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缤纷的中国民族喜剧——按照喜剧机制对戏曲喜剧所作的分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喜剧论文,色彩缤纷论文,戏曲论文,所作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的民族，是富有喜剧之民族。不仅喜剧多，而且喜剧的种类也多。这一点，正如苏珊·朗格所说：
在亚洲的伟大文化中，喜剧贯串于各种情调中，从最轻快的情调到极为凝重的情调；同时也贯串于各种形式中：独幕讽刺剧、滑稽剧、各种风格的喜剧等等，……。①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了乐观人生的民族，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喜剧的王国，喜剧出奇的多，各种类型的喜剧几乎应有尽有。
对喜剧进行分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难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因为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分类：可以从喜剧的情感色调来分，如欢乐喜剧、感伤喜剧、正喜剧等；也可以从题材内容来分，如英雄喜剧、生活喜剧、世态喜剧等；还可从体裁来分，如独幕喜剧、多幕喜剧等；还可以从风格来分，如气质喜剧、通俗喜剧、抒情喜剧、轻喜剧等。这些分法都有各自的道理，都可以成立，国内外都有过这样的称谓。现在我觉得，不妨按照喜剧机制的不同类型来划分，如幽默喜剧、机智喜剧、讽刺喜剧、怪诞喜剧等。这样分类，似能更好地揭示喜剧机制的内部规律。
有人还划出滑稽喜剧一类。我认为，滑稽是喜剧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它在幽默、机智、讽刺、怪诞等各种喜剧机制中生发出来。把滑稽看作喜剧的一种机制，还不如把它看作喜剧的整体特征。因而，也就毋需再分出滑稽喜剧这一类型。
一、幽默喜剧
我国古代的“幽默”一词，始见于《楚辞·九章·怀沙》的“孔静幽默”。这儿的“幽默”，是深静的意思，与现代意义的喜剧用语“幽默”之意不同，喜剧用语之“幽默”，为英语Humour之音译，林语堂在翻译时首用。
幽默是一种达观冲淡的人生态度，是宽容温和的戏谑和爱心。有时“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净中带笑。”②它那心灵的光辉在莞尔一笑中自然流出，不加矫饰。“幽默乐趣产生了一种感情消耗的节省。”③它“节省”到连笑都不轻易启齿，只是默默地在嘴角微微一抹。
幽默并非是英国拥有的专利。中国也是一个富于幽默的国家。民间文艺是幽默生存的丰厚土壤，“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④。元杂剧《西厢记》、《李逵负荆》，明杂剧《雌木兰》、《女状元》，汉剧《祭头巾》，豫剧《卷席筒》等，都是具有浓郁幽默情趣的喜剧。
《西厢记》的幽默，是喜剧诗人对喜剧对象（张生、莺莺）怀着善意的谑笑中产生的。王实甫对这一对恋人，既同情他们，爱护他们，可又用眼睛斜睨着他们。他笑张生爱莺莺爱得那么热烈，可又爱得那么无能，还得靠红娘这个拐杖去行事。他又笑莺莺爱张生爱得那么赤诚，可又爱得那么狡狯，还在简约面前一再赖帐。对他们想爱又不会爱，想爱又不敢爱，红娘见了很觉好笑，说他们是“银样蜡枪头”（当然她不太敢说小姐）。她挖苦他们，奚落他们，可又想尽一切办法成全他们。就在这三位喜剧对象自相矛盾的行动中，观众也默默地笑了。
我们再来看幽默喜剧《李逵负荆》。在喜剧诗人的笔下，李逵是那么天真自然，在粗鲁中还带有几分妩媚。他居然在下山的路上，面对着山溪漂流的桃花，草丛中飞舞的蝴蝶，忘情地玩耍了起来。秀丽的山水和他的闲情逸致，与他板斧般的性格、铁锅般的黑脸，显得很不相称。他下山见了满堂娇受了假宋江、假鲁智深的欺凌，回山要与宋、鲁算帐的蛮憨劲、认真态，也是可爱的，可笑的。
