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儿童的来生信念 ：父母来生信念和死亡相关话题亲子谈话的作用
余 萌 俞晨芳 苏彦捷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摘 要 研究考察4～6岁儿童的来生信念及其与父母来生信念和死亡相关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研究一将来生信念(BA)量表和死亡话题亲子谈话(PDCA)量表译为中文并进行修订，分别有293名和168名被试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维度后以300名和172名被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修订后的BA量表和PDCA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二以55名4～6岁儿童及其家长为研究对象，儿童通过观看视频故事并回答问题完成来生信念测试，家长完成生命认知问卷(包括BA量表和PDCA量表)。结果发现，儿童在情绪、愿望和认知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生物学、精神生物学和知觉维度上的得分；父母来生信念可以预测儿童的死亡认知及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在父母来生信念与儿童来生信念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父母的观念对儿童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以适当方式和儿童谈及死亡相关话题，可以促进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对生命教育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 4～6岁儿童；死亡认知；来生信念；亲子谈话
1 引言
死亡是生物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死亡认知也是儿童朴素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死亡指生命的终结和新陈代谢的停止(张向葵, 王金凤, 孙树勇, 吴文菊, 张树东, 1998)，包括4个子概念：不可逆性(人死不能复生)、无功能性(死后生理和心理功能停止)、普遍性/适用性(生物都会死，非生物不会)和必然性(所有生物最后都会死)(Heyman & Dweck, 1998; Panagiotaki, Nobes, Ashraf, & Aubby, 2015)。对于死亡的无功能性的理解有两种：从生物学来看，死亡意味着一切生命特征的丧失和终止(Giles & Heyman, 2005)。而从宗教观来看，肉体的死亡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生命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这是二元论的思想(Martin & Halverson, 1981)，体现为来生信念(Afterlife Belief)(于静, 朱莉琪, 孟月海, 2010)。来生信念(Afterlife Belief)是指个体对于人死后所面临处境真实性的确信(蔡明昌, 2007)。已有的研究表明，来生信念作为死亡认知的一部分，影响个体对死亡的态度，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于静等, 2010)。一项对癌症晚期患者的研究发现，与不具有来生信念的患者相比，具有来生信念的患者自杀率更低，对死亡的绝望感更低(McClain-Jacobson, Rosenfeld, Kosinski, Pessin, Cimino, & Breitbart, 2004)。因此，儿童的来生信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生命教育实践的开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Nagy(1948)把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水平划分成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5岁)，儿童认为死亡是暂时和可逆的，相当于旅行或睡觉，他们认为死者还能进食或思考。第二阶段(5～8岁)，儿童知道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是可避免的，他们不认为自己会死，以为死亡只会发生在年纪大的人身上。他们经常将死亡拟人化，认为死亡是天使或恶魔把人抓走了，只要快点逃，就不会死。第三阶段(9～10岁)，儿童对死亡有了成熟的理解，了解到人终有一死。张向葵等人(1998)的研究也发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具有不同发展阶段。儿童使用直接经验和他人说法来推断事物真实性的能力，是在4至6岁左右发展起来的(Woolley, 1997)。因此，本研究选择以4～6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进一步揭示儿童对死亡及来生信念等认识的发展规律。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的来生信念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Misailidi & Kornilaki, 2015)。对大多数儿童而言，家庭是他们接触最早、也是接触最多的社会环境，对他们各种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Boyatzis, Dollahite, & Marks, 2006)。有研究发现，家庭中父母信念对儿童信念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Ozorak, 1989; Boyatzis et al., 2006)。父母信念是孩子信念发展的锚定起点(Boyatzis et al., 2006; Ozorak, 1989)。在无法获得直接证据的领域，儿童会向所信任的人(如父母)征求意见，对于无法依赖经验验证的概念，儿童是仰赖于父母的解释来建构的，例如，死后的生活、神的永生、祷告的功效等(Harris & Koenig, 2006; Harris & Richert, 2008)。尤其在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中，儿童从小接触和参与宗教活动，这些经历也为儿童对科学、宗教及超自然现象的理解提供了背景(Braswell, Rosengren, & Berenbaum, 2012; Panagiotaki, Hopkins, Nobes, Ward, & Griffiths, 2018)。
