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流言论文,非典型肺炎论文,事件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念说明及相关理论简介
1、概念说明
1.1流言
对于未经证实、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信息，英文概念通常用rumour与gossip，二者的意义有细微差异（注：参见[美]R·L·罗斯诺、G·A·费恩著，唐晖等译：《流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6月，北京.）；其所对应的中文概念，前者为“谣言”或“流言”，后者为“传闻”或“闲话”。（注：如唐晖等译的《流言》，即将rumor译为“流言”，gossip译为“传闻”.）国内也有研究者认为“谣言”和“流言”的含义不完全相同。（注：如江万秀、雷才明、江凤贤认为：“区别谣言和流言的主要标志是有无明确动机。谣言……具有明确的不良动机。而流言则不具有明确的不良动机……’（《谣言透视》，P10，群众出版社1991年11月，北京）.）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中使用了“传言”一词，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词，可避免受访者的贬义联想，提高填写问卷时的真实性。本研究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传言”、“流言”和“谣言”三个概念。因“谣言”通常含有贬义，本文主要使用“流言”和“传言”这两个词。
1.2正式渠道
本研究中指政府和新闻媒介的信息传播渠道。经这一渠道传播的信息，称为“消息”或“新闻”。
1.3非正式渠道
本研究中指除政府和新闻媒介之外的其他信息传播渠道，主要是人际传播渠道。经这一渠道传播的未经正式渠道证实的信息，称为“流言”或“传言”。
2、相关理论简介
流言究竟是什么呢？研究者们给流言下过很多定义。流言研究的两位奠基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说，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注：转引自[法]卡普费雷著：《谣言》，P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上海.）并提出了一个简洁的公式：R=i×a，其中R代表流言，i代表内容的重要性，a代表内容的模糊性。（注：转引自[美]R·L·罗斯诺、G·A·费恩著，唐晖等译：《流言》P43.）卡普费雷对多种谣言的定义进行细致的语意分析之后，认为构成谣言内容特征的是它的“非官方来源”，所以“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辟谣的信息。”（注：[法]卡普费雷著：《谣言》，P18.）罗斯诺也认为，未经官方证实是流言的最主要特征。（注：Rosnow，R·L·（1988），Rumoras Communication：a contextualist approa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8No.l.）卡普费雷和勒莫都认为流言具有深层的文化象征意义。卡普费雷说，“在其表面内容的底下，谣言往往还包含着第二个信息。……事实上，我们主要传播的正是我们不曾意识到的隐含着的信息。”（注：[法]卡普费雷著：《谣言》，P150.）这种深层的文化象征意义甚至与千百年来的传统与宗教相联系，折射出公众内心深处潜藏的焦虑、恐惧、愿望等社会心理。勒莫对谣言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分析，他以“幼虫阶段”、“蛹阶段”和“出茧阶段”作比喻，强调谣言其实是历史记忆（幼虫阶段）在潜藏一段时间（蛹阶段）后，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重现（出茧阶段），因而“谣言是把一个既存在又缺席、既知晓又忘记的往昔一个奠基行动重新现实化，但其目的尚待确定”。（注：[法]弗朗索瓦丝·勒莫著，唐家龙译：《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P12，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在卡普费雷和勒莫看来，要揭示流言的真正意义，必须联系历史的文化记忆与现实的社会背景。
流言是一种复杂的现象。罗斯诺和费恩总结了以不同学术视点进行的流言现象研究：从心理学角度看，流言可以满足个人的某些愿望；只要有好奇心，流言就会有市场；流言是调和不协调认识的尝试。从社会学角度看，流言是一种集体性的交际行为；流言是以语言形式反映的不安状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领域或跨领域对流言作出解释。（注：[美]R·L·罗斯诺、G·A·费恩著，唐晖等译：《流言》P43-54.）从流言传播的后果来看，流言信息中通常包含有虚假的成分，并造成公众心理失衡，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55年8月中旬，纽约州的PortJervis市受到暴雨袭击，15日午夜，因传出流言，称河流（注：Elliott R.Danzig，Poul W.Thayer and Lila R.Galanter：The Effects of a Threatening Rumor on a Disaster-Stricken Community，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Washington，D.C.，1958.）上游的大坝跨塌，结果有四分之一的市民在一小时之内逃离了城市。
