房。 即使是宝玉结识的男性朋友，也多是长相身段有着女儿之态的。如秦钟，如蒋玉菡，宝玉愿意与之结交，也正是基于“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观念。 我们不必跟随警幻仙姑，把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泛爱主义判定为“意淫”，也没理由根据宝玉对俊俏男生女性化倾向的认同而提出类似同性恋的怀疑，更不必从生理角度推测宝玉不愿为男生的原因，包括女孩“水做说”与男人“泥做说”，都不是贾宝玉话语的本意。换言之，“水做”与“泥做”之说不过是借以表达其哲学理念和政治理念的一种比喻，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符号。这里有三层含义： 其一，用水之清澈透明、纯洁无瑕的特性和生命之源的象征来比喻女子，而视男子为龌龊的泥土。 其二，按宝玉的逻辑，并非所有的女子都能获得纯洁清明的称誉。第五十九回中，作者借小丫头春燕之口，明确地转述了宝玉对女子的分类：“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很明显，贾宝玉只认定美好清纯的年轻女子才是无价之宝珠，而嫁了男人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与男性接触时间越久，受男人熏染愈深，这些原本清纯的女孩子们就变成死珠子、鱼眼睛了。但在这里宝珠也好，死珠子、鱼眼睛云云，仍是比喻，非是命题谜底。 其三，贾宝玉以没有结婚的、没有受到男子污染的处女的纯洁代表人的青春、生命、真情与真性。这才是宝玉之所以把女人比作水作的骨肉的本意，可以说，也是《红楼梦》所要表达的重要旨意。这是贾宝玉“推崇女儿清净世界以寄托其理想的外向表现”④。 既然贾宝玉把女人看做是水作的骨肉，崇拜圣洁的处女，把男人看做污浊之物，浊臭逼人，那就是说贾宝玉把男人当做了女人的对立面，彻底否定男人的世界，甚或连宝玉自己都羞于做男儿。那么，他为什么要否定男子、又厌恶男子什么呢?他所谓的浊物——男人，是否包括乃父贾政与乃兄贾琏之流?尽管读者没能在作品中看到贾宝玉对其男性长辈和同辈们的公开评价，但是在荣宁二府中，贾宝玉眼中看到的男子，要么是有如贾政似的道学正统，头脑却又僵化空虚；要么是贾珍、贾琏、薛蟠之流的皮肤滥淫之辈。贾府中众位男性的劣行，更加深了宝玉对男人是恶臭浊物的判断，强化了宝玉对男人世界的否定。在涂雪菊《两个世界里的尴尬人》中写道：贾政父亲形象的扭曲与缺位，使贾宝玉无法认同与效仿；而其他男性形象的混乱与荒淫，又促使宝玉只想背离与叛逃。⑤可见，贾宝玉所得结论的参照体系，大多来自四大家族自身。而如此种种之众多比较，更让贾宝玉感到拥有并保留人的美好本性的可贵。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而言，提倡人的真性、真人并不始于曹雪芹。明代王守仁的“良知”说，李卓吾的“童心”说，都在强调人先天的善良本性，反对儒家经典对人心的侵蚀，认为儒家学说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情感的真实本性，而让人们做虚伪之事、说虚假之话。“曹雪芹的用意正在于此，他把贾宝玉塑造成一个如同李贽一样的思想先驱者，在当世人看来简直是异端的人物，这正是对先驱者们的致敬，正是对封建理学的坚决反抗。”⑥另一位戏剧家汤显祖崇尚性灵，一曲《牡丹亭》，让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与贾宝玉的真性说有相似之处。但贾宝玉触及的深度可以说远远超越了前辈诸家。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宝玉内心所崇敬的无非是一种真性，这种真性是没有被世俗污染的。那么作品中是如何将宝玉追求真性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顺乎自然本性 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匾额，贾宝玉针对稻香村景观发表了一通“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的议论，主张顺其自然天性，不宜破坏自然本色。贾宝玉之所以强调本色论，是因为他把大自然的一切都看做是“有生命的，应当尊重其存在的价值”。傅试家的两个老婆子评论宝玉的“呆气”时，说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看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大约在宝玉眼中，燕子、鱼儿和星星、月亮没有沾染世俗男子气味，不会说什么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保持着天然本性。实际上除了黛玉、探春、晴雯等人，与宝玉有着共同价值观，所谓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没有几个人，因此在宝玉身边，虽然终日簇拥围绕许多丫鬟婆子、小厮跟班以及其他男男女女，看似热闹，但真正可以交流思想和产生感情共鸣的没有几个人。