(1)锰矿周边土壤中主要存在重金属Mn、Cd、Pb、Zn、Cu污染，其中Mn的超标率和超标倍数最高，污染最为严重。土壤中Cr、Ni均未超出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但部分土壤Cr、Ni含量高出区域土壤背景值。土壤中各重金属含量变化幅度较大，说明矿区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差异较大。土壤重金属纵向分析发现，研究区重金属污染主要集中在表层。
亲子谈话是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信息、观点、情感和态度的交流，以达到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的过程(王争艳，刘红云，雷雳，张雷，2002)。同时，亲子谈话也是传递父母的信仰及信念的重要方式(Boyatzis et al., 2006)，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途径之一(邓林园, 武永新, 孔荣, 方晓义, 2014; 房超, 方晓义, 2003)。因此，父母的来生信念可能会通过亲子谈话影响儿童对死亡和来世信念的理解，其中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儿童的死亡认知及来生信念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Misailidi & Kornilaki, 2015)。而家庭是他们接触最早、也是接触最多的社会环境，对他们观念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Boyatzis et al., 2006)。亲子谈话能传递父母的信仰及信念(Boyatzis et al., 2006)。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1)4～6岁儿童来生信念受父母来生信念的影响；(2)死亡相关话题亲子谈话可能在父母来生信念与儿童来生信念之间起中介作用。考察父母来生信念及死亡话题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儿童在死亡认知和来生信念方面的个体差异，也能够揭示在父母信念对儿童死亡认知和来生信念的影响过程及机制。
2 研究一：来生信念量表(BA量表)和死亡话题亲子谈话量表(PDCA量表)的修订
主要修订与来生信念和死亡话题亲子谈话有关的两个量表，为后续研究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
2.1 方法
2.1.1 测量工具
来生信念量表(Belief in Afterlife Scale，BA量表)(Osarchuk & Tatz，1973)，旨在测量“个体对肉体死亡后生命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的相信程度”，量表中的条目测量个体相信死后生命存在的程度。共20个条目，采用5点Likert式评分，其中13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来生信念越强，越相信死后生命继续存在(Bering, 2002)。
死亡话题亲子谈话量表(Parental Disclosure with Children about Afterlife Scale，PDCA量表)(Misailidi & Kornilaki，2015)旨在测量在亲子谈话中，家长跟孩子谈及死亡话题时的用词倾向。共包含8个条目，采用5点Likert式评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使用相关词汇的频次越高。
2.1.2 量表的翻译与发放
先由一名英语专业的硕士将原量表翻译成中文，经过相关领域学者的多轮讨论，修改其中措辞晦涩的条目，在保证与原义相符的条件下，尽量通俗易懂。随后由一名英语专业的硕士回译量表，与原量表进行比较，以确保含义接近。最终确定量表的题目后，于专业的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上投放。
共116个被试，即58对家长与孩子参与实验，其中3组被试因未认真填写量表或儿童不配合实验等原因而删除，进入数据分析的有55对亲子。55名家长的平均年龄为36.00岁，SD =3.82岁，Range =32～43岁，其中父亲7名，母亲48名，家长中有28名信仰基督教，27名无宗教信仰。55名儿童平均年龄为5.02岁，SD =0.66岁，Range =3.91～6.50岁，其中男孩28名，女孩27名。
第二次施测获得有效被试300名，平均年龄为33.17岁，SD =8.27岁，Range =17～68岁，其中男性133名，女性167名，用于BA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中有子女的172名被试被用于PDCA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被试平均年龄为37.35岁，SD =6.97岁，Range =25～68岁，男性78名，女性94名。
参考前人的计分方法(Bering et al., 2005)，结果分为如下3类：功能继续(Capacity)即儿童承认老鼠宝宝已经死亡，却还认为某些功能依然存在，计分为0。功能停止(Cessation)指儿童认为老鼠宝宝死后，某些功能的丧失，计分为1。含糊不明(Unscoreable)指答案和原因不匹配，或儿童表示对此问题不清楚、不知道，计分为0。分数越高，表示儿童越倾向于做出死后功能停止的判断。
2.2 研究结果
2.2.1 BA量表
(1)项目分析
将需要反向计分的条目进行转换后，所有被试的数据根据量表总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以总得分前27%的被试作为高分组，后27%的被试作为低分组，两组被试每一条目得分的平均数差异均显著，ps <0.01。被试每一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得分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5～0.87之间。
(2)“生命认知”调查问卷
(2)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EFA)
本数据集KMO=0.96 (KMO>0.5)，Bartlett球形检验为显著：χ2=5106.17，p <0.001，说明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轴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对数据进行分析，参考碎石图结果，提取2个因子，最后得到20个条目。各因子所包含的具体条目如表1所示。两个因素能解释总方差的64.08%。
(1)儿童的来生信念
表1 BA量表的旋转因子矩阵
续表
(3)验证性因素分析
利用拟合优度指数(GFI, AGFI)、规范拟合指数(NFI, NNFI)、残差均方根(RMR)、比较拟合指数(CFI)及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评价两模型的拟合情况。BA量表验证性因素拟合指数见表2，结果表明，二因素模型优于一因素模型。