但另一方面，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存在的流言也有其社会功能，它是公众对模糊的、不确定的或未知的事物提出的一种解释，具有缓解紧张心理的作用；流言所包含的信息中也可能有真实成分，可以促使人们及早采取应对行动；按照卡普费雷的观点，它还是一种“反权力”，“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谣言还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是无人邀请的自发性发言”，“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是并行甚至相左的，谣言是一种‘反权力’”。（注：[法]卡普费雷著：《谣言》，P19.）
二、事件回顾（注：参见《谣言调查》（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12日），《广州抗击不明病毒》（南方周末，2003年2月13日），《从容应对定大局——广东抗击非典型肺炎实录》（南方日报，2003年2月20日），以及当时广州其他主要报纸的相关报道.）
1、流言传播始末
2002年底，广东河源市开始出现流言，称河源受一种不明病毒袭击，并有患者死亡，有医护人员感染此病，2003年初，河源市有关部门和领导进行“辟谣”，此事引起广州市媒体关注，广州多家报纸都刊登了河源出现“谣言”的消息，但这方面报道很快归于沉寂；1月中旬开始，邻近广州市的中山市也出现类似流言；2月初起，传染病流言开始在广州市传播，并在2月8日、9日、10日三天里达到顶峰，流言同时在广东其他地区及外省市蔓延；11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后有关传染病的流言基本消失；12日下午开始又出现了一波新的流言，称因中东形势紧张等原因，将出现米荒、盐荒，但在新闻媒介和政府的澄清和干预下，此流言第二天就平息下来；期间还出现过其他几波不同内容的流言，都在正式渠道的澄清下很快消亡。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流言。
2、政府和新闻媒介介入始末
2月10日，新闻媒介开始被允许报道此病。2月10日上午，南方网首先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明确宣称“广东部分地区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并描述了该病症状；当天的羊城晚报也刊登了《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短新闻。11日，广州各报大都发了类似的短消息，其中《南方都市报》以两个版的篇幅作了报道。2月11日上午和下午，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广东省和广州市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的具体情况，包括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并对流言中的一些不真实成分进行澄清。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广州的主要新闻媒介如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对与非典型肺炎有关的情况作了较大量的报道，大致的情况是：11日、12日主要介绍了该病特点与预防方法，广东省、广州市的非典型肺炎感染情况，以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此事，正采取应对措施；13日-15日主要是驳斥广州即将出现米荒盐荒的谣言，政府打击奸商、稳定物价的措施；16日以后主要是对医务人员的赞美，以及传染病防治与流言防范的反思文章。2月下旬直到本调查实施时，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道渐少，媒介上很难再看到这方面的消息。
3、流言的内容
核心成分：有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正在广州地区流行。后据正式渠道证实，流言的核心成分是真实的。
细节：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细节是直接针对此病的描述和解释，如有的称这种病的传播途径极为可怕，只要和病人打个照面，或者同乘一辆公共汽车都可能得病；有的称只要染上此病，上午得病，下午透视显示肺部全是白点，晚上抢救无效死亡；有的称此病是鼠疫、禽流感、炭疽或生化武器袭击等等；第二类细节由第一类衍生而来，主要是对此病所引发的社会后果的描述，如有的是称广州市因感染此病而死亡的人数已达数百人之多，广州已有三百多名医生感染此病，中山大学某附属医院已被迫封院等等。后据正式渠道证实，流言细节有少量真实成分，大都失实。
4、公众对流言的行为反应
2月10日，有关病情的传言越来越多，公众最明显的行为反应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社会上开始抢购板蓝根、抗病毒药品、口罩和白醋等，相关商品出现大幅涨价，甚至一瓶原本3元左右的白醋涨到了100多元；二是公众焦虑万分地通过各种传播和交流渠道试图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成了打电话、发手机短信、上因特网、面对面交谈等的主要话题，11日至12日，在市、省有关部门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后，抢购渐趋平息。12日下午，由于出现抢购大米和食盐风潮，但不到一天就完全控制住。