通过对《西厢记》和《李逵负荆》中喜剧对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幽默喜剧中的喜剧对象，他们是滑稽的（在自相矛盾中见滑稽），也是可爱的，在滑稽和可爱中产生幽默，因而我觉得，萨克雷“把幽默说成是机智和爱的儿子”⑤，不如说成是滑稽和爱的女儿。机智固然也能产生幽默，不少幽默是在喜剧对象的机智中产生的。然而，类似张生、李逵的喜剧性行动，之所以能在观众审美中产生幽默感，并非出于他们的机智。尽管张生才思敏捷，也很机智，但在爱情生活上却极其的迂痴；李逵连才思都没有，更谈不上机智。然而他们都不失为富于幽默感的喜剧对象。
如果说，《西厢记》、《李逵负荆》的喜剧诗人对喜剧对象，是出于一种温和的谑笑和爱心；那么，《雌木兰》、《女状元》、《祭头巾》、《卷席筒》的喜剧诗人对喜剧对象，则是出于一种“冷静超远”的“笑中带泪”的同情。花木兰和黄崇嘏，她们都是驰骋在文武场上两名才情横溢的女状元。可是她们一旦卸下男装，穿上裙服，走进厨房，文韬武略顿即消失。石灏的一生都在应举中渡过。苍娃用年轻的生命，将嫂嫂从死牢中救出。它们都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本可写成一本本激动人心的悲剧。可是诗人用冲淡达观的人生态度，将悲的“感情消耗节省”，取喜剧化的艺术手法，使之产生类似庄生“鼓盆而歌”式的幽默，给观众嘴边隐隐地带来一丝不知是喜还是悲的苦涩的微笑。在这儿我不禁联想到，金圣叹在临刑前，还幽默地和刽子手开玩笑；鲁迅笔下的阿Q，在死刑的判决书上要把圈画得很圆，开刀前呼喊“二十年又一条汉子”。这些苦中作乐的幽默，都含有喜剧和悲剧的双重意蕴，引起观众深沉的思考。幽默是深邃的，有时是轻松中的沉重。
二、机智喜剧
机智是一种聪颖迷人、才情焕发、富于灵感的心理过程。从理论上将它作为一个喜剧美学范畴，是19世纪以后的事。机智善于敏捷地发现人类心灵与某个杠杆支点的类似点，凭借观念的转化和借喻，使人们深入到事物的隐蔽之处拣出显著的情况和关系，从而使对象在一种新的更清楚的光辉下出现。“机智在于事物间相似的迅速联想。然而，在这里，借喻必须是有效的，相似必须是真实的，虽然是意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正确构成机智”。⑥
关汉卿是一位富于机智的喜剧诗人。他的《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等，都是机智喜剧。《鲁斋郎》写包拯为了把打死人不偿命的皇亲国戚鲁斋郎伏法，在呈批书上将鲁斋郎改为“鱼齐即”，结果皇帝批斩，民冤得伸。包拯在这儿的机智，是出于对事物相似的迅速联想。元杂剧《灰栏记》也是写包拯的机智断案。两个真假母亲都要那个儿子。包拯判断不出谁真谁假，就用白灰画了个圆圈，让孩子站在中间，身系两条绳子，二妇各拉一头，谁先将孩子拉出，就是谁的儿子。结果包拯判不顾孩子死活拼命拉而得胜的妇女为假母。判那心痛孩子不忍拉的为亲母，将孩子判给了后者。包拯在这儿的机智，是找到了母子骨肉之情的杠杆支点而产生了迅捷的联想所致，使事物出现意想不到的正确效果和喜剧性场面。这样的机智，似乎比那把鲁斋郎改为鱼齐即、骗皇帝批斩要高明和合乎情理。莆仙戏《鸭子丑小传》中的鸭子丑，用叫人去“死”的办法将人救活，用奇特的方法去审他平时所怕的老婆，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就范，都是由喜剧对象迅捷的灵感生发出来的喜剧性效果。
机智具有一种特殊的审美乐趣。弗洛依德认为：“机智乐趣产生于一种抑制消耗的节省。”⑦它不同于“幽默乐趣产生于一种感情消耗的节省。”弗氏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机智的产生作了分析。他认为，人们在平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般都处于抑制的精神状态，在被抑制中不断地消耗自己的心理能量。可当人们用自己的慧心睿智排除了这些抑制性的因素，达到了“抑制消耗的节省”，就会产生一种无比轻松的愉快和乐趣。如鸭子丑平时怕老婆就是一种“抑制消耗”。他用计谋审了老婆，使老婆就范，案情大白，他也就在兴高采烈中使“抑制消耗”大大地节省。