表2 BA量表验证性因素拟合指数
(4)内部一致性信度
修订后的中文版BA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sα =0.97，其中，“相信死后生命不会继续存在”分量表的Cronbach’sα =0.91， “相信死后生命继续存在”分量表Cronbach’s α =0.97。
2.2.2 PDCA量表
(1)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试每一条目得分的平均数差异均显著，ps <0.01。被试每一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0～0.82之间。
(2)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EFA)
本数据集KMO=0.84(KMO>0.5)，Bartlett球形检验为显著：χ 2=684.08，p <0.001，说明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轴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提取因子，同时考虑到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在旋转时采用直接斜交旋转法，参考碎石图，提取2个因子。分别删除在预期因子中载荷都小于0.3以及双载荷的条目，最后量表包括6个条目，各因子所包含的具体条目如表3所示。两个因素能解释总方差的63.03%。
表3 修订后的PDCA量表的因子矩阵
(3)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Lisrel8.70集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4，修订以后量表的二因素模型拟合情况优于单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
表4 PDCA量表验证性因素拟合指数
(4)内部一致性信度
2018年以来，债券基金在债市小牛行情的助推下受到资金追捧，债基规模破2万亿元已无悬念，其中，短债基金凭借较强的综合优势异军突起。由富国基金打造的富国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006804，C类：006805）将于近日发行。
修订后的PDCA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sα =0.77，其中，“使用象征有死后生活词汇的倾向”分量表的Cronbach’sα =0.73， “使用描述逝者心理状态词汇的倾向”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0.88。
3 研究二：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
父母的信仰是儿童信念发展的锚定起点(Boyatzis et al., 2006; Ozorak, 1989)，不同信仰的父母有着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亲子谈话是传递父母的信仰及信念的重要方式(Boyatzis et al., 2006)。因此，父母可能通过亲子谈话传递他们的来生信念，进而影响着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研究二考察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相关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儿童来生信念的特点，以及父母来生信念对儿童来生信念的影响过程及机制。
3.1 方法和测量程序
3.1.1 被试
第一次施测获得有效被试293名，平均年龄为32.99岁，SD =7.73岁，Range =15～60岁，男性142名，女性151名，用于BA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另外，其中有子女的168名被试用于PDCA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平均年龄为 36.64岁，SD =7.51岁，Range =23～60岁，男性71名，女性97名。
3.1.2 测量工具
(1)儿童来生信念的测量(Afterlife Belief Task)
采用Bering，Blasi和Bjorklund(2005)使用的儿童来生信念测量法(Afterlife Belief Task)来测量儿童在生物学(Biological)、精神生物学(Psychobiological)、知觉(Perceptual)、情绪(Emotional)、愿望(Desire)和认知(Epistemic)6个维度上对死亡无机能性(来生信念)的认知。通过视频呈现故事，主要内容为老鼠宝宝在森林漫步，随后被水塘中的鳄鱼吃掉的故事。
1.开放作文内容。乡土作文要体现出“生活”。学生的兴趣爱好不同，个性特征不同，对生活的感知领悟不同，摄取作文的素材就不尽相同，我们据此开放学生的作文内容，鼓励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让作文真正成为学生心灵绽放的需要。
其中,和分别为起始充电站和终止充电站；和表示进入充电站充电时以及离开充电站时电动汽车的荷电状态；和分别为给电动汽车电池满电和空电状提供的余量。
塔顶含油污水密闭排放流程：从初常顶石脑油出装置处和减顶污水出装置处分别接线至蜡油至罐区，罐区备用专罐接受吹扫期间产生的含油污水。在换热网络、加热炉等管线吹扫和煮塔过程中，当塔顶蒸汽经过冷凝后产生的大量含油污水，可通过此流程密闭排放至罐区，可有效杜绝大量含油污水直接排含油井，冲击污水处理厂，在此次停工期间，此密闭排放措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印度自产二铵减量较大，被迫大量进口二铵。预计印度全年将自产二铵约400万吨，较2017/18化肥年减少约66万吨；预计全年进口二铵约550万吨，较2017/18化肥年增加128万吨。4月份至今，2018/19化肥年共采购磷酸二铵约370万吨，预计仍有约180万吨需求需要通过进口补充。印度部分分销商已在限价25800卢比/吨的基础上继续将零售价上调至26300卢比/吨，该市场的进口价格有望被进一步的拉高。
“生命认知”调查问卷包含前面修订后的BA量表和PDCA量表，以考察家长的来生观念和家长对亲子谈话的自我评估，及其他人口统计学信息，如儿童的姓名、性别、生日，家长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宗教信仰等。
儿童在来生信念的生物学、精神生物学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情绪、愿望、知觉维度，有宗教信仰家庭中的儿童倾向认为个体死亡后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会继续存在。父母来生信念可以预测儿童的死亡认知及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在父母来生信念与儿童来生信念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越相信存在死后生活，跟孩子讨论死亡相关话题时，更偏向于使用描述死后生活以及描述逝者心理状态的词汇，父母的来生信念会通过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进而影响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