5、后据正式渠道的公布，传染病流行的真实情况：（略）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结合事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对流言传播现象作出分析。本研究酝酿于2月中旬，3月8日、9日实施入户调查。
1、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的着眼点，在于了解流言的传播方式，以及公众在事件中的态度与心理反应。问卷共有42个变量，包括公众接触与使用新闻媒介与通讯工具的总体情况，流言的传播渠道，公众听到流言后的行为反应，公众对政府、媒介、公众等各方应对情况的评价，公众对流言传播现象的总体看法，公众对新闻媒介相关报道的认知情况，受访者的个人特征等。问卷绝大部分为结构式问题，各问题的备选项目按等隔标尺拟定，由受访者选择其中一个。
2、抽样
本调查采取多级抽样法。先通过目标抽样方式，在广州市的10个市辖区中选取越秀区、天河区与白云区3个区，分别代表老城区、新城区与城乡结合部；每个区各随机抽取两个居民委员会或行政村；在每个居民委员会或行政村按等距抽样方式各抽取60户；入户访问时，由访员在该家庭18-65岁成员中，按生日法确定一位访问对象（即生日最接近访问日期的一位）；此外，为保证有效问卷数量，并增加了20个备用样本。这样，样本总量为380个。
3、调查实施
本调查分别于2003年3月8日（天河区、白云区）、3月9日（越秀区）实施，由广州大学新闻传播系63名学生访员进行入户访问。
四、调查结果与分析
1、受访者个人特征
问卷中的个人特征指的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和月收入。考虑到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通常是影响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的较主要效标，所以这里只列出这三项数据。见表1。
表1 受访者个人特征
注：文化程度低=未上过学+小学+初中，中=高中+中专，高=大学+研究生。
2、传播渠道
2.1您第一次听到有关广州流行传染病的信息，是通过何种渠道。问卷共有七个选项。结果如表2。
表2 您第一次听到有关传染病的信息，是通过何种渠道
注：电话通话包括固定电话通话和手机通话。
由表中可以看出，采用亲身人际传播渠道（亲朋好友面对面告知）的百分比（指有效百分比，下同）为46％，远高于其他渠道；手机短信这一新兴的传播渠道的作用也十分值得注意，仅稍次于看电视与电视通话。（注：据南方周末2003年2月13日报道，广东移动几天里的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2月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
将亲朋好友面对面告知、电话通话以及手机短信合并为“人际传播”渠道，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上互联网合并为“大众传播”渠道，则人际传播占72.1％，大众传播占27.9％。
这说明，有72.1％的受访者是通过人际传播渠道第一次听到信息，他们在接触这个信息时，它还是未被正式渠道证实的“流言”形态。另有27.9％是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得知流行病的信息，按照流言的定义，此时的信息已不属于“流言”，而是已经正式渠道证实的“新闻”或“消息”。
因此，广州流行一种传染病这一信息，绝大部分的市民是通过“流言”得知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传播渠道的现代化和多样化，除面对面交谈这种传统的亲身人际传播渠道之外，还有两种重要的现代人际传播渠道：电话通话与手机短信。与亲身传播相比，这两个渠道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便利。有关传染病的流言能够在两三天之内迅速蔓延，几乎传遍每一个人，电话通话与手机短信的作用巨大。可以说，人际传播渠道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在有利于增进人际交流的同时，也为流言的传播添上了翅膀。
进一步分析发现，市民第一次听到传染病信息的渠道与文化程度相关，见表3和表4。
表3 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第一次听到此信息的渠道
表4 卡方（X[2]）检验结果
注：理论频数小于5的格子数为0（0.0％）。最小理论频数为25.18。