弗洛依德还认为，机智有“无害机智”和“倾向机智”两种。所谓“无害机智”，是指那些侧重于技巧性智慧的玩笑话，它们偏于形式，与倾向性的内容无关或有很大疏离。中国传统喜剧中“插科打诨”的“打诨”，就是出于喜剧对象用机智的技巧形式产生的玩笑话（“插科”是非语言的滑稽动作）。“滑稽戏”也以“无害机智”作为自己重要的喜剧机智。“无害机智”的常见技术形式有移花接木、模棱两可、合而为一、一语双关等。这些“无害机智”都具有似是而非的滑稽性。《史记·滑稽列传》对滑稽作如是说：“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以花鼓戏《八品官》为例，刘二和桂英抱着孩子看电影，当放映员在广播中喊“换片”时，他们“只当狗伢子屙湿了身，慌里慌忙拿手巾。”把换影片当作换尿片。这种利用谐音“移花接木”的方法，将两种毫不相干的东西硬扯在一起，显出其形象的滑稽性，使人捧腹。“聋子打岔”闹出的笑话，都属此类。又如刘二当了生产队长，向老婆说，他当了“八品官”。妻子听了很高兴，就问他八品官有多大，他就从中央一直数到大队——“大队、七品”。而八品是品外之品，等于无品，即不是官。这是“子虚乌有”法，从而产生了一种期望突然消失的喜剧性效果。类似这样的“无害机智”，在喜剧中大量存在，这是制造喜剧性效果的重要机制，也是争夺观众的有效手段，千万不要轻视它的存在。“‘无害’或‘抽象’机智这个术语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它是‘浅薄的’或‘乏味的’机智。它的意思只是说它和后边将要讨论的‘倾向’机智恰好相反。”⑧
所谓“倾向机智”，是指那些机智效果不以单纯的形式技巧造成，而是由其精神目的决定。在弗洛依德看来，人作为一种动物种类，具有攻击和自卫的本能。假如机智不是为玩笑而玩笑，就必然为一种带有倾向性的目的服务。这种“倾向机智”，是一种攻击、自卫的敌意机智。关汉卿的喜剧《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等中的喜剧对象，都用各自的睿智战胜了权豪势要、地痞流氓。《救风尘》中的宋引章被周舍的甜言蜜语欺骗后，极为痛苦，想挣脱而苦无办法。善良聪慧的妓女赵盼儿为她想出了一条妙计：“我到那里，三言两句，肯写休书，万事俱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劓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得休书来，淹的撇了”。果然，此法极为灵验，宋引章得救了。《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假扮成渔妇，也像赵盼儿那样利用酒色愚弄了杨衙内，盗走了皇帝赐给的势剑金牌，使丈夫白士中免遭其斩，自己也不致受辱，而杨衙内却成为阶下囚。京剧《空城计》、《草船借箭》，川剧《乔老爷上轿》等，都是以攻击和自卫为目的的敌意机智（“倾向机智”）去取得喜剧性效果的。
三、讽刺喜剧
讽刺喜剧是一种否定性的喜剧形式。被讽刺的喜剧对象，一般都是虚幻的、陈旧的、腐败的、丑恶的、不合理的存在物。它用夸张的、犀利的、令人发笑的艺术手段，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对假恶丑的贬斥、抨击和否定中：达到对真善美的褒扬、赞美和肯定。
尽管有些讽刺带有某种幽默，有些幽默含着某种讽刺；然而，讽刺与幽默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幽默对象一般是不协调的可爱人物，而讽刺对象一般是可厌的否定性人物；幽默是温柔的，讽刺是犀利的；幽默是善意的，讽刺是恶意的；幽默是含蓄的，讽刺是明晰的。