因而宝玉内心极其落寞孤独，自然就会和燕子、鱼儿以及星星、月亮对话了。而这正与“情不情”之说相符。“贾宝玉是以情来认识世界、区别善恶，也是以情来处理周围事件的。情充溢在他的心中，散发到他生活的世界，他不知疲倦地爱人、寻求爱。他既杜绝了走经济之道，他就把爱人、寻求爱、与周围的人建立一种亲情关系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⑦ 2、以性别划分亲疏等级 事实上，在贾府之中等级观念还是比较森严的，主子与奴才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薛宝钗这个以亲善和气著称的主子，在自己贵族尊严受到威胁时，也正告过贾府那些奴婢们要认清自己的角色，不要随便开她的玩笑。第五十五回中，探春亲舅舅赵国基去世了。其生母赵姨娘希望趁探春理家能够多发放几两银子，哪怕和袭人母亲去世时规格接近也好。但是探春毫不留情地驳回了赵姨娘的诉求，同时也粉碎了刁钻老奴看笑话的险恶用心。当赵姨娘说那是你舅舅，旁人也劝探春顾及情面时，探春毫不留情地呵斥赵姨娘道：“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指王夫人之兄弟王子腾)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可见庶出在探春心里阴影之大。这些人无一不以等级高低和地位尊卑来划分和对待别人，即使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也不例外。 但宝玉却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和尊卑意识。他对人的等级亲疏的区分与众不同。“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情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人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所以弟兄间亦不过尽其大概就罢了。”据此来言宝玉仍然是以“水做的骨肉”与“泥做的骨肉”这一基本观念来划分亲疏的。他平日本就懒于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却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只和姊妹丫鬟们一起，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和丫头们玩耍，“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时，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理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可以说宝玉平等待人，没有一点架子。 更有甚者，宝玉有时会做出无视等级制度，甚至是挑战教条的行动。如第六十三回，怡红院群芳开寿宴，宝玉房里的丫头们单独给宝玉过生日，吃酒时众人去掉敬酒的俗套，喝到兴致浓厚时都脱了大衣裳，只剩下“紧身袄儿”。后来一个个喝过了头，“不捡地方儿，乱挺下了”。酒醉之下，芳官竟然和宝玉同榻而眠。这简直是有违礼法。借此描写，作者深刻地表露了宝玉的女性意识，表现出宝玉先天就有对女孩子们，特别是和小丫鬟们相处时平等、同情、体贴、保护的态度。宝玉对下人从不摆主子态度，不以人的等级尊卑、地位高低来接人待物。这一点，别的男女主子们恐怕无人能够做到。 3、深情未必生淫 深情未必生淫，这在贾宝玉与晴雯之间体现的最为深刻。在怡红院众多丫头中，宝玉和晴雯的情感最深厚、最纯洁，也最真诚。 如果说黛玉和随身丫鬟紫鹃、雪雁情如姐妹，但她们之间的基本关系仍未能摆脱主子和奴婢的模式；如果说贾琏，甚至包括《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等，也和身边有头有脸的丫鬟们打得火热，但是他们只是把丫鬟们当做是发泄情欲的工具。而“宝玉不是世俗的色情狂，更非女性的残害者”，但他“却永远不停地在细嗅着捕捉着许多女性的美貌与灵魂”⑧。 “宝玉的过分的女性崇拜与他那广泛的女性迷醉是不可分的。在任何场合他都能独特而深细地探索着女性的情感，而自然地发生共鸣。”⑨心比天高而身为下贱的晴雯虽是奴婢，却并无奴婢的自觉，她既有着率意而行的个性，又有着独立的人格，这些都吸引着宝玉。宝玉和晴雯虽然名义上是奴仆，却非常容易产生共鸣，进而互相引为知已。自撕扇事件之后，晴雯对宝玉“呆意”、“疯话”的内涵也有了进一步理解。宝玉与女孩子平等相处，竭尽全力保护每个人的尊严，这些必然会引起晴雯敬爱。可以说，宝玉和晴雯之间，不像是主子和奴婢，更像是互相理解互相敬重的蓝(红)颜知己。因此天真无邪、纯净如水的晴雯在屋外着凉时，可以毫无顾忌、极其自然地钻进宝玉被窝捂捂身子。