家长独立完成“生命认知”调查问卷。儿童来生信念的测试是儿童观看视频后，由主试提问相关问题，录音记录全部过程。
3.2 结果与分析
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人们休闲旅游的需求更加旺盛。与此同时，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加完善，乡村的好山好水好风光更有魅力，人们到乡村旅游的愿望更加强烈。但是，“千村一面”、粗制滥造、过度投资等问题依然严重。专家建议，乡村游要以文铸魂，勾勒最神往的故乡，书写最动人的乡愁，让游客魂牵梦萦——
2(年龄组：4～5岁、5～6岁)×2(性别：男、女)×6(问题维度)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问题维度的主效应显著，
生物学维度上，M =1.62，SD =0.08；精神生物学维度上，M =1.42，SD =0.11；知觉维度上，M =1.37，SD =0.11；认知维度上，M =1.08，SD =0.12；情绪维度上，M =1.06，SD =0.10；愿望维度上，M =0.99，SD =0.11。进一步两两比较分析发现，生物学维度与情绪、愿望、知觉维度差异显著，p <0.001，精神生物学维度与愿望维度差异显著，p =0.020，知觉与愿望维度差异显著，p =0.022。
(2)父母宗教信仰与儿童来生信念
按照父母是否有宗教信仰把被试分为两组。分别以儿童在来生信念测量的每个维度的得分及总分为因变量，进行2(父母宗教信仰组别)×6(问题维度)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宗教信仰组别和问题维度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问题维度主效应显著，
父母宗教信仰组别主效应显著，
其中，父母有宗教信仰组M =1.03，SD =0.10；父母无宗教信仰组M =1.40，SD =0.11。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父母无宗教信仰组的儿童在6个维度的得分上差异不显著。父母有宗教信仰组，儿童生物学和精神生物学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情绪、愿望和认知维度的得分，ps <0.05。另外，在情绪、愿望和认知维度上，父母无宗教信仰组的得分显著高于父母有宗教信仰组，在情绪维度上，
在愿望维度上，
在认知维度上，
在生物学、精神生物学和知觉维度上，父母无宗教信仰组和父母有宗教信仰组的得分无显著差异。
选取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到我院进行就诊的188例妇科疾病患者作为临床研究对象,患者年龄38~65岁,同时选取5名妇产科护理人员。
此外，以儿童在来生信念测量的总分为因变量，以2(父母宗教信仰组别)× 2(年龄：4～5岁、5～6岁)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对于儿童来生信念测量的总分，年龄与父母宗教信仰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
父母宗教信仰组别(宗教信仰组：M =6.18，SD =3.61；无宗教信仰组：M =8.89，SD =2.98)主效应显著，F (1, 53)=8.20，p =0.006，η 2=0.14。
综上所述，父母无宗教信仰家庭中的儿童更倾向于认为死后各种功能会停止，父母有宗教信仰家庭中的儿童则更倾向于做出死后个体的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继续存在的判断。
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反馈广西的问题清单中，关于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问题共有12项，直接点名的有马山、田东、宁明等10个县(市)。上述各县(市)对整改工作责无旁贷；其他市、县也要摆正心态，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检查反馈的问题，主动对号入座，对本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形成问题清单。各市、县要以问题清单为线索，深入分析导致问题的主观原因、制度原因、作风原因，真正把问题找全、把根源找准，做到精准整改，重点突破，确保问题全面整改到位。
(3)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的关系。
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得分以及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相关矩阵如表5所示。BA量表总分与儿童来生信念总分有显著负相关，说明父母越相信存在死后生活，他们的孩子越倾向认为死后功能继续。PDCA量表总分与知觉问题、情绪问题、愿望问题以及儿童来生信念测量的总分有显著负相关，说明父母与儿童谈论死亡时的越多地使用描述死后生活、心理状态的词汇，他们的孩子越倾向认为死后功能继续。
表5 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得分以及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相关矩阵
注：†p <0.1;
p <0.05;p <0.01. 下同。
表6 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的相关分析
图1 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在父母来生信念和儿童来生信念间的中介路径分析图
相关分析发现，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表6)。建构中介效应路径图如图1所示，并分别对各个路径进行回归分析。首先，以父母来生信念为自变量，死亡话题亲子谈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父母来生信念对死亡话题亲子谈话预测作用显著，β=0.66，SE =0.03，p <0.001。