讽刺与批判也不同。讽刺将对象扭曲的部分加以夸大，在滑稽中予以否定，批判则单刀直入揭露其本质；讽刺是俏皮的，批判是正经的；讽刺给人以笑和恨的双重情感，批判仅给人以恨的单一情感；讽刺是感性形式，批判是理性形式；讽刺需使人笑，无笑的讽刺则不是喜剧的，至少是不成功的，批判不给人以笑。
我国的讽刺喜剧虽在唐宋滑稽戏中很是兴盛，但从以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并不像西欧那样丰富和突出。
元杂剧《看钱奴》（无名氏），明杂剧《玉禅师》（徐谓）、《一文钱》（徐复祚），明传奇《东廓记》（孙仁孺）、《绿牡丹》（吴炳）等，都是有影响的讽刺喜剧。这些喜剧的讽刺对象，有爱钱如命的员外和地主，虚假伪善的禅师，愚蠢下流的纨裤子弟等。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腐朽势力。
喜剧诗人用冷潮热讽无情地鞭笞他们。花鼓戏《喜脉案》，闽剧《天鹅宴》等，都是在幽默中含有讽刺的上乘喜剧，对现实生活起到了以古鉴今的讽戒作用。从这儿我们看到，讽刺家是一个道德代理人，社会清道夫。
四、怪诞喜剧
怪诞喜剧是喜剧诗人用奇思妙想制造距离，运用逻辑之间的相互消长和逆反，造成一种似真似假、怪异奇特的艺术境界。它令审美主体从表象的荒诞不经中，看到真假倒置，乾坤颠倒的生活真谛。
怪诞喜剧、荒诞文学并非西方特产，我国早就有尚奇述异的传统，六朝以来，“作志怪者尚多”，“其事多诡怪”⑨。世界最早的怪诞喜剧也许出自中国。以“怪才”著称的徐谓写于16世纪的《歌代啸》，是一出成就极高的怪诞喜剧。汤显祖的“四梦”，尤其是《牡丹亭》、《邯郸梦》，都可以作为怪诞喜剧来看。
以往一般把《牡丹亭》看作悲喜剧或悲剧。其实通观全本，它应是一部喜剧，而且是怪诞喜剧。从《牡丹亭》全本的发展趋向来看，主人公由逆境转入顺境；从场面来看，喜剧场面多于悲剧场面；从艺术手法来看，基本上是用极度夸张的喜剧手法，而极度夸张就会形成怪诞。《牡丹亭》作为一部怪诞喜剧，主要从生死相混、上下倒置、阳阴错位中体现出来。杜丽娘在“柳外梅边”的人鬼同婚、“前亡后化”的死生转换是荒谬的。杜宝等“上上人”的“下下智”，也体现了上下倒置的荒谬。杜宝任淮扬安抚使时，淮安城被金兵围困，他就派迂儒陈最良为特使，带给金兵将领溜金王李全的老婆（丑扮）一封信，信中用非常卑劣的方式和她拉关系，封她为“讨金娘娘”，使金兵下了降表。从而得到了大宋皇帝的赏识，封杜宝为掌管军国大事的宰相，封陈最良为传达圣旨的黄门官。从这荒诞不经的调侃中，使我们看到了“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⑩的生活中的颠倒，这是一个愚智在上下中错位的荒诞世界。《牡丹亭》的荒诞，还在生不如死，阳不如阴中体现出来。杜丽娘活着的时候，“一生儿爱好在天然”，可连后花园都不能去；而死后，胡判官反而吩咐花神“可引他望乡台随意观玩”，让她回阳间与柳梦梅结合。她在阳间得不到爱情自由而死，可在阴间却得到了爱情自由而生。她回阳间后，杜宝不但不认她为女儿，反而要用桃木棍把她打成“妖魔”。杜丽娘在金銮殿被侍卫们吓得胆战心惊，深感还不如在地狱见了阎王，“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当皇帝斥责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并连续追问她保亲的是谁？送亲的是谁？她回答“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女夜叉”。柳梦梅插话：“这是阴阳配合正理。”汤显祖竟对皇帝老子也戏耍调侃起来了。“好笑，好笑，大宋国一场怪事。”他有感于“天下人古怪”，“天上人间，怪怪奇奇，何所不有？”(11)才写出这本惊世骇俗、名震寰宇的怪诞喜剧来的。自由不在人间，而在地狱！这是何等地深刻！何等地荒诞！然而这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真的。这是一部颇有风格的喜剧，现在舞台上走样了，更深层的东西被阉割了。