卡方检验的结果，样本资料在0.024的显著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故可以断定，市民第一次听到此信息的渠道与文化程度有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得知信息的比例高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得知信息的比例则低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有关传染病的信息在不同的传播渠道出现是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的，即它是先在人际传播渠道传播（流言形态），后在大众传播渠道（消息或新闻形态）传播，可以认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市民，其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广泛，人际交往活动也较频繁，因而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得知此信息的比例也更高，得知信息的时间当然也更早；文化程度较低的市民，其人际交往活动较为缺乏，因而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得知此信息的比例也低一些，得知信息的时间也更迟，他们中更多的人是在新闻媒介报道之后才得知信息。
2.2在整个事件中，您最主要的有关传染病信息的来源。“整个事件”是指从第一次听说传染病的信息到接受本次访问时止。如表5所示。
表5 在整个事件中，您最主要的有关传染病的信息的来源是
将上述分类来源合并之后，得到人际传播渠道占51.8％，大众传播渠道占46.0％，可见：
（1）虽然后来新闻媒介也开始报道这一事件，但过半数的受访者在整个事件中仍然将人际传播当作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不过，在新闻媒介报道这一事件之后，由于主要的相关信息都得以澄清（比如，在2月11日的两次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人士就解释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其传播途径是什么，广州地区市民及医务人员感染此病的真实情况如何，如何预防，等等），我们可以推测，这时人际传播的主要内容已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未经证实的有关疾病本身的信息，而是转向更为具体的、与自己有更加直接和密切关系的信息，如亲朋熟人的健康状况，本单位本行业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对自己有何影响，等等。
（2）在整个事件中，将大众传播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数接近半数。这表明，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对此事反应较迟缓，但一旦进行报道之后，仍是公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可以看出，至少约有18.5％的受访者虽然首先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了解此信息，但后来转而依靠大众传播渠道来获得相关信息。换句话说，大众传播渠道的介入虽然比人际传播要迟得多，但一旦出现，仍具吸引力。（注：有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在流言盛行期间，公众曾一直期待和呼吁新闻媒介进行公开报道。据2003年2月12日南方都市报称：“几天来，本报共接到有关非典型肺炎病情的咨询来电2700多个，比日常增长10倍”，其中“咨询、核实病情传染情况的有300多个，指责、抱怨本报未及时报道的有1000多个”。“本报在前日（2月10日）接到的热线电话达到2000多个，但昨日谣言被澄清（指2月11日市、省新闻发布会）后，锐减到500多个。”）
2.3有几个亲朋熟人特意将传染病的传言以各种方式转告你，以及您将传染病的传言以各种方式（不含在网上发贴子）转告了几个亲朋熟人。问卷共有四个选项。在统计均数、中数和众数时，将4个或以下赋值为2，5-10个赋值为7.5，11-20个赋值为15.5，20个以上赋值为25.5。结果如表6和表7：
表6 有几个亲朋熟人特意将传染病的信息以各种方式转告您
注：均数=6.04，中数=2.00，众数=2，标准差=6.41。
表7 您将传染病的信息以各种方式（不含在网上发帖子）转告了几个亲朋熟人
注：均数=4.69，中数=2.00，众数=2，标准差=5.46。
从上面两表可以看出，在流言传播过程中，每位受访者平均接收到6个人传播的流言，平均向4.7人传播流言。可以说，流言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传播。但这个数据只可作参考，流言在起始阶段、盛行阶段和消亡阶段的传播速度是不同的，本次调查未能显示这一点。
数据分析还表明，受访者接受流言数量与传播流言数量呈正相关。经相关分析，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456，检验结果在0.01的显著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接受流言数量较多的，同时也往往是传播流言数量较多的。
此外，发现有少数人接收和传播的流言数量大大高于平均数，这些个体可看作是流言传播中较活跃的一群。将接收和传播的对象数量按以下方法赋值：第一个选项（4个或以下）赋值为1，第二个选项（5-10）赋值为2，第三个选项（11-20个）赋值为3，第四个选项（20个以上）赋值为4；再将接收和传播的对象数量赋值相加，所得值为2、3、4的称为不活跃个体，5、6为中等活跃个体，7、8为活跃个体。则得到如下结果：
表8 流言传播活动中不同活跃程度的个体情况