加入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这个中介变量后，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考察父母来生信念和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的关系。依次将父母的来生信念(BA量表得分)、死亡话题亲子谈话(PDCA量表得分)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采用Sobel检验方法对心理理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Z=-2.36，p <0.05。当将亲子谈话纳入回归模型时，父母来生信念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表明亲子谈话起到显著、完全的中介作用(具体指标见表7)。
表7 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对儿童来生信念的回归分析
4 讨论
3.1.3 测量程序
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制造过程中采用智能传感器的场合越来越多，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如何利用海量数据进行负荷预测从而对制造行为进行智能调控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云计算作为处理海量数据的有效方式之一，成为近年来发展智能负荷预测的重要手段。本文提出了一种智能物联云计算平台，针对不同的事务进行分类化处理，提高计算性能。提出了基于QEA优化的ARMAX模型，利用量子进化算法对ARMAX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优化，结合云计算平台引入更多帮助预测的参数，以提高算法的预测精度。通过实验对比，该方法不仅提高了短期电力负荷预测的精度，同时减短了算法运行的时间消耗，可为优化智能物联网，提升工业智能制造水平提供支持。
4.1 儿童来生信念的特点
4～6岁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2～7岁)，已经建立了符号功能，能凭借象征性符号进行思维，即可以形成一定的概念，但是，由于掌握的词语、语句还比较匮乏，尚未形成类概念(明玉君，2009)。这意味着4～6岁的儿童能够有基本的死亡概念，但可能在某些维度上发展并不成熟。考察儿童对死亡的无功能性的理解情况，即儿童来生信念的特点，能反映儿童对死亡认知的水平及朴素生物学的理解。
Bering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儿童更倾向认为个体死亡后其认知、愿望、情绪功能仍存在，而认为死亡后生物、精神生物、知觉功能会停止。我们的结果重复了儿童来生信念理解的这一特点。
“客爷怕是看不上我这小摊上摆出来的货啊，”一边说着，一边接过胖子手中的珠子，放回假货堆里。“我看客爷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天生就是福相。想必也是富甲一方的名士，我看我这里庙小容不下大仙，水浅藏不了蛟龙，这些次品只怕入不了您的法眼啊。”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想象死后的状态的，而死亡不同于我们过去所有的经验。对于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无法体验过丧失功能停止的心理状态，我们做的推理和判断可能并不贴切(Bering, 2006)。然而，属于生物学功能的进食、成长，属于精神生物学功能的味觉、视觉、饥饿等，属于知觉功能的各种感知能力，是人在有心理意识时，能够经历到相关功能停止的状态。对于这些功能，人们倾向于做出死后功能停止的判断(Clark, 1995)。
此外，来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的儿童对死亡可能存在两种判断。一种是基于生物学知识的判断，认为人死后生物、精神生物和知觉功能都停止了；一种是基于宗教观念的判断，认为人死后还有情绪、愿望和认知方面的功能。Harris和Giménez(2005)的研究发现，在宗教文化背景下，儿童可能存在不同的来生信念，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越大，儿童则越倾向于做出心理功能继续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来自有宗教信仰家庭的儿童比来自无宗教信仰家庭的儿童的生物学知识更加匮乏，事实上，正是因为生物学知识和宗教观念的差异，导致来自有宗教信仰家庭的儿童对宗教观念的记忆更加深刻(Ananth, 2001; Boyer, 2001)，更容易接受有违生物学知识的宗教观念(Harris & Giménez, 2005)。
4.2 儿童的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和死亡相关话题的亲子谈话
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的信念是儿童信念发展的锚定起点(Ozorak, 1989; Boyatzis et al., 2006)。不同信仰的父母有着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些不同借助亲子谈话等方式，影响着儿童各种观念的形成(Boyatzis et al., 2006)。 例如， Rosengren(2004)等人发现， 父母(天主教徒)被问及如何回答3～6岁的儿童的死亡问题时，大部分父母是用宗教相关的字眼来回应的，例如，天堂、灵魂、上帝等。有宗教信仰的父母的信念更加与众不同，对儿童信念的影响也显得尤为突出。
事实上，父母的信念为儿童关于科学、宗教和超自然现象的认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Braswell et al., 2012)。在无法获得直接证据的领域，儿童会向所信任的人(如父母)征求意见，对于无法依赖经验验证的概念(如死后的生活、神的永生、祷告的功效等)，儿童是仰赖于父母的解释来建构的(Harris & Koenig, 2006; Harris & Richert, 2008)。
4.3 局限性及展望
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局限。首先，研究中没有用人类的死亡，而是通过木偶剧表演的动物死亡事件来做的研究，其场景和感受可能跟现实生活中遭遇到死亡事件有所不同。未来的研究需要解决这一可能带来偏差的问题，尝试新的测量方式。由于许多儿童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是家庭宠物的死亡(Inagaki & Hatano, 1993)，后面的研究可考虑将这种经历纳入实验设计中。
根据《施工图审查制度的思考》，在住建部系统中，2013年之前，已经开始使用施工图审查信息网站、短信平台、内部OA系统等方式，加强信息管理。
其次，目前只测量和探讨了4～6岁左右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及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以后的研究还需要考察更多年龄段儿童的来生信念，并探讨其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收集并追踪发展性的数据。