晴雯对宝玉的感情是真诚的，是纯洁的，晴雯临死之前直言“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限”，走到如此境地，她索性也不否认对宝玉的爱意，干脆咬断自己青葱一样长长的指甲，搁在宝玉手中，又脱下贴身小袄赠给宝玉作为念想，又将宝玉盖在她身上的小袄披上，以示自己“不枉担了虚名”。晴雯临死用这种方式宣示了她对宝玉的真情实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由此，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宝玉和晴雯之间深厚而又纯净的真诚感情。可以说在宝玉心中，知己之间可以深情但不必生淫，引为知己的晴雯也同样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与宝玉保持着纯洁的友情。 4、母性之爱的呈现 作品第一回就描述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绛珠仙草，绛珠仙草借此灌溉始得久延岁月，才有了后世不断修炼，得脱草木之胎，幻化为人，借女体人形而下凡。同时神瑛侍者也下凡为人。在此绛珠仙草预示为林黛玉的前身，神瑛侍者则预示为贾宝玉的前身。在大荒山时，神瑛侍者用生命之源——甘露来灌溉绛珠仙草，如同人间母亲用乳汁哺育自己的婴孩，这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母性母爱的博大。神瑛侍者下凡为贾宝玉，他虽是男儿身，然而因为宝玉认为天地精华为女儿所吸收，禀赋天地之灵秀的女子们才是最有真性情的，因此宝玉在人间像护花使者——实际是继续发挥着灌溉时保有的母爱精神，甘心情愿为丫头们充役，快乐地为香菱“换裙”，欣喜地帮平儿“理妆”，痴迷地看龄官“画蔷”，直至痴迷到忘乎所以，只想到龄官被雨淋湿了，却忽略了同样被雨淋湿的自己等等。为女性服务，让女性开心，这些一般男子不肯为亦不愿为之事，宝玉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贾宝玉在内心深处与女人同理同心同感同悟，因而他愿意与女性同行同止同喜同乐，甚至把自己作为女孩子们的保护神——母亲，来尽力保护那些女孩子。 作为整个家族中被寄予厚望的名门公子，正常情况下，贾宝玉应该遵循祖制，听从父辈教导，沿袭父辈及兄长足迹，走上仕途经济，升官发财，博妻荫子的道路。即使退一万步而言，贾宝玉没有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利禄的能力，他也应该承袭祖宗阴德，拥有家族财产，快活地过着富足甚至骄奢的生活。然而宝玉却坚定地“放弃了世人希冀的前程，走向回归本真的道路”⑩。可以说，宝玉“反对八股，反对仕途经济，正是对封建理性对抗，以童心涤荡世风，追求生活，关注人生”(11)。 按贾宝玉的认识，“和天真、自由、美丽、温柔的女儿王国做一个对照，他发现凡那些《大学》、《中庸》，礼教枷锁，功名争取，财货掠夺，以及一切违反自然的强制、虚伪与丑恶，都是男子们以人工制造成的可憎的世界”(12)。由于男人们大多被声色货利所迷，“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哪里去了”，所以在他看来，首先是讲究八股，“读书上进”、“功名仕进”、讲说“道学话”的人，不过是“沽名钓誉”之徒罢了。包括那些讲“仕途经济”的人，同样被宝玉骂为“禄蠹”、“国贼”。“文死谏”、“武死战”的效忠精神，在宝玉的眼中也成了沽名钓誉、虚假的表演。贾宝玉不喜欢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的为官者。总之，贾宝玉从性格差异角度来否定男人，实质是否定了以男人为主导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男人社会的许多规则，这里包括封建社会人才培养与选拔的制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人格模式，并且对封建道德规范等等都提出了质疑。 即使是宝钗、湘云这些年轻女子，如果劝说宝玉攻读圣贤之书，走仕途经济之路，宝玉也会毫不客气予以反击。如第三十二回中湘云捡回了被宝玉遗失的金麒麟后的对话，明确表明了湘云看重仕途，宝玉看重亲情。所以当湘云得知宝玉拒绝接待贾雨村来访时，劝他“应该常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讲谈讲谈那些仕途经济”，宝玉“大觉逆耳”，立刻下逐客令“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吧，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让湘云十分尴尬。更有甚者，当宝钗劝宝玉走仕途之路时，宝玉“拿起脚就走了。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得脸通红；说不是，不说又不是”。而宝玉也十分生气，纳闷“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实际上，宝玉否定的是封建仕途经济，鄙弃的是“文死谏”、“武死战”之人的愚忠与沽名钓誉。