可见，在流言传播中，大部分人并不十分活跃，活跃个体只占少数，但这些活跃个体在流言传播中的作用显然不可忽视，如果将流言传播比作一个网络，那么他们就是这个网络中的关键的结点。他们在流言传播活动方面的特征是，接收流言和传播流言的人际传播渠道都远比一般人要多。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将选项赋值后再相加的方法也存在缺陷，有可能将实际接收和传播的对象数量较少的归入较多的一类，而实际接收和传播的对象数量较多的一类却归入了较少的一类，但这种概率较小，为简化数据起见，如此处理还是可行的。
那么，在流言传播中的活跃程度是否会因某些个人特征而异呢？经卡方检验，结果如下：
表9 卡方（X[2]）检验结果
数据表明接受零假设，也就是说，活跃程度与性别、年龄或文化程度无关。由此可以推断，有些个体之所以在流言传播中显得特别活跃，并不是由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特征，而可能是由内在特征、即心理特征因素和性格因素，以及社会关系因素、即所具有的社会联系的网络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也许有人是因为正好有这样的社会关系条件而传播流言。
3、对流言的心理反应
3.1市民第一次听到传言时的反应。结果见表10。
表10 您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言时的反应是
最初的反应，持半信半疑态度的人最多，可见公众在面对流言时态度是复杂而谨慎的。一方面，“任何人都认为流言具有重要内容”（注：[法]卡普费雷著：《流言》，P57.），但另一方面，非正式的传播渠道使人们对其可靠性抱有一定的怀疑。
市民第一次听到流言的反应是否会因某些个人特征而异呢？经卡方检验，结果如下：
表11 卡方（X[2]）检验结果
数据表明，第一次听到流言的反应与性别、文化程度无关，而与年龄有关。进一步求得第一次听到流言的反应与年龄的相关系数为-.209（P＜0.01），即是说，年龄越大越容易相信流言。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听到流言时的反应与文化程度不存在相关。人们长久以来一直相信：“流言止于智者”，但调查表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智者）对流言并不一定持更加怀疑的态度。这种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3.2传言非常盛行，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问卷中的四个选项，分别将流言盛行的主要原因归于四方面因素：政府、媒介、市民、奸商。结果见表12。
表12 在这次事件中传言非常盛行，您认为最主要原因在于
共有56.1％的受访者将主要原因归结于两大“正式渠道”——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介的缺席。在面临重大社会事件时，这二者无疑最具调查真相的手段，也是最权威的信息提供者，公众希望政府和媒介能提供可靠的信息，以消除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是流言存在的土壤，如果没有权威的解释，公众就会自己尝试提出解释，从而形成流言。当然，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市民的立场，也许他们对于政府和媒介在面对此事的诸多其他考虑缺乏了解和理解，不过，本研究只限于提出这一客观数据。
在对流言现象进行反思时，不少媒介上发表的评论，都指责市民在面对流言时缺乏判断力，以至于轻信流言。但调查的结果，认为是市民素质低是流言盛行的主要原因的只占19.5％。这意味着，市民基本上不认为主要责任在于市民“缺乏辨别是非能力”。实际上，能否判断出流言内容的是非真假，不仅取决于公众的认识能力，也取决于流言本身的性质，甚至有的流言内容可能是永远无法判断其真假的（比如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背后到底是否隐藏着一场阴谋）。尤其是在正式渠道没有提供充分信息的情况下，要求市民根据经验常识来“辨别”流言内容的是非真假是不现实的。在本次事件中，流言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迫使正式渠道说话的“反权力”，流言在2月8日后势如山火燎原，在10日达到高峰，11日便召开了市、省新闻发布会，这不能简单地说是巧合。
3.3事件中，您觉得谁的意见最可信赖。结果见表13。
表13 在这次事件中，您觉得谁的意见最可信赖
医学专家的意见被认为是最可信赖的，接下来的是政府官员和各行业的专业人士，最后才是亲朋熟人和网友。这说明，如果市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最信赖的仍是具有相应社会身份的人士通过正式渠道发表的观点。亲身人际传播虽然在正式渠道介入之前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但与其他意见来源相比，公众对其的信任度又是非常低的。经由亲身人际传播渠道传播的流言，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正式渠道介入，它很容易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
4、对新闻媒介相关报道的认知