针对传统JSP，文献[4-5]分别针对N6、N7邻域结构，提出了保证可行解的工序移动条件。文献[25]对文献[5]中工序移动条件进行了扩展，取消了关键工序条件限制。结合FJSP的特点，文献[21]对文献[25]中定理的适用范围扩展应用到了FJSP，本文采用该方法实现邻域搜索时对可行解的保障技术。
最后，本研究侧重于父母信仰通过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对儿童来生信念产生的影响。而事实上，影响儿童死亡认知和来生信念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认知能力发展、学校教育以及大众媒体的影响(Krepia, Krepia, & Tsilingiri, 2017; Vázquez-Sánchez, Fernández-Alcántara, García-Caro, Martínez, Martí-García, & Montoya-Juarez, 2018)。未来的研究可以系统地考察这些因素的作用。
5 结论
4～6岁儿童在来生信念不同维度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他们更倾向认为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在死亡后仍然存在；父母相信存在死后生活的程度越高，跟孩子讨论死亡话题时，更偏向于使用“天堂”“另一个世界”等象征有死后生活的词汇，谈及逝者时，也更倾向于描述逝者仍有情绪和心理状态，父母的来生信念会通过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进而影响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
参考文献
蔡明昌 (2007). 我国大学生来生信念初探. 中华心理卫生学刊, 20 (3), 23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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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terlife Belief in 4～6 Year Old Children :The Role of Parents ’Afterlife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about Death
YU Meng; YU Chenfang; SU Yanjie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current article examined children’s afterlife belief and explor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afterlife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about death. Study 1 aimed to revise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Belief in Afterlife (BA) Scale and Parental Disclosure with Children about Afterlife (PDCA) Scal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each scale was done with 293 and 168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ith 300 and 172 participants, respectively. The revised scales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Study 2, 55 children aged 4 to 6 and their par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lab session. After watching a puppet show, Children were asked a series of questions to complete the Afterlife Belief Task. Parents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BA and PDCA sca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 scored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motion, desire and epistemic dimensions than in biology, psychobiological and perceptual dimensions, that parents’ belief in afterlife could predict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death and their afterlife belief.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about death was a mediator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afterlife belief. It was suggested that parents’ beliefs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eliefs, and it wa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life education to talk about death in appropriate ways, which might promot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death.
Key words : 4～6 year old children; perception of death, afterlife belief;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分类号 B844.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1.0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71134，31872782)资助。
通讯作者: 苏彦捷， E-mail: yjsu@pku.edu.cn
标签：4～6岁儿童论文; 死亡认知论文; 来生信念论文; 亲子谈话论文;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