所以宝玉虽然许多观点不符合封建阶级正统观念，被人视为“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但这只是表明他不愿走“仕途经济”与“读书应举”之路，痛恨“沽名钓誉”与“国贼禄蠹”之流。 其实作者开篇就交代了贾宝玉(石头)的来历。他是当年女娲炼石补天时“无才补天的顽石”，据携带他来到凡世的僧道所言，“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可见，来自仙界的他，自然与世俗的现实社会之人有着本质不同。因而作者在小说中设计了甄宝玉与贾宝玉作比较与映衬。“在《红楼梦》里，揭露批判着一个现实世界，呼唤向往着一个理想世界。”(13)“曹雪芹刻画甄、贾宝玉两个形象的目的用意在于：贾宝玉是现实世界的‘假宝玉’，但是是理想世界的‘真宝玉’；甄宝玉则是现实世界的‘真宝玉’，却是理想世界的‘假宝玉’。”(14)作者描写甄、贾宝玉见面前分别游历了太虚幻境。甄宝玉游历后一心读书，心无旁骛，向往仕途；贾宝玉游历后看破现实，追求真性，期待自由。所以当二人会面之前，他们互相渴望相认、相知。但是二人真的会面后，却感觉大异。甄宝玉苦口婆心劝说贾宝玉读书求取功名，使得宝玉先生失望，后生厌恶。当宝钗问及“那甄宝玉果然像你吗”?宝玉干脆地回答：“相貌倒还是一样的”，“不过也还只是个禄蠹。”甚至表示“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在此，作者表面上在叙说甄、贾宝玉的冲突抵牾，实际上传达的是贾宝玉“真实的我”与“社会的我”的矛盾困惑。可见，“贾宝玉的叛逆行为，都是他追求真实自我的体现”。贾宝玉“出家不是皈依佛门，而是回归自己的本来。换句话说，出家只不过是回归自身本来的一种途径，真正的还是为了追求本我”(15)。 中国社会是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不断发展而来的。《红楼梦》开篇就提到的女娲，就是中国最古老的神话故事里的创世英雄，女娲是我们人类的始祖——第一任母亲。贾宝玉本身就是女娲补天创造出来的石头，属于女娲的子民。先秦两汉以来对西王母、九天玄女等女仙和女神的崇拜，乃至简狄吞食日月有孕生子的感生神话，类如《董永变》、《目莲变》等母体崇拜的佛经故事，包括《周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道德观，也是以阴阳学说构建理论体系的。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曹雪芹的构思。贾宝玉的女性崇拜与恋母情结，应该也是传统母性崇拜的产物。 所以自母系社会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关系更加复杂，阴阳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性格到服饰，从心理到行为，女汉子、男闺蜜等都已经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难怪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伍尔芙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这或许是当代社会人格组成的趋势? 但是，贾宝玉排斥男性世界，只称赏女性世界，确切地说只赞美清纯美好的年轻女子。倘如从贾宝玉的生活道路和人格培养角度考察其命题，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实现。 何以言之呢?我们且看。大观园建成以后，经过元春特批，宝玉和众姐妹一起住进了园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不但与社会外界隔绝，同各房也较少联系。贾宝玉以为可以和“水做的”、具有真性的女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厮混下去，永远生活在一起，“生怕一时散了”，“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的——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表面貌似看开了一切，但最终贾宝玉还是离不开女孩子们，“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了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问题是掌管大观园所有权的家长们，允许这位“富贵闲人”在大观园长久的如此厮混下去吗?假如每月王熙凤不提供月例银，贾宝玉能活下去吗?假如贾宝玉弄出点“佳人不是佳人，才子不是才子”的风流事，封建家长们还会允许宝玉继续玩下去吗?事实是，家长的干预、外部的压力，以及内部矛盾关系的变动，女儿国也不可避免地逐渐瓦解了。