如果说，我们把《牡丹亭》看作一部怪诞喜剧（或荒诞喜剧），大家可以接受，那么，把官场怪事寓于枕中的《邯郸梦》看作怪诞喜剧，似能更易被大家理解了。卢生用“盐蒸醋煮”的办法在岩石丛生的山区开河成功，又用“虫蛀千叶”之计瓦解了吐蕃西犯，这些喜剧性的情节都是奇特怪异的。可这都出于一个元帅之手。《南柯记》写淳于棼在蚂蚁王国的官场沉浮，使人们看到了人世间也似“浮世纷纷蚁子群”那样的荒谬和怪诞。
根据传统剧目《双换魂》改编的五音戏《换魂记》，也是部怪诞喜剧，我们从如下情节中就能看出：东菊姑娘和算命先生冒犯了土地神。土地神把他们打入了地府。地府判官查明这是错案，就让他们还阳。他们经过土地庙时，因没有向土地神“打点”，土地神又从中做了手脚，将东菊姑娘和算命先生的灵魂互换，使他们回到阳间后男女颠倒，出尽洋相。看了这出戏使我立即联想到生活中的荒诞：年近七旬的白发老翁杨兰春居然得了子宫癌！这种阴阳颠倒的怪事发生在医生认定他的名字是女的，所以将另一名妇女的病历装进了他的档案。
根据《大劈棺》改编的川剧《田姐与庄周》，用“心是庄周心，貌是王孙貌”，以及将纸人变成活人等怪诞手法，揭示了庄周顺乎自然与悖于天性的双重人格，和田姐“又想做啥，又不敢做啥”的悲剧心理。庄周虽战胜了自己，获得了新的自我，并给予田姐以自由；可田姐却为了“清名”而悬梁自尽。大幕在庄周为妻亡“鼓盆而歌”，歌唱着“庆吾自拔兮，怜汝不省。长歌当哭兮，哀哀众生”中降下，启示人们去打开作茧自缚的心头锁链。这是一出使人流泪的喜剧，或可称作用喜剧手法写悲剧内容的悲剧。尽管其中有不少黑色幽默的味道，但不管怎么说，它是怪诞的，很有迪伦马特《贵妇还乡》的风味。迪氏让发迹后的贵妇带了棺材还乡，将她原先的情人置于死地，也有浓重的悲剧成分，可现在人们一般称《贵》剧为“怪诞喜剧”(12)。我们不妨也以此名冠于《田姐与庄周》。
由此可见，在中国戏剧史上，从明人徐谓的《歌代啸》，到今人徐棻的《田姐与庄周》，还是有一条怪诞喜剧的脉络可寻的。
五、闹剧
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当滑稽只限于外在行为和表面丑态时，这就叫做‘闹剧’”。(13)闹剧是喜剧的初级形式，古希腊“羊人剧”，就是一种富有闹剧性质的轻松喜剧。它着意在人物外在形态的模仿、歪曲和夸张。体制也较短小，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我国秦汉的侏儒俳优表演和唐宋滑稽戏，都具有闹剧的性质。戏曲形成后，由于歌唱体制等原因，闹剧反而少见了，直到清朝才成批出现。然而，这时的闹剧，已不能用“限于外在行为和表面丑态”去看待它们了。如《张三借靴》虽仍然保持着极度夸张的“外在行动”，但是演员已借冠履倒置、用手走路的“表面丑态”，表现土财主爱靴如命、吝啬贪婪的内在本质了。其它如《打面缸》、《借妻》、《借女》等无不例外，都是以强烈、鲜明、辛辣、诙谐、夸张的大幅度动作，去刻画讽刺对象的本质特征，具有深刻的喜剧意蕴，再将它们列入初级形态的喜剧，已经不合适了。
注释：
①［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译本第389页。
②④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论中西文化》第269页、265页。
③⑦⑧［奥］弗洛依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中译本第309页、106页。
⑤［法］埃斯卡皮著、金玲译：《论幽默》第4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⑥［美］乔治·桑塔耶纳著、缪灵珠译：《美感》第1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⑩李贽：《道古录》卷上。
(11)本段未说明出处的引语，均本《牡丹亭》剧中人物语。
(1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喜剧］条。
(13)［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滑稽与崇高》。