通过正式渠道公开发布信息是消除流言的最好方法。问卷中的认知题项便是为了考察新闻媒介报道的效果。认知题共有四道，选自当时广州的各大新闻媒介以较显著地位报道过的、与本事件密切相关的消息，它们分别是：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正确说法，如何有效预防非典型肺炎，本次事件中的非典型肺炎基本上可确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注：据新华社2月18日电，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共同努力，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但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非典型肺炎的病源体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本次调查中，以“衣原体”为正确选项.），事件中广州有一家药房因何原因被罚款二十万元。其中前两题为多项选择，后两题为单项选择，四题共有七个正确选项。结果见表14：
表14 认知正确率
答对3-5题的最多，占78.2％，答对2题或以下10.6％，答对6题以上11.3％，呈典型的菱形分布，即中间大两头小。可以认为，公众对于媒介报道的认知效果一般，不过，还有一个可能影响到认知效果的因素，那就是当时各方面对该流行病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媒介在报道相关知识时（如该病的预防）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这可能会令公众无所适从。
进一步对认知正确率与个人特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表15 认知正确率与三项个人特征的相关系数表
注：**表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结果显示，认知正确率与性别、年龄没有关系，而与文化程度显著的正相关，即文化程度越高，认知正确率也越高。据此可认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媒介密集报道之后，市民在非典型肺炎的有关知识方面出现了明显差距。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可用传播学中的“知识沟”理论很好地加以解释。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知识是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对于一般社会成员而言，可视为是在这次事件中才开始了解的一种全新的知识。那么，媒介在一段时期内的大量报道，造成的结果就是：知识差距扩大了，至少在短期内，文化程度高（因而也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状况）比文化程度较低（因而社会经济状况也较差）的市民对于该话题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
由于新闻媒介传播效果方面存在“知识沟”，可以合理地作出这样一个推测，即社会文化经济状况较差的市民对相关的新信息了解不够，类似内容的流言可能会继续在他们之中存在。
五、结论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对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情况作出如下描述：
（1）流言的传播渠道主要是人际传播中的亲身传播，此外，电话通话与手机短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现代化通讯手段为流言传播添上了翅膀。
（2）在本次事件中，绝大数市民是通过流言而首次得知广州地区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文化程度较高的市民，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得知此信息的比例也更高，得知信息的时间也更早；文化程度较低的市民，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得知此信息的比例也低一些，得知信息的时间也更迟，他们中更多的人是在新闻媒介报道之后才得知信息。
（3）接收流言的对象数量传播流言的对象数量呈显著正相关，接收流言越多的人同时也是传播流言数量越多的人。流言传播中存在为数不多但作用非常重要的活跃个体，他们接收和传播的流言数量远远多于平均数。但流言传播活动中的活跃程度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无关，而可能与内在特征、即心理素质和性格因素，以及社会关系因素、即所具有的社会联系的网络有关。
（4）是否相信流言与年龄有关，而与性别、文化程度无关。年龄越大越容易相信流言，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对流言并不一定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5）在可能导致流言盛行的四方面因素（政府、媒介、奸商、市民）中，大部市民将主要原因归结于政府和媒介没有及时发布有关传染病的真实信息。
（6）在寻求对流言所涉事件的解释时，市民最信赖的是直接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意见，接下来的是政府官员和各有关行业的专业人士，而对亲朋熟人的意见的信任度则很低。
（7）新闻媒介的传播效果存在“知识沟”现象，文化经济状况较好的市民对于相关信息的了解较多，而文化经济状况较差的市民则对于相关信息的了解较少，这可能影响到消除流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