伴随着晴雯、司琪被逐，芳官等小戏子们被逼或出家或配人，薛宝钗为避嫌迁出大观园，迎春、探春、湘云分别嫁人，惜春出家修行，特别是后来黛玉为情悲痛而亡等等事件的冲击，以至于到最后，因为“掉包计”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的打击，贾宝玉真实的本源自我彻底崩溃，而社会的“我”勉强支撑着他完成结婚、科举之事。在这样的矛盾困惑之下，贾宝玉的真性追求，经受不住现实冲击彻底无法实现。 再者，从人的性格培养过程而言，我们在前文已指出，阴阳虽相互对立，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向对方转化。女性性格可以吸收男性性格的某些特征，如刚毅、果断；男性性格也会间杂具有女性的性格特质，如温柔、细腻。但是任何一方的吸收都必须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吸收度，影响了某一方的性格特质，则向对立的性格转化。如王熙凤男性意识过分膨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为此她被丈夫嫌弃，为公婆厌恶。倘若贾宝玉在自我性格培植过程中，内心完全排斥男人世界，拒绝向男人性格吸收有益的因素，只愿同女人厮混，而且是没有任何社会历练的，未出阁的单纯至极的小女生，那么作为一个男性，其培养层面和倾向度显然发生了偏差。宝玉虽然从女孩子身上强化了对青春生命的追求，坚持做一个纯洁、真性、有赤诚爱心的人，但是他却过度女性化了，几乎异化为一个女孩子，乃至他不具备应对社会事务的能力。他缺乏智慧和经验判断官场或者市井中诸多复杂交错的关系，缺乏能力面对和解决社会和家庭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旦走出大观园——不，即便是在大观园内，贾宝玉依然无法面对和解决真实的“我”和社会的“我”的矛盾。 贾宝玉一概否定“读书应举”、“仕途经济”，反对“文死谏”、“武死战”，那么问题是否定了八股科举制度，那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培养和选拔人才呢?贾宝玉批判封建官僚制度和封建道德，但是又不能完全否定人们的经济生活，这些是运转政治和经济职能机构的保证。那么贾宝玉能用什么形式促使社会政治经济正常运转呢?所以贾宝玉的批判思维中，感性直觉的部分过度发达，而他的理性思维欠缺不足。“宝玉的恋爱，宝玉的反抗，宝玉的逃亡，一切都不外从他的直感出发”，“他除去灵感、真情、正义，并不具有从现实世界中创造新时代的力量”，“凡专凭直感反对现实的人物，毕竟是不能改造现实的弱者，只有怀抱着‘无才补天’‘枉入红尘’的悲痛已归幻灭而已”(16)。因此，贾宝玉最多也就是从庄禅中吸收一些思想武器，领悟一些苦痛与烦恼，却不知如何摆脱人生的困惑，这也如同贾宝玉真实的“我”和社会的“我”的矛盾困惑一样，让他在何去何从的选择中痛苦不已。他的真性观和理性人格的追求，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所谓《红楼梦》中反复提到的“真”还是“假”，有还是无，至今谁也说不清楚。而真实的“我”和社会的“我”的矛盾与困惑，在贾宝玉追求真性的过程中相伴始终却终归未能解决。既然真性追求被现实无情粉碎，理想王国彻底破灭，贾宝玉最后只能选择逃离凡世，回归大荒山下青埂峰旁。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①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文引文均出自于此，为避免注释繁多，以下引文除特殊情况，不另注出处。 ②林骅、方刚《贾宝玉——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叛逆者》，《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一辑。 ③吕启祥《<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一辑。 ④⑤涂雪菊《两个世界里的尴尬人》，《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五辑。 ⑥(11)蒲芳馨《古今异端之尤：李贽与贾宝玉——论贾宝玉形象蕴含的反理学思想》，《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0年增刊。 ⑦詹丹《<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⑧⑨(12)(16)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278、277、287页。 ⑩(14)盛雪云《“真我”与“伪我”的辨析——<红楼梦>中甄、贾宝玉形象解读》，《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 (13)冯其庸《冯其庸点评红楼梦》，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5)朱秀鹏《关于贾宝玉出家的一些思考》，《